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在与袁绍讨论如何争得天下时，曹操只用了一句话：“吾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无所不可。”他言简意赅地说出了一个真理。但如何“以道御之”？这不仅仅是个技术手段 问题 ，更是显示其精神境界和折射其心灵的大问题。其实，如何对待别人，其实质就是如何看待自己。严格自律，既是曹操的基本心理素质之一，又是他“以道御之”的真谛。试举几例。
自律之一：毫无疑问，对人的最大尊重，就是对人的价值的尊重。曹操深切地了解这一点，因此不仅在思想上对智力的价值予以充分重视，而且在实践中充分发挥智力的作用，并用自己的真诚去努力体现这一切，从而以一己之诚换来众人的忠诚与智慧。这是曹操“以道御之”的基本原则。众所周知，曹操本人就是个杰出的军事 理论 家和统帅，但他不以此自矜，而是警诫自己虚怀若谷，真诚地去发挥“团队”的优势和作用。在这当中，既善于广泛征求意见，听取各种声音，又善于择其优而从之，心有主见，不人云亦云。每遇大事，都要召开会议，一起 分析 、探讨和确定大政方针，具体战略、战术以及 方法 、步骤；尤其是在大的战役前要召开会议确定对策，战役进行中随时召开会议，有的谋士没有随军，还要去信专门征求意见。如在与袁绍的对峙中，正是因为写信征求了远在许都的荀彧的意见，坚定了信心和决心，从而取得了胜利，成为 中国 历史 上有名的以少胜多的典型战例。
自律之二：清醒地认识个人所处的地位和作用，公允地评价属下的功绩，并及时而妥善地赋予必要的荣誉和职位，使上下之间不仅是“臣属”与服从的关系，而更是祸福与共、上下一体的知己关系。这是曹操“以道御之”的基本手段。例如讨伐马超时，他先用骄兵之计，继用反间之计大胜马超，众将都十分敬服，称赞说“丞相神谋，众不及也”，而曹操虔诚地回应说“亦赖汝众文武之力”。赤壁之战前夕，曹操宴长江赋诗，尽管是自负但也不乏兴奋而豪迈地对众人说：“……今吾有百万雄师，更赖诸公用命，何患不成功耶！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第四十八回）曹操真诚而 自然 地说出“更赖诸公用命”，尤其是突出“更”字，无疑会在众文武的心理上投下一片阳光，对他们自我价值的高度肯定，会激励他们做出更大贡献，正所谓“士为知己者死”。就连原属袁绍、袁术、吕布、张鲁等手下的，如张辽、张合、郭嘉、贾诩等一大批有杰出才华的谋臣武将，或主动依附或在战斗中归降，都为曹操立下了赫赫功绩，除于禁极个别人外，都死心塌地效命于曹操麾下。当然曹操也决不会忘记或忽略他们，建安十二年春二月（公元207年），他就专门下过一道令：“吾起义兵诛暴乱，于今十九年，所征必克，岂吾功哉？乃贤士大夫之功也。天下虽未悉定，吾当与贤士大夫共定之；而专飨其劳，吾何以安焉！其促定功行封。”（13）于是大封功臣二十余人，皆为列侯，其余各以次受封，并对死者的遗孤，按不同情况，免除徭役、赋税。应该说象曹操这样头脑清醒，有较强的自律意识，能比较正确地对待自己和属下的封建 政治 家还是不多见的。
自律之三：不以自己的喜厌好恶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善于和乐于听取不同意见，鼓励、支持敢于提出和坚持不同意见者。曹操平定并州后，与诸人商议西击乌桓。曹洪等人认为：“袁熙、袁尚兵败将亡，势穷力尽，远投沙漠；我今引兵西击，倘刘备、刘表乘虚袭许都，我救应不及，为祸不浅矣：请回师勿进为上。”郭嘉则经过分析利弊，指出“虽虚国远征，公无忧也。”曹操采纳了郭嘉的意见，取得了西击乌桓的胜利。曹操回到易州后，重赏先曾谏者，并对他们说：“孤前者乘危远征，侥幸成功。虽得胜，天所佑也，不可以为法。诸君之谏，乃万安之计，是以相赏。后勿难言。”（第三十三回）而就在此事的前一年（建安十一年，公元206年），曹操专门下了一道《求言令》，在令中他明确提出“诫在面从”，意思是说最应注意和警惕的是当面服从，而其实心里有不同意见不说，因为近年来他很少听到好的意见了。为此，他自我检讨说这恐怕是我征求意见做得不够的过失吧！为了改变这种情况，他要求从现在起丞相府里的官员及各州的官吏，在每月月初，每人都要用文字报告他在各方面存在的缺点、差错，他并将亲自审阅这些报告。曹操如此开明、大度，下属怎能不竭忠尽力！其自警自律之心，即使在今天，恐怕也不失为“楷模”。
骄狂与自卑：曹操真实形象的另一面
上面我们简略分析了曹操的一些性格主导特征及所表现出来的心理素质，正是这些成就了曹操辉煌灿烂的人生。然而人无完人，曹操也必不可免地存在一些消极的、负面的心理特质和不良性格倾向，这也势必会造成或大或小、或多或少的不良后果。
其中之一是骄狂心理。
曹操一生犯有三次带有战略性的大错误，无一不与他的骄狂心理相关，都是在取得较大胜利的时候，或是在内外顺遂、形势一片大好的时候，由于心态失常，骄狂任性而造成的。
