哈贝马斯认为，劳动价值论不能解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技术研发活动。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分析今天全球化的世界分工，思考晚期资本主义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优势地位，说明晚期资本主义的技术生产对技术消费和剩余价值分配的支配地位，揭示全球化时代的生产总体性特点，重新确证历史唯物主义作为历史科学的解释力。
在全球化的今天，全球分工的特点愈来愈明显地突出科学技术在全球分工体系中的核心作用。发达经济体与发展中经济体之间的技术差距，把这种分工的体系日益凸显为技术研发和技术运用两个截然不同的生产环节，在此背景下，“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断言，需要重新被历史唯物主义地审视。
一、科学技术在全球分工中作为第一生产关系的地位
全球化时代最显著的生产特点是，跨国公司凭借强大的技术资本，在世界各地进行投资和生产活动，这种跨国的投资和生产活动，一方面给发达经济体造成制造业空心化、研发普遍化的趋势，另一方面在发展中经济体这里形成了代工工厂、血汗工厂的现象，从而造就了全球化时代的世界分工新格局：发达经济体研发技术，而发展经济体使用技术组织生产，世界分工呈现出技术研发和技术使用分离的格局。技术研发和技术使用的分离能够实现的关键，不是由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本质造成的，而是由于西方社会对技术的知识产权的保护而造成的。因此我们有理由说，正是技术作为知识产权的身份，使得它在全球分工中拥有了其他产权不能比拟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在生产的分配过程中，直接为发达经济体带来源源不断的剩余价值。因而，科学技术的知识产权实质上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的新型生产关系，它支配着其他生产资料的所有权体系，从而在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中占有垄断性的地位。我们不妨以汽车产业为例，由于经济复苏缓慢使得美国汽车行业不景气，导致底特律破产，而美国汽车巨头通用和福特由于在中国生产汽车抢占中国市场，从而使得它们摆脱了美国国内市场不景气的影响。而通过把研发活动保留在美国国内，确保了美国汽车的研发得以持续地进行，从而成功推动美国汽车制造业的升级转型，为美国汽车业确保在国际贸易中的领先地位不断积累着技术资本。
正是这种分工导致发展中经济体的工人福利不断消减，其在全球贸易体系中的位置日益脆弱。而跨国公司凭借对世界贸易的垄断，迫使发展中经济体以更廉价的劳动满足技术资本维护其对剩余价值分配的垄断性地位，一旦发展中经济体提出改善劳工福利的要求，就以撤资、在更低廉的国家投资相要挟。这种技术研发与技术使用的分离，给了跨国公司对发展经济体的支配性地位，从而使发达经济体以绝对优势牢固地统治发展中经济体。分配的不平等，强化着国家间关系的不平等，支撑着发达经济体对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掌控。对此，特里·伊格尔顿写道：“一方面是‘边缘’国家不得不接受血汗工厂、公共设施私有化、社会福利锐减和不公平的贸易条款，在残酷的环境中为生存而苦苦挣扎，而另一方面则是发达国家衣冠楚楚的经理们摘掉了领带，解开了衬衣领口，开始为员工的精神生活而操劳。”[1]
科学技术的知识产权在代工工厂生产的剩余价值分配体系中的这种垄断地位表明，以往被发达经济体凭借国际垄断获得的超额剩余价值，今天被在全球化时代基于技术研发和技术使用分离的剩余价值分配格局所代替，拥有技术资本的跨国公司占有了优势的剩余价值分配地位，而使用科学技术进行生产的代工工厂，在国际贸易体系中创造的剩余价值留给它们的几乎所剩无几。这种局面表明，就跨国公司和代工工厂形成的分工关系而言，表面上看，这是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表现，而实质上，科学技术在这种关系中绝不是什么第一生产力，而是赤裸裸的第一生产关系。
