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西南战争前后的财政状况
明治政府在西南战争前后，政府财政出现困难。1875年以后，突出表现为政府财政实际收入急剧减少，财政支出大幅度増加，财政困难日益加剧。突出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政府财政收入急剧减少
1875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收入为6858万日元，实际收入为6948万日元。1876年度，政府财政预算收入比上年度减少550多万日元，实际收入比上年度减少近1000万日元。1877年度，政府财政收入预算规模仅有51256000日元。1879年度预算收入扣除纸币贬值部分，比1877年度减少4933516日元。1879年度财政实际收入扣除纸币贬值部分，比1877年度减少4413645日元。1880年度预算收入扣除纸币贬值部分，比上年度又减少2216230日元。1880年度财政实际收入扣除纸币贬值部分，比上年度减少11125197日元。
(二）政府财政支出大幅度増加，收支不能相抵
1876年7月至1877年6月，仅西南战费就高达41，567726日元，以至于明治政府无法将其纳入常规预算不得不单独核算。1877年7月至1878年6月，因功赏赐年金、军人年金、警察费、偿还公债等几项就使明治政府年度财政支出预算増加2119万日元。1880年7月至1881年6月，由于地税改革实物补助、农商务费、天皇巡幸费、宫殿营造费、军费、秩禄公债、创业公债偿还额的増加，年度支出増加1568万日元。因财政支出的増加，造成明治政府财政收支不能相抵。1875年7月至1876年6月，财政亏空541655日元。1876年7月至1877年6月，亏空1130329日元。该年度临时性支出除西南战费以外尚有2493629日元1878年7月至1879年6月，亏空2428592日元，再加上临时性支出4954626日元，财政亏空额高达7383218日元。巨额亏空给明治政府财政带来巨大压力。
造成日本明治政府财政困难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巨额不兑换纸币引发通货膨胀。
明治政府为瓦解封建制度，建立近代国家，在税收来源不稳定的情况下，不得不通过大量増发不兑换纸币筹措资金。尤其是明治政府为消灭封建残余，筹措西南战争费用发行了巨额不兑换纸币，导致通货膨胀，加深了明治政府的财政危机。
在西南战争爆发前的1876年，政府纸币的流通额己经高达105147582日元，银行纸币流通额高达1744000日元，纸币流通额合计106891582日元。因1877年筹措西南战费又有巨额新纸币和国立银行纸币进入流通领域，1878年，纸币流通额迅速増加到165697598日元，其中，政府纸币流通额己经増加到139418592日元，银行纸币増加到26279006日元
与纸币流通额急剧増加相反，自1877年始连续5年日本对外贸易出现入超。1877年贸易逆差4072万日元，1880年迅速増加到8231万日元?。正币因此大量外流，1878年正币外流7268万日元，1879年6140万日元，1880年9644万日元，1881年9585万日元。导致物价飞涨，纸币大幅度贬值。1878年年初纸币1日元7钱至1日元8钱可兑换1日元银币，1881年4月贬值到1日元79钱兑换1日元银币
明治政府财政收入当时主要依赖定额地税，通货膨胀导致“政府财政收入实值减其半”，而政府财政支出却大幅度増加。以1881年度决算收入71，489000日元为例，若按1881年4月纸币与银币1.7951的比价扣除纸币贬值部分，仅相当于1877年初的40344489日元，相反，物价和利息大幅度上涨。以实物米为例，1877年1石米为5336日元，1881年猛涨到10593日元，这意味着1881年同1877年相比明治政府财政支出要増加一半以上。
其次，巨额内外债増加了明治政府的财政困难。
