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庄严宣告:“资产阶级的灭亡和无产阶级的胜利是同样不可避免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版，第284页）社会主义在其发展进程中有过凯歌行进的辉煌，但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苏东剧变，世界社会主义事业陷入低潮，加之面对西方发达国家的科技、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人怀疑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不少人对现实的社会主义制度缺乏信心。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对资本主义的制度调节功能缺乏全面的辨析。现就此谈一谈看法。
一、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使资本主义
制度获得继续存在的空间
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与发展，一方面解放了生产力，促进了人类社会进步，另一方面，由于其制度本身的不合理性，又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灾难与痛苦，仅20世纪前50年，就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但是，由于其制度本身尚能容纳生产力的发展，并且进行了较有成效的自我调节，因而在经过两次世界大战的打击之后，特别是在社会主义快速发展的巨大压力下，从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
1.所有制结构的调整，缓解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
二战以后，科学技术突飞猛进，引起了生产社会化程度空前提高。资产阶级认识到作为资本主义经济基础的私人垄断己不能适应生产力发展的要求，于是他们对资本主义的所有制结构作了调整，最大的变化就是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发展。
首先，国有经济在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调查资料，20世纪70年代中期，包括美国在内的70多个国家中，国家投资在全社会固定资本投资中所占比重平均为16.5%，不包括美国在内的50多个国家中，国有经济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平均为9.5%。在西欧诸国，国有企业产值平均占国内生产总值的20%，占工业总产值的30%。进入20世纪80年代，为了缓解财政困难，摆脱滞胀困境，加之新技术革命使产业结构发生进一步变化，原来国有企业集中的一些行业或部门地位下降，于是，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出现了国有经济民营化（或非国有化）的浪潮。但是，国有经济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仍然居十分重要的地位。1995年，法国能源、交通、通讯等基础设施、公用事业及国防工业中，国有或国家控股占50%以上，职工超过500人的大型国有企业有2158家，产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5%，投资占21.3%，出口占16%，职工总人数（215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0.8%。
其次，推行股权化和企业职工持股普遍化。股份制经济在二战前就己经存在了，但当时的股权绝大多数控制在少数资本家手中。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各国在资本占有形式上的重要调整就是推行股权分散化和企业职工开始拥有股票，这些措施在相当程度上缓和了劳资双方的矛盾，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的发展。如福特汽车公司，20世纪30年代，家族股占80%以上，二战后只占40%。1952年美国持股者只占本国总人口的4%，1980年达到13%，现在为46.5%。德国大众公司按股票面额的80%~90%，卖给企业职工和国内公民，目前，该公司的70万个小股东（多为企业职工）拥有80%的股票。不仅如此，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还出现了工人投资基金。瑞典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推行“基金社会主义”，一些大公司都须提出利润的20%，纳入工人投资基金，职工通过工人投资基金，拥有企业的一定股权。在美国，许多大公司推出了职工分享所有权方案，以分享利润的形式，将职工应分得的利润变为职工所持股权。多数企业建立了职工信托基金、保险基金。通过这些基金，职工拥有企业的部分股权。在法国，政府实行强制分享利润方案和职工分享所有权方案。
2.加强了国家对经济的调控，推动资本主义经济的有序发展
从20世纪50年代起，西方国家普遍放弃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政策，推行“凯恩斯主义”，普遍建立了宏观经济调节机制，通过财政手段、货币信贷政策、制定经济社会发展计划等机制，对社会经济生活的多方面进行干预，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繁荣与有秩序发展。虽然，由于20世纪70年代西方国家普遍发生“滞胀”危机，美、英等国相继爆发了“保守主义革命”，开始实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但到90年代以后，在西方主要国家，强调“两只手”共管己是一种共识。由于国家干预机制的建立与完善，尤其是“反托拉斯法”等反垄断政策的相继出台并形成体系，使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经济的波动性、自发性和破坏性大大缓解，并给它们带来了较长时间繁荣。
