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即“三农”问题，一直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基本难题，是困扰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严重问题。概括地讲，当前的农业问题表现为农业基础薄弱，农业劳动生产率低下；当前的农村问题表现为多数农村地区自然条件差，市场经济发育缓慢，城乡社会经济割裂情况严重；当前的农民问题表现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基数大，农民收入增长缓慢，农民生活水平不高。核心问题是农民增收难。做为一个有9亿农民的发展中大国，正努力实现现代化的大国，一个已加入WTO的大国，求解“三农”问题具有现实与战略意义，是启动内需、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现实选择；是消除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实现国家现代化的战略选择。我们必须清醒反思求解“三农”问题的路径，总结寻找出带规律性的东西，找准战略方向。
一、发展路径的反思一“三农”问题难于在“三农”范围内求解
(一）农产品提价、增产，很难再籍此提高农民收入一此法不是出路
我国农产品供给已由长期短缺转变为阶段性总量平衡有余，特别是近几年，粮棉等主要农产品出现全面过剩，农产品的增长当前已进入了受需求制约的阶段，农产品的价格上涨已没有多少空间，因此农产品产量增长势头也将减弱。目前，我国的小麦、玉米等农产品的价格比国际市场价格高15%-30%加入WTO农产品市场价格将受到巨大冲击。据有关统计资料，我国现有农业劳动力3.5亿人，耕地19.5亿亩，劳动力人均耕地仅5.6亩，今后耕地会随工业化、城市化进一步减少，农村劳动力会继续增加。因此，提高人均产量十分困难，同时，在农产品价格上调可能性不大的情况下，提高单位面积产量所需的化肥、农药的价格却逐年上涨，一增一减将使农民增收更加困难。
(二）农业的产业化之路受前提条件制约一也不是出路
农业的产业化就是以市场为导向，按专业化组织农业生产，形成农工商、生产、加工、销售一体化的生产经营模式，使农业成为市场化、社会化、集约化的农业。显然，农业的产业化要扩大农业的生产经营规模，实行农业生产的专业化，以及加强农业生产加工和流通等再生产诸环节的内在联系，直至一体化。有人说：“农业产业化经营是我国农业经营体制的又一重大创造，是农业组织形式和经营体制的创新”。
美国农业最早形成产业化经营，美国农业的巨大成就主要归功于农业产业化，1960一1970年西欧、日本实现了农业的产业化，如今农业现代化程度高的国家基本上走的是农业产业化道路。农业产业化，在我国实施的情况如何呢？主要是在山东、广东两省某些地区进行了实验，应该说效果不错，分析原因，山东产业化经营的农产品有日本和韩国市场，主要靠出口；广东珠江三角洲的特色农业开发区，在加工制造业、城镇化、经济持续高速增长的大背景下，农业越来越不像农业，农村越来越不像农村，农民也越来越不像农民，他们实际上已从传统的种植业中拔出泥腿子，广袤大地上呈现出“五多一少”的景象：花多、菜多、果多、禽多、鱼多、粮食作物少。因此，我们可以说局部的成功不具有普遍意义。
产业化经营必须以规模化经营为前提，许多人都认识到家庭经营规模小、效益差是当前中国农业发展的瓶颈。中国农业经营规模小，不仅仅是一个组织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在9亿人口仍然靠农业为生的情况下，少数的“规模经营”意味着多数人“无地经营”。与规模经营相关的问题是土地制度问题，主张“农业产业化”的人认为有必要完善农村土地使用权流转机制，通过制定土地使用权转让的法规，让农民根据自己的意愿有偿转让土地使用权，使分散的土地向专业户集中，进而实现土地的规模经营，那么，转让土地使用权的农民怎么办，收入从何来？显然，只要农民无法找到其它收入更高的工作之前（如进城务工或进乡镇企业）或担心迟早会失去收入较高的非农就业的时候，农民是不会放弃自己的小块土地，他们承包的那一小块土地，虽然很难成为高收入来源，仅仅是“保命田”，但有了它心里就有垫底的，踏实，可提供基本的生活保障。正如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的樊纲先生指出的那样：“在中国的经济格局发生根本转变、多数农民已经在非农产业中获得稳定的就业前，中国的土地制度是不应发生重大改变的”。故而，产业化的前提条件是规模经营、土地集中使用，在农村剩余劳动力没有找到稳定的非农产业就业、从农业生产转移出去之前，是行不通的。看来，“解决三农问题要立足于农业”之说，独立精神与责任心可嘉，实则在目前状况下行不通，也许将来中国农业会走产业化道路。