第一次是在曹操正要起兵讨伐吕布，忽流星马报说张绣“用贾诩为谋士，结连刘表，屯兵宛城，欲兴兵犯阙夺驾。”这是一件十分严重的大事，为除后顾之忧，曹操只好暂时用“加官赐赏”稳住吕布，然后率十五万大军亲讨张绣。在贾诩的劝谏下，未动干戈，张绣就开城纳降了，这令曹操感到十分意外和高兴。又加数日受张绣宴请，曹操未免有些心猿意马，心旌摇荡，遂想狎妓。其侄曹安民介绍张绣叔张济之妻邹氏，曹操十分中意。张绣闻讯，不由十分震怒：“操贼辱我太甚！”经贾诩出谋定计，偷袭曹操营帐，杀死其贴身侍卫典韦和其侄曹安民，长子曹昴，曹操右臂中一箭，所乘马也中三箭，几乎丧命。（第十六回）这次重大失利显然是由于曹操在轻易获得胜利后而产生的骄慢疏狂心理，行事不察是非，不计后果，放纵失德，利令智昏所造成的。
第二次是在赤壁大战前夕，民附粮丰，兵雄马壮，占据战略要地的荆州之主刘琮束手纳降；百万雄师陈列江边，虎视江南；欲假“会猎”刘备以伏孙权一一此时的曹操可以说是心满意得，踌躇满志，正如他自己在宴长江时所说：“我持此槊，破黄巾、擒吕布、灭袁术、收袁绍，深入塞北，直抵辽东，纵横天下：颇不负大丈夫之志也。”他自以为收伏江南如探囊取物，指日可待。难怪他一会儿讥笑：“周瑜、鲁肃，不识天时！今幸有投降之人，为彼心腹之患，此天助吾也。”一会儿又指斥：“刘备、诸葛亮，汝不料蝼蚁之力，欲撼泰山，何其愚耶！”其骄矜自负、目空一切之情毕现；自我陶醉、不可一世之态可掬。此时的他畅饮美酒，并非解忧，而是壮兴；他挥槊赋诗，既为抒情，更在言志：志在为统一天下而纳天下之智力以御之。总之，他从未想过会有失策、失误，会有失利、失败，只想到“天下归心”，只想到“收服江南之后，天下无事，与诸公共享富贵，以乐太平”，甚至还想到“如得江南，当娶二乔，置之台上（铜雀台），以娱暮年，吾愿足矣。”此时的曹操不仅听不进任何反对意见，就是善意的提醒也被看作是杞人忧天，是愚蠢的“多虑”。比如当他为铁索连舟的“凤雏妙计”而沾沾自喜时，他的重要谋士程昱就提醒说：“船皆连锁，固是平稳；但彼若用火攻，难以回避，不可不防。”荀攸也认为“仲德（程昱）之言甚是”。但曹操却大笑其“虽有远虑，却还有见不到处”，还自作聪明地说：“若是十月小春之时，吾早已提备矣。”（第四十八回）当东南风已起且甚紧，大难眼见临头的时候，程昱又一次入告曹操说：“今日东南风起，宜预提防。”曹操仍不在意，还是一笑说：“冬至一阳生，来复之时，安得无东南风？何足为怪！”（第四十九回）曹操赤壁之败，其关键不在周瑜、诸葛亮，而是曹操自己，是曹操自己首先打败自己，胜负的决定权完全掌握在他自己手中。
第三次是益州刘璋派别驾张松去晋见曹操，请求操攻汉中张鲁以解益州之危。此时“曹操自破马超回，傲睨得志，每日饮宴，无事少出，国政皆在相府商议。”上行下效，曹操的侍从亦颇傲慢：先是让张松静候三日方得通姓名；然后索要贿赂，却才引入。之后受到一系列傲慢对待的张松，表面虽然没有显现心灰意冷，懊恼颓丧，但面对盛气凌人的曹操，心中总也不大受用，因而也毫不客气地用言语相激，并列数曹操狼狈之败事，使曹操大为恼怒，“喝令左右推出斩之”。后从诸人劝谏，“操方免其死，令乱棒打出”。（第六十回）张松所以如此，是因为他手里有一张很大、很诱人的“底牌”：西川地理图本。曹操“乱棒打出”的不是张松，而是西川之地；不仅是西川之地，而是一统天下。因为刘备几乎是卑躬屈膝般地讨得张松欢心与信任，将图本拿到手，才攻取了西川，从而建立蜀国，成就一方帝王。这正如东晋习凿齿在《汉晋春秋》中论及此事时所说：“昔齐桓一矜其功而叛者九国，曹操暂自骄伐而天下三分，皆勤之于数年之内而弃之于俯仰之顷，岂不惜乎！”（14）
如果说骄狂之心曾使曹操遭受了三次重大失败，其中有的使他险遭不测，有的使他可能遗恨终生；而同时日渐增长和暴露的强烈的自尊心理，却又有时使他失去理智，做出了许多愚蠢甚至令人发指的恶行，以致留下千载骂名。
同他的骄狂之心一样，曹操的自尊心理也有一个逐步 发展 变化的过程。刚开始出道时，怕被别人瞧不起，力求做出一些令人注目的政绩来证实自己；后来入仕后，因其位卑言轻而有时受到一些讥讽斥责，倒也能坦然承受。如在灵帝病危时，大将军何进召诸大臣商议，欲尽诛宦官。时任典军校尉的曹操挺身而出说：“宦官之势，起自冲、质之时；朝廷滋蔓极广，安能尽诛？倘机不密，必有灭族之祸：请细详之。”（第二回）曹操的话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但却受到叱责：“汝小辈安知朝廷大事！”尽管受到如此对待，他还是一如既往、忠心耿耿地为何进出主意、办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曹操的权势逐渐增大，地位不断上升，自尊心也就愈来愈强，以致到了“不可忤触”的恶性膨胀的地步。
表现之一：稍有忤触，便会大祸临头。赤壁大战前夕的曹操，心情格外振奋，恰逢月圆之日，他在大船上宴会诸将。面对四顾空阔的美妙景色，又加美酒佳酿助兴，曹操豪情满怀，诗兴顿生，挥槊作歌。众人和之，共皆欢笑。忽座间扬州刺史刘馥进言，操听后大怒：“汝安敢败吾兴！”手起一槊刺死刘馥。众皆惊骇。请看，刘馥死得何其冤枉。其时刘馥“起自合肥，创立州治，聚逃散之民，立学校，广屯田，兴治教，久事曹操，多立功绩。”而刘馥死就死在愚忠上，死在曹操正酒醉兴浓之时，批评他“月明星稀，乌鹊南飞；绕树三匝，无枝可依”为“不吉之言”（第四十八回），使他正处于激扬、亢奋之际的心情顿然受挫，败坏了情绪，又在过量酒精作用下，冲动而起，以致使自己受无辜之害。杨修之死亦颇有相似之处。从表面看，杨修是死于“惑乱军心”，在临战的两军阵前擅作主张，擅自行动，犯军中之“大忌”，曹操为此处死杨修，不仅有“口实”，而且也有必要；但实际是杨修猜中了曹操心事，从其口令“鸡肋”中所表露出来的信息，破译了他心中的密码，在他举棋不定，思路尚未明晰之际，就突然地、公开地指明了他应走之路，使他惊异、猝不及防，这不能不伤害到他的自尊心。何况杨修其人平时“为人恃才放旷，数犯曹操之忌”，早已为自己失宠、引祸上身埋下了伏笔。曹操在临终前的遗表中说：“吾在军中，持法是也。至小忿怒，大过失，不当效也。”陆机（东吴名将陆逊之孙）在《吊魏武帝文》中为此感叹说：“善乎，达人之谠言矣。”（15）