3.改革管理制度，允许工人在一定程度上参与经营管理，以改善劳资关系
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坚持不损害资产阶级根本利益的前提下，采取许多政策改善劳资关系。如德国、法国、日本等国普遍实行“共同管理”制度，规定企业必须吸收一定比例的工人代表进入董事会或监督委员会参与企业管理。德国1976年颁布的一项法律强制规定，所有超过2000人的企业都必须实行“共同管理”制度，职工和股东选出相同数量的代表组成监督委员会，对企业决策机构实施监督和施加影响，形成了所谓的“利益共同体”。在这样的情况下，企业内部雇佣与被雇佣的关系进一步模糊，中产或中间阶层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社会关系变得更加多样和复杂化。
4.建立了比较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社会矛盾
为了缓解社会矛盾，许多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不断采取税收等政策来加大国民收入二次分配调节的力度。目前，不少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每年的税收收入大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1/3左右，其中欧美国家己经接近50%。在以国家财政形式集中起来的这部分财富中，大约50%左右用于贫困救济、农业补贴、医疗补贴、养老金发放、教育等社会福利开支。20世纪90年代末，公共开支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德国为47%?48%，法国为51%，日本为33%，美国为35%。西方国家还普遍建立起社会保障体系，有的甚至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体系。这使工人的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社会矛盾有了一定程度的缓解，社会较为稳定，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发展。
5.不断加强上层建筑的调整，进一步完善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二战后，西方发达国家普遍加强了以宪法为核心的国家法律体系的建设，对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文化生活以及社会生活等方面都作了较为详尽的法律规定，与此同时，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公民权也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政治参与的形式与渠道有了拓展。如今，发达国家的选举己从限制选举、不平等选举、间接选举、公开投票、强制投票发展到了普遍选举、平等选举、直接选举、秘密投票、自由投票，公民可以在法律范围内比较广泛地通过个人的政治、法律行为，或是通过团体、政党等集体的活动、法律行为和投票、民意测验、竞选、罢工、请愿、游行、上书等对国家政治过程产生影响，公民的民主权利和社会权利在不断扩大和加强。不仅如此，他们加强了对国家权力的监督和制约。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进一步贯彻分权制衡原则的同时，还设立了一系列监督和协调机构，如宪法法院的设立以及加强大众传媒对政府及官员的监督作用。通过上层建筑的不断调整，从而加强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
二、资本主义制度的自我调节并没有改变人类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西方发达国家这些自我调节措施是否改变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历史大趋势，这是必须加以辨析的。
1.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决定了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所代替
唯物辩证法认为，世界上不存在任何永恒的、绝对的、神圣不变的东西，这是不依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法则，人类社会也必然受这一客观法则制约。
人类社会发展历史充分表明，社会发展是一个自然历史的过程，即受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支配的。迄今为止的人类社会存在的社会制度都有其存在的必然性，也都会随着社会的发展失去其存在的必然性，关键就在于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能否适合生产力发展的客观要求，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当一定社会的生产关系及其上层建筑还存在生产力发展的空间与余地的时候，它决不会退出历史舞台。反之，它就必然会退出历史舞台。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社会制度，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制度本身的调节总是有限的，奴隶社会被封建社会所代替、封建社会被资本主义社会所代替，就是社会基本矛盾作用的结果。资本主义制度也不例外。社会化大生产与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当其基本矛盾尖锐到在资本主义制度内无法解决的时候，它就一定会让位于一种更新的、更能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社会制度。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揭示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制度。
