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游记》的作者吴承恩（1506—1582），字汝忠，一字以忠，明代中叶淮安人。淮安在汉代曾叫射阳县，县的东南有一湖泊叫射阳湖，所以吴承恩以“射阳”为号，经常自署为“射阳居士”。后代亦有人称他为“射阳山人”，这大约不是他当年的自号。淮安地处淮水之南，秦汉时期为淮阴县。唐代为楚州，一度时期也曾改称过淮阴郡，故他在署名时，前面往往冠以“淮阴”二字。这是明清 时代 两淮文人的普通风气。
关于吴承恩的家世， 目前 人们了解的还是很少。因为资料太少了，迄今为止，可供查考的资料主要的只有《先府宾墓志铭》一种。现在，我就根据这篇墓志铭和其他一些材料，作如下一些推测。
吴承思先世涟水人，是后来迁到淮安的。是什么时间迁居淮安的呢？他自己没有讲，我猜想最迟不应晚于明初。其理由有二：
第一， 从时间上推算，应在明初之前。《先府宾墓志铭》云：
先世涟水人，然不如何时徙山阳。遭家穷孤，失谱牒，故三世以上莫能详也。曾祖讳鼎；祖讳铭，余姚训导；皇考讳贞，仁和教谕。
这里所说的曾祖、祖、皇考，均是以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身份来说的。所谓“三世以上”，就是指的这三世，并不包括吴承恩父子，若连他们父子 计算 ，当为五世。这五代吴承恩是清楚的，从他父亲的曾祖吴鼎向上便“莫能详也”。吴承恩生于十六世纪初，距明代开国 130余年。按通常 3 0年为一世的说法来计算，吴承恩向上四代为 12 0年，时间正好是明初。“三世以上莫能详也”的意思，明显是说吴鼎并非迁淮始祖，迁淮是他以前的一世、二位甚至几世的事，只不过是因为没有谱牒，吴承恩说不清楚罢了。所以，吴氏迁淮不当晚于明初。
第二，元朝末年战争频仍，淮安所遭战祸尤为严重，土着居民死散殆尽，人口锐减。据黄梨洲为淮安杨士杰作的传记，以及曹镳《淮城信今录》、杨庆之《春宵呓剩》等记载，“明初谁人存者止七家”。“淮人”大概指的是城内居民，“七家”可能是指七个姓。据说这七姓是一“节孝徐（积）、槐树李、梅花刘、切面张、面合王、裱背王、南门潘（埙）”等几家。此外，还有人说七姓中有姓吴的，但那是指的是后来中进士做过御史的吴节、吴那一家，与吴承恩并无瓜葛。吴承恩的祖先不是淮安元代遗民，而是元末明初从涟水迁入的。明初，明太祖针对江北居民稀少的状况实行移民政策。来谁的移民多迁自江南，而且多为富户或军官。至今淮安许多人还世代相传说自己老家是江南苏州或其他什么地方。吴承恩家由北向南， 自然 不属于这个潮流，应该是元末明初破产农民的流迁。
吴承恩祖先迁淮后是从事什么职业的呢？《先府宾墓志铭》中没有谈及。当时迁淮的人中有的是军籍，隶戎于淮安卫、大河卫、宽河卫等卫所；有的是商籍，从事商业活动；也有一些人是先人在淮做官而定居下来的；有些人家从事医业，如潘家、卢家；还有很多人家从事儒业，依靠读书做官吃饭，等等。吴承恩家不是军籍，也不是做大官人家的后裔，也不象一开始就是业儒的。据《先府宾墓志铭》记载，吴承恩家出过两代学官：曾祖吴铭做过浙江余姚县的训导，祖父吴贞由例贡做过浙江仁和县（今杭州市）的教谕（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光绪《杭州府志）卷一0二的记载均为训导）。训导与教谕都是官微俸薄的冷官，远离家乡，颠沛流离，妻儿往往不能团聚在一起。当吴承恩的父亲吴锐四岁时，其母梁氏，带着他一起去仁和，夫妻父子团聚以享天伦之乐。团圆的日子还未过数月，不幸的事情发生了：吴锐的父亲即吴承恩的祖父吴贞竞病逝任所。梁氏无奈，只有带着四岁的孤儿吴锐回淮。由于他家两代经营的是“九儒十丐”的“穷儒”，既无什么积蓄，更无其他收入，所以家境越来越穷。