表现之二：不能“婴鳞”，不允许对他的能力和功绩有丝毫的怀疑或否定。做为强者的曹操，在其权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由于强烈的自尊心理所驱使，必然走到“唯我独尊”这一步，他不允许别人，尤其是不允许自己内部人对他的能力、功绩提出置疑或否定。你尽可以在其他方面，比方对敌的战略、战术上，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但就是在如何评价他的能力、功绩上，不能有丝毫的怀疑或否定。这是他的“逆鳞”之处。如有“婴鳞”，当然会引起他的强烈反应。这就是为什么在“封公”、“封王”的事情上，他如此敏感而绝情。建安十七年（212年）长史董昭进言：“自古以来，人臣未有如丞相之功者，虽周公、吕望，莫可及也。栉风沭雨，三十余年，扫荡群凶，与百姓除害，使汉室复存。岂可与诸臣宰同列乎？合受魏公之位，加九锡以彰功德。”（第六十一回）这其中不乏阿谀奉迎之词，但所言亦非不是事实。侍中荀彧当即反对，曹操闻悉勃然变色。后曹操送他一空食盒，荀彧会其意，服毒自杀。封魏公后三年（216年）文武众官又皆议立曹操为魏王，先是中书令荀攸谏阻，为曹所怒，荀攸“忧愤成疾，卧病十数日而卒”。后又崔琰谏阻。崔琰非一般人，他是在曹操击灭袁绍后，令人遍访冀州名士时召纳的。当时就任命他为本州别驾从事，并颇为兴奋地对他说：“昨按本州户籍，共计三十万众，可谓大州。”这是曹操在继灭吕布、袁术之后，又以七万对七十万的悬殊兵力战胜在政治、军事、 经济 等方面都比他强大得多的北方最大军阀袁绍，从此一举平定占大半个中国的北方，此时的曹操其喜悦、兴奋的心情可想而知。但崔琰却责以在九州幅裂，冀民暴骨原野的情况下，“不急存问风俗，救其涂炭，而先计较户籍，岂本州士女所望于明公哉？”其态度之庄重、严肃，其语气之坦率、冷峻，其责问之切中要害，在当时的情势之下，确非一般人所能接受，然而“操闻言，改容谢之，待为上宾”（第三十三回）。但当崔琰对众文武议立曹操为魏王“力言不可”的时候，“操大怒，收琰下狱问之”，崔琰在狱中大骂，操令杖杀于狱中。前后对比，何其鲜明。其实，对曹操来说，封公封王，都不是最重要的，他随时都可以代汉帝而为君，何况公、王乎？他以不代汉帝称君为底线，当别人再三劝谏他“代汉帝自立”的时候，他一再明确心迹，决不为之；但当别人劝谏他封公、封王，他未表示拒绝；因为封公、封王，对他来说不仅是表面的名誉和荣誉问题，而更是对他的能力、功绩的评判与肯定。在能够进一步肯定和提升自身价值时，在能够对其能力、功绩进一步肯定和评判时，他不允许别人阻碍或置疑；即使象荀攸叔侄那样受他信任、重用的人也不允许。归根结底，还是强烈的自尊心理在作怪。谁敢“婴鳞”，谁必遭杀身之祸。婴鳞即触犯逆鳞，指龙的喉下有逆鳞径尺，若有人婴之（触犯），则必杀人。韩非子在《说难》中说：“人主亦有逆鳞，说者能无婴人主之逆鳞，则几矣。”
表现之三：自尊心理与逆反心理是相辅相成的，有时强烈的自尊心理会演变成强烈的逆反心理。曹操在错杀死吕伯奢全家八口人之后，又路遇吕伯奢本人而杀之，并说出一句惊世骇俗、流传千古的名言：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
如果脱离开当时环境，脱离开当时语境，孤立地、单独地去分析、去评判这句话，无疑是一句十分凶狠、恶毒的话，是表明其极端自私、极其残忍无情的话。然而事实并不如此。
首先，曹操是在被追捕途中，画图悬赏缉拿，且又在中牟县就被陈宫认出并抓获；因而当时有高度警惕、紧张的心理，有多疑、敏感的神经，是在情理中事；错杀吕家八口人，就是因此而造成，这事陈宫也一起参与了；后又杀吕伯奢本人，曹操的主观揣测：“伯奢到家，见杀死多人，安肯干休？若率众来追，必遭其祸”（第四回），应该说也在情理之中，其逻辑推理、思维推理也并无太偏颇之处；而且就现实生活的可能性来说，也并非绝无可能。在当时的那种急迫情况下，曹操还能选择什么呢？再说又能有多少充裕的时间和精力去思考、去判定更加理智、更为正确的做法呢？“人的心理是由于外界事物或现象作用于大脑而产生的。因此，人的心理 内容 也被客观现实所规定。人固然可以支配自己的言行，可是他支配自己这样做而不那样做，其终极的原因都不在他自己，而是他所处于其中的客观现实。”（16）