明治政府自成立时起，因无稳定的财源，不得不依赖公债和借款。先后举借的外债主要有为筹措修建东京一横滨间的铁路费用举借的外债，先后举借的内债有为废除封建制度而发行的旧公债、新公债，为瓦解封建武士集团而发行的秩禄公债，为兑换维新初期发行的太政官札、民部省札发行的金札兑换公债等。至1875年末，国债余额己经高达5581万日元，其中，内债4091万日元，占国债总额的733%外债1489万日元，占国债总额的267%1877年西南战争爆发，明治政府为筹措战费又举借巨额债务，使得1877年内债余额増加至21345万日元，占明治政府国债总额的941%。1878年为救助华士族，实施士族授产筹措资金募集创业公债，内债累积余额増加到22474万日元，占国债总额的947%。巨额内外债加重了明治政府的财政负担。明治政府用于支付国债的费用逐年递増。1875年，明治政府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等方面的财政支出为464万日元，占年度财政支出的67%,1876年増加到495万日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84%,1877年，因増加了金禄公债、借款的利息支付，明治政府用于支付国债利息等方面的财政支出急剧増加到1677万日元，占年度财政支出的346%,1878年，因国债余额过高，明治政府不得不着手偿还，当年预算用于偿还国债的财政支出为2119万日元，实际支出2660万日元，占当年财政支出的437%1879年为2174万日元，占361%1880年为2242万日元，占355%1881年为2774万日元，占388%巨额债务及借款的本金偿还与利息支付对明治政府财政构成巨大压力，成为明治政府财政出现困难的一大诱因。
再次，官营示范企业的巨额亏损给明治政府带来财政压力。
明治政府出于富国强兵的目的，先后由工部省、内务省负责，大力移植近代产业，推行以近代化为目标的殖产兴业政策。
到1880年6月止，明治政府共投入资金110563000多日元①但是，许多官营示范企业因管理不善，相继出现亏损到19世纪70年代末，内务省直属的农牧部门和工部省所属的冶铁、机器制造部门，赤字迭出，几近瘫痪?，给明治政府带来沉重的财政压力。
曰本财政困难的加剧，阻碍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威胁着日本能否保持和发展维新以来所取得的成果。明治政府的决策者们担忧财政“一朝崩溃之机成熟，其祸患所及实不可测”?。
二、新财政政策的建立
围绕政府财政危机，明治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以大隈重信为代表的积极财政政策论、以岩仓具视为代表的米纳论以及以松方正义为代表的紧缩财政政策论。
大隈重信将明治政府所遇到的财政困难归结为生产不发达、进出口失衡，金银币大量外流所致。他认为国内产业不发达，本国产品无力同发达国家的产品竞争，才导致西方发达国家廉价商品的大量涌入，西方发达国家廉价商品的涌入导致日本对外贸易入超，入超致使金银正币外流，国内金银正币匮乏，进而导致金银币升值，纸币贬值，増发不兑换纸币和巨额公债进一步加剧了金银币与纸币间的失衡，引发通货膨胀。通货膨胀使政府财政收入减少、财政支出増加，财政负担加重。最好的解决办法“唯有不断努力，修筑、改良道路、海港等，以兴交通运输之便利，振兴农工商各业，増殖物产，或发展出口，或减少外国商品需求数额，乃至修改于我不利的海关税则等”。基于此观点，大隈重信建议重新核定地税、储蓄备荒、回收纸币、节约开支，设立横滨洋银交易所平抑洋银价格，并开始着手回收纸币①，但是，因无法解决明治政府所面临的通货膨胀等问题，所采取的措施并未奏效，危机进一步加深，大隈的政策以失败告。
大隈方案流产以后，作为替代方案岩仓具视、大木乔任等人提出了地税米纳论。地税米纳论把政府财政困难的深层次原因归结为地税货币化，主张恢复地税缴纳实物制度?最终因该举措不符合建立近代财政的发展潮流被否决。
在这一过程中，松方正义的观点逐渐受到关注。松方正义认为解决财政困难的最好办法，就是控制纸币发行，回收不兑换纸币，直至银币、纸币乖离消失为止，然后换成兑换券，调整和确立货币信用制度?。主张尽快实行纸币整理，将公债整理问题与纸币整理问题分开，通过设立中央银行将后者与通货、信用制度的完善结合起来，最终确立近代的通货、信用制度，实现财政统一④
