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在明清时代就出现了资本主义萌芽，但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姗姗来迟。直到鸦片战争以后，中国才出现了真正的资本主义企业。这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对于这个事实的解释，即:指出导致近代中国资本主义所由诞生的条件，也就意味着回答了近代以前中国资本主义不曾产生的原因。国内一种长期流行的说法是:鸦片战争以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促进了中国封建经济的分解和城乡商品经济的发展，从而给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和发展，创造了某些客观的条件与可能，这主要表现为商品市场的开拓、劳动力市场的扩大和货币财富的积累。按照这个说法，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条件，主要就是商品市场、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积累这三项，它们都是由于外国资本入侵的刺激才完全形成的。换言之，过去中国资本主义没有发生，主要也就在于这三项条件的不完全具备。80年代后期以来，出现了新的观点。一些学者在上述解释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在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过程中，来自外国的先进生产技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本文试图根据历史与逻辑相一致的方法，通过进一步考察和梳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史实及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主义发生的理论，对这个问题进行一些理论上的辨析和阐释。
首先应该指出，把国内商品市场的开拓，作为资本主义发生的前提条件，无论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是似是而非的。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一书中，根据马克思的商品价值实现理论，对国内市场问题做过很有启发意义的分析。列宁认为，国内市场是从两个方面建立起来的，“一方面是生产资料(小生产者从生产资料中解放出来了’）变成新占有者手中的资本用来进行商品生产，因而生产资料本身也变成了商品……出现了生产资料的市场。另一方面，这种小生产者的生活资料……也变成了商品，即建立了消费品的国内市场”。因此，列宁的结论是：国内市场的建立(即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的发展)的基本过程是社会分工”；国内市场问题，决不能作为同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无关的个别的独立问题而存在。……商品经济出现时，国内市场就出现了，国内市场是由这种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的，……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是由资本主义发展本身造成的，国内市场的发展程度，就是国内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
显然，按照列宁的理解国内市场与商品经济或资本主义经济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二者互依并存，不存在何者为先的问题。只要有商品生产，就必然有商品的流通即市场，而商品的流通，就是“资本的起点”、“资本产生的历史前提。”至于资本主义的国内市场，只能凭资本自身的力量去开拓，去获得，它仅仅同资本主义本身的发展相联系。因此，从理论上讲，只要存在着某种发展程度的商品经济，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前提即已具备。不能设想须先有一个由资本力量打开的资本主义市场，然后才会有资本主义的发生，如列宁所说：撇开资本主义的发展程度问题而单独提出国内市场的范围问题（象民粹派经济学家所做的那样）是错误的。”
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实际历史，完全能够证明列宁上述论断的正确性。
明清以来，中国的国内市场即有一定发展，尽管其绝对规模不大，但已构成了资本发生的历史前提。明清时期各地陆续出现的资本主义萌芽，就是以这个市场为历史前提。鸦片战争至甲午战争期间的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由于外资的入侵，中国的国内市场确有某种量的扩变化构成了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绝对前提。
