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专题教学时有些问题容易混淆出错，如对一些重要概念的解释、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快时期和最高峰在什么时期、一战后民族资本主义是否萧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没有民族资本主义。平时听课和教辅资料中，经常碰到分歧、错误，所以有必要对这些易混点进行整理。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曲折发展》这一专题是必修二中的重要章节，是整个高中历史教学中的重要内容之一。但教学中学生经常对一些概念混淆，对一些史实认识错误，甚至连一线教师对本专题的个别问题也认识模糊。教材编写时，有些知识点未能说清楚，或仍然采用史学界陈旧观点。通过查阅资料，仔细分析，现将本专题容易混淆的知识点做一整理。
一、对一些重要概念的解释
本专题中，“民族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资本主义萌芽”、“民族工业”、“近代工业”等概念众多，区别不清，容易张冠李戴。对这些概念，教材并没有过多解释，有必要加以准确界定。“(中国资本主义)包括官僚资本、民族资本，也包括外国在中国的资本……官僚资本……即从清政府的官办、官督商办企业到国民党国家垄断资本这一资本主义体系;而它的实质……就是在这些不同政权下的国家资本主义……继承明清以来资本主义萌芽而来的民间企业，即民族资本义”[1]。《2012年江苏省普通高中学业水平测试(必修科目)说明》与2011年的说明相比，有一变动，即“认识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删除了“民族”二字，教学时应能洞察这一变化，也就是说这里不光要让学生掌握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历史背景，还包括外国资本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产生背景。
资本主义萌芽是一种经济现象，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生过程，而不是指一种内含的因素或发展趋势。萌芽状态是一个渐进的演变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新质逐渐增长，旧质逐渐消亡，因而，代表萌芽的经济实体就不能不具有过渡性和两重性，也就是说，在考察萌芽的存在的时候，不能要求它纯粹的资本主义性质，必然包含或多或少的封建性东西;也不能要求它具备资本主义的全部机能，而只是主要机能。
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已经孕育着资本主义萌芽，与鸦片战争后中国资本主义工业的关系是什么?林增平的《近代中国资产阶级论略》一文以为，中国封建社会孕育的资本主义萌芽过于微弱，鸦片战争后因西方资本主义入侵，大多凋零，幸存者绝少，因之“在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就缺乏原来的手工工场作为发展的基础。中国新兴的近代企业，绝大部分是从无到有，把西方已有的企业成套地移植过来的”。李新主编的《中华民国史》同样强调，中国近代工业是鸦片战争后“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创办起来的”。
吴承明对此持异议。他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述略》一文中详细考察了鸦片战争前后手工业变化情况后指出：在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中，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大机器工业这一过程，同样是存在的，只是没有形成一个工场手工业时期而已。鸦片战争前已有资本主义萌芽的十几个手工业行业中，只有踹布和刨烟业两个行业在鸦片战争后被外国商品替代了，其余都维持下来，并有九个向机器工业过渡。因之他认为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是近代资本主义工业得以产生的途径之一。所谓鸦片战争后西方工业品对传统手工业的破坏被夸大了，“明清以来的资本主义萌芽并未中断”。
汪敬虞选取一般论者公认最有可能由工场手工业向机器大工业发展的福建茶园、云南铜矿和四川盐井三个行业进行了具体考察，则提出对资本主义萌芽的估计应当注意避免两种倾向。他在《再论中国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产生》中说：“割断中国封建社会中资本主义的萌芽和鸦片战争以后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联系，认为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就不可能有资本主义的出现，这是一种极端。反之，不承认中国资本主义产生的特殊历史条件，强调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的联系，把它看成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产生的主要途径，甚至是唯一途径，这是另一个极端。”
近代工业是一个较大的概念，它不是特指中国的，而是指近代使用机器从事生产的企业，包括外国资本主义企业、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和民族资本主义企业等。而民族工业和民族资本主义含义应该是一致的。
二、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快时期和最高峰在什么时期
“19世纪下半叶，中国近代工业化开始缓慢起步……1912年至1920年中国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13.4%，1923年至1936年为8.7%”[3]。可见，民族资本主义发展最快时期是在民国初期。
发展最高峰在什么时期，从以下材料可以得出结论。
据不完全统计，从光绪二十一年至二十四年(1895-1898)，新设立了62家商办企业，资本总额达1240多万元。这远远超过了中日战争前20多年民族资本的总和……从1912年到1919年的8年间，中国民族资本建成的厂矿有470多个，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新增资本至少有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了过去50年投资的总和[3]。
从这两则材料不难看出，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1927-1936年)在民国初期短暂春天的基础上继续得以较快发展，直到抗日战争爆发，使得民族资本主义受到沉重打击。所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高时期是在南京国民政府前十年，最高点则在1936年。
三、一战后民族资本主义是否萧条史学界新观点
传统观点认为一战期间，民族资本主义出现了“短暂的春天”，一战结束了，由于帝国主义卷土重来，民族工业又迅速萧条。但史学界也有新观点，如薛伟强、高景龙在《中国近代资本主义的学术研究与中学历史教学》一文中认为：一战期间民族工业进入“春天”不假，但绝不短暂。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至少从甲午战争后已经明显，民国肇始，趋势未变，一战期间，风头更健。一战后，中国民族工业并未“立即萎缩和萧条”。据刘佛丁先生对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私人资本投资的研究，1919～1922年期中国私人资本的工矿交通业投资年增长率为13.94%，是这一时期中增长最快的阶段。陈争平的研究认为，从棉纺织、机制面粉、机器缫丝等民族工业主要行业的资本增长、生产能力增长、年产量、年利润率，及整个工业资本年均增长率及工农业总产值等指标的比较研究来看，1920～1936年间并非如有些学者所说是“不断陷于危机和萧条”。而是可以称之为中国民族工业继“黄金时代”之后的“白银时代”。王玉茹《中国近代的经济增长和中长周期波动》一文的计量研究证实，由物价变动指标、对外贸易指标及反映生产的三大类指标来看，所有数据指标都显示——一战结束后的1918年至1936年，中国的经济不但没有锐减，反而呈明显的增长趋势。从总体上看，1914～1936年，中国经济确有较大发展。国民收入年均增长速度达到1.45%，人均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年均增长速度达到7%。这些结论与以往多位专家的研究结果也是一致的。因此。所谓“一战期间短暂的春天”中的“短暂”二字尽可去矣。所谓“民国时期(1912—1949年)民族工业发展的曲折历程”中的“曲折”二字亦尽可去矣。在1937年之前的民国时代，民族工业一直都是“春意盎然”，只有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才遭受了唯一的一次重创。
四、改革开放后的中国有没有民族资本主义
民族资本主义在“三大改造”中，国家采取和平赎买，公私合营，被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遂走向消亡。其后的二十多年间，民族资本主义销声匿迹。改革开放后，中国步入崭新发展时期。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我党认识到，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还需要其他经济形式作为必要的补充，民族资本主义应时而生，蔚然成风。尤其是“十五大”后，掀起“改制”热潮，民族资本主义蓬勃发展，蒸蒸日上，成为我国经济腾飞的强劲翅翼。
以上几点是教学中容易模糊，甚至出错的地方。由于我才疏学浅，如有不当之处，望批评指正。
作者：徐长友 来源：文教资料 2016年1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