二、全球化时代世界分工的劳动价值体系
如果我们把技术研发的活动称为技术生产，那么普通商品的生产活动实质上就是技术的消费——生产性消费活动。因而不难看出，发达经济体的生产活动实质上是主要从事技术的生产，而发展中的经济体的生产活动实质上就是技术的生产性消费过程，全球化的生产过程日益凸显为技术生产与技术消费的分离，剩余价值的分配体系从围绕普通生产资料的所有权旋转，发展到围绕技术的知识产权旋转的升级转型。技术研发为核心的技术生产活动，主要是提升技术体系的复杂性，通过集成更高的功能团，实现更强大的服务功能。技术研发本身只能产生技术原型，要想实现价值增殖，必须把技术研发得到的原型付诸于技术产品的生产活动，由于技术研发需要的生产活动往往是小规模的，因而形成大规模的生产过程，仍然需要结合社会的生产体系。这个过程在跨国公司与代工工厂的分离中比较明晰地表现出来，其实质是跨国公司所代表的发达经济体的生产过程的内在环节在国际范围内分解。在这种分解中，跨国公司保留了自身的核心功能——技术的生产和再生产，而将产品的生产过程外包给发展中经济体的代工工厂，利用其廉价的劳动力以及其他生产资料，赢得更多的剩余价值。例如，苹果公司通过富士康公司在中国大陆的手机生产线组装手机，只需要支付廉价的代工费。而富士康公司为了迎合苹果等国际巨头成本控制的需要，不断寻求廉价的劳动力，不惜将工厂从大陆的东部一步步向中西部迁移。
不难看到，跨国公司之所以能在全球产业链中居于统治地位，不在于他们直接从事的产品生产垄断了国际商品市场，而在于他们技术研发掌握相关产业的核心竞争力，从而在全球贸易体系中保持了垄断性地位。这种垄断性地位一方面有赖于其代工工厂生产的产品保持了垄断性市场，更有赖于其自身的技术研发牢牢支配着代工工厂的生产活动。从而形成了技术研发与该技术作为核心技术支配着产品生产活动的全球产业链关系，使得发展中经济体的商品生产活动从属于发达经济体的技术研发活动，进而使得全球分工体系成为普通劳动力为技术研发输送剩余价值的价值链。例如，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通过大量引进西方成熟的家电生产线、汽车生产线等等，形成了事实上的技术消费格局，这种技术消费一方面带来封闭市场的快速饱和，另一方面也形成对西方发达国家的技术依赖，这种依赖甚至催生出“造不如买、买不如租”的消费逻辑，正是这种消费逻辑引导着中国出现所谓“山寨化”的畸形竞争格局，进一步给我国的创新市场带来深层的阻碍。由于我国多数行业代工工厂的普遍化，而代工工厂习惯于购买技术而不是研发技术，企图通过市场来换技术，其结果是中国的大多产业陷入国际产业分工的中低端的困境，世界经济危机以来，最终被迫直面中低端市场饱和的国际竞争困局。
技术之所以能对价值链进行掌控，是与技术生产自身的特点密切相关。哈贝马斯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始终存在着通过采用新技术来提高劳动生产率的压力。但是，革新却依赖于零零星星的发明和创造，这些发明和创造虽然想在经济上收到成效，但仍具有自发的性质……随着大规模的工业研究，科学、技术及其运用结成了一个体系。”[2]由于工业的需要，今天发达资本主义的技术创新已经具有高度体系化发展的态势，政府、企业、研究机构、大学高度一体化的研发相互作用、相互推动，使得发达经济体成为科学和技术研究效率最高的技术生产体系，这个高效率的体系更得益于资本的密集灌注，日益产生出新的技术创新，将世界资本的再生产牢牢掌控在发达经济体主导形成的技术资本价值链中。
这种技术生产的体系进一步将发展中经济体无法消化的科学和技术的创新纳入自己的体系之中，从而实质上将全球体系的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源源不断地供应给自己的技术生产活动。很多发展中经济体虽然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市场化中也不断取得成就，但是，与发达经济体这种依赖于强大的资本形成的体系相比，仍然是脆弱的，也常常是低效率的。因而，很多发展中经济体的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也常常是为发达经济体的技术生产体系积累技术资本付出廉价的努力。