其次，义与不义，在中国封建 社会 里，天论是在做事或做人上，都是一个原则性问题，都是其衡量和评判的最主要的道德标准、行为标准，是处理人际关系之间最重要的准则之一。被人们传颂千古、奉为典范的“桃园三结义”，其实质不就是一个“义”吗？陈宫说曹操杀吕伯奢是“大不义”（不仅是“不义”），这使熟读诗书、一心大展宏图的曹操不能不在心理上引起强烈的反感、抵触情绪，本来想要说明自己并非不义，是事到临头，迫不得已，反而在冲动的心理支配下，走向了另一个极端，不由脱口而出：“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第四回）。很显然，这是在应激状态下的一句情绪化语言，未必是其内心的真实反映。官渡之战中，在一次大败袁绍后清理战场时，“于图书中检出书信一束，皆许都及军中诸人与绍暗通之书。左右曰：‘可逐一点对姓名，收而杀之’。操曰：‘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遂命尽焚之，更不再问。”（第三十回）如果把“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看作是他的本性的话，那么，还有什么比“里通外国”，比在暗地里被出卖而更“负我”、更危险可恨的呢？尤其是在战争中，一个情报可使一场战斗败北，也可能使全军覆没；做为军事统帅的曹操自然不会不知道其中利害，然而曹操“命尽焚之”，且“更不再问”。应该说这才是曹操内心的真实流露，才是他本性、本质的真实体现。前后两件事有如此明显的反差，当然不是因为曹操的个人品质、道德观念突然提高了；也不是所谓他的奸诈虚伪所使然；而是因为所处地位、心态，环境、条件不同而已。此时的曹操，不仅是掌握几十万军队的统帅，而且权力之大，“挟天子以令诸侯”；再也不因被追捕缉拿而紧张和不安，不因害怕被人“告密”、率众追杀以“遭其祸”而焦灼和忧虑，因而才有平和、大度、宽容的心境、心态、心情、心理，才会以寻常之心对待如此不寻常之事，即使在这些“诸人”中有一、二真心向敌者，也无碍大局，勿庸多虑。曹操还设身处地考虑：“当绍之强，孤亦不能自保，况他人乎？”这不仅为通敌“诸人”通情达理地进行了开脱，而且无意间也为自己证明了杀吕伯奢及全家的行为，并非是凶残暴戾、奸诈自私行为，而是在当时环境、条件下所产生的必然心理、必然行为。
第三，陈宫说曹操“大不义”，是从其“知而故杀”的这件事的性质来说的；而曹操“知而故杀”，是从后果也就是为免“遭其祸”上考虑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曹操为免遭其祸而采取的行为是义还是不义。曹操只身谋刺董卓，这当然是义的行为；谋刺未成，在奔逃途中因错杀吕家多人，为防其知悉后率众来追，只有狠心杀掉吕伯奢本人，以后才有可能召集诸侯大军讨伐董卓；所以从这前前后后的因果关系来看，曹操为免遭其祸而故意将吕伯奢杀害的行为也并不是不可以理解和谅解的，也不能说就是不义的行为。只不过人们总觉得明知其无辜而“故杀”是不应该的，是难以接受的。其实，在现实斗争中，为了正义，为了大局，以牺牲“小我”而成全“大我”，以牺牲局部利益而成全整体利益的情况并非鲜见。
第四，陈宫指责曹操“知而故杀，大不义”，意在提醒他这样做不对，但曹操鉴于自己的推断和评判，而产生了强烈的逆反心理，因为在他看来，杀掉吕伯奢是符合他个人情理推断的个人正常行为或称自由行动，心 理学 常识告诉我们：“人具有某种态度，这事本身就是自由行动，由于说服行为它受到威胁，当然会产生抵抗的。”“有什么力使自由行动的完成受到阻碍或威胁时，一种称为心理抵抗的反抗情绪就会产生出来。此时，人总想努力恢复这种自由。其方法有好几种。一个被人劝说戒酒的人，他以和过去一样，甚至超过以往地喝酒的做法来恢复‘饮酒自由’。”（17）曹操就是这样，你指责他，想改变他，但他却从另一个极端冒了出来：“旨在改变一个动机的外力，反而强化了这个原来的动机，这种心理反应叫逆反心理或叫反弹心理。”（18）
综上所述，我们应该对曹操的“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有一个全面、准确的理解，它是在特定环境中，特定心理状态下的一句特定性语言，既不能概括他的一生和全部，也不能视为他的真正的指导思想和行为准则。
曹操的骄狂心理，过分强烈的自尊心理的产生，除了上述因素外，还有一个起根本性作用的因素，这就是当时的社会现实对曹操心灵深处潜在的 影响 。曹操生活在东汉末年，当时的封建统治阶级分成两大派系，一是一些大官僚地主阶级依靠政治、经济特权，逐渐形成大姓豪族，称为士族或世族，又称高门；一是不属于士族的官僚地主则被称为庶族，又称寒门。当时，门第、门阀观念十分严重，士、庶之间不能通婚，甚至在一起不得平起平坐，即使庶族地主官居高位，其自视亦不敢与士族较。《宋书.恩幸传》载：“魏晋以来，以贵役贱，士庶之科，较然有别。”《南史.王球传》中说：“士、庶区别，国之章也。”曹操的祖父、父亲，虽都官居高位，但都为庶族之列，尤其是祖父曹腾，身为宦官；其父曹嵩原系夏侯氏，过继给曹腾，据史志说，连他自己的生父是谁都不知道。如此家庭出身，这当然使士族们十分瞧不起。我们从人们在对敌对者的辱骂性称谓中可窥见一斑：一是比较一般性的蔑视性称谓，如刘备被人讥为“贩屦织席小儿”，诸葛亮被斥为“村夫”，张飞骂吕布“三姓家奴”，吕布则骂张飞“环眼贼”。二是带有比较强烈感情色彩的辱骂性称谓，如关羽被擒获后大骂孙权“碧眼小儿，紫髯鼠辈”；因关羽、张飞之死都系之于东吴，刘备与东吴仇深似海，誓不两立，怒斥东吴为“吴贼”、“吴狗”。上述称谓不管情感如何强烈，用词如何激烈，尚不涉及人的隐私，不涉及做人的资格和尊严；但对曹操就不一样了，称之“曹贼”是最常用、最普通的；而称为“赘阉遗丑”，就何其轻蔑！何其鄙夷！令人感到何其羞辱与难堪!！