因为穷，又无亲友接济，吴锐到了上学的年龄也不能上学，比别人家孩子迟了好几年，才开始进入社学读书。因为无钱给社学先生送礼，先生就不怎么教吴锐。但是，吴锐很聪明，在旁边专心听先生给别人讲，居然学到了所有的课业，并且学得很好。吴锐的聪慧感动了社学先生，得到了先生的赞赏，推荐他到乡学去继续读书。但终因吴家家计困难而没有去成。梁夫人痛心疾首地说：“吴氏修文二世矣，若此耳，斯孤弱奈何！”先是梁夫人哭泣，接着吴锐也跟着哭，母子抱头痛哭一场了事。吴锐失学以后干些什么我们无法知道，但他到二十岁的时候，便娶了小商人徐家的女儿成了家。佛家世代卖花边花线一类小商品，吴说便承袭了他家的行业，坐在店堂里成了一个小商人。从这一段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出吴承思家的一些老底。所谓“修文二世”，大概就是指的承恩的曾祖吴铭和祖父吴贞。再进一步细细琢磨这句话，似乎吴家业儒的也仅此两代，其先世并不是读书人家。吴家先世既非业儒，又非军籍，更非官宦，此外要么就是从事农业，要么就是经营商业。两相比较，我认为他家初迁淮时经营的是小商业可能更象些。这里有两条理由。
一，吴承恩家并无地产收入。有人说，吴家迁淮后原住在二铺灌沟，从事的是农业。他们的根据是因为吴承恩死后葬在那里，并称那儿为“先垅”。这个证据是不足为凭的。“垅”就是墓地，“先垅”是先人墓地的意思，并不说明他家在那儿有多少土地。城里人死了总不能埋在城里，葬到乡下去是必然的，在乡下买一块土地作为墓地是正常的事情。当然，吴家一开始就置下这块地产，自然用不着再去买的。但我想那样是不大可能的。吴家由涟水迁来，如果原来就是地主富户，那他就不会放弃原有的土地，抛开家园到这儿来重置田产，如果是破产农民迁来，那他更不会有钱到淮安乡下买田。明初从江南向江北移民，是因为江北地多人稀，动员江南富户到江北垦荒，是有开发江北的目的的。当时是用行政手段“赶”来的，淮安至今农民中仍有“洪武赶散”的说法。明初涟水的 经济 状况不会比淮安好，吴家迁淮决不是因为是富户而被“赶”来的。
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如果吴家拥有一定的地产，当做教谕的吴贞死后，吴家不至于穷到那种地步，吴承恩的父亲连个社学都上不起，迟了几年才上；上了社学又无钱给先生送礼，以致受人歧视；到了最后还是辍学了事。依我的推测，他家简直没有什么地产，他家先辈迁淮后根本不是农民。
二，我认为吴家来淮后就住在河下。当时河下在淮河（当时也叫黄河，黄河夺淮后，这一带淮河下游也是黄河的下游。），西边则是运河，河下处在两河之间，是一个商埠。当时从各地来的商人和各种职业的人很多，大都聚居在这里。这些人后米都逐渐入了山阳籍。他家迁淮后落脚于河下，处在一个家家经商的街市之中，从而受其 影响 ，从事某种小商业来谋生是很自然的事情。从现在他家在河下的周围环境来看，正是这样的情况：打铜巷、钉铁巷、粉章巷、估衣街包围在他家的四周。这些巷子里的居民基本上经营着巷名中所列的行当。当经商有了余利，生活状况有所改善，就向读书做官的方向进取，并且有了一些成效，出现了两代学宫（尽管吴贞是例贡生出身，可能要出一点钱，但正好证明他家既有读书子，经济上又小有富余）。这时，他家便抛弃了原来所经营的与现在做官（虽然是不入流的小官）身份不相称的商业，生活来源就靠做学官的微薄俸禄来维持。一旦这条道路出了 问题 就会出现麻烦。果然，吴贞死了，没有官俸了，全家生活立即出现危机，连吴说上社学读书都困难。如果是官僚兼地主的家庭，是不会出现这样的问题的。吴家没有地产，生活艰难，是可以想见的。这时为生活所逼，“修文二世”的书香子弟，中途辍学，弄到店堂做起小生意来，一下子又退回到了小商人的地位。这对于吴家来说，祖上经营过的职业，后人重新拾起，轻车熟道，一般情况下是很自然而不突兀的。