1880年6月，松方正义在《财政管窥概略》中明确反对向外大量借款，主张紧缩财政，依靠节约开支来解决困难。他指出，举借5000万日元外债回收纸币的方案是危险方案，“财政之事，变化无常，必须参考过去、洞察未来、了解现状方能施行”?。认为财政困难的原因并不是像大隈所主张的，仅仅是由于生产不发达导致进出口不平衡所致，而是乱发纸币造成的。由于物质生产滞后，増发纸币过多，导致纸币贬值，金银币腾贵，金银币腾贵不是原因，应该是结果。
松方正义建议目前必须采取以下措施：1.回收纸币，确保金银币原材料供应，振兴对中国的贸易出口对重要出口物资如茶、生丝等实施汇兑交易，以此加强正币积累；2禁止米谷出口，购入米谷作为储备，以防止米价上涨；3奖励国产，施行士族授产，设立正金银行开展海外汇兑业务，进行直接出口，创办生丝会社、贸易会社，节约正币，处理官营企业。
1880年9月6日，松方正义提出《财政议》5，强调“财政不整，百业不举”。指出纸币下跌，银价上涨引发通货膨胀，而纸币下跌“并非完全是増发的原因，在于政府准备匮乏”。政府准备匮乏又肇因于贸易赤字。出现贸易赤字的根源在于物产不丰富，物产不丰富是由于货币运用不得法，资本流通不畅。松方正义建议，“目前最紧迫的任务是确定运用货币的方法，积累正币，充实回收纸币的资金，振兴物产，达到限制进口的目的。”再次重申:増加正币准备，确立纸币兑换制度，为实现此目标，必须实现产业近代化，实现贸易平衡。松方正义以此为前提，提出财政整理应该确定“运用货币的方法”，积累正币，回收纸币，具体措施包括设立日本帝国中央银行、储蓄银行、劝业银行。松方的设想是:将中央银行置于大藏省的管理之下，下辖政府资金出纳部、普通营业部、外国兑换部;储蓄银行集中各地闲散资金，进行资金的回收和供应，同时便于居民储蓄;劝业银行为资本运用提供方便，振兴物产，促进农、工、商、交通运输业的发展，以此确立近代货币、信用制度。
三、财政紧缩政策的实施
1881年10月，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后，松方正义接替大隈主持财政。为克服财政危机，松方正义采取健全财政的方针，依靠新税、増收、节减官厅行政费以图増加国家财政收入，通过促进贸易等手段，増加正币体位货币）积累，改革、建立新的货币制度、信用制度。
松方出任大藏卿以后，首先着手纸币整理。纸币是国家发行并强制通行，用以代替金属货币执行流通手段职能的货币符号。如果不以流通所需要的金属货币量为限度无限制地肆意发行纸币，就势必造成纸币与金属货币的实际购买力相背离，造成纸币的贬值即通货膨胀。松方正义深知这一道理，松方正义就任大藏卿后，立即着手整理纸币，着力回收纸币，増加正币准备金。
首先，每年从一般财政收入中挤出700万日元左右，将其中的一部分直接用于回收纸币，与此同时，另外一部分用来买入正币，以充实正币储备。
为了从一般会计中挤出前述的700万日元，首先必须严格抑制岁出的膨胀。
于是，明治政府决定从1882年度到1884年度三年间年度支出维持原有水平，抑制膨胀。与此同时，明治政府于1882年新増设了卖药印花税、米商会所以及股份交易所中间人税，并修改了造酒税则、烟草税则。1885年设立酱油税以及果品税，以増加年度收入。这样，从1881年度到1885年度4年间用年度收入结余回收纸币或者转入“储备金”的数额累计超过了4000万日元。
经过一番努力，1884年度以后，纸币大幅度升值，同年7月银币与纸币的差额仅有4钱7厘。
在纸币基本稳定以后，明治政府决定以后不再用年度收入结余回收纸币，将来的年度收入结余全部用于买入正币。
在处理不兑换纸币的同时，松方也着手解决第二种政府纸币如何回收的问题气这种纸币是明治政府为了弥补国库出纳上的一时不足而发行的预备纸币。在松方出任大藏卿时，这种纸币的未回收额多达1450万日元。对此，松方决定，1882年以后，改变出纳办理程序，取消以前的对各省的先付制，取而代之的是回收“储备金”中的贷款，另外，出售其保有的公债证书，获得通货，将其用于填补国库一时之不足。通过在支付工程费之前这一期间，周转1883年募集的中山铁路公债资金加以弥补。这样，到1883年1月，成功地全部回收了预备纸币。这时，松方又建议通过出售短期国债，使弥补国库金一时不足的方法制度化，同年9月20日，在松方的推动下，制定了大藏省证券发行规则。