严格而又严酷的门阀、门第等级制度，既成为人们的世俗观念，社会风气和社会意识，就不能不在人们的心灵深处打下烙印，也不能不深刻地影响人们的性格发展，概莫能外。大多数人虽然心怀不满，忿忿不平，但无力改变现实，于是采取了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玩世不恭的处世态度，过着剥削阶级的糜烂生活，纵情于声色犬马，在浑浑噩噩中抛掷人生。也有一些人才智一般，既无法抗衡现实，就只好去适应、顺从，从而逐渐形成自卑畏缩、谦恭懦弱之人。只有极少数精英才智超群，对面临的社会现实有清醒而正确的认识，不甘心自己的境遇，为了改变这种境遇而去努力奋斗，因而心怀远大理想，胸藏奇谋韬略，临机处事坚毅果敢，具有强者的心理态势。曹操就是其中佼佼者，这后一种性格特征也就是他的性格主导特征。但社会现实所打下的“烙印”并未消失，而是潜藏在心灵深处，遇有时机就会浮出“水面”，伴随着主导特征而出现。比如曹操不甘心自己的境遇，要为改变这种境遇而努力奋斗，因此他具有强烈的竞争心理。在竞争取得重大胜利的时候，就难免趾高气扬，既有精神上的自我愉悦、满足之感，有时也有对士族者们的一种示威式的炫耀，炫耀式的示威。当这种炫耀和示威超过一定“火候”时，自然就形成了骄狂之心。因此，骄狂之心有时就是对在“烙印”的潜在影响下而产生的一种补偿性心理。曹操虽官居高位，权力之大能挟天子以令诸侯，从外表看来是多么显赫和强大，但在其内心有时却是很卑怯和脆弱的，甚至禁不住几句不受听的话。比如在封公、封王问题上，有谁敢、又有谁能阻挡得了的呢？也只有极个别他最亲近的、最受信任和重用的文人谋士说几句不同意见的话而已，充其量不理他就是了，然而曹操闻悉后“勃然变色”，犹如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池水，在他心底掀起巨大波澜，他毫不掩饰自己冲动的情绪，必欲除之而后快。这从表面看是触动了他自尊的神经，他要维护自尊，而实际是在潜意识中觉得别人在轻视自己，在鄙视自己，对这种轻视和鄙视之感，不仅怀有一种深深的恐惧，而且还怀有一种深深的仇恨，因而采取了极端的做法一一在其他任何方面都能容忍，即使象祢衡那样，在大庭广众之下，当面指斥他“眼浊、口浊、耳浊、身浊、腹浊、心浊”，简直从上到下，从里到外，无一丝可取之处，他也未曾动怒杀之；而唯独在这方面一点也不大度、宽容，哪怕是象荀彧叔侄那样最受信任、做出最突出贡献的人也决不宽恕。由此我们也可以理解了曹操在入仕之初，为什么就坚决果断地对“犯禁”的蹇硕之叔施行了那么严厉的制裁措施；这其中原由除了他明说的想证明自己并非平庸无能外，还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不便明说的原因，那就是对自己家庭的忌讳与规避，他正是企图借在别人看来显得公正无私、铁面无情的行为，来表明和证明自己与那个不光彩的家庭的距离与区别。说到底，这还是在“烙印”的潜在影响下，一种自卑心理在反抗，还是已植于心底的自卑情结在作怪。因此，过分自尊心理实际是对“烙印”的潜在影响即自卑心理而产生的一种报复性心理。当然，这种潜在的烙印影响决不仅仅限于这两方面，做为一种“社会存在”，它会长久地、隐秘地作用于曹操的一生及其方方面面。
作者为什么要塑造这样一个曹操形象？
首先，是 时代 的需要。任何文学作品都是为 政治 服务的，那种单纯地讲人性，为 艺术 而艺术，唯美主义的文学作品都是骗人的，也是不存在的；试问 中国 的四大古典名着，有哪一部是这样的作品呢？《三国演义》不仅不是，而且是非常自觉地、主动地为当时的政治服务。《三国演义》中所塑造的曹操形象就是如此。本来在现实 社会 中，对曹操的功过是非的评价就是变化不定的，比如因西晋司马氏取代魏，而魏是“受禅”于汉而成正统的，所以“帝魏寇蜀”；而到了东晋，同是司马氏，因其“偏安江左”，其形势类似于蜀汉，因而就“尊刘贬曹”；唐代尊魏为正统，唐太宗李世民写过一篇《祭魏太祖文》，对曹操大加赞颂，称曹操是“哲人”；北宋也以曹魏为正统，宋真宗下令重修亳州祭祀曹操的庙宇，并让着名学者穆修撰《亳州魏武帝帐庙记》，称曹操“建休功，定中土，垂光显盛之大业于来世”；但到了南宋，又同是赵氏子孙，因其偏居杭州，颇似当时的蜀汉，反“尊刘贬曹”。勿庸赘言，这种种变化，“都是特定时代的产物，为古人辩护实际上是为自己辩护。”（19）拥刘还是拥曹，这要看当时的统治者所处的政治环境，要看当时的政治需要。作为文学作品，当然也不能脱离这一社会背景和主流。《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生活在元末明初，在异族政权统治的特殊环境下，恰逢“尊刘贬曹”之风盛行，因而不能不深受其制约和 影响 。这也进一步证明了“文学创作是作家心灵的表现，作品是物态化了的作家心理。”（20）