一方面，许多最早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所倚赖、所占据的，不是外资开拓的新市场，而是国内手工业原有的传统市场。如广东南海，在道光以前，所产“土丝绉纱，……尽以贩于蕃商”。1872年以后建立的继昌隆等缫丝厂，即一开始就立足于这个当地传统的海外市场，产品“行销于欧美两洲”，当地缫丝手工业者因受到排挤，“谓此风一开则工人失业，生计立穷”，遂‘群起而攻之”。北方城镇以加工小麦为主的磨坊，有着悠久的历史。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就建立在这个传统市场上。宁波最早的通久机器轧花厂，产品“大部分都在此间（作者按:指宁波）出售，也有些运去香港。运至此间的棉花都转运到中国各口岸，用手摇机和旧式织布机纺织……。”甚至1899年开办的大生纱厂，所依赖的，亦“不是一个在个体小农经济普遍破产基础上，由工资和利润形成的新型市场，而是本质上由个体小农经济的需求决定的市场”，这个市场已有近300年的历史，它在19世纪后期的扩大，主要是因为清廷放垦东北、关外土布需求量猛增及苏松产布区的衰落，而与外资的入侵没有直接关系。另一方面，如果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必须以外资对市场的开拓为前提条件，那么，中国资本主义理应首先发生在棉纺织部门。因为，鸦片战争后外国输华工业品一直以棉纺织品为大宗，棉制品进口价值始终占进口总额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纺织品市场受外资入侵的影响相对最大。然而，直到1888年，中国才有第一家棉纺厂出现，而且“四年后即失败，股东们亏折了本钱。”从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中也不难看出，外资所强行开拓的中国市场，在一般情况下决不会拱手相让于中国企业。中国企业只有凭自己的实力去新辟或争夺市场。而与外资争夺，在其发生时期是难以想象的。
因此，把鸦片战争后外资入侵所造成的国内市场的有限变化，当作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得以发生的前提条件，是不能令人信服的。中国早已具备资本产生的市场条件。现代资本主义企业之所以发生于在鸦片战争后，市场问题不是一个有决定性意义的变量。
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的积累确实是资本主义发生的两个基本条件。问题在于，中国是否仅在鸦片战争以后才具备这两个条件？是否没有外资入侵，中国就不存在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的积累？
关于中国资本主义萌芽问题的讨论，实际上已经对此作出了否定的回答。不难理解，如果不具备这两个基本条件，任何资本主义萌芽将无从谈起。固然，资本主义萌芽不等于严格意义上的资本主义企业。例如，资本主义萌芽可以允许工人存在某些人身依附关系，允许工人不脱离土地。故萌芽的存在，不等于现代意义上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必然存在。但是，从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来看，劳动力从来没有成为其现实的障碍。因为，中国没有严格的人身从属关系，人口状况也与欧洲迥然不同，长期存在着的庞大过剩人口一游民，还有一个人数众多的、可以自由流动就业的手工业者阶层，他们都可随时转化为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雇佣劳动者。这方面的例证不胜枚举。
如明万历年间，嘉兴石门镇‘油坊可二十家，??…?坊须数十人，间日而作。镇民少，辄募旁邑民为傭，其就募者类赤身亡赖，或故髡钳而匿名避罪者。二十家合之八百余人。一夕作，亻*直二铢而赢”；吴中“浮食奇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这种按日计酬、失业则死的“赤身亡赖”，显然是中国传统的过剩人口。清人蒋蘅请禁开福建茶山，理由即是“茶山多在山僻，且系客氓窝隐匪类……瓯宁一邑，不下千厂，每厂大者百余人，小变数十人。”1856年云南回民起义前。“合计通省(矿业)厂丁无虑数十百万，皆各省穷民来厂谋食”。其时内地自然经济受到外资入侵的影响微乎其微，这“数十百万”的“各省穷民”、茶山“客氓”，当系传统的农村剩余人口，却都能直接转化为雇佣劳动者。不仅如此，即便没有完全脱离土地的中国农业人口，如妇女、儿童、甚至壮男，亦随时可以转变成产业工人。直到20世纪20年代，许多地方的工人，仍有夏收时节旷工务农的习惯，以致有些工厂索性在农忙时停工。这是中国工人确实可以不完全脱离土地的最有力证据。实际上，近代中国最早的产业工人，主要也是农村的剩余人口与手工业者，真正因外资入侵而破产的农民反倒罕见。正如吴承明所指出的那样：当西方侵略者来到中国时，并不需要输出资本一雇佣关系。他们遇到的是现成的工人，包括技术高超的熟练工人。”