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年12月11日，希腊政府披露其公共债务高达3000亿欧元，比此前公布的更为严重。受此影响，全球三大信用评级机构集体下调希腊的主权信用评级，由此点燃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的导火索。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其直接的诱因，但欧洲经济体缺乏生产性，过度依赖容易受金融危机影响的周期性产业及欧元单一的货币制度本身的缺陷等，是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发生的内在深层次原因。在这种背景，本文将利用马克思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对欧洲债务危机发生的原因。
一、欧债危机产生的原因
(一)金融危机中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使债务负担加重
金融危机使得各国政府纷纷推出刺激经济增长的宽松政策，希腊向来以高福利、低盈余为特点，但单凭公共财政盈余也难以负荷过度的举债消费。全球经济危机推动私人企业去杠杆化、政府增加杠杆。希腊政府的财政原本处于一种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国际宏观经济的冲击，恶化了其国家集群产业的盈利能力，公共财政现金流呈现出趋于枯竭的恶性循环，庞大的债务成为国家不能承受之重。
马克思认为，货币产生以后，货币承担流通手段和支付手段功能，使商品在交换过程中潜伏着经济危机。货币作为支付手段，会形成支付的连锁关系，一旦有债务人到期无法支付，就会引起连锁反应，使一系列支付关系无法实现，使整个信用关系遭到影响，社会再生产也难以正常运行。当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发达商品经济阶段，商品经济在一国经济中居统治地位，一切生产都是商品化的，社会资源的配置通过市场来实现。在这个基础上，一方面，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企业经营的最终目标，这就决定企业追逐利益的本性必然迫使企业生产有着无限扩大的趋势，致使市场的发展落后于生产的发展。另一方面，由于在市场经济体制下，市场资源配置有其滞后性和自发性的弊端，容易产生无政府状态和盲目性。因此，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产生也就不可避免了。
欧洲主权债务危机是金融危机的深化和发展，金融危机的爆发是其直接的诱因。评级机构不断调低主权债务评级，助推危机进一步蔓延。全球三大评级机构不断下调上述四国的主权评级。2011年7 月末，标普已经将希腊主权评级09 年底的A-下调到了CC级(垃圾级) ，意大利的评级展望也在 11年 5月底被调整为负面，继而在 9月份和 10 月初标普和穆迪又一次下调了意大利的主权债务评级。葡萄牙和西班牙也遭遇了主权评级被频繁下调的风险。评级机构对危机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可成为危机向深度发展直接性原因。
(二)产业结构不平衡使经济发展脆弱
1、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支柱产业的希腊经济难以抵御危机的冲击。在欧盟国家中，希腊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较低，资源配置极其不合理，以旅游业和航运业为主要支柱产业。一方面，为了大力发展支柱产业并拉动经济快速发展，希腊对旅游业及其相关的房地产业加大了投资力度，其投资规模超过了自身能力，导致负债提高。2010年服务业在GDP中占比达到 52.57%，其中旅游业约占 20%，而工业仅有 14.62%，农业更少为3.27%。加上 2004年举办奥运会增加的 91亿美元赤字，截止2010年希腊政府的债务总量达到3286亿欧元，占GDP的 142.8%。另一方面，从反映航运业景气度的波罗的海干散货运价指数(BDI)看，受金融危机影响从 08 年底开始航运业进入周期低谷，景气度不断下滑。希腊的支柱产业属于典型依靠外需拉动的产业，这些产业过度依赖外部需求，在金融危机的冲击面前显得异常脆弱。