比如，美国的硅谷在信息技术发展过程中所形成的官、产、学、研、资本高度一体化的技术生产集群，牢牢地将信息技术的核心技术生产活动控制在美国相关产业巨头麾下，从硬件到软件、从单机到网络、从技术到服务，每个环节的核心技术都掌握在美国公司的手中，从而形成美国企业对信息技术的绝对垄断地位，从而主导了信息革命的方向。这种高度一体化的技术生产活动，使得印度、中国甚至日本、欧洲的信息技术的研发活动最终被迫从属于美国主导的信息技术发展的进程，形成所谓的“赢者通吃”的垄断性技术生产格局。比如在信息技术发展的过程中，索尼、诺基亚曾经一度凭借各自在信息技术一定层次、一定领域的优势积累形成在数码相机、非智能手机市场的垄断地位，随着苹果一体化战略的不断展开，最终使得这些曾经辉煌的巨头丧失在相关市场的份额，特别是诺基亚快速从手机市场溃败，更是让人看到技术市场的竞争是一场没有终点的竞赛，决定这个竞争优势的不是某种技术的暂时优势，而是技术生产和再生产的发展过程。
技术生产由于漫长的研发过程需要大量的投资，且技术的市场化需要广阔的市场消化前期技术投入，所以，它需要对市场的绝对垄断才能保证投入技术生产的资本持续运转。而由于发展中经济体总是处于后发的跟踪研究中，这种市场往往已经被发达经济体成功地垄断，这进一步制约着后发的发展经济体进入技术生产的进程。
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体系中的位置固然与其掌控的资本体系有关，但是在这个资本体系中，能够持续稳定地为发达经济体的资本体系带来超额利润的秘密，其实就在于对技术生产的垄断。在技术市场化之前，技术的发展要经过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等环节，才能最终走向市场化的技术研发环节。但是，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环节，还是市场化环节，凭借强大的资本支持，发达经济体牢牢支配着技术生产，而它是生产力发展的第一推动力。因此，从技术生产的价值链的形成来看，由于发达经济体在全球化市场中的资本垄断，使得他们能够控制技术生产的价值链形成方向及其市场化的各个环节，确保技术生产能够形成超额的垄断利润。这种市场优势反馈到技术生产中，进一步促使跨国公司利用垄断的超额利润积累市场优势，从而形成自己的全球价值链，将世界范围内相关的技术研发和产品生产掌控在自己的技术生产体系之中。在诺基亚公司丧失全球最大手机生产者地位以后，苹果手机从智能手机市场中获得的利润比其他智能手机生产者都要多的秘密就在于，它掌握着智能手机的硬件、软件、服务等方面的多重技术优势，而包括三星在内的其他智能手机生产者，无法在众多的领域实现技术的自主化，所以，它们的市场利润最终要被其他技术的提供者分割，这也是苹果所谓的一体化战略成功的秘密所在。而美国正是凭借从硬件到软件再到网络、服务各个环节都有垄断性的企业控制相关领域，从而一举实现对信息产业的垄断性支配，而这个垄断性地位的源头就在于硅谷，这个结构复杂的信息技术的生产集群孵化出信息技术的全产业链。
三、全球化时代技术生产的总体性意义
科学技术的研发所代表的技术生产活动作为人类生产活动的新形态，它表明科学技术不是一个给定的生产条件，而是本身处于不断发展过程之中的生产活动。这种生产活动造成了当代人类社会分工全新的格局，它把生产劳动从大规模的产品生产再一次带入传统的小规模生产的形式，但是这种小规模的生产不是为了提升产品的品质，而是为了得到科学技术本身。在晚期资本主义形成的全球化分工体系中，科学技术不再是一个给定的、稳定不变的第一生产力，它本身已经成为高度一体化的技术生产体系，比如硅谷这样的技术生产母机，融合了政府、企业、大学、研究机构以及整个社会资本，不断孵化出新的信息技术形式。因此，把科学技术看作某种给定的第一生产力的断言，已经不能完整地认识，晚期资本主义已经将人类生产活动发展到的新境界——对科学技术本身的不断生产和再生产。