继昌隆缫丝厂雇佣的是女工，开工之后才造成当地手工业者“无可傭趁”的局面。宁波通久轧花厂大量雇佣了童工，有些竟年方8岁。上海早期外资船厂的工人，熟练工多来自广东，“红铜工”来自铜锡器店的老师傅和学徒，木工、冷作工、打铁及翻砂工也多是原手工业者;非熟练工则多为本地及宁波的农民，他们也并不完全丧失土地。1856年上海下水的第一条汽船，即由宁波的木工建造。?江南制造局早期的工人来源比较复杂，一部分是原旗记铁厂及洋炮局的工匠、清兵，后又从外省招募了一批手工业者、失业工人、被裁士兵和孤儿院的幼童。当地农民或尚未破产，或因被局方强占了土地而拒绝入厂。总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从无自由劳动力缺乏之虞，这是彰明的事实。欧洲殖民主义者在美洲、澳洲找不到工人的窘境，在中国是不可思议的。因此，即使外资的入侵确实造成了劳动力市场的某种扩大，这也决非中国资本主义发生于鸦片战争之后的决定性因素。至于货币财富的积累，毋庸赘言，更不依赖于外国资本的活动。各种形态的财富，都可以方便地转化为产业资本且不独近代如此。如明代的毛晋，家“有田数千亩，质库若干所”，为经营印书工场，将田与质库“尽售去”，聚印匠二十多人，并广招刻工，三分银刻一百字，刻工多达数百人。这是封建地产和高利贷资本转化为工场手工业资本的实例。近代早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固然有相当数量属于外国资本积累余沥的买办投资，但也有不少来自前资本主义方式的积累。第一家民族资本机器工厂一发昌号，由手工业作坊发展而来，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投资人为殷商兼官僚，继昌隆缫丝厂、公和永缫丝厂的厂主为丝商。清政府创办企业的资本，则直接由封建的财政收入转化而来。
综上所述，显而易见的结论是:作为近代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历史前提与基本条件的三个要素，即市场、自由劳动力和货币财富的积累，不是鸦片战争后由外国资本的活动呼唤出来的，它们早已生成于中国封建社会内部。近代中国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至少有一部分是在这些传统的、未受外资扰动的基础上发生的。在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时期，外资入侵仅仅造成了中国原有经济结构有限的量的变化。这种量的变化，在理论上和事实上都不是中国资本主义兴起于鸦片战争以后而不是以前的根本原因。这个事实无疑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不发生，根本原因不在于中国经济结构的特殊性，或者它的变化方面。进一步考察马克思有关资本主义发生的理论，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
马克思确曾指出:“两种极不相同的商品所有者必须互相对立和发生接触;一方面是货币、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所有者，他们要购买别人的劳动力来增殖自己所占有的价值总额;另一方面是自由劳动者，自己劳动力的出卖者，……商品市场的这种两极分化，造成了资本主义生产的基本条件。”③但是，仔细分析马克思有关生产方式和价值增殖理论可以看出，自由劳动力和货币财富的积累两者，对于资本主义的发生来说，仅仅属于逻辑上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要条件。也就是说，没有这两个条件，资本主义必定不能发生，但仅有这两个条件，也未必一定发生资本主义。它们仅仅构成资本主义发生的可能性。因为，资本主义不是一种单纯的社会关系，而是建立在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生产方式，是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总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能否发生，归根结底取决于一个决定性的物质前提，是否具有一定高度的生产力水平丨
按照马克思的价值增殖理论，一般商品生产与资本主义生产有个重要的区别，即：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形成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过程;作为劳动过程和价值增殖过程的统一，生产过程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是商品生产的资本主义形式。”而“价值增殖过程不外是超过一定点而延长了的价值形成过程”即劳动力在生产过程中所创造的价值，超过了劳动力本身的价值，有一个剩余价值。由于商品价值是由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即“在现有的社会正常的生产条件下，在社会平均的劳动熟练程度和劳动强度下制造某种使用价值所需要的劳动时间”。