其次，在原作《三国志通俗演义》“拥刘反曹”的基调上，又经毛纶、毛宗岗父子的精细加工、修改、润色，不仅使其作品文学色彩更浓了，而且更进一步突出和强调“拥刘反曹”，形成现在流行的《三国演义》。毛宗岗父子所以具有强烈的拥刘反曹的思想意识和情绪，是因为“毛宗岗父子这样强烈的正统思想与他们的故国之思有着联系。他们修订《三国演义》署为‘顺治岁次甲申嘉平朔日’，这一年正是崇祯自缢、明亡清立之时。这样标明时间，显然是有寓意的。他们修改的《三国演义》中，涌动着拥刘反曹思想，渗透着‘还我大汉’的情绪。他们反复强调的‘汉室中心论’，表达了其浓浓的民族感情。”（21）
第三，凡是拥刘反曹的历代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的正确和公正，就不能不千方百计地丑化曹操；而且即使在“帝魏寇蜀”的时代，当时的统治者也不会十分公正的评价曹操，就如唐太宗李世民，一方面大力赞赏曹操的政治才干和军事才能，另一方面又特别指出曹操“有无君之迹”，训诫臣下不要去学这一点。如此一来，曹操总处于被诋毁、被否定的地位，其声誉如江河日下，直至被彻底的否定。而这种思想倾向也就不能不影响到广大基层民众中，因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众所周知，《三国演义》并非一时、一人之作，而是汇聚历代、众多文艺素材加工而成的， 自然 其中也深受民间普遍的拥刘反曹思想倾向的影响。这种思想倾向除了上层统治者的灌输、影响外，还有就是普通百姓对“忠厚爱民，仁德治政”的明君的期冀与渴望。而当时的刘备虽有匡危救国的决心，但可惜是“白身”，既“孤”且“穷”，无任何实力（军事、政治、 经济 ），只能采取“寄人篱下，委曲求全；待人以诚，吸纳贤士；爱民护民，扩大影响；在孔明的辅佐下，联吴抗曹，壮大实力；广播仁义，奠定根基；循序渐进，等待时机”等一套符合自己实际情况，具有“刘氏特色”的战略战术，再加皇族血统，深谙民众心理的小说作者，正好借此顺应民众的愿望，将刘备塑造成民众所期盼的“明君”形象。而与刘备的情况几乎完全相反的曹操，当然也就采取了另外一条不同的路线和策略，加之他杀伐果断，权势欲强，又“挟天子以令诸侯”，与刘备形成对立，在政治因素的制约下，自然就成为千人恨，万人骂的“奸臣贼子”。这也是为什么《三国演义》既为历代统治者推崇，又为广大百姓欢迎的原因。
显然，作者是有意塑造这样一个反面典型的，他企图通过这样一个与刘备形成鲜明对照的艺术形象，来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拥刘反曹的正统观念），社会理想（通过剖露和谴责曹操的奸邪篡逆、欺君篡政的奸臣权相的罪恶行径，褒扬和树立刘备式的忠厚爱民、仁德治政的明君形象），美学理念（贬斥和渲染曹操凶残暴虐、奸险狡诈的为人处事恶行，张扬和歌颂刘备式的仁义坦诚、宽厚谦恭的美好品德）。作者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己的创作目的。
谁识庐山真面目：曹操形象之悖论
曹操无疑是《三国演义》中塑造的最鲜明、最生动、最真实，因而也是最成功的艺术形象。其所以成功，关键就在于真实：生活的真实，艺术的真实。尊重 历史 ，尊重生活，尊重艺术创作 规律 ；所以就在作者力图体现自己的创作目的，把一个活生生的阴险狡诈、凶残暴戾的“奸雄”形象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时候，出乎作者的主观愿望，却又把另一个面孔的曹操，一个与人们原有的固定概念不同的曹操，也展现在人们的面前，就如我们在上面剖析曹操的性格特征及心理素质时所发现的那样。我们姑且称作曹操形象之悖论吧。
曹操形象悖论的产生不是偶然的，首先它是由基本事实所决定。《三国演义》毕竟是一部以基本历史事实为依据而创作的历史演义小说，做为文艺作品，它当然有虚构、想象，对一些事实有删削取舍、移花接木等写作技巧的运用；但在大的基本史实方面，则必须囿于真实；即使在写作技巧的运用中，也必须符合人物性格、事物 发展 的客观规律和文艺创作规律。曹操形象的塑造就是这样。不管人们如何愤恨曹操，如何千百次地诅咒他“奸邪篡逆”，但在事实上他毕竟没有代汉帝而自立为君；至于说他“欺君篡政”，曹操自己不仅从不申辩，而且还公开宣称“但欲孤委捐兵众，归就所封武平候之国，实不可耳”；对其原因也公开宣称：一是“诚恐一解兵柄，为人所害”，二是“孤败则国家倾危”，“如国家无孤一人，正不知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诚哉斯言，若无曹公，汉室早就亡绝了，这难道是危言耸听吗？“欺君篡政”与“国家倾危”均固非所愿，但两害相权取其轻，这不是很明显的道理吗？人们所以对“欺君篡政”耿耿于怀，就是因为作者为塑造“奸雄”形象而反复渲染的结果；但也恰恰因此而成就了曹操：宁负“欺君篡政”之恶名受人唾骂，也不愿弃其位而使“国家倾危”，这不颇有点“舍身取义”的味道吗？这真是祸福相倚，塞翁失马一一也算是曹操形象悖论的一种表现。
