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人并不否认在当今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种种弊端,问题在于,他们否认这些弊病根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而也否认这些弊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具有必然性。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社会与任何社会一样都不可能是十全十美的，在这一社会中会有许多不尽人意之处，所有这些不尽不意之处大多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政策失误造成的，只要对政策稍作调整，它们马上或者消失或者缓解。这就带来了这么一个尖锐的问题急需要人们回答：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是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弊端？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是不是资本主义本身的危机？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的批判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不仅揭露了存在于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种种弊端，而且深刻地分析了产生这些弊端的根源，也就是说，他们不是停留于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阴暗面端在世人面前，而是进一步追溯为什么会产生这些阴暗面，要人们擦亮眼睛认清是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给人们带来了所有这些不幸和苦难。这是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最给人启发之处。
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执着地论证当今的生态危机根源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生态社会主义与生态主义的分歧主要是在对造成现代社会环境恶化、生态危机的根源的问题上的分歧。生态主义回避资本主义制度，而生态社会主义则把矛头直指资本主义制度。生态主义用非历史的等级概念来取代阶级剥削的概念，认为适用于一切生产方式的“等级制度的权力关系”是引起环境退化、生态危机的根源；而生态社会主义，特别是生态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马克思主义者，则强调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经济、社会和政治剥削的根源，而经济、社会和政治直接导致环境退化和生态危机。高兹用他的政治生态学的观点来分析当今的生态问题，得出的基本结论是：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必然破坏生态环境，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无法解决生态问题，以及与这些生态问题紧密相联的全面的社会危机。高兹指出，每一个企业都是自然资源、生产工具和劳动力等要素的联合体。“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条件下，把这些要素联合在一起就能生产出最大限度的利润”，“任何一个企业都对获取利润感到兴趣。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会最大限度地去控制自然资源，最大限度地增加投资，以使自己作为强者存在于世界市场上”。他强调，追求利润这一动机同生态环境必然是相冲突的，利润动机必然驱使人们破坏生态环境。他具体地分析说“资本主义的企业管理的首要关注的 并不是如何通过实现生产与自然相平衡、生产与人的生活相协调，如何确保所生产的产品仅仅服务于公众为其自身所选择的目标，来使劳动变得更加愉快。它所关注的主要是花最少量的成本而生产出最大限度的交换价值。把降低成本看得比保护生态环境更加重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生产逻辑”。
高兹不但把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生态危机归结于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而且又把资本主义的利润动机归属于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EconomicReason)的范畴。这样，他又从对资本主义利润动机的批判延伸为对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批判。他所说的经济理性(经济合理性）是指以计算和核算为基础，与计算机化和机器人联系在一起，把由于劳动手段的改进所节省下来的劳动时间尽一切可能加以利用，让其生产出更多的额外价值。他说“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必然仅仅是被商品交换所支配，它必然被在一个自由的市场上进行交换这一原则所驱使，在这一市场上，被割裂的生产者面对着同样是被割裂的购买者，它们在竞争中发现自身。既然在经济理性的指导下，生产主要是为了交换，那么这种生产必然是越多越好。于是，“足够的”这一范畴就不像在传统社会中那样仅仅是一个文化的范畴，而变成了主要是经济的范畴。其标志是突破了原来的“够了就行”的原则，而开始崇尚“越多越好”的原则。在他看来，当一个社会以“越多越好”作为普遍原则，生态保护岂不是成了缘木求鱼、一句空话吗？