因此，资本主义生产首先必须具有高于简单商品生产(它只是价值形成过程)的劳动生产率，这样才能使工人能够在同样的劳动时间内，创造出比简单商品生产更多的新价值，即实现价值增殖。否则，就没有剩余价值，资本也不会产生。“如果工人需要用他的全部时间来维持他自己和他的家庭所必需的生活资料，那末他就没有时间来无偿地为第三者劳动。没有一定程度的劳动生产率，工人就没有这种可供支配的时间，而没有这种剩余时间，就不可能有剩余劳动，从而不可能有资本家。也就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赞同这样的说法：资本家业主作为一个特殊阶级的存在本身是取决于劳动生产率的。”而劳动生产率的水平，本质上就是物质生产力水平，它主要取决于特定的生产资料和工艺、技术水平。在《资本论》中，这有时被称为“劳动的物质因素”或“劳动资料”，其中包括生产工具和原料。马克思明确指出，劳动的物质因素取决于资本家，如果资本家给工人装备了落后的工具，或使用了劣质的原料，那就不会得到剩余价值。正是基于这些分析，马克思作出了著名的论断:“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劳动资料不仅是人类劳动力发展的测量器，而且是劳动借以进行的社会关系的指示器”，?“手推磨产生的是以封建主为首的社会，蒸汽磨产生的是以工业资本家为首的社会。”没有必要的生产力水平或生产的物质技术条件，即使具备了自由劳动力和货币财富的积累这两个条件，真正的资本主义也绝不可能发生。这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必然结论。实际上，重视技术进步的决定性作用，正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一个基本特征，它的正确性已越来越被历史发展的实际进程、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发展所证明。
当然，工场手工业即分工协作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新的生产力。如马克思所说:“较多的工人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或者说同一劳动场所)，为了生产同种商品，在同一资本家的指挥下?工作，这在历史上和逻辑上都是资本主义生产的起点。”但是，在传统中国这样“小块土地所有制占统治地位的国家里”，由于商品价值实现方面的特殊困难，分工协作所带来的新生产力往往仍难以使资本主义立足。
马克思曾对小农经济的商品价值实现问题作过精湛的分析:“对那些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来说，一方面，虽然他是小资本家，资本的平均利润却不会表现为经营的界限；……只有在他扣除实际的成本之后，付给自己的工资才是绝对的界限。只要产品的价格足以补偿他的这个工资，他就会耕种他的土地，并且直到工资下降到身体的最低限度，他也往往这样做。所以，没有必要使市场价格提高到同他的产品的价值或生产价格相等的水平。”也就是说:“在最不利条件下劳动的农民，他们的剩余劳动的一部分白白送给了社会。”
中国的情形确实如此。在耕织结合的自然经济结构中，农民生产的手工业产品，是按照“家有织妇，织与不织，总要吃饭，不算工本自然有赢”的原则出售的，其市场价格可以被压到低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程度。马克思在;〈对华贸易》一文中也引用过这样的材料《这个国家十分之九的人都穿这种手织的衣料，但都是在农家生产出来的，生产者所用的成本简直只有原料的价值，或者说得更恰当些，只有他交换原料所用的糖的价值，而糖又是他自己的产品。
生产这样的布匹，除原料的成本外，简直不费分文。”在这种市场条件下，商品价值的实现自然极其困难。如果资本主义生产仅有略高于个体手工业者的劳动生产率，即意味着其单位商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或成本仍较高。如果按价值销售，其价格未必能低于手工业者或农民生产的同类商品，因为后者是按远远低于其实际价值的价格水平出售的。这样，资本主义企业就会因产品没有市场而难以生存。如果按低于价值的市场价格销售，资本主义企业就会无利可图，甚至亏本。这种令商品价值难以完全实现的市场条件，就是通常所说的小农经济或自然经济结构坚韧性的重要表现。
至于应该有什么样的生产力水平才可以保证资本主义生产的实现，则是一个取决于不同国家、不同生产部门具体情况的经验数值，无法一概而论。但至少可以肯定，在近代中国的不少部门，资本主义生产对技术水平的要求是比较高的。有时，即使采用了先进的机器，资本主义仍然无法立足。这是确凿的事实。