发达经济体的科学和技术的研发体系的持续的技术生产活动，已经不是仅仅出于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需要而高效运转，在工业化持续深入发展的过程中，技术自身的体系化正经历从机械化、电气化、自动化向智能化方向的持续推进，这个技术自身的体系化发展趋势，正是在近代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形成的技术生产和再生产过程中日益形成的。可以说，正是发达经济体近代以来不断推进着的技术生产活动，形成今天世界范围内技术体系的自我完善、自我发展、自我定向的过程。人类技术活动的代际更替，既是技术生产过程发展的阶段性的体现，也是技术生产过程在世界经济体系中促使不同经济体之间形成断层的动力。也就是说，今天区分经济体的发展位置的，不是普通的产品生产活动，而是居于这个产品生产活动内核的技术体系自身的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它决定着一个经济体在世界经济体系中的位置。
这种作为生产活动内核的技术体系的发展，决定了社会整体发展的观念，曾经被作为“技术决定论”的东西，恰恰应该是历史唯物主义思考技术性质的着力点和突破点。随着当代发达经济体技术生产活动日益活跃，可以看到，发达经济体通过发展技术生产所造成的，既是技术生产活动本身的发展，也是技术资本的不断自我升级，还是不同经济体之间生产活动形成社会分层的根本原因。这个现象不是技术决定论的结果，而是导致产生技术决定论的原因。其实，世界经济体系出现断层的现象，更应该理解成世界技术体系生产和再生产活动的总体性的后果，这种总体性是导致今天全球化的生产活动呈现一体化过程整合的内在动力。
正是由于不同经济体的生产活动处于一个总体性的生产活动的不同阶位，所以，他们之间可以进行总体性的分工，也才有不同阶位的经济体从事不同阶位的生产活动，而又从属于同一个世界价值体系的总体性分配格局。世界范围内的分工，其实就是由于生产活动总体性在不同经济体身上的体现，而呈现的既相互联系又相互区分的生产活动的不同环节。工业化进程的总体性，是人类生产活动的总体性在现代生产过程的特定阶段的表现特征。而人类生产活动的总体性，这种总体性从物质生产领域，延伸到技术生产的精神领域，是人类社会不断发展、不断融合的内生动力。而生产活动及其技术生产进程的发展，则是持续推动这个人类生产活动总体性进程的根本源动力。当代发达经济体的技术生产过程的高度体系化，使得以往人类社会缓慢的技术积累过程进入了资本的生产和再生产的快车道，从而将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工业化进程的推进这两者密切整合在当代全球生产体系的一体化进程之中。
总之，全球化时代，发达经济体所代表的晚期资本主义，不是超越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而是发展了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将生产过程从产品的生产延伸到技术的生产领域，从而将技术积累的过程融合到劳动价值的形成过程，全球化的分工体系形成了技术生产对技术生产性消费的垄断地位，从而确立了科学技术作为第一资本、第一生产关系的垄断地位。正是这个第一生产关系，确保了剩余价值在全球分工的体系中从发展中经济体流向发达经济体的价值链条的形成。事实上，发达经济体与发展经济体形成了这种围绕技术的生产和消费的分工体系，也体现着全球化时代生产的总体性特征。在这个总体性的体系中，由于发展中经济体自身的技术体系的发展阶位，导致它居于不利的市场竞争地位。这进一步表明全球化的分工体系，由于技术发展的不连续性、复杂性，导致了全球各个社会体系的生产活动的差别，引起这些不同的社会体系分化为不同的发展层级。这种不同社会体系之间的分层表明，全球化时代造成不同社会体之间差别的根本动因，仍然遵循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生产逻辑。技术生产是当代人类最重要的生产活动，它实现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统一，这一点与以往不同。除此以外，物质生产依然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决定力量，在技术生产的结构和过程总体中，生产依然是最终起决定作用的环节，决定消费、分配和交换等环节。
作者：钟晓宏 来源：经济研究导刊 2016年19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