2.资本对人类的统治是不符合人性的，人类必须对自己的未来做出合理的选择
资本主义制度从本质上说就是资本占统治地位的一种社会制度，这种制度带来了工业文明，推动了社会进步，但也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以及人与人关系的紧张与对立。
首先，资本的特性就是为了获取剩余价值，就是要不断追求自身的増殖。因此，生产更多的产品，开拓更大的市场是资本本性的要求。资本的这一特性使得工业文明的増长必然是一种不可持续发展，人类的明天必然不可能光明灿烂。
其次，由于受资本本性的驱使，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是极不平衡的。
一是经济与社会道德的不同步。战后，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得到巨大发展的同时，也弥漫着疯狂的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个人主义风气。与此同时，激烈的生存竞争和就业竞争又给广大劳动者带来巨大的精神压力，甚至使他们的精神、脑力和体力处于崩溃状态。近几年来，资本主义国家自杀的人远远超过20世纪30年代大危机时期。对于这种深刻的危机，布热津斯基曾经表示深重的忧虑。他在列举了困扰美国的20大难题以后，无可奈何地叹道：这些涉及价值观念和文化的问题，是“不大可能得到决定性矫正的”，而这些问题得不到解决，“这个社会就有解体的危险”（布热津斯基：《大失控与大混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中文版，第125页)。
二是两极分化、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就是在美国这样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没有财产的家庭占40%以上，许多家庭的负债超过微薄的资产，约有20%的人生活在全国贫困线以下，2000多万人缺乏足够的食物，200多万人露宿街头。当年的纽约州州长马里奥?库奥莫哀叹道：与其如里根总统所说美国是“山顶上一座辉煌的城市”，毋宁说美国存在着“双城”，一个富人的美国，一个穷人的美国。国内如此，国与国之间更是如此。同样实行的是资本主义制度，同样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但各国的发展水平与程度相差甚远，并呈扩大的趋势。据联合国第三次世界上最不发达国家会议统计资料显示，近几年来，世界上贫困人口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増加。目前，世界上49个穷国共有人口6.3亿，占世界人口的10%,但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只有235美元，而发达国家己高达2.5万美元。世界上三个顶级富豪的财产比最穷的49个国家年国内生产总值还要多；世界上225个巨富的财产总和多达1万亿美元，相当于全世界1/2人口，即30亿人的年收入总和。
虽然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由于资本对人类的统治。为了实现价值増殖，资本的所有者会不择手段，构建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甚至诉诸战争，大发横财。今天，霸权主义横行，各种不公平、不公正问题在资本主义国内和国际社会普遍存在，这正是资本作用的结果。资本对人类统治是资本主义社会道德沦丧、价值观念淡漠而又混乱以及地区冲突和局部战争的真正根源。因此，要把人从资本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必须向“可持续发展的模式转变”，必须建立一个比资本主义制度更高、更好的理想社会。
3.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并没有从根本上使资本主义走出困境
二战以来，主要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确实发生了一系列新的变化，但无论是资本的不断向外扩张，还是进行结构调整，都不能也没有彻底消除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而且随着资本主义体系的扩张，产生了极为复杂的矛盾。
第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的自我改良和改善，只是对资本主义制度局部的调整，并没有触动资本主义统治的根基，国有垄断资本、资本集团的发展以及股份制的普及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私有制的总体面貌与本质，股权的分散化、普遍化，允许工人参与管理，实行社会福利保障政策，并没有使工人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有实质性的变化，并没有改变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性质。
国家对经济运行的干预虽然有效，但是资本主义周期性的经济危机仍未消除。由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所决定，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并未也不可能从根本上克服。二战以来，资本主义国家虽然没有发生20世纪30年代那样的大危机，但危机次数却大大高于战前，特别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由于传统产业衰退、价格扭曲以及国际金融局势动荡，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出现了与以往不同的新特点，不仅生产过剩，而且从生产扩大到流通、分配等各个环节，表现为结构性危机。1974-1975年、1979-1982年的石油危机，1990-1993年的债务危机以及1997年的金融危机，就是结构性危机的突出表现。