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一段时间里，英国棉织品迟迟不能打开中国市场，根本原因就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的工厂制度出卖其布匹的价格竟不能比最原始的织机上用手工织成的更便宜。”1846年英国棉布在上海的售价仅为土布的三分之二，却因质量不及(这也是价格问题)而无法在上海畅销。从商业的角度讲，直到19世纪70年代中期，英国棉织品在中国市场也没有取得真正的成功。一些早期的在华外资工厂的失败，也是由于它们采用的生产技术还不足以克服中国传统手工业的顽强抵抗。如19世纪60年代上海两家外资缫丝厂先后失败，按照(〈北华捷报》的分析，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在短促的茧期内感到技工缺乏，须招用大批人手，而一旦茧源涸竭，则又都闲着无事可做。”直到70年代中期发明了长时间贮茧的技术后，机器缫丝业才在上海发展了起来。1868年外商在牛庄建立的豆饼厂，亦因“机器榨油，比不上当地人用土法榨油所得的效果而垮台。
因此，可以得出理论上的结论:大大高于家庭手工业的生产力水平是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更重要的物质条件。只有在劳动力市场和货币财富积累这两个基本条件出现的同时，也具备了这个物质条件，即货币财富可以方便地转化成先进的生产资料或技术，中国资本主义才会从可能变为现实。
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就是中国原已存在的若干经济条件同来自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碰撞、结合的结果。
明清以来，中国一些经济比较发达的地区，已经具备了形成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必要条件，即一定发展程度的商品市场、可被雇佣的自由劳动力、货币财富的积累。但是，由于缺乏足以震撼旧世界基础的先进生产力，资本主义始终处在若有若无的萌芽或胚胎状态，无法正常的发育成长，宛如海市仙山，朦朦胧胧，可望而不可及。
一项令人信服的全面研究表明，中国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开始于明后期，但经过300多年直到鸦片战争前，也未能进入工场手工业阶段。这里可以列举一个颇能说明问题的个案。据明人记载:万历年间，松江“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生，从店中给筹取值”。这是比较典型的商业资本控制生产的资本主义萌芽。但成书于咸丰年间的《瀛土杂志》竟也有同样的记载:“沪上袜肆甚多，而制袜独工。贫家女子，多以缝袜为生活，敏者日可得百钱每夕向肆中还筹取值。”也就是说，过了近300年之后，这个萌芽情形依然如旧，没有任何形态上的进步，只是分布的地域，略有扩大，从松江延伸到了附近的上海。这个资本主义的萌芽发育异常缓慢，根本原因就是缺乏更高的生产力。
西方资产阶级在按照自己的面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用火与剑打开了中国的门户，并自觉或不自觉地把他们赖以安身立命的、以蒸汽机为标志的现代技术带到了东方。其结果，是使这?片古老的土地接触到了前所未有的、足以摧毁旧式手工业的先进生产力，使中国的货币财富获得了转化为资本的物质条件。这是鸦片战争以后中国社会经济生活中发生的最本质的变化。正是由于出现了这个全新的条件，早已蓄势待发的中国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得以脱颖而出，不可阻挡。
近代中国最早出现的资本主义企业是由外商和清政府投资的。外资企业都是靠采用西方现有的先进生产技术直接建立起来的，并都利用了中国的自由劳动力市场。尽管有些企业最初甚至还未使用机器动力，如上海第一家印刷厂墨海书馆，仅仅是利用了畜力，充其量是一家印刷工场，但已有‘一日可印四万余纸”的生产能力，与中国原有的印刷业相比，显然是一个巨大的技术进步。由于外资企业的投资主体有特殊性，而且其最初的市场也不是中国固有的，如墨海书馆为外来宗教事业服务，外资船厂以外国航运业为主要市场，他们的建立，不足以充分显示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典型过程。而清政府的官办企业也有某些特殊性。因此，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过程。
中国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发生有两条道路，一是由传统的工场手工业发展而来，二是由有资者直接投资建立的现代化工厂或工场。这两条发生道路的共同点，就是都直接依靠了引进的先进设备与技术。现在已知的两家最早的中国私人资本主义企业，恰好是这两条道路的典型代表。
丝商陈启源经商暹罗，“见该处丝厂用法国式之器械制丝，产品精良，羡慕之余，思欲仿效……?乃开设继昌隆丝厂。”继昌隆的设备来源，史料没有记载，但其设备和工艺属于引进的西方技术则没有疑问，故当时“乡人以其为西洋鬼子的机械文明，……此为鬼子名称之由来。”继昌隆最初没有使用机器动力，只是个手工业工场，但已具备了战胜传统手工业的能力，因为它的劳动生产力较高，“每一女工可抵十余人之工作”，而且“丝比手工更细洁光滑，售价亦贵三分之一”，因而“期年而获重利，三四年间，南(海）、顺(德)两邑相继起者多至百数十家。”由此可见，继昌隆的建立及后来向机器缫丝的过渡，完全是其创办人直接引进外国先进技术的结果。尽管它最初的性质，尚是资本主义工场，但这个工场却不是中国传统手工业自然延伸的结果，而是完全新建的。这是中国近代资本主义发生的一条典型道路，即商业资本或其他形态的货币财富积累，通过引进先进生产力而迅速转化为资本、直接建立资本主义企业，而无需依靠传统手工业的技术积累和资金积累。从现有史料看，近代中国早期的私人资本主义企业多数都走这条道路。从某种意义上讲，清政府的官办企业也是这条道路。