高兹认为，在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是无法实施生态保护的。实施生态保护的要旨是控制消费，而控制消费的一个前提则是公平、合理地进行产品的分配，显然，在现存的生产方式下，是不可能做到这一点的。他说，现存社会的框架和消费模式是建立在贫富不均、特权和追求利润的基础之上一零增长或负增长只能意味着停滞、失业的贫富之间的差距的扩大。在现存的生产模式的框架中，当产品分配更趋平均的同时，就有可能限制和压制经济的增长。在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下，哪一个人能用什么办法来分配那些由于数量限制而变得稀缺的产品，如豪华的汽车、带私人游泳池的房屋以及其他成千上万种新产品？工业每年用新产品像洪水般地冲击市场使旧产品贬值，同时再生产不平等和等级制度。而现在又有哪一个人能用什么办法来平均分配大学学位、管理职位或财产占有权？高兹强调，在这种情况下，唯一的出路就是突破现存社会的生产方式，建立一种真正能体现公平分配原则的生产方式，即社会主义生产方式。
主义，而且强调资本主义当今走上这样一条道路是资本主义嗜赌成性的本质展开的必然归宿。他用于论证这一点的主要理由是当代资本主义的金融体系赌场化，从表面上看，是“货币体系方面决策”的产物，但实际上无不与西方政要，特别是美国政府的“政治决策”相关。他指出，涉及货币体系方面的决策，必须同时来自于政治权威和市场两个方面。但是只要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就可知道，即使涉及货币体系方面的决策，最终也主要是由政治权威做出的。不管原初的动议是来自于市场还是来自于权威，到了关键时刻总是由政治权威出面拍板。除非有政治权威在必要时提供支持，否则任何一种货币体系都不可能有效运转。斯特兰奇说道“当谈到世界的货币和金融结构时，人们通常会写下关于经济趋势如商品市场的起伏）、金融图表以及指数的变化，似乎它们确实是盲目的经济力量。人们往往忘记这一点：市场仅仅存在于国家的许可和权威之下，而且它们以国家命令的或允许的方式从事经营活动。基于这一基本认识，斯特兰奇提出，要真正认识“赌场资本主义”是怎么形成的，关键是搞清楚“某种当局-市场之间关系的细节”，弄明白“到底是什么人于何时为何原因做出关键决策来规定那种关系”。他的基本观点是，“发生在世界货币和金融体系的集体管理中的所有变化”，“没有一种变化不是由美国发起或得到美国支持的”。
斯特兰奇列举了美国政府代表大资产阶级利益造成国际金融体系失控，从而变成了一个大赌场的种种实例：美国拒绝建立任何处理国际坏账的标准程序；美国对外汇市场拒绝干预；美国消极对待关于国际货币体系的改革；美国拒绝与欧佩克谈判；美国对银行的破产熟视无睹。美国政府在国际层面上的这种“消极态度”是与在国内层面上的强硬的“积极态度”遥相呼应的。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不干预主义”是与在国内舞台上的“干预主义”相匹配的。在斯特兰奇看来，后者同样是导致国际金融体系赌场化，资本主义变成“赌场资本主义”的重要原因。他说道“……一些在全球货币金融体系中有广泛影响的美国国内政策：对欧洲美元的放款，对投机金融市场的鼓励，对自己的银行、对一些像银行一样从事业务所非银行的纵容，而最重要的国内政策是美国1979年10月采纳所谓的‘货币主义’体系来管理美国的国民经济，并将此政策推行到其他国家，干预巳经很高、很不稳定的世界经济利率。基于此，他强调，“不是仅仅因为美国当局对美国银行在境外的行动不关心才导致国际金融体系从整体上远离更佳的监控和管制”，而且还更应看到，美国当局对国内银行在内的金融体系在国内实施“太过关心”的决策，才导致了金融体系走向赌博化，如果看不到这一点，就无法把握“赌场资本主义”形成的真正缘由。斯特兰奇指出，无论是在国际层面上的“消极态度”，还是在国内层面上的“积极态度”都被美国政要说成是“一剂使病人恢复健康的良药”即能医治资本主义疾病的有效手段，但实际结果是它们“使病人比以前加脆弱”，更没有能力抵御“向国家屈从的疾病”。之所以如此，其原因就在于这是嗜赌成性的资本主义的本性的必然展开，从而是无药可医的。
卡利尼科斯强调的是，“资本主义本身一一种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一才是问题的关键”。只要剥开资本主义表面上能够为人接受的机构与行为，把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到资本主义的结构性的缺陷上，人们马上会意识到“这些缺陷己经根深蒂固，只有推翻资本主义才能将其扫除”。当今世界上主要存在着金融危机、环境破坏和恐怖主义这三大问题。卡利尼科斯逐一加以分析，旨在说明这些问题的出现直接导源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导源于资本主义的剥削和竞争性积累的逻辑。
先看他对金融危机的分析。他有时把金融危机称为“金融闹剧”。在他看来，不可否认，资本主义的全球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金融全球化，而金融全球化则意味着它的发展日益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引擎。资本的国际流动在大幅度增强，而国际化的债券市场巳成了悬于国内政策制定者头上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伴随金融全球化的则是金融危机。问题在于如何看待这种金融全球化以及相应的金融危机的出现？卡利尼科斯指出，这里关键的是必须反对把金融市场看作是一种自发的现象。而现在恰恰有许多人认为金融市场是自生的，就像是一种自然现象，甚至在电视新闻中常常把每日股市与天气预报放在一起。人们常常看到，被金融市场看好的国家外国投资蜂拥而入，一旦外来投资者感到风吹草动，外来资本迅速撤离得无影无踪，这样就使原本不景气的东道国经济雪上加霜，立即陷入衰退的谷底。当这种局面出现之时，“华盛顿共识”的维护者们试图将危机归咎于受害国文化与制度性缺陷，也就是说，在这些人看来，主要是由于这些受害国家的文化和制度方面的缺陷才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卡利尼科斯坚决不同意这种看法，他强调的是“病毒本身被用来治疗它所导致的疾病”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之所在。他强调，如果认为问题出在“捉摸不定”的金融市场而不是资本主义系统本身，“就只能对资本主义进行肤浅的批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需要的不是凯恩斯或者托宾，而是马克思”。卡利尼科斯运用马克思的理论，正确地指出，贯串于金融全球化的基本原则还是资本主义的两大特征：对产业工人的剥削和资本的竞争性积累。而当今引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因素正是严重的过度投资倾向。
