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农村社会角色关系问题小议
自19世纪以来，中国农村地论文联盟http://区的民间传统便受到不同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冲击。最早认为民间传统“落后”的是西方殖民主义势力中的传教士，他们看到中国文化与基督教精神格格不入的特点，于是主张消灭并以基督教文化取缔。民国以建立现代的、民主的国家为口号的知识分子们，视农村社会的地方传统为现代化的敌人。到了本世纪充满“现代主义”的意识形态的指引下，政治对中国的传统起着持续的冲击作用。在长期的文化冲击下，地方传统出现了严重的空白。
虽然很多的学者认为现代化的过程就是传统的消亡过程，但是民间传统随着现代化悄悄继续生长。美国社会学家席尔斯(edward shils)认为，许多处于现代化过程中的东方国家，传统在国家的政治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建构中扮演重要的角色。在特定的情况下，传统社会形态可以起经济动力作用。
1.中国传统角色关系的特点
1.1家族本位的角色关系
中国传统的社会结构是以家族为基础的社会结构，从而中国传统的角色意识不象西方的人本主义观以个体的人为基础，中国传统的角色意识是根植于以家族血缘为本位的土壤之中的。
中国传统的角色意识可以追溯到“德”、“孝”的起源，这是较早的社会义务的明确表达。有学者认为这是周代社会的道德纲领，这样的道德纲领其实就是社会对个体的期望的行为准则。WwW.133229.Com本来“德”从“敬天”中来，“孝”从“敬祖”里生，但是周代的政治变革使得这两者从宗教的殿堂走向了民间。
《国语》中有“异性则异德，异德则异类”的记载，“德”可能是各原始氏族用来祭祀的习惯法规，从而与祭祀的礼相连在一起。而“孝，礼之始也”（《左传·文公》），“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软” （《论语》），这样，德、孝、礼、仁便不可避免的联系在一起了。这种联系并不是人为的，其沟通的可能性乃包含在原始礼仪规范所申明的敬老先长的习俗之中。不管是德的要求还是礼的秩序，都必须先长后幼，先老后少。如此孝敬遵从，才是仁的精神。孔子纳仁入礼，以礼释仁，就是使得这种习惯法规更民间化。
虽然各家各派各有侧重，但是各派所反映的共同基础—家族本位却是一致的。儒家强调“孝悌”原则，墨家推崇家家相爱，道家主张小国达德，法家建立家天下，禅学提倡不离家、顿成佛，理学申明先天下无不是父母，如此等等，无不是家族本位为基础的社会角色意识的反映。在这里，不是从自然到人间，而是从人世到天国；不是从君主至臣民，而是从修身齐家再到治国平天下；也不是从客体到主体，从别人到自身，而是由我、由自家出发，这一近取诸身、推己及人的运筹方式，一方面可以看作是以家族本位为基础的社会角色意识在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培养出来的特色，另一方面又证明了中国传统的政治观、伦理观、人生观中所反映的人本意识确实是从家族血缘本位出发的。
一切从家族本位出发，“我”又是家族血缘关系网中的一环。如果说西方注重个体的独立发展的话，那么，中国的这种意识是强调不能离开家庭和血缘，不能离开这种社会现实关系去独立驰骋。这一重血缘、重家族、重群体、重社会的观念，长期地支配了东方人的意识形态。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自我的中心主义，希望别人围着自己转动。《大学》里也讲：“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这都是以己为中心，由己及群，由内及外，将己与群的界限弄成相对性的，模棱两可的，与西方人的权利与义务分的清清楚楚的社会就大相其异。所以可以说，在差序格局中，社会关系是逐渐从一个一个人推出去的，是私人联系的增加，社会范围是一根根私人联系所构成的网络，因之，我们传统社会里所有的社会道德也只在私人联系中发生意义。
把石头仍进水里所引起的圈圈波纹，在中国不仅可用来形容家族亲属关系，而且地缘关系也是如此。在传统的结构中，每家以自己的地位为中心，在周围划出一个一个的圈子，邻居、社员、同村、同乡等的概念一级级的往外递解。丧事、喜事的帮助是由亲属邻居到同姓氏到朋友一级级的扩展的，而事实上，在中国的农村，邻居、同乡、朋友的范围在很大程度上是大家族的范围，地缘和血缘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这样，在家族本位为基础的地缘、血缘关系，给传统的中国人提供了不少感情上的帮助和安慰，但是这种家族本位的角色关系模糊了权利和义务的界限，人为的造就了很多从属性和依附性，压抑了个性的发展。一个美国父亲可以在朋友前面得意的夸奖自己的孩子，说自己的孩子是如何如何的聪明，而中国的父亲只会当众指责孩子的懒惰、愚笨，尽管自己的孩子在同龄孩子中是最优秀的。贾宝玉的父亲就是从来在众人前大声的叱喝他的，他就休想从他老子那得到个好字。
这种家族本位的角色关系就容易形成长辈的集权和专制，抹煞个体个性的发展，形成千篇一律的角色个体。
1.2典型的社会角色类型—君子
不知怎的，中国就形成了一个典型社会角色，并用这来规范社会成员的行动，成为大众的行为准则，严格的要求每个人按照这样的规范来做事情。即使不按照这样的规范来做事情，也必然是所追求的目标，理想中想达到的状态。这个角色就是君子。