上海的发昌号机器厂，则是传统的手工作坊或手工业工场通过引进外国的先进设备、技术而发展成资本主义企业道路的典型代表。1866年满师学徒方举赞与亲戚合办发昌号打铁铺，初仅打铁炉一座，四、五名工人，资金二三百元，承揽外资船厂的业务，是个普通的作坊。鸦片战争以前，类似规模的作坊在上海就很常见，如本地人顾明海的船“厂”，已雇佣10余工人。但发昌号在1869年左右添置了两台旧车床后，很快成为雇工10多人、能制造小火轮和车床的资本主义工厂了。到1890年发昌号已有机床10多台，仅工场间就可容纳200名工人。同一时期出现的另一些私人资本的机器工厂，大体也是如此起家。尽管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时期，由这条道路产生的企业占多大比重，尚待研究，但从整个中国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来看，这条道路的存在不容置疑。直到20世纪，仍有许多手工磨坊通过购置电动磨机而跻身于资本主义行列。只不过这时的电动磨机已不一定需要进口罢了。
实际上，可以这么说，一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发展的历史，也就是中国人不断学习、吸收、消化和发展来自西方的先进生产力的历史。
当然，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实际过程远比上述简略的理论概括复杂和曲折。例如，严格地说，先进生产力并不仅仅是机器、技术和工艺，它还应包括资本家创新精神、管理者的知识和劳动者的技能。因而，形成于西方并带有强烈西方文明色彩的先进生产力，以及在它基础上建立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于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也是一种异质的文化系统或新的制度安排(institutionarrangement)。它们的引进和出现，必然会在文化或社会制度方面遇到巨大的障碍，甚至遭到封建主义上层建筑的直接抵制、排斥。广东南海机器缫丝业的一度被捣毁、查禁，宁波通久轧花厂的依附于日本人，以及许多建厂计划的失败，多少都有这个因素在内。但是，近代中国资本主义终于在引进外国技术的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这个事实也同样证明，文化上或制度上的排斥力量，不可能长期成为资本主义发生的障碍。它们至多只能对资本主义的发展起某种延缓、阻滞作用，而不会起杜绝作用。只要在经济上能够立足，能够获得利润，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总能破土而出，不以任何人意志为转移地发展起来。作为社会意识和上层建筑，中国的传统文化和社会制度并不是可以脱离社会存在、物质生产力的神秘系统，它们归根到底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何况，它们也确实存在着通融变化的余地。正是在强大的现实利益面前，中国的传统文化逐渐发生了不由自主的变形，从而网开一面，为资本主义这个根植于先进生产力的全新事物在中国的兴起，留下了空间。因此，就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逻辑上的条件而言，文化或制度之类的因素，是不宜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方面的条件相提并论的。这也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逻辑。
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条件的理论公式中，导入“生产力”这个变量，可以比较合理地解决这个问题。
西方资产阶级的殖民主义侵略，完全由其卑劣的私欲所驱使。掠夺殖民地半殖民地是他们唯一的目的。“我走之后，哪怕洪水滔天”，决非他们中个别人的信念。然而，他们毕竟是远比落后国家的农业文明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载体。因此，他们在世界范围的侵略扩张，实际上也是充当了扩散先进生产力的“历史的不自觉的工具”。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历史中的资产阶级负有为新世界创造物质基础的历史使命:一方面要造成以全人类互相依赖为基础的世界交往，以及进行这种交往的工具，另方面要发展人的生产力，把物质生产变成在科学的帮助下对自然力的统治。资产阶级的工业和商业正为新世界创造这些物质条件，正象地质变革为地球创造了表层一样。”