其次，松方通过运用“储备金”扩充正币储备。具体做法是，用该“储备金”作基金，通过横滨正金银行，供给直接出口押汇资金，在海外领取其货款，用正币将其带回国内。详细地说，就是当时的出口品主要是蚕丝、制茶、米等，所以，出口这些物品时，正金银行贷给出口商现款，在当地领取货款时，用当地货币返还。这样一来，就大大増加了“储备金”中的正币。1881年12月，修改储备金规则，决定将“储备金”分为“储备本部”和“减债部”两部。减债部只保留补充经常国债偿还资金的功能，储备本部用于纸币兑换储备。另设周转资金，实现储备本部资金的増值。1882年8月，将储存在减债部的公债证书与储备本部的正币兑换，通过储备本部将该公债出售给民间，吸收正币。1886年2月，将减债部的正币全部归并到储备本部。通过这么安排，“储备金”中的正币大幅度増加。1881年6月，“储备金”额为5579万多日元，其中，正币仅有867万多日元，与此相比，1885年度末，“储备金”额为4878万多日元，其中正币増加到了4226万多日元，纸币只剩下652万多日元，银币与纸币的差价也随之由1881年的11.69#减少到1885年的11.0551886年差价消失。与此同时，贸易也从1882年起由入超转为出超。
纸币整理最后完成的标志是中央银行的设立、兑换制度的实施和以其为基础的币制的统一。
纸币整理的结果是从1882年起纸币流通额逐年减少，1885年末较之1881年末减少了3480万余日元。而国家准备金中的硬通货储备在同期増长了5倍多。由于纸币减少，国家正货储备増加，纸币价值开始回升，银币与纸币的差额逐渐缩小，银币与纸币的比值由1881年4月的最低点11.795上升到11.001两者的差别几乎消灭了。纸币的信用己经恢复，与银币等价流通。自维新以来日趋严重的币制紊乱和通货膨胀的危机终于成功地得到了克服?。
松方在推进纸币整理的同时，也着手建立并完善统一的近代货币制度和信用体系，以遏制通货膨胀。松方整理纸币政策的主要目的之一就是通过创设中央发券银行确立正币兑换制度。
松方认为，要解决财政危机，就必须改革和建立新的银行制度，而要改革和建立新的银行制度，关键性措施是建立国家中央银行，构建以该行为中心的银行体系，统一银行券的发行权。打破金融领域的封建割据，建立全国性财政。1882年3月1日，松方正义建议创立日本银行。他在《设立日本银行宗旨书》中指出：“现今国立银行大者四五十万日元，小者不过五六万日元，以小资本在各地割据一方，形成群雄相互对峙的状态。”不能充分发挥资本的作用。“观我国银行依如封建状态，一百五十多家银行相互对立有如秦越。”“如今虽然政治上郡县己初具规模，但财政上的封建残余尚未绝迹。此为我国财政与政治不能同步的原因所在。若欲消除此弊端，最好设立中央银行，由其充当财政之核心，推动全国银行的融合，改变现在财政上的封建状态。”
明治政府根据松方的建议于1882年6月27日颁布《日本银行条例》设立日本银行。
1883年10月，修改《国立银行条例》规定现有国立银行自成立之日起20年后全部转为无发行银行券特权的普通银行，并要各银行根据己发行的银行券数额，向日本银行提供资金，而由日本银行统一兑换和销毁纸币。这就根本改变了滥发纸币的状况，统一了纸币发行权。
1884年5月，公布《兑换银行券条例》。条例明确规定日本银行垄断银行券发行权和与银币兑换(银本位制）
日本银行作为国家中央银行有统一发行银行券的特权，可以根据政府需要经办国库出纳和对各银行进行业务监督，这就有可能事先控制货币发行量，使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与经济发展相适应。
日本银行还通过调整官方利率的办法调节市场货币流通量，通过各种商业活动向产业融资和向政府贷款。日本银行向产业界融资集中在铁路、矿山、纺织、缫丝等战略性产业和出口产业。融资方式主要是通过向普通银行提供股份担保贷款和期票再贴现。据统计，日本银行的国内融资额1887年为2200万日元，其中票据贴现额为550万日元，到1907年两者分别为近7000万日元和5800万日元。日本银行为政府的军费支出募集公债和向政府提供贷款，1887年向政府贷款2800万日元，其中公债近1800万日元，1907年两者分别为1.3亿日元和08亿日元。