君子在中国本指社会地位高的人，与小人对应，分别代表社会的上流和下层的百姓，所谓“君子所履，小人所视”（《诗经·小雅·大东》）。但是从《论语》起，君子的含义开始有了质的变化，即不但具有了社会阶层的含义，更与人格修辞相连，主要用于代表那些具有高尚道德情操的人。君子是儒家的道德行为典范，在日常生活中做人的榜样。在《论语》中对君子的论述有很多：
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论语·里仁》）
君子怀德，小人怀土；君子怀刑，小人怀惠。（《论语·里仁》）
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论语·为政》）
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论语·述而》）
君子泰而不骄，小人骄而不泰。（《论语。子路》）
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论语·颜渊》）
……
从这些论述来看，君子在品格和行为上注重个人仪表之庄重、强调内在修养之培养、注重言谈举止之适度、考虑人际关系之和谐，从而成为儒家经典的道德行为规范。但是不难发现，做一个君子决不是件容易的事情。
首先，儒家对君子的所作所为是经过概括、抽象、综合而来的一种人格角色，按照这种理想型的人格要求去实践几乎是不可能的。殷海光在讨论理想文化与现实文化的矛盾时说：“如果一个人的行为规合于一个文化理想的某一个要求，或某一些要求，那么他不一定能在一切情形之下规合于一个文化理想的一切要求。就中国的传统文化来说，确有文化分子不取不义之财，这种人视钱财如粪土。但是他或许好色，这就不符合圣人之教，虽然圣人也不见得一定不好色。如果这个人既不好财也不好色，或许他就好骂人，也不符合圣人之授”。理想和现实文化的矛盾是时刻存在的。
其次，儒家本身对君子的各种要求之间就有可能发生矛盾的地方，如信与义、情与理、忠与孝。以忠孝为例，按孔子的推论，在家事亲，在外就能事君。在现实生活中，在家事亲者并不一定就能事君，而且有时为了事亲不得不放弃事君；有时为了忠君不得不放弃事亲，从而忠孝难以两全。这也使得君子难做。
既然君子这么难做，为何人人还要以这作为典范来要求自己呢？只是因为这个角色太完美，太让人想成为这样的角色了。孔子塑造这一人格形象就是期望其能发挥社会的示范和道德引领的作用，从而塑造社会价值体系，整合社会规论文联盟http://范，成为克服社会失调的一条途径。社会只有大量存在合乎规范的要求，体现价值目标的理想角色，才有可能稳定的发展。
2.制度变迁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中国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农民身份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制度安排的结果。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新政权的领导人就面临着采取何种发展道路n和管理体制组织经济建设并迅速实现强国富民的理想的选择。
2.1人民公社制度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首先面临的是经济发展战略的选择，即选择一种能够快速而且直截了当地实现国富民强目标的发展途径。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起点很低，1949年人均国民收入只有66.l元。同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又不满中国的政权实行政治上的孤立和经济上的封锁。面对这种情况，能否迅速发展经济是关系到新政权生死存亡的大事，这时发展重工业是唯一的选择。而身份制是国家集中和动员社会资源，协调社会流动的工具。对一个经济发展水平低、资源相对匾乏的社会而言，通过这种制度既维持了社会的稳定，又保证了国家对社会资源的集中控制使用。因此，国务院、中共中央在1956年到1957年先后六次做出了关于制止农村人口外流的指示，采取强制性措施不允许农村人进入城市。1958年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规定：“公民由农村迁往城镇必须持有劳动部门的录用证明、学校的录取证明或者城镇户口登记机关的准予迁入证明”。同时在组织管理上开始实行农村人民公社制度，8亿农民被困在公社、大队、生产队里。经济学家赫切曼说：“公社制度下的既没有进出权，也没有喊叫权。他们能在体制内不是出于对集体的忠诚，而是因为别无选择。”人民公社制度更加限制了农民的自由流动，1964年第一个迁移规定正式出台，以严格控制乡城迁移为基本特征的传统户籍制度基本确立，同时开始实行粮油统购统销政策在内的城市户口人员的生活物资计划供应制度。1977年，国务院出台规范户口迁移的第二个规定，首次明确“商品粮”人口和“农转非”概念，进一步强化了城乡人口的界限。
2.2户籍管理制度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农业人口与非农业人口的划分及其转换限制，是中国户籍制度的核心内容，人为的把公民分为城市居民和农民两种不同身份。这一制度安排不仅在空间地域上而且在社会认同上构建了一道边界，从整体上确立了中国社会结构的制度框架，也确定了城市人和农村人的身份角色。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占有不同的社会资源，拥有不同的社会权力和义务，并且拥有不同的机会结构，个人一旦获得某种社会身份，很难依赖个人的力量加以改变。个体基本上是按照国家规定的身份来定位自己的角色，进行日常的行为活动。在这种严格的制度性规定之下，不同身份的人拥有不同的社会资源，这样的权责关系是非常明确的，从而角色之间的关系也非常明确、简单。家族本位或许扩展到大生产队的集体，但是亲缘、地缘关系仍然是相互交往的前提。