(三）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也不是出路
中国农业水利、灌溉等基础设施薄弱，基本是靠天吃饭，农村生产力又极端落后，小农经营的生产方式使中国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极低。中国是一个有9亿农民12亿人口的大国，吃饭问题是大问题，政府一直把农业放在基础产业的位置，十分重视，加大对农业、农村基础设施和农业科技的研究与推广投入，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粮棉等农产品基本过剩，但由于农村地少人多，发展农业生产不能为农民带来新的收入增长，在市场经济规律作用下，农民将不会向农业增加投入，反而会诱使农业内部生产要素的加速外流，导致农业生产的停滞乃至萎缩，显然，在地少人多，低劳动生产率的基础上，是不可能奠定高投入高效率农业的基础的。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的劳动力从农业生产中游离出来，致使我国目前农村的剩余劳动力数量约达1.2-1.5亿人。据李子奈（2000年）对农业就业结构偏离度的测算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员中大约1.亿人为农村剩余劳动力，随着我国农业生产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进一步下降，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需要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还将增加，这意味着中国的耕地已容不下那么多农民了，农民在土地上发展的实际空间已很小了。“三农”问题的突出难题，已从农产品短缺，转向农民收入过低的增收难，根本原因就在于农民过多，因此，解决农民收入问题的根本出路是减少农民。若农民减少20%,即将现有的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在其它条件都不变的情况下，农村人口的平均收入即可增长20%。
面对农村如此庞大的剩余劳动力由此导致了笔者上文提到的解决“三农，，问题的各种策略 失效，如对农产品提价、增产难于提高农民收入，也在于务农人口过多；农业产业化道路肯定是将来农业发展道路的必然选择，可惜受制于农业人口多，使其缺乏规模经营与专业化、市场化的前提；加大农业投入，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若如此，将进一步造成农业人口的过剩，实际是农民个人不大可能加大农业投入，因为其边际收益率越来越低，那么，求解“三农”问题，想在与农业有关问题的范围做文章，目前看来都是难以奏效，或是难于实施的。一切的难题归结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因而很符合内在逻辑地得出结论：解决“三农”问题一定要跳出“三农”范围，即不能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民论农村，根本的出路在于减少农民。
二、减少农民道路的探索一从民工潮、乡镇企业到城市化
(一）民工潮：潮起潮落
据最近一次的农业普查资料（1997)，离开本乡镇外出流动就业的农民在7000万人以上，这即所谓的“民工潮”，这种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跨区域的流动是生产要素市场化配置的结果，是合理和必然的。大批的农民离乡背井，向城市、沿海地区进军，这种近乎无限供给的廉价劳动力，造就了当地三资企业大发展、现代工业部门的超常积累。但这部分人员的增减，明显受整个经济形势的影响，这几年中国经济呈现通货紧缩，民工就业难，其流动更具盲目性。每年中国的春运都成为全球最繁忙、量最大的运输，这种流动就业并不能形成稳定的剩余劳动力转移，他们虽然得到了高于他们在农村就业的边际收入的平均工资，但还是不足以维持他们在城市中永久性生活，他们依然是盲流，依然是农民，他们随时还会依附于农村的土地。
(二）乡镇企业的道路越走越窄