日本银行在纸币整理取得进展和拥有的正币増加以后，从1885年5月开始发行兑换银行券，由于该兑换券有较为充足的正币作保证，信用高，发行额迅速増加。通货制度至此完全稳定下来。进入1886年政府纸币也开始兑换银币。这样就形成了以日本银行为中心的金融体系，以后的殖产兴业政策主要是得到了来自金融方面的支持。
1890年危机时，日本银行对国立银行和普通银行进行产业贷款，从而占据了“银行中的银行”的地位。日本银行的创立，标志着近代银行制度的确立，同时对确立近代兑换制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到1885年不兑换纸币被注销，兑换制度正式确立。
日本银行的设立，使国立银行及其他私立银行的资力増大，再加上实行国库现金的管理，也促进了财政制度的近代化。
明治政府的货币政策在国家中央银行日本银行成立后，开始由日本银行执行。在金融市场上，银行居主导地位。日本银行制度渐趋完善。日本银行制度的完善对于金融市场的形成起了巨大作用。
由于成立了日本银行和修改了国立银行条例，完善了银行制度，银行在日本资本原始积累过程中所起的作用也就越来越大。各国立银行逐步转为普通银行，在营业方针上发生转变，开始努力吸收民间存款，以图巩固作为普通银行的基础，并在吸收存款的基础上増加了贷款额。从1885年到1889年，各国立银行的贷款额激増了117%(气表明银行制度的改革加速了资本的积聚和集中，开始成为资本原始积累的杠杆之一。
明治政府为解决财政压力，积极进行整理国债和建立新的公债制度。
明治政府从成立始就面临沉重的财政压力，这一压力来自封建财政负担和资本主义近代化所需经费。明治政府为筹措所需经费从1867年至1886年整理公债条例颁布为止，先后发行有多种数额庞大的公债。公债利率绝大部分明显偏高，年息高达6-10%,且公债累计数额极为庞大。1885年年末，公债余额累计26082万日元?，明治政府年度支出预算6111万日元，其中公债费用支出1410万日元占年度支出的23%,成为明治政府一大财政负担。明治政府为减轻财政负担，试图引入近代公债制度，对公债加以整理。
1886年9月，松方正义提出〈〈制定整理公债条例的建议》。建议将高息公债转换成低息公债，以减轻财政负担;将过去发行目的、起债条件各异的各种公债加以整理、统一，使之接近近代的公债制度；强调通过高息转低息而节省的部分充作加强军备的财源
明治政府采纳了松方建议，1886年10月，正式公布实施整理公债条例。
整理公债的发行分为三种类型：1.一般募集；2临时特别发行；3证券兑换发行。前两种主要筹措偿还高息公债资金，第三种用整理公债与旧公债兑换。一般募集从1886年10月发布第一次公告始，至1892年7月止共公开募集5次，合计3020多万日元，占起债总额的17%临时特别发行是日本银行担保，将公债券卖给国库、存款部的一种制度，从1888至1897年共发行8次，合计1908万日元，占起债总额的109%。证券兑换发行是整理公债的主体，合计12596万日元，占起债总额的73%。这样，前后共发行整理公债17500万日元。整理公债的发行将带有殖民地和封建色彩的公债转换成近代公债。
明治政府为解决财政困难，除进行税制改革扩大财源以外，还通过处理官营企业，减轻政府财政负担。
官营企业的创办使日本近代产业从无到有，但是，由于经营管理不善，像长崎、兵库造船厂、品川火药、赤羽和深川工作局等“示范”部门“不付利息、不计减损……以致白白耗费资财，不知几许”。
为减轻财政负担，决定将过去的以官营企业为中心的经济政策转变为对资本家经营采取扶植和保护的政策。
1880年大隈重信提出“三议一件”的建议，进而提出“改革财政的建议”，其中很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处理官营企业。
明治十四年政变以后，松方正义进一步加大了处理力度。1884年7月7日，决定处理矿山。1884年10月3日，废除〈(工厂处理概则》。此后，官营企业均按极低的价格和无息长期分期支付的办法出售。如品川玻璃厂，估价仅66305日元，售价仅有79950日元，支付期长达55年。