2、依靠房地产和建筑业投资拉动的西班牙和爱尔兰经济本身存在致命缺陷。建筑业、汽车制造业与旅游服务业是西班牙的三大支柱产业。由于长期享受欧元区单一货币体系中的低利率，使得房地产业和建筑业成为西班牙近年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从1999年到2007年，西班牙房地产价格翻了一番，同期欧洲新屋建设的60% 都发生在西班牙。房地产业的发展推动了西班牙失业率的下降。2007 年西班牙失业率从两位数下降到了 8.3%，然而在全球金融危机席卷下，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导致西班牙失业率又重新回到了20% 以上，其中 25岁以下的年轻人只有一半人拥有工作。而海外游客的减少对西班牙的另一支柱性产业——旅游业造成了巨大的打击。爱尔兰一直被誉为欧元区的“明星”，因为其经济增速一直显著高于欧元区平均水平，人均 GDP也比意大利、希腊、西班牙高出两成多，更是葡萄牙一倍左右。但在 2010年底同样出现了流动性危机，并接受了欧盟和 IMF的救助，究其原因主要是爱尔兰的经济主要靠房地产投资拉动。2005年爱尔兰房地产业就已经开始浮现泡沫，且在市场推波助澜下愈吹愈大，2008年爱尔兰房价已经超过所有 OECD国房价，在次贷危机的冲击下，爱尔兰房地产价格出现急速下跌，同时银行资产出现大规模缩水，过度发达的金融业在房地产泡沫破裂后受到了巨大打击，爱尔兰高速运转的经济受到重创，从此陷入低迷。
3、主要依靠服务业推动经济发展的葡萄牙经济基础比较脆弱。葡萄牙在过去十几年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点是服务行业持续增长，这与其他几个欧元区国际及其相似。近几年葡萄牙开始进行经济结构的转型(从传统的制造业向高新技术行业转型)，汽车及其零部件、电子、能源和制药等高新技术行业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政府在扶持高科技企业上面投入了大量资金，而这些资金通常都是通过低息贷款来实现。美国金融危机的爆发，导致融资成本随之飙升，从而使葡萄牙企业受到冲击，影响到整个国民经济。
(三)信用危机加速经济危机
《资本论》第3卷中，马克思深入阐述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根源。同时，马克思认为信用不是危机爆发的原因，但它对于危机的发展起着促进和强化的作用。
总体看来，PIIGS 五国属于欧元区中相对落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更多依赖于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出口和旅游业。随着全球贸易一体化的深入，新兴市场的劳动力成本优势吸引全球制造业逐步向新兴市场转移，南欧国家的劳动力优势不复存在。而这些国家又不能及时调整产业结构，使得经济在危机冲击下显得异常脆弱，产生信用危机。
(四) 欧元区制度缺陷，各国无法有效弥补赤字
1、货币制度与财政制度不能统一，协调成本过高。
根据有效市场分配原则，货币政策服务于外部目标，主要维持低通胀，保持对内币值稳定，财政政策服务于内部目标，主要着力于促进经济增长，解决失业问题，从而实现内外均衡。欧元区一直以来都是世界上区域货币合作最成功的案例，然而 08 年美国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得欧元区长期被隐藏的问题凸现出来。欧洲中央银行在制定和实施货币政策时，需要平衡各成员国的利益，导致利率政策调整总是比其他国家慢半拍，调整也不够到位， 在统一的货币政策应对危机滞后的情况下，各国政府为了尽早走出危机，只能通过扩张性的财政政策来调节经济，许多欧元区成员国违反了《稳定与增长公约》中公共债务占 GDP 比重上限 60%的标准，但是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惩罚措施，由此形成了负向激励机制，加强了成员国的预算赤字冲动，道德风险不断加剧。具体传导路径为：突发美国金融危机 -- 货币财政制度的不统一造成货币政策行动滞后 - 各国通过扩展性财政政策刺激经济 -- 主权债务激增 -- 财政收入无法覆盖财政支出 -- 危机爆发。
2、欧盟各国劳动力无法自由流动
各国不同的公司税税率导致资本的流入，从而造成经济的泡沫化。