发展乡镇企业是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转移农村劳动力的一种重要的模式，乡镇企业也成为农村经济的一大支柱。过去20多年乡镇企业发展对我国经济增长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如乡镇企业工业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1985年占17.7%,1990年上升为29.7%,1995年为42.5%,1998年乡镇工业增加值占全部工业增加值的比重达到46.5%。但随着国内外整体经济环境的变化，乡镇企业自身的先天不足（如：农村中资本、技术以及管理知识、人才、信息等资源的短缺，投资规模小，以技术水平低的加工业为主等)，再加上面临市场饱和，发展空间正在缩小。自1997年以来，乡镇企业的产值增长率和从业人员已连续5年明显下降，“九五”和“八五”相比，产值年均增长从425%下降到13.1%吸纳的农村剩余劳动力由年均增加719.2万人下降为年均减少30万人。它对国民经济增长的直接推动作用正在减弱。
现在不少人反思乡镇企业发展战略，认为存在误区。减少农民，仅靠使农业劳动力转移到工业是远远不够的，“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就地转移农业劳动力的模式带来了不少问题，这种模式在稳步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的同时，却将大量的非农人口滞留在农村，加上乡镇企业相对分散未能实现农村的城市化，城乡分割依然严重，结果是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其生活方式依然是传统农民的生活方式，其消费需求依然是农民需求，其消费观念、习惯、模式没有质的改变；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模式只有一个，挤入工业，就业的门路相对狭窄，难以大量转移到第三产业，抑制了服务产品的供给与需求；乡镇企业的发展对第三产业增长的作用较小，在乡镇企业的产值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基本上在80%以上，产业结构高度倾斜，在很大程度上加深了我国产业结构中工业比重过高、第三产业比重偏低的偏差。在这种模式下，逐渐倚重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以增强竞争力的乡镇工业，将无法吸纳更多的农民；同时，分散的乡镇企业，不符合第三产业发展的规模与聚集性要求，无法低成本地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由此导致农村依然是那个农村，城市依然是那个城市，城乡二元结构矛盾缓解不大，减少农民的目标无法实现。
综上所述，乡镇企业发展模式的工业化，仍没有超越“农业、农村、农民”的圈子，必须跳过这个圈子对“三民，，问题求解，而城市化就克服了其弱点。只有通过城市数量和规模的扩 张，发挥其规模与聚集优势，才能为第三产业的发展提供广阔的空间，也因此才能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让更多的农民变市民，中国的农业、农村才有希望，农业产业化、农业投入加大才能实施。对“三农”问题求解的各种路径反思，得出解决“三农”问题的符合逻辑的解答就是城市化。
三、选择城市化发展道路，求解“三农”问题的产业经济学解释
(一）配第一克拉克定律与库兹涅茨对产业结构演进规律的研究
1940年英国经济学家克拉克发表了名著《经济进步的条件〉>，在此书中，他将全部的经济活动按期与自然界的关系划分为三次产业：农业、工业、服务业。劳动力在产业间分布状况是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这就是所谓的配第一克拉克定理。克拉克认为，劳动力之所以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三产业转移，是因为随着经济发展，各产业出现了收入（附加值）的相对差异，正是这种差异使人们趋向于高收入的产业。显然，克拉克是用劳动力在一、二、三产业分布的指标量的变化来考察产业结构演变规律，但它却没有考察各产业间收入差异变动的规律，这一工作是由库兹涅茨完成的，他由此获得了1971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
库兹涅茨通过占有详细资料，考察了大量国家随着经济发展、人均收入水平提高，总产值在三次产业间的分布变化，并结合劳动力在三次产业间分布规律，得出了三次产业结构演进规律，具体说就是：随着经济的发展，第二产业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大体上是上升的，而劳动力相对比重则大体不变或略有上升。随着经济发展，第三产业劳动力比重是上升的，其实现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虽然总体上是上升的，但却未必按劳动力相对比重同步上升。