再看他对环境破坏的分析。卡利尼科斯强调“竞争性积累的原理还在其他领域发挥作用。其中最重要的是全球生命赖以生存的自然环境领域。”自然环境正在遭到严重的破坏这是有目共睹的。人们往往只是从“社会-技术工业群”的角度去分析这种状况的发生，但实际上，“对社会一技术工业群的描述无疑是从另一角度描述了资本主义从工业革命到目前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过渡”。在卡利尼科斯看来，离开了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的积累原理，就无法索解从工业革命到目前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愈演愈烈的环境遭致破坏的真正原因。他斩钉截铁地指出：“目前的情况是，大多数破坏自然的行为产生于资本积累的逻辑。”他以地球的温室效应为例加以说明。为什么地球的温室效应人们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可总得不到有效的控制，原因就在于那些巨型的化工燃料企业，即那些支配世界石油、天然气、煤炭、汽车、公路建设、橡胶工业的公司，一意孤行地进行竞争性的积累。这些公司代表了强势社会群体的经济利益。在强烈反对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中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以后，美国的化工燃料公司又成功地支持了乔治?布什，后者入主白宫后的首要举措中就包括了对1997年日本京都议定书的指责。从这里人们不是可以很清楚地看到是这些资本主义大公司的利益，是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的原则，在破坏着我们的生存环境吗？卡利尼科斯唯恐人们还不理解他为什么要把环境危机、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的制度，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原则联系在一起，还引用了苏珊?乔治的一段话进一步加以说明“永远不要指望跨国公司和富裕国家在最终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会毁灭我们赖以生存的地球时能够及时收手。在我看来，即使他们为了自己子孙后代的将来考虑，想有所收敛，也是身不由己。资本主义就像是一部飞速行驶着的自行车，永远只能前进，要不然就只有倒下。资本主义的企业的竞争不过是要看看谁在最终撞墙倒下之前冲得更快。”这段话确实既传神又深刻。
最后看他对恐怖主义的分析。一些第三条道路的鼓吹者认为全球化过程正把自由民主国家转变成“没有敌人的国家”。卡利尼科斯认为这种观点非常可笑。在他看来，这种观点一个重大失误就是认为资本主义不过是一种经济制度，而实际上资本主义制度除了是经济制度，还是地缘政治制度。“造成灾难性的后果的资本主义竞争也不仅是争夺市场的经济斗争，还包括国与国之间军事和外交方面的斗争。”其道理非常简单：市场发挥作用和繁荣的前提条件是产权的保护和确认，而这又需要在强大军事力量做后盾的政治体制的支持。麦当劳的兴盛离不开美国军用飞机F-15的设计者麦克唐纳?道格拉斯。确保硅谷科技公司蓬勃 发展所必不可少的世界安全的拳头被叫做美国陆军、空军、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事实无情地告诉人们：隐藏在市场背后的手只有握成拳头才能发挥力量。资本主义的竞争性积累原则就像一把悬而未决在人们头上的利维坦之剑。只有联系这把剑才能深刻理解当今世界上所盛行的恐怖主义。“资本主义的竞争方式不仅体现为企业间的经济对立，还体现为国家间的政治对立：美国帝国主义当前寻求相对其他大国优势地位的努力把世界引入一个新的战争时代，引起数不清的并发症。”必、须紧紧联系这一点来观察分析当今的恐怖主义。美国为什么要拥有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如此强大的军事力量究竟代表的是谁的利益呢？千万不能相信它是为了维护全世界的自由与民主，这些强大的军事力量的存在说到底是为了使美国的资本主义企业在竞争性积累中处于优势地位。“美国军队总是捍卫资本主义的财产权而不论财产在哪里或者哪个国家的资本家会从中受益。卡利尼科斯反复强调，资本主义本身就是帝国主义和恐怖主义：它全副武装以对付来自国内和国外的对手。“世界正变得危机四伏，而罪魁祸首就是资本主义，无论从短期的政治角度还是长期的生态角度，资本主义都在威胁着我们的星球。”
上述这几位西方左翼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种种弊端的分析，实际上也就是对资本主义制度本身的批判。正因为他们能够把所有这些弊病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和批判，从而这种分析和批判就显示出一定的深刻性。确实，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在的许多弊端，粗一看是表面的、零碎的、偶然发生的、局部的，而经他们这样一分析，我们可以知道所有这些弊端表现的是资本主义深层的、必然的、系统性的、全面的、本质性的危机。我们一方面不能把当今资本主义社会所出现的一些良性变化说成是资本主义本质的根本改变，另一方面也不能离开了资本主义的本质属性来看待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本加厉的种种恶性变化。这些西方思想家对当今资本主义社会中所存有的弊端的分析批判富有说服力地告诉人们：资本主义基本矛盾在当今不但依然存在，而且呈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势。
陈学明
(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宄中心，上海2004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