1885年年末，撤销工部省，标志着官营企业处理基本结束。
处理官营企业减轻了明治政府的财政负担。1867年12月至1873年12月，明治政府用于殖产兴业的财政支出年均8365333日元；1874年1月至1880年6月，年均8119166日元；1880年7月至1886年3月，年均6028166日元。处理官营企业使明治政府省去上述巨额财政支出，并带来9363791日元的巨额财政收入。处理官营企业就是为増加年度收入、节约年度支出而采取的措施。
四、税收的结构性调整
明治政府在大力压缩财政支出的同时，通过税制改革、増设新税试图稳定、扩大财政收入。
为稳定财政收入，明治政府废除了地税改革条例及其与地税相关的法规，1885年，颁布〈她税条例》。《地税条例》内容有29条。规定修定地价将提前通告，地税税率仍为地价的25%。此后，1888年、1890年两次修定地价，采取了减轻地税的措施。随着间接税收入的提高，地税收入在整个税收中所占比重下降。《地税条例》直至1931年制定地税法为止未做修改，成为征收地税所依据的基本法规。
为扩大财源，明治政府在压缩财政开支的同时，増加烟酒税征收额。1883年12月，明治政府改革造酒税则。1884年10月开始实施。其与税则修改后的烟草税、新设的卖药印花税、米商会所股票交易所中间人税等构成明治政府的重要财源。1886年以后，酒税征收体系基本形成。
1883年、1888年两次修改烟草税则。烟酒税制改革増加了政府的财政收入，对筹措军费、扩充军备起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在扩大间接税的比重，构筑以间接税为基础的税收体系方面具有深远意义。
明治政府为増加财政收入，1887年创设所得税。所得税是为消除税负不公现象而主要向资本家征收的税种。松方正义认为，“凡现行税法乃封建余风未完全消除之时为适合民情所定，对今日之国情己极不适应”现有税法税负不公平。主张应立即修改税法。“制定所得税法，一以増加国库收入，补充经费，一以实现税法改良之目的。”
大藏省根据松方的建议，起草了所得税法案。该法案1887年3月颁布，1887年7月正式施行。全文共29条。规定实行累进税率制，将年收入分为5个级差，年收入300日元者交纳1%所得税，年收入超过3万日元者交纳年收入3%的所得税。
所得税法案实施以后，实际收入并不多，1887年仅有527724日元。1888年只有106万日元，在当年租税收入总额中仅占1.6%。在1891年度预算（此为议会召开以后通过的第一个预算）中所得税也仅占税收总额的1.7%。尽管所得税收入占明治政府税收比重不大，但是，在降低地税等传统税收，改善税收结构方面具有重要意义。1891年度预算年度税收总额为6400万日元，其中，地税3700万日元，占税收总额的60%酒税1400万日元，关税400万日元，烟草税180万日元，酱油税120万日元，以上为间接税，约占税收总额的30%;其余10%为证券印花税、点心税、车税、船税等杂税;所得税为111万日元。同过去相比，在税收结构上，地税等直接税呈下降趋势，间接税所占比重日益提高。
五、近代财政制度的确立
财政制度改革。明治政府为实现从封建体制向近代体制的转型，通过奉还版籍、废藩置县将财权收归中央。明治政府在财政与金融尚未分离的情况下，试图解决在加强中央集权过程中所出现的财政问题，建立、完善财政制度。1873年6月，明治政府公布《1873年度收支预算会计表》。这次预算公开尽管不是基于资本主义议会制下的公开原则公布的预算，但是，从此，公开预算成为惯例。
1874年12月，大藏省制定金谷出纳办理程序，要求省内各寮科从1875年度始以本年7月至次年6月为一会计年度，在本年度内完成收支结算，制定预算编制程序。
1875年6月，明治政府颁布新货币条例，着手统一货币。1875年9月，实行家禄、赏典禄货币化。
1875年12月，废除实物地租，政府年度收支停止收支实物米。明治政府通过上述举措，清除编制预算的障碍，推进财政货币化。
1876年9月，明治政府制定大藏省出纳条例。大藏省出纳条例作为预算会计法规是对明治政府预算会计制度化的总结。