吴承恩说他家的境况“穷孤”。“穷孤”是他家世的主要特征。所谓“穷”，主要是指经济上困难。如前所述，他家确实不富裕，有时比较艰难。另外，也可能兼有指命运不太好的意思，几代以来曲曲折折不发达，没有交上当大官、发大财的好运。已经做了两代小官了，结果不但没有上升，反而又回到了原来的地位，陷入艰难困境。所谓“孤”，大概指人丁不兴旺，几代单传，势单力薄，人口不多。吴家困难了，无人资助，受人欺侮了，也没有人为他撑腰；吴承恩的父亲受尽了官府胥吏的敲诈勒索，也没人为他说句公道话。这些明显看出他的家族是多么“穷孤”、寒微。家族内既没有做大官赚大钱的人可以作为他家 政治 上或经济上的靠山，恐怕本族中的兄弟叔伯都很少，现在还没发现他的家族中其他人的记载。种种迹象表明他家可能几代单传。
吴承恩的亲戚关系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祖上的亲，吴承恩没有谈到过，大概无足称道。祖母梁氏娘家何处不清楚，八成是淮安人。当时淮安梁家也不显耀，舅祖的情况也不知道。未见有祖姑母的记载，无从谈起。嫡母徐氏是个商人的女儿，生母张氏何许人也更一无所知。关于舅家及姑母家，竟连片言只语也未见，或者干脆就没有姑母。吴承恩的父辈以上亲属情况，简直是个谜。
有人乐于称道吴承恩自己这一代中的两门亲戚：一是姐夫沈家，另一是妻舅叶家。他们分别是沈翼和叶淇的后裔。沈翼和叶淇二人，分别在景泰年间和弘治年间任过南、北户部尚书，这两家在淮安都很有地位。但是，吴承恩的姐夫和妻子大概只是这两家的族人，并非这两位尚书大人的嫡传裔孙。然而总算是沾亲带故，有一点亲戚关系。现在我们就来看看这两门亲戚的情况。
先说姐夫沈家。《先府宾墓志铭》云：“徐夫人生一女承嘉，适同郡沈山。”据此可知，吴承恩的姐夫叫沈山。怎么知道沈山与沈翼是本家的呢？这是沈山的女儿的儿子即外孙，也就是吴承恩的表外孙丘度，为他的父母撰写的墓志铭中反映出来的。该墓志铭云。“向淮郡称大姓者，先尚书沈公之族也；吾母乃公之族，同知公之孙女也。”此墓志铭又云，其外祖母是“吴太夫人”，“射阳吴公，母舅也”。由此可知，丘度的母亲沈氏是吴承恩的外甥女，即“吴太夫人”吴承嘉的女儿。那么，吴承恩的姐夫沈山当即为“先尚书沈公之族也”。淮安当时姓沈的尚书只有沈翼一人，所以，沈山是沈翼的族人。此外，丘度的中表兄弟在沈翼的族谱中均有明确记载，而且沈氏族谱中还把丘度作为重要亲戚记载进去。这些都是确证。
据丘度《平涯公墓志铭》，沈氏“先世家东鲁，国初始祖七一公避兵徙山阳，遂家焉。后嗣以科目显，其占甲第有讳翼者，累宫南京户部尚书，正统间有御虏功。讳珤者，官吏科都给事中，陞太仆寺少卿，直声于台剩讳纯者，累官至四川右布政，功在生民……纶音赫奕，科名蝉联，吾淮数巨姓宦族，指首屈则及沈。”这确实是一个显赫的家族。然而，此沈氏族谱中竟然没有沈山的名字，更没娶吴氏的记载。按照丘度与沈氏家族的关系，沈山应是沈 。沈 或者就是沈山的谱名、后改名。这有如下根据：一，丘度撰《平涯公墓志铭》云：“夫沈族乃淮之乔木一旧家，吾母敕封赠恭人毓秀之门，而平涯公与余有表兄弟之雅者也。”平涯公名沈朴，字质夫，别号平涯，长丘度三岁。
二，沈倩《上林苑监署丞丕显府君行略》云：“丘公震冈（丘度字震冈），先祖中表昆弟也。”沈倩的先祖即沈朴。
三，沈培宽《府君行述》云：“曾王父见背时，王父完白公年十二，托孤于表兄震冈丘公。”沈培宽的曾祖父也还是沈朴。
以上这些记载均见沈翼的族谱。
