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朝代怎么变化，那些歌都在传唱。《诗经》就是一个民族的心灵史。现在的诗和《诗经》中的诗比较起来少了什么？那就是单纯。
《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
《诗经》是 中国 的第一个诗歌总集，是一个民族从远古发出的第一段歌唱的旋律。歌唱不是唱歌。诗涉及一个民族的起源，《诗经》是一部民族的心灵史。对每一个民族来说， 历史 几乎都从诗开始，从歌唱开始。用德国浪漫派的话来说，诗是人类文化的母亲。我要触摸的就是这远古发出的第一声歌唱的旋律、韵味、诉说，甚至一个民族最初心跳的节奏。
我这种触摸的渴望，就像一个沙漠旅行者对水的渴望一样，从未摆脱过。
《诗经》和 现代 社会 有没有对接口呢？采诗是哪个朝代开始的？在周代就有，可是不管朝代怎么变化，那些歌都在传唱。
《国风》中有很多爱情诗。我们几千年来歌唱爱情的方式，我们对亲人的思念，我们对爱情的追求，我们失恋之后的痛苦，我们不能和自己相爱的人在一起时的忧伤和悲愤，跟现在我们的情感发生的波折是一致的。这就说明了一个 问题 ，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在心灵 发展 过程中，我们可以找出一个史证来，不管社会生活怎么发展，但是追求爱情的专一，感受爱情的痛苦和兴奋，都是一样的。
不仅如此，仔细 分析 《诗经》你会发现，我们现在所用的诗的表现手法在里面都有表现，比喻、暗示，用形象传递自己内心的情感，我们现在常用的诗的手法，在《诗经》里面都用过。这就是说，它在文化建设上已趋于成熟，当然还不能说很完善、很丰富。
对于《诗经》，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诗经》是儒家的经典，很多大儒都注过。我过去读这些注释很觉失望。
对我来说，《诗经》最大的吸引力，不仅在于它本身，也在于几千年来 研究 《诗经》的人。他们的那种心态，他们的那种思维方式。
《诗》本来有韩诗鲁诗齐诗三家，叫诗三家。但是真正传下来，对后代有 影响 的，是《毛诗》。现在我们看到的就是《毛诗》，当然是经过郑玄注过的。经“毛诗”这么一“传”，这么一注，如闻一多先生说，千年来没有人把《诗经》读懂。清代方玉润在《诗经原始》中说：“《诗》遇汉儒而一厄，遇宋儒又一厄，遇明儒又一厄。不知何时始能拨云雾而见青天也？”他就是用《左传》等典籍来注释诗，给每首诗搞一个历史“本来”出来，而且给很多民歌找出了很多作者，这个都是很奇怪的事。后代的人基本上都是依据这个来解诗。
《诗经》是收集整理过的。整理的过程应该是先有“颂”，后有“雅”，最后才有“风”。为什么？很多诗是武王伐纣之前就有了，不是掌握政权以后才有的。“颂”是为祭祀之用，是对神歌唱，用以祈祷和祝愿的；“雅”是知识分子写的，写他们征战艰难，写他们的生活。“风”是诸侯国产生的，那时候有“采风官”，他们去搜集群众意见。群众的歌唱应是自由的，不可能是四言的，是最后整理成四言的，当然这里头也有四言、五言、六言，还有七言的。可以看出，以四言为主，是受“颂”的形式影响的。我在“风”里面发现了一些明显增补的段落。这些增补把原来顺畅的旋律、节奏引向了道德教训。读起来不仅别扭，还让人弄不懂了。
《国风》原生态是什么样的我们现在不知道，但是可以断定它的原生态和流传是有差异的。
这其中发生了哪些变化，都是怎样引起的？恐怕谁也难以说清，但是，历史留下的“证据”，却可以帮助我们去追寻其中的一些“变故”。
比如，《诗经》原本叫《诗》，到了汉以后把它变成“经”了，就“经典”了，就不能动，就必须遵守了。这一来，体现初民狂放、自由、生命奔突的诗，就不能按诗的意思解，得给个礼教的帽子戴上。这样，原来的爱情诗，就被解作“刺淫”等。
再比如，对“郑卫之音”的抵制和排斥，这是环绕《诗经》的一大公案。孔子曾说过一句“郑声淫”，似乎就为郑风、卫风定了性。“思无邪”与“郑声淫”的对垒，成了《诗经》经典化的最有效武器。这其间的变化，主要是儒家促成的。可“郑卫之音”怎么个“淫”法，历代没讲清楚。
对于《诗经》，我觉得历代都有误读的问题。尤其是儒家对诗经的误读，起了很坏的作用。可以说，对于《诗经》的解读，儒家的贡献是非常少的。
《诗经》经典化，经历了两个时期，一是从春秋到汉，我叫“断章取义”期；二是汉代被树立为“经”。《诗经·郑风·野有蔓草》中有这样一句话，已被引用了上千年：“野有蔓草，零露清兮。有美一人，清扬宛兮。邂逅相遇，适我愿兮。”最着名的“引用”大概非孔子莫属。《孔子家语》里记录了一则有趣的故事。孔子到郯这个地方去，路上碰见一个姓程的人，两人在路上整整聊了一天，越谈越亲热。便给学生子路说：快拿些绸缎给程先生吧！子路一听十分不高兴，说：读书人没经人介绍就与生人见面，就像闺女没经过媒人就嫁人一样，这是不合礼仪的。这时，孔子便引用这段诗，说这程先生是天下贤士，以后也许一辈子都见不上了。
孔子在引用诗句时，并不注重诗句所在篇章的本义；只是恰切而适时地引用章节或诗句，成为所要阐释问题的一部分，这就是“断章取义”。这就是孔子对《诗经》的用法。他已经把那种情景转移到另外一个情景中了。