西方资产阶级正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中国开办了使用机器设备的工厂。这既为中国的有资者起到了如何利用先进生产力来牟利的示范作用，又为中国雇员提供了学习和掌握先进技术及经营管理知识的机会。如一位学者所言：每一家外国工厂、每一家外国金融机构，都是一所训练学校。中国的劳资双方都可以从中获取工业技术和管理技能知识。即使是由外国人管理的海关、邮局、盐务署和铁路，中国人也可以从中看到有秩序、效率高的经营管理榜样，并从中受到启发。”也正缘于此，早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多建立在外国在华同类企业之后，创办者多系与外国人交往较多的买办、商人、洋务派官员或手工业者、外资企业雇员。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是外国资本对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起了示范作用的重要证据。诚然，外国殖民主义者早就懂得：机器（向中国）出口，恐非西国之福也V‘中国多织一匹（布)，则我国少销一匹布。销路既阻，出货必减，将来船行受亏，姑置不论;我国所有各厂，不久已将停闭，致工人无处营生也。”但是，中国的大门既然已被他们打破，与外部大千世界隔绝的人为屏障不复存在，他们根本无法阻止中国人利用他们的“贸易自由”规则来引进先进生产力。在自由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孜孜求利的本性，注定了他们不可能筑起封锁技术转移的长城。仅仅为了丰厚的商业利润，在华外商就无法抵御推销机器的诱惑。早期的中国资本主义企业，几乎都是通过在华外商购入先进设备。如，江南制造局的设备，部分购自在华德商，部分由上海的外资工厂定制;裕源纱厂的设备购自瑞生洋行;上海机器织布局的设备购自上海外商。民国初年上海的工部局电厂为了经营利润，甚至以低价出租电动机来鼓励中国工厂实行动力更新。
恒丰纱厂即以此为契机，完成了设备更新与管理改革。直到20世纪，大型中国工厂的设备仍须依赖进口。这反映出中国资本主义在技术上对外国资本的严重依赖。然蔽之以“买办性”，却也有失公允。因为，中国资本主义毕竟是在引进的、而土生的生产力基础上发生的。
因此，如果认为中国资本主义是在外国资本的刺激下发生的这一命题可以成立，那么，必须说明，这种“刺激”主要表现为起到了示范、训练作用和便利了中国对设备、技术的引进。至于外国资本对市场的开拓，其积极意义是相当有限的。外资对于中国国内市场的盘跟，在多数情况下仅仅有利于他们自己，而不利于民族资本的发展。
从表面上，中国资本主义发生的“外铄论”或“移植论”似乎难以否认。中国资本主义赖以发生的主要物质条件是从外国输入或移植的。没有这种物质交流，中国何时才能自己产生这种物质条件，确实是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是，生产力毕竟不等于生产方式。没有现实的社会条件，即使有再先进的设备技术，资本主义也不会变成现实。而从根本上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是人们自觉学习、掌握先进生产力的结果，而不是生产力主动对人的拥抱。
因此，外国资本对中国的侵略、西方先进生产力在中国的扩散，充其量，不过是为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提供了一种物质上的可能性，一种外在的机遇。资本主义在近代中国终于发生发展起来，根本原因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经接近了资本主义的门坎，具备了资本主义发生的社会条件，更是自强不息、不屈服于外来压迫的中华民族自觉奋斗、主动追求、力图“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结果。按照熊彼特的“创新理论”，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实际上也是资本主义发生的的一个内在因素。没有“创新”(innovation)即把新产品、新技术或开辟新市场等新的生产要素和生产条件进行组合，并引入生产体系，也就没有资本主义。这是一个合理的观点。因此，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归根到底离不开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先进生产力的创新精神，这是需要特别加以注意的。
中国资本主义的发生和发展，完全违背了侵华殖民主义者的本旨，但殖民主义者毕竟是不能主宰自己命运的资产阶级。“机捩一旦转动，就逐渐地向着毁灭旧制度的爆炸点走去，再也没有任何力量能够迫使它停止下来。”正是中华民族主动吸收先进生产力的创新精神或历史创造精神，导致了中国资本主义不可阻挡的发生、发展，并最终导致了中国社会内部新的力量的不断成长，迎来了民族的新生。这就是马克思所说的《人类历史上存在着某种类似报应的东西，按照历史上报应的规律，制造报应的工具的，并不是被压迫者，而是压迫者本身。”
作者简介:朱华男，1954年生，上海行政学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