按：沈朴的父亲叫沈天资，祖父叫沈 ，曾祖叫沈瑄，高汉名沈诩，诩为沈翼之二兄。既然沈朴与丘度为中表兄弟，那么，沈天资应为丘度之母舅，与丘度母亲沈氏为亲兄妹或亲姐弟，天资之父沈 当为丘度的外祖父，即吴承嘉所嫁之夫名沈山者。我想这是不可改易的推论。沈氏族谱中不名沈山而叫沈5盈，可能沈山是初用名，后来改作沈！盈的缘故。据沈氏族谱记载，沈 字朝用，配宁氏、王氏，但是没有吴氏的记载。这大概因为吴家“穷孤”，吴承嘉嫁到沈家仅仅是侧室，甚或是妾，而且可能没有生男孩子的缘故。沈山的年龄可能比吴承嘉大得多。沈翼行三，生于 1392年，其二兄沈诩的生年当更早一些。沈山为沈诩四子沈瑄之独子，是沈诩之第三代，生年当晚二世。如果以30年为一世，一二世为60年，当为1450年顷。如果再加上可能有的其他一些特殊情况，再加长一些时间，至近应为1460年或1470年顷。而他的长子沈天资生于 1500年，两者差距比较大，所以，沈山的生年可能较早，甚至与吴承恩的父亲吴锐的生年接近（吴锐生于1461年）。根据上述情况 分析 ，沈山仅是沈尚书的侄孙，承恩的姐姐承嘉又非沈山的原配夫人，仅是族谱上无名的配偶，所以这门亲戚无足称道。加之沈氏到了沈山这一代没有出达官贵人，更没有什么可以值得炫耀的。因此，吴承恩仅在其父墓志铭中，按通常惯例提了一下沈山的名字，并未作进一步的介绍，在其他地方也绝未提及。后来丘度中了进士做了官，丘度的血管里流有沈氏的血液，所以沈氏与丘家的关系才得以增强，而连带的沈家与吴家的关系才被看重。从这里，我们也可看出、吴承恩家当初的 社会 地位是如何的低下。
吴承恩的岳父叶家的情况也有点相类似。叶氏先祖为南宋初年宰相叶衡，世居浙江之金华。叶淇曾祖叶颙，在元代以诗名世，着有《樵云独唱》，祖父叶土廉，洪武初戍淮，遂为淮安卫人。《明史》卷一八五有叶淇传。据传，淇字本清，景泰五年进土，授御史，成化中累官至大同巡抚，弘治四年为户部尚书，寻加太子太保。墓志铭为李东阳撰。据墓志，叶淇生于1426年，卒于1501年。他“长身修髯，见者知为伟器，”“配何氏，赠夫人，继阙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内行”。何氏事不详，孔氏，即吴承恩为之撰《寿叶太老夫人八十颂》和《叶太母挽诗序》（见《射阳先生存稿》卷一、卷二）的“叶大老夫人”和“叶太母”。承恩在这两篇文章中说：“先尚书国柱臣，康乂海内，震宫保翊”，“太夫人秀锺阙里，为先师四十五代之真裔”。又说；“承恩叨忝婚姻，班太母曾孙之末”。虽然吴承恩在《先府宾墓志铭》中仅言他“娶叶氏”，未明言是出于哪一个叶家，但我们从这两篇文章便可知道叶氏是叶淇的后裔，是叶淇曾孙一辈的族人。叶太母孔氏生于1468年，比她丈夫叶淇小四十二岁，叶淇去世时她年仅三十四岁。从时间上推算，承恩妻叶氏根本不可能是孔氏亲曾孙女，仅在曾孙这一“班”中，而且又是“末”。看来承恩妻叶氏并非叶淇的嫡传子孙。李东阳所撰的叶淇墓志中关于孔氏的记载，仅在明刻本《怀麓堂文后稿》卷二十四中有之，到了此书的清刻本中，“继阙里孔氏，封夫人，皆有内行”几个字被删去了。这就使我想起吴承恩的姐姐吴承嘉来。大概妇女嫁作继室、侧室，或者未生儿子的，就是这样的命运。被封为夫人的孔氏尚且如此，平民百姓的女子吴承嘉不入沈氏族谱还有什么的可说呢？叶淇弟兄二人，其弟名叶洋。洋子叶贽，宇崇礼，天顺庚辰进土。据天启《淮安府志》卷十六记载，他“当官外和内严，庶狱缘请定法，人不敢干以私。历守三大郡，孜孜尽职，不拂情以招怨，不立异以邀名。累工、刑二部侍郎”。此叔侄二人是当时叶氏的重要人物。叶贽子叶筌，号笛溪，为承恩的叔丈人。《射阳先生存稿》卷一诗《寄笛溪叶太文》、卷四《贺笛翁太丈七帙障词》，即为他所作。叶筌家庭条件十分优越，父亲为朝廷大吏，自己承其荫为光禄寺典簿（同治《山阳县志》卷九）。叔叔叶宝很有钱，据说叶贽入官至归隐四十余年，出入供费皆出于他。