第二，诚如鲁迅先生所说：“描写过实。写好的人，简直一点坏处都没有；而写不好的人，又是一点好处都没有。其实这在事实上是不对的，因为一个人不能事事全好，也不能事事全坏。譬如曹操，他在政治上也有他的好处；而刘备、关羽等，也不能说毫无可议，但是作者并不管它，只是任主观方面写去，往往成为出乎情理之外的人。”（22）突出而鲜明地体现这一点的是杀吕伯奢全家。在曹操的生涯中，这虽然只是一个小小事例，但作者却分三步，层层递进而达到极致。第一步因怀疑而错杀。这首先在人们情感上激起波澜：本来是冒着极大风险和怀着满腔热诚去款待曹操二人，不想被杀，这是多么冤枉，又让人何等痛惜！而且八条鲜活的生命在一刹那间就被无情剥夺了，其凶狠残暴又怎能不在人们的心灵上引起震撼！但如果说对此人们尚能有一丝理解和谅解的话，那么到第二步对吕伯奢本人的“明知”无辜而“故杀”，所感到的不仅是“凶狠残暴”，而且是“阴险狠毒”；在心理上不仅是“震撼”，而且是“震怒”；尽管曹操的自我辩解不无一定道理。就在人们的情感和心理接近“极限”时，第三步，曹操的一句令人惊骇的话“宁教我负天下人，休教天下人负我”，更进一步把一个极端残忍、自私的曹操形象活生生地展现在人们面前。三层意思，层层递进，在曹操无比丰富、复杂的一生中，作者通过这样一个小小事例，从思维到语言，从情感到动作，极为形象、逼真地勾勒出曹操的可憎面目，可见作者有多么高超的写作技巧。但是，极力贬斥曹操的毛宗岗对此却另有一番评论：“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试问天下人，谁不有此心者，谁复能开此口乎？至于讲道学诸公，且反其语曰：‘宁使人负我，休教我负人’。非不说得好听，然察其行事，却是步步私学孟德二语者，则孟德犹不失为心口如一之小人，而此曹之口是心非，而反不如孟德之直捷痛快也。吾故曰：‘此犹孟德之过人处也’。”（23）这一段“宏论”不但揭露了口是心非的“道学诸公”的虚假伪善，而且也赞扬了曹操的“过人处”：心口如一，直抒胸臆，敢于说出也是别人所想但绝不敢说出的话。曹操既能毫不隐晦、坦诚直率地说出如此“阴险狠毒”的话，又毫不犹豫、坦然自若地做出如此“残忍暴虐”的事，请问还有什么样的话他不敢说、还有什么样的事他不敢做呢？他还有什么需要对他人遮遮掩掩或者人不人、鬼不鬼地耍两面派呢？若诚如此，则曹操的奸险狡诈又从何而来？在不经意间，《三国演义》作者及称曹操是“奸绝”的毛宗岗反打了自己一记耳光，从而反证了曹操是光明磊落、胸襟坦荡之人：此为曹操形象又一悖论。
第三，物极必反。又诚如鲁迅先生所言：“文章和主意不能符合一一这就是说作者所表现的和作者所想象的，不能一致。如他要写曹操的奸，而结果倒好像是豪爽多智；要写孔明之智，而结果倒象狡猾。”（24）在《三国演义》中，“借仓官王垕之头以压军心”，是表现曹操“奸险狡诈”的典型事例。袁术僭号称帝，曹操亲率大军讨伐。袁术纳部下建议，留10万兵坚守寿春，自率余众渡淮而去。“却说曹兵十七万，日费粮食浩大，诸郡又荒旱，接济不及。操催军速战，李丰等闭门不出。操军相拒月余，粮食将尽，致书于孙策，借得粮米十万斛，不敷支散。”（第十七回）曹军面临非常严峻的形势，而这正是袁术所期达到的战术效果：坚守不战，拖延时间，待“彼兵粮尽，必然生变”。战又战不得，退又不能退；相拒下去危险更大：如何破解这道难题？确乎难矣。无疑这是一个连环式反应：时间决定军粮，军粮决定军心，军心决定胜负。时间、军粮、军心，这三者都很重要，但又如何在这三个要素上做好文章？就在曹操冥思苦索之际，仓官王垕进帐请示：“兵多粮少，当如之何？”一个智慧的火花闪过脑际：兵多粮少，贵在速战，争取时间；而要速战，关键在激励军心。如何激励军心？曹操想到借王垕请示之由，故教王垕以小斛分粮，引起众怨；继之又以“故行小斛，盗窃官粮”将王垕斩首示众，以释众怨一一以此为契机，严令诸将并力破敌。在上述步骤完成后，于是曹操下令：“如三日内不并力破贼，皆斩！”事果如所料，众将士奋勇战斗，攻下寿春，活捉了李丰等四员守将，并“焚烧伪造宫室殿宇，.一应犯禁之物。”
“借人头以压军心”，历来被视作曹操耍权谋、施奸诈，凶残暴戾的佐证；而事实上，对生命的这种漠视和随意决置，在中国封建社会是习以为常的。“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父叫子亡，子不得不亡”，是封建社会无可置疑、不可动摇的律条，其前提就是做为尊者，长者的绝对权威，而不问其是否合乎情理还是法理。父子间尚且如此，何况主与仆、上级与下属之间？如果说王垕尚为某种事业和职责而献身的话，那么猎户刘安杀妻以供刘备食用，岂非更残无人性、荒诞不稽？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曹操也是被逼无奈，王垕被无罪处死，做了冤鬼，但却因此而稳定了军心，挽救了十七万将士，并因此而攻下了袁术伪都寿春，击灭了袁术僭号称帝的罪恶行径，按说王垕之死似乎也“死得其所”。作者本意是通过这一事例表现曹操的奸险狡诈，但从中我们更看到了一个机警敏捷、聪慧多谋的军事统帅形象一一这是曹操形象的又一悖论表现。