1879年2月，明治政府公布日本第一个决算报告《1875年度决算报告》。
1880年3月，明治政府废除大藏省检察局，新设会计检察院。
1881年4月，制定会计法。会计法对年度支出中的款项相互挪用加以严格限制。
1884年3月，制定《年度收支预算条规》1886年实施
1884年7月，出台《经费支出条规》。
1885年12月，明治政府进行行政机构改革，废除太政官制度，实施责任内阁制度。1886年3月，出台《年度收支科目条规》
1886年3月，松方正义提出《大藏大臣确定年度收支科目的建议》认为除个别重要科目须经内阁讨论决定以外，多数科目由大藏大臣决定即可，建议颁行《年度收支科目条规》?。《年度收支科目条规》第一章总则，规定变更过去年度收支科目整理方法，废除经常性部分和临时性部分收支分类方法，将年度收入分为第一部门（租税）第二部门（非租税收入）将年度支出分为第一部（国债本息、年薪、赏赐、各种俸禄）第二部皇室御用、神社费用）第三部（各厅经费）。1885年12月，责任内阁制确立以后，与该体制相适应，宫内大臣独立于内阁之外，负责处理宫内事务，宫内与政府分离。在财政上，《年度收支科目条规》也明确将皇室御用与各厅经费区分开来，即明确区分天皇家计与国家财政。
第四章对年度收支决算做出规定。第五章附则对官方资金耗损做出规定。
《会计法》及《年度收支预算条规》成为日本国家预算的基本法规，它的制定与实施标志着日本国家财政制度得到进一步完善。
明治宪法与近代财政制度的确立。近代国家财政应反映全体国民的意愿，必须经由议会控制预算。此时，虽然财政制度日益健全，但是，国家宪法尚未颁布，议会制度没有建立。日本国家财政制度还不能说是近代财政制度。
19世纪后半期，开设国会运动高涨，开设国会势在必行。1881年明治政府宣布最迟于1890年召开国会。1882年3月，伊藤博文奉命前往欧洲考察各国宪法。至1883年8月回国止，历时1年5个月，除考察德国等国的现行宪法外，还拜访了当时著名的宪法学家和财政学家。
1886年，由伊藤博文牵头起草宪法，至1888年春，宪法草案完稿。1888年9月，提交枢密院审议、修改。1889年2月11日颁布，是为明治宪法。
宪法辟出专章第6章）制定了有关财政的基本原则。如：
第62条规定，须依法征课新税及变更税率，募集国债须经议会批准；
第63条规定，现行租税未经法律修改者照旧征收；
第64条规定，国家年度收支每年须以预算的形式经议会批准，超出预算或预算外支出须经议会认可；
第72条规定，国家年度收支决算由会计检察院检查、核定，然后，政府将其连同检查报告一起提交议会审议，会计检察院的组织及职权由法律确定。
为应对将来国会对预算的审议，1886年末，明治政府成立会计法调查委员会。该调查委员会以现有法规为基础，借鉴欧美相关法规，起草《新会计法修改草案》1888年5月，提出《制定会计法的建议〉P。建议的主要内容为不能随意变更草案中己经确定的会计原则，以往的会计法所规定的实施办法具有法律效力，草案对其中修改频繁的部分进行了完善并固定下来。草案经内阁法制局修改后，1888年9月，提交枢密院。草案经枢密院审议、修改。1889年2月，即明治宪法颁布的同月，新的会计法以宪法附属法规的形式颁布，1890年4月开始实施。新会计法的颁布与实施标志着日本近代财政制度正式确立。
综上所述，这一时期为日本近代政治体制形成期，政治体制的形成需要一个健全而稳定的财政作支撑，为此，明治政府节流与开源并举，实施了财政紧缩政策，整理纸币与国债，处理官营企业，压缩财政开支，进行税收的结构性调整，稳定直接税收入扩大间接税收入，与此同时，进一步完善财政制度，建立银行制度，实现财政与金融的分离;建立公债制度、预算制度，使财政运营、财政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走上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完成了财政向近代财政的转变。
作者简介：湛贵成，洛阳师范学院历史文化学院教授。洛阳47102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