在当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虽然有不同程度的国有经济，但是，国有经济的产生与发展，主要是为私有经济服务，担当的是理想的“总资本家”职能。如在1981-1982年的经济衰退中，美国政府为了帮助克莱斯勒公司渡过难关，就动用了大量的国家预算资金作保证，帮其向银行贷款、更新设备、制造新型汽车，使克莱斯勒公司到1985年销售额猛増到212.6亿美元，是1981年108.2亿美元的2倍多。
股权的分散化并没有改变股份制的私有性质，也没有改变工人受剥削的社会地位，反而更増强了私人资本的支配力与垄断。在股份公司内部，出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某种分离，给人的感觉是生产资料己经社会化了，但其实不然，它只不过是控制资本方式的一种改变，而且由于股票的分散化，进一步强化了垄断资本对工人的剥削与控制。股票小额化，使资本家得以从工人身上搜刮消费资金，把工人的一部分工资转化为资本，既可以扩大积累，又可以减少贷款、少支付利息，还让工人一起承担企业的风险；股权分散化，结果是降低了控股的股份比例，垄断寡头只要控制公司百分之几的股票，就可以主宰企业、剥削工人、为所欲为。如美国洛克菲勒集团的家族自有资本只有36亿美元，只占公司的总股份1%多一点，但它控制的社会资本高达3300亿美元。美国10%的富裕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9.3%，更富的5%的家庭拥有全部股票的83%，最富的1%的家庭则掌握全部股票的63%。因此，对于小股民来说，根本谈不上什么决策权与管理权，要想维护自己的投资权益，主要手段充其量只能通过证券市场出售股票，决不像西方一些政治家所宣扬的那样，在西方发达国家己没有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界限了，只有大资本家与中小资本家。事实上，无产阶级贫困化现象依然存在，如在美国这样经济最发达的国家，2003年其GDP己达到11多万亿美元，但仍然有近13%的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也有约75%的贫困学生中途綴学。
福利政策不但没有改变资本与雇佣劳动的关系，反而强化了这种关系。当代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确实有不少福利政策，但是对于资本主义福利政策的真实面目，西方资产阶级的一些学者早有所揭示。英国的穆?布朗在《尽管有福利国家》一书中说：“尽管实行了一些旨在消除剥夺和不幸的社会改革，但是，受剥夺和不幸依然存在。”美国的莱维?巴特拉在《1990年的大萧条》一书中说：当年“专家相信，资本主义制度有一种自动机制能治愈其全部疾病，包括失业问题。今天，相信那个自动机制的人不多了”。说到底，所谓福利政策，只是在资本主义面临危险的时候消解穷人反抗情绪的一种手段。既然危险已经过去，国际垄断资产阶级自然也就不再那么在乎穷人的情绪。英国人帕?泰姆曾在《英国社会政策的由来》一书中指出：福利政策强化了工人“对国家的依赖”。工人拿工资可以自由支配，但是把工资转化为福利就要被政府左右，受到种种苛刻条件和规定的限制。谁要是不在资本的控制和操纵下老老实实地干活，谁就没法儿活下去。需要指出的是，西方发达国家之所以能够搞福利政策还同它们靠不平等的国际政治经济旧秩序从第三世界国家掠取大量利润有关。
第二，不仅如此，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又引发了一系列新矛盾。在经济全球化运动的推动下，世界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有了新的发展，但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也存在许多危机，最重要的就是，由于发达国家掠夺式的发展，使得这些国家实现经济社会发展的同时，严重破坏了其他国家的资源与环境，使许多不发达国家被急剧边缘化，发达国家和不发达国家两极分化日趋严重。国家主权问题，文化的多样性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也面临许多挑战。在帝国主义那里，资本扩张是目的，推行霸权主义、强权政治是手段，二者相得益彰，共同对发展中国家以至整个世界构成了荼毒、宰割和破坏。它们凭借其强大的垄断地位，主导经济全球化，通过造市、撤资、引发抛售等手段，以“自由经济”和“公平交易”为掩护，推行金融自由化和贸易自由化政策，加强国际垄断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的剥削。1980-1995年，100多个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完全停止増长，生活水平比15年前还低。47.5亿人口处于不发达水平，13亿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1亿多人营养不良，每年约有1800万人死于饥饿和贫困。二战以来，帝国主义虽然没有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但是他们一天也不曾安分过，他们经常打着人道主义旗帜，披着民主、自由、人权的外衣，肆意干涉别国内政，挑起局部战争，世界并不太平。
总之，我们对资本主义制度要进行全面的分析，既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调节功能，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长期性，也要看到资本主义制度自我调节的有限性与资本主义制度存在的暂时性。正如列宁早就指出的那样：“它可能在腐烂状态中保持一个比较长的时期”，但是“终究不可避免地要被消灭”（《列宁选集》第2卷，第3版，第687页)。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把握住历史发展的大趋势，积极推进社会主义事业在21世纪的发展与进步。
张惠元
(太原理工大学团委，山西太原0300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