古人对《诗经》的读解有时是可笑的。
比如，《诗经·周南·芣苢》，是一幅底层人民安宁劳动的风俗画，可是古代的经师们却硬要在这诗中发掘出一些别的“意思”来。芣苢即车前草，《毛诗》说，车前草“宜怀妊”。陆玑《疏》中说车前草“治妇人生难”。《韩诗》的序中说，“《芣苢》伤其从有恶疾。”就这样，一首很美的诗，被经师们解释成药学与病例。这类例子在《诗经》的解释中很多，比如《燕燕》《小星》《江有汜》等等。
这种“索隐”的 研究 方法 ，脱离文本，于文外探索小说中故事、人物之原形，猜测作者本意，往往依凭主观推测，捕风捉影，貌似神秘，本质虚妄。
大致说来，前人对《诗经》的研究可以分为四个阶段，第一个是孔子前后阶段，“断章取义”地去读诗。第二是汉儒阶段，为每首诗都弄出个有礼教意义的“诗本事”来。汉儒一开始就把《诗经》弄到邪路上去了，给原始初民奔突跳荡的诗性灵魂，死死扣上了礼教的帽子，这一扣就是千把年，没人再听到远古歌唱中的诗性的韵律。闻一多曾经骂写《毛诗大序》的毛亨为“疯子”。第三是宋儒的阶段，朱熹虽对汉儒不满，但他也是纯粹从道德教化的角度去解读。第四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到现在，一是从民间文学、民俗学的角度来解读，以闻一多为代表；一是从阶级斗争的角度去解读。在这四个阶段里面，都没有把它们还原到远古的歌声中去。
还原到“以诗读诗”
面对这样一部民族心灵史，我们应该怎样去解读呢？
《诗经》代表的是民间的一种歌声，这就要从民歌的角度来理解“国风”，从儒家的那种道德、修身的角度解放出来。
最初，《诗经》不叫“经”，它本身产生的过程，是非常严肃的。它是要倾听民声、倾听民愿，了解民情，达到听“风”“观”政的目的。所以说声音通政，是跟 政治 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这在那个 时代 有它的 历史 需要。我们今天读它不是看政治，是看人情，是触摸远古初民诗性的灵魂如何歌唱。
因此，要把《诗经》还原到“诗”去理解。譬如《关雎》，《毛诗》开始就讲是“后妃之德”。这样一讲，后来的人就再也读不懂这首优美的爱情诗了。我就要还原到那追求而又“求之不得”的失恋的歌唱中去。它对失恋的歌唱是很典雅、很优美的，也很有韵律。仿佛有一颗鲜活的心在跳荡似的。
再比如《邶风·燕燕于飞》，《诗序》说这是“卫庄送归妾也”；“诗三家”则说这是卫定姜送其守寡的儿媳妇回娘家的；《毛诗》干脆说《燕燕》就是美姜所作。大家各寻依据，把一首唱男女别情的民歌，搞得不清不白。对《燕燕》的解释，比较典型地表现了在《诗经》研究中几千年来，经师们重考据、重说教，轻诗意、轻文本的褊狭研究方法。
前面我说儒家对《诗经》的贡献很少，就是在儒家眼里，《诗经》不是诗，他还得防着远古初民那鲜活的生命力突破了他设的礼教藩篱，就牵强附会、胡涂乱抹一通。应该还《诗经》于诗。让远古的歌声自由歌唱。
以诗心翻译《诗经》。对 现代 人来说，翻译是个 问题 。翻译古诗太困难了……一翻译就皱皱巴巴的，就不为诗了，要尽量注意在笔上琢磨。要使它更富诗意。以学问翻译，也容易离开原诗的诗意。
我觉得，要把意思弄得明白，不能离开诗意，你自己在那儿写一首诗就跟《诗经》没关系了，翻译不是一种改作。另外，虽然它过去被断章取义，但在翻译诗的时候，必须一个意思通下来。很多时候，以学问翻译诗，从上下文看不明白怎么回事。所以，在理解的基础上，得先理解这首诗是唱谁的，谁唱的，唱什么东西……
难道谁在歌唱还有异议吗？
当然有。比如《相鼠》，这大概是《诗经》里骂人最露骨、最直接、最解恨的一首，有人说这是“妻谏夫之诗”；有人说这是“卫公训诰臣民之辞”。它到底是谁的歌唱？它又在骂谁？
比如《子矜》中，“青青子矜”所指何人？“一日不见，如三月兮”，是谁在想谁？有人说，“青青子矜”是指“莘莘学子”，该诗说的是学校管理不善，学生学业荒废；有人说，这是“严师益友，相责相勉”；还有人说是同性恋。那么，“子矜”到底是谁？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在歌唱？
不管怎么说，《诗经》虽然是成了化石了，但是比我们找一个恐龙蛋，看看那里还有些什么东西，寻找基因容易得多。《诗经》虽有“硬壳”，但有生命力在。我们要把它鲜活的生命力复活了。不是说要把“壳”复活，“壳”对我们来说已经不重要了。汉人这么说，宋人这么说，都不重要了……我们要尽量还原到诗歌定位上去，还原到原始状态上去。有的人并不是不能把握现代诗歌语言，并不是学问不够，而是对诗的理解不够。明代焦竑《焦氏笔乘》中说：“古之解经者，训其字不解其意，使人深思而自得之。汉儒尚然，至于后世，解者益明，读者益略，粗心浮气，不务沉思。譬之遇人于涂（通“途”——编者），见其肥瘠短长，而不知其心术行业也。”拿《诗经》来说，他们不了解所谓诗的柔软部分，诗的有机体部分。抒情的部分就是柔软的部分。
古人曾经说过“以诗读诗”，但是大家都没有真正回到“诗”上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