2.3改革开放对角色关系的影响
改革开放后，农村人们公社制度解体，家庭生产承包责任制普遍实行，农村劳动力得以挣脱土地的束缚，要求放宽户口迁移政策的要求与呼声日益高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的稀缺资源配置制度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国家权力授予关系、市场授予关系与非制度性安排（社会关系网络）三种配置资源关系。非制度性的安排使得传统的社会关系得以保存和发展，市场授予关系使得人人都有竞争的机会而发展经济利益关系。为了适应形式的发展，一些限制农民的政策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开始或多或少的调整。1984年，人民公社制度废除，解除了身份制对农民行为的限制，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获得了可以相对自由选择职业的自由权。1997年国务院转批公安部《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规定“办理小城镇户口实行指标控制，指标由国家计委、公安部、农业部有关部门另外下达。经批准在小城镇落户人员的农村承包地和自留地由原所在地的农村经济组织或村民委员会收回。”2001年3月国务院转批了《关于推进小城镇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在县级市区县人民政府驻地镇及其建制镇有合法固定的住所、稳定的职业或生活来源的人员及其共同居住生活的直接亲属，均可以根据本人意见，办理城镇常住户口。”2001年5月国家粮食局发出通知，今后在全国范围内迁移或者农转非的居民，将不再办理粮油关系，取消了长达40年的“户粮挂钩”政策，为户籍制度的改革排除了一个重大制度性障碍。2001年8月，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编制完成了《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人口就业和社会保障重点专项规划》提出，未来5年内国家将取消社会从业人员之间的不同身份，促进劳动力在城乡之间地区的有序流动。
从上述政策看来，户籍管理制度为身份角色的形成提供了分离条件；统购统销制度提供了交换条件；人民公社制度提供了稳定城乡关系的条件，尤其是农村方面的稳定条件；各种劳动结业和社会福利保障制度为城市的稳定提供了条件，这也是农村人想转化农民的角色所望而止步的。虽说各种体制的改革和政策的调整使农民角色从过去被生产集体高度束缚的集体农民变成了相对自由的自由农民，有将近1亿农民涌向城市就是很好的说明。但是，“农民”这个角色和身份仍然没有改变，民工的流动仅仅是地理上的流动，而不是角色和身份的流动。农民的社会地位的获得仍然受到户籍身份制、就业福利保障制的影响。民工就象候鸟一样，定期要返乡，在他们年老时必须回乡来养老，城市没有他们最终的栖息地，最多只是使家庭经济条件改善的途径而己。也有少数在城镇安家落户的，但是人们谈论他们时，仍然用的是某村某组的某某人的称呼，而不会因为他的家在城镇而发生改变。
事实上，农业改革特别是农村土地产权改革没有深入下去，农业的市场化程序没有继续提高，城乡隔离的经济体制和扭曲的社会经济结构没有得到根本性的转变，“三农问题”越来越严重。农村大量的劳动力何去何从？城乡差距的扩大使得农民再也不愿意死守着土地吃饭了，年轻一代不愿意从事农业劳动，孩子们不学习农业劳动，农村主体角色要求多元化发展。
3.当代农村社会角色关系的特点
中国农村改革最终把农业经济建立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之上，正是这一步农村改革的成功，推动了整个中国社会的改革发展。家庭经营毕竟是小农经济，数达9亿之众的农业人口几乎每人都有一份自己的土地，而家庭经营就是每份土地的简单相加。这样的经济状况使得中国农村没有脱离“村庄—土地—家族”的基本状况，因此不能忽视中国传统的韧性问题，也不能忽视这一传统改变的动态过程。以当代社会结构为依存的当代中国社会角色关系也必然不能忽视韧性和动态的过程特点。
3.1家族本位思想的藕断丝连
政策和制度的改革允许农民有一定的自由权，但是真正能流动并且在城市扎根的只是农村中的少数人，多数人仍然是生活在祖辈分割下来的土地上，和同姓人生活在一起。虽说这种流动弱化了家族本位的思想，但是土地的存在使得家族本位的思想不可能完全抹灭。平时或许有些口角或者是利益之争，一旦本姓氏、本宗族的某个人面临重大事情(比如说去世、遭外姓人欺负等)，肯定会奋力而出。
不过，家族本位思想的范畴在现在却窄了许多，很大程度上指的是直系血缘亲属。只有这样才可能提供经济上的帮助和人力上的义务。外出打工者基本是亲戚之间相互介绍的，手艺的传授只限于直系血缘，这与《金翼》里描述的大家族共同商议发展相去甚远了。
3.2君子角色面临挑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