(二）现实与规律的比照一不少地方我们与规律背道而驰
1.城市化进程滞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苦无出路
城市以其规模性和聚集性，节约交易费用，提高了社会经济生活效率，易于发展高效率的工业和与之配套的服务业，但由于我国长期以来实行分割城乡的管理体制，城市化率到2000年只有36.09%远低于其它同等人均收入国家的42%-54%的城市化率（中等收入国家为49%,高收入国家为76%)。由于城市化率低，农业剩余劳动力苦无出路，盲动的民工潮是如此地令人震撼。有人做过一个测算如果城市人口每年增长3%GDP可以有1.2-1.5个百分点的边际增长率，难怪有人说，今后世界经济的希望在于美国的高技术和中国的城市化。
2.服务业严重滞后，乡镇企业的发展加重了产业结构失衡
据国家信息中心副主任刘鹤提供的资料，自1989年以来，以不变价计算的第二产业在GDP中的比重不断上升，而服务业的比重出现下降。1998年与1989年相比，第二产业的比重由41.88%上升到55.35%,进行国际比较就会发现，中国目前服务业所占比重低于世界上低收入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低收入国家20世纪90年代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约为39%中低收入国家服务业占GDP的比重平均为49%。特别是我国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前文已分析过，加重了产业结构的失衡，由于其分散性无法为第三产业提供空间、吸纳更多的农业剩余劳动力。
四、对中国城市发展方略的思考
(一）必须坚定不移地推进城市化，求解“三农”问题
实施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战略，推进城市化，既是我国实现现代化必须跨越的历史阶段，也是解决目前及今后经济社会发展诸多问题、特别是“三农”问题的关键。城市化滞后，带来或加剧了我国一系列经济、社会发展问题，造成了农民收入难提高、内需难扩大、就业难增加以及可持续发展能力减弱等难题。
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与国有企业战略性改组，城市下岗职工达几 千万之巨，下岗职工再就业压力很大。很多人会问：城市自身难保，何以有能力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其实这是体制转轨与结构调整过程中出现的暂时问题，必须在发展中才能解决。我们必须克服一切阻力，坚定不移地走农民变市民的城市化道路，当然，不是用计划的手段，而是用市场的手段，通过体制改革，造就有吸引力和有活力的都市经济。眼下正进行的制度创新，鼓励投资创业，保护产权，实行经济自由，同时进行国有经济的战略调整，逐步退出竞争领域等措施，必将带来有活力的城市经济，增加城市的吸纳力。
(二）坚持市场化发展大城市的战略
国际经验证明，城市规模在一定限度内是规模越大、经济效益越高、容纳农民的成本越低，这是因为大城市会产生明显的聚集效应，从而带来更高的规模效益，更强的科技进步动力和更大的经济扩散效应。中国改革基金会王小鲁、夏小林的课题研究显示，1⑴一400万人口的城市是最佳规模城市，都有正的城市规模效益；我国100万人口以上的大城市第三产业比重高达43%,而2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只有23%,因此发展大城市还意味着有利发展第三产业和增加就业机会。
反过来，小城镇存在规模小、经济结构单一、就业机会少、集聚效益差、环境质量差、土地利用严重超标等问题，当然中小城市也有存在的必然性、合理性。
发展大城市也会带来“城市病’，但这是“发展病’，“管理病’，随着经济发展和城市水平的提高是完全可以治好的：相反，不发展城市，就会带来“农村病’，，那是“落后病’，“贫穷病’。
大城市也不是越大越好，城市也有其边界，这个边界应是城市扩大带来的规模效益由递增转为递减与城市扩大带来的管理费用递增的均衡点，这一均衡点难于计算，但市场会自动调节，会出现“逆城市化，和“城市郊区化，现象，故而让市场自发寻找均衡点，自发调节，人们只需顺势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