最初蒙代尔的最优货币区理论是以生产要素完全自由流动为前提，并以要素的自由流动来代替汇率的浮动。欧元体系只是在制度上放松了人员流动的管制，而由于语言、文化、生活习惯、社会保障等因素的存在，欧盟内部劳动力并不能完全自由流动。从各国的失业率水平来看，德国目前的失业率已经下降7% 以下，低于危机前水平，但是西班牙的失业率高达 21.2%。另一方面，欧盟国家只统一了对外关税税率，并没有让渡公司税税率，目前法国的公司税率最高为 34.4%，比利时为 34%，意大利为31%，德国为29.8%，英国为 28%，其他边缘国家及东欧国家的公司税率普遍低于20%，这些税率较低的国家也正是劳动力比较充足的国家，资金和劳动的结合使得这些国家的经济不断膨胀，资金主要投资在支柱性的产业，比如加工制造业，房地产业和旅游业，从而导致了国内经济的泡沫化。从欧元兑美元走势可以看出，次贷危机前的很长一段时间欧元一直是处于一个上升通道，出口是受到一定程度的打击，南欧国家本来就不发达的工业和制造业更少受到资金的青睐，造成这些国家贸易赤字造成贸易赤字连年增加，各国通过发债弥补，同样是因为欧元的升值，欧债受到投资人的欢迎，举债成本低廉，从而形成一个恶性循环。
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的实质是资本生产相对过剩引起的危机。“一切现实的危机的最后原因，总是群众的贫穷和他们的消费受到限制，而与此相对比的是，资本主义生产竭力发展生产力，好像只有社会的绝对的消费能力才是生产力发展的界限”。马克思在《资本论》中论述资本主义之所以会发生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是由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之间这一矛盾，以及由此派生的各个企业内部生产的有计划性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社会生产能力的持续增长同社会消费能力不足等主要矛盾决定的。在资本主义制度下，欧元区各国追求剩余价值是资本家和社会生产的目的，剩余价值规律成为资本主义社会驾驭一切的绝对规律。追求剩余价值和外部的市场竞争促使资本主义生产的无限扩大，生产资料和生产越来越社会化了，生产的社会性导致了生产力的巨大发展，与此同时，却没有顾及到需求的限制，因为“资本主义生产所生产出的商品量的多少，取决于这种生产的规模和不断扩大生产规模的需要，而不取决于需求和供给、待满足的需要的预定范围”。资本积累是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原始动力，作为资本的人格化代表，资本家唯一的目标就是对价值的无休止追逐，从而导致资本积累的螺旋式上升与生产能力的无限扩张。
3、欧元区设计上没有退出机制，出现问题后协商成本很高。
由于在欧元区建立的时候没有充分考虑退出机制，这给以后欧元区危机处理提出了难题。目前个别成员国在遇到问题后，就只能通过欧盟的内部开会讨论，来解决成员国出现的问题，市场也随着一次次的讨论而跌宕起伏，也正是一次次的讨论使得危机不能得到及时解决。近年来欧洲银行业信贷扩张非常疯狂，致使其经营风险不断加大，其总资产与核心资本的比例甚至超过受次贷冲击的美国同行。
二、总结
马克思认为，信用制度成为“生产过剩和商业过度投机的主要杠杆”，强化和加速了危机的出现。信用制度，一方面加强了货币的支付功能 ，提高了资本的流动性，“诱人的高额利润，使人们远远超出拥有的流动资金所许可的范围来进行过度的扩充活动。不过，信用可以利用，它容易得到，而且便宜”。但是在另一方面，“这种制度……很快就发展成为一种专门为获得贷款而实行委托销售的制度。结果就必然造成市场商品大量过剩和崩溃”。因此，“信用制度加速了生产力的物质上的发展和世界市场的形成;使这二者作为新生产形式的物质基础发展到一定的高度，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历史使命。同时，信用加速了这种矛盾的暴力的爆发，即危机，因而促进了旧生产方式解体的各要素”。这实际上是说，信用一方面促进了资本主义生产的扩大;另一方面，信用造成了一种虚假的需求，隐蔽了生产过剩的事实，促使了资本主义生产的盲目扩大和投机活动，最终必然导致生产的过剩，这个时候会出现债务偿付危机，信用出现紧缩。
作者：邱超 来源：成长·读写月刊 2014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