障词中说，叶筌“处则为贵公子，出则为贤士夫，倦而归也则为乡耆勘。少年时喜欢交结各种人，“江湖游侠，时候于其门；异端方伎，日列于其前”。既而改变生活方式，结交皆海内名士：“悬箔而有琴棋，挥金以收书画。横长笛，撰小词，寻奇春雨之亭，避俗水西之馆”。但他终身轻财重义，“方其乏，则朝储忘乎午餐；时其丰，则食客倍于家众”。吴承恩虽然是他的侄倩，但因为是当时的名士，仍然被他“礼之为上客”。他们的友情是很好的。当叶筌在京城时，承恩作诗《寄笛溪叶太丈》，发出“物情悬旧赏，离梦绕沧波”的感概，要叶筌“应念故山萝”。其实，叶筌比吴承恩大不了几岁。障词说，隆庆四年（1570年）是叶筌的七十寿辰，那么，他当生于1501年，与吴承恩的年龄相仿佛。障词还说，“承恩缔姻门下余四十年”。这句话需要作些斟酌。“余”当为“馀”之误植，但字书说“余”、“馀”相通，古人喜欢用通假字，这可姑且置之勿论。“余四十年”在古汉语中意为“垂四十年”、“接近四十年”，因此这句话很成 问题 。我们将“余四十年”尽量说得大一些，为三十八、九年，到1570年吴承思才结婚三十八、九年，那么他结婚的时间当为1532年顷。这一年吴承恩父亲刚刚去世，他为他父亲撰写墓志中刚好赶上与上“娶叶氏”，这未免过于玄了些。而且，吴承恩此年已将近三十岁了，对于一个几代单传、四十多岁方得独生子的家庭来说，恐怕决不会让孩子到了三十岁，自己到了七十多接近死期才让孩子结婚成家。因此，我认为这“余四十年”当为“四十余年”之误。这样的话，承恩的结婚年龄在二十来岁，方可说得过去。
叶筌的儿子叶恩，为嘉清二十九年进土，官御史，孙子叶允武，中万历二十年武会试第一。这已是吴承恩身后的事了。总之，吴承恩的这门亲戚就是这样的状况，似乎要比沈氏家族好一些。
吴承恩有几个子女？也没有记载。他有过儿子，名叫凤毛，但很早就去世了。有没有其他子女无法知道。陈文烛为他作的《花草新编序》中说，吴承恩去世以后，吴家已“家无炊火乏矣”。根据这句话来看，吴承恩是他家最后一个去世的人，大概是没有其他子女，他死了以后，烟囱子就不冒烟了，从此便断了烟火。即使有女儿的话，那大概早已出嫁了。但是没有材料证明这一点。
吴凤毛的情况只有两处提到过，一是《介社颁》中说：“承 恩令子之平生肺腑交也，又重以婚姻之谊”。另一处是为沈坤父母作的墓志铭中说：“彼我既羁，贯友通家。我亡子凤毛，祭酒又尝许昏以女”。前一篇文章是嘉靖二十三年（1544）沈坤中状元满三年考，皇帝赠封其父母，适逢沈母六十四岁寿辰，作此为之庆贺的。嘉靖二十三年对于沈坤来说，是喜事连连的时期。嘉靖二十年他自己中了状元，这一年皇上诰命赠封父母及妻子，妹婿张侃此年也中了进土，他的家族正处在上升时期。此时能与吴承恩订儿女亲家，确实是沈坤不忘友情很看得起吴承恩的事情。但如果说订亲是前几年即沈坤中状元以前的事，也许更有一定的合理性。那么，凤毛生年当在嘉靖十一年至嘉靖二十年之间。第二篇文章作于嘉靖三十五年冬（1556），文章中已称凤毛为“亡子”，说明他已经死了，而且可能已经有了一段时间了。因为墓志中说沈坤父母的三个孙女，一个嫁了周学礼，另两个也许聘了人家。这三人当中，当然包括那个曾经许聘吴凤毛的沈坤的女儿在内，因为凤毛死了，便又另许了别人。但此事过去的时间似乎又不会太长，因为在承思的印象中还记忆犹新，并把这件事写到沈坤父母的墓志铭中去。也许凤毛就在此前一二年才去世。但这些都是推测，究竟吴凤毛生于何年，卒于何年，活了多大，还难以说清楚。
以上是我对吴承恩的家世及有关情况所作的简单考述，目的是供 研究 《西游记》和吴承恩的学人们 参考 。许多地方是大胆的推测，还有待于发现新的资料来纠正和充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