第四，众所周知，人们对曹操最流行的评价就是“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如何区分、判定能臣、奸雄？标准只有一个，即是治世还是乱世？这就产生一个 问题 ：何为“世”？世的概念是什么？是指国家、社会，还是指朝廷、皇帝？抑或二者兼有？如果是指国家、社会，则曹操稳定政局，荡灭群雄，除孙权、刘备两个集团外，已统一大半个国家，应该说是“治世”，由此也可认定曹操是能臣。要是仅指朝廷、皇帝，令由己出，完全架空皇帝，按正统观念来说，曹操当然就是“奸雄”。由此看来，对“世”的概念的界定和理解，是区分和判定能臣、奸雄的关键。而在国家、社会与朝廷、君主的关系上，我国古代除了“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乃天下人之天下”的传统观念外，还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社稷（即国家）为重君为轻”。如用这一传统观念衡量，则曹操虽然在做法上有其激烈、过分、偏颇之处，但在根本上还不至于被划入“奸雄”之列。当然，最理想的是把二者统一、协调起来，但这又必须有一个先决条件，这就是皇帝能有自行执政掌权的基础和条件。且不论皇帝本身素质如何，仅从当时的社会条件和政治基础来说，正如我们前面 分析 的那样，汉天子不仅失去了统御全国的基础和权威，也失去了号令天下的资质和能力。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既有雄心壮志又有雄才大略的曹操登上了历史舞台：一方面继续维持汉室宫廷，另一方面又挟天子以令诸侯，讨伐群雄，稳定政局。应该说曹操较好地定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但也因此而赚了一个“奸雄”的恶名。本欲维持汉室，甘做一臣子，却落了个“奸雄”的恶名；而人所共知朝代更替是情理中事，汉室相传四百余年，气数已尽，如象其子曹丕那样，干脆自立为君，开辟一个新朝代，做一朝堂堂正正的新皇帝，则谁又能来、谁又敢来说三道四、评东论西？这算不算是曹操形象的又一悖论呢？
对一部文艺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有不同的理解或看法，应该说是正常之事，这说明该文艺作品的深厚内涵。我们对《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亦当作如是观。但实际从宋、元以来，“逆臣贼子”、“奸雄”曹操的形象即被圈定下来，这是由各种原因造成的，无可厚非。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有必要对其形象做进一步深入的探讨，尤其是对其性格主导特征，心理素质，及其形成和存在的社会基础，环境氛围等等进行剖析，将有助于我们全面理解和认识曹操这一艺术形象，有助于我们更全面、准确地理解和认识《三国演义》这一古典名着。本文就是试图在这方面不揣冒昧地谈些个人看法，以望起“抛砖”之效。这里探析的是《三国演义》中的曹操形象，与历史上的曹操无涉；至于本文中所引用的一些史志中的材料，只不过是做为主体材料之外的补充或旁证材料。对曹操形象的总体概括和评价，鲁迅先生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有一段话可谓一语破的：“其实，曹操是一个很有本事的人，至少是一个英雄，我虽不是曹操一党，但无论如何，总是非常佩服他。”
鲁迅先生说曹操“至少是一个英雄”，这是很有意味的。我们至少应该在“至少”上探索一番吧？
注：
(1)《健康人格》第226页，刘劲等译，华夏出版社1990年
(2)《三国志.魏书.武帝纪》
(3)《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魏书》
(4)《三国演义资料汇编》第255页，朱一玄、刘毓忱编，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
(5)《管理心 理学 》第109页，薛春海着，河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
(6)《文学心理学》第33页，钱谷融、鲁枢元主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7)《三国志.魏书.武帝纪》注引
(8) 同(4)，第344页
(9) 同(3)
(10)《三国志.魏书.张辽传》注引孙盛语
(11) 同(8)，第118页
(12) 同(2)
(13) 同上
(14)《说三国话人生》第185页，于学彬着，解放军出版社2001年
(15)《中国历代文选》第42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
(16) 同(5)，第32页
(17)《人际关系社会心理学》第59页，（日）古畑和孝编，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年
(18)《逆境心理学》第10页，孤草着，大众文艺出版社2001年
(19)《漫话三国演义》第144页，雷勇、孙勇进、蔡美云着，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
(20) 同(6)，第285页
(21)《三国演义作者对我说》第44页，陈雪良着，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22) 同(4)，第452页
(23) 同上，第270页
(24) 同上，第453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