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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论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之关系

2015-10-10 09:55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 内容 提要】
   针对近年来学界有人否定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认定全真教徒是定稿人的观点,作者认为无论从虞集序真伪、句容茅山华阳洞天、闫希言师徒等方面来综合考察,均难以将全真教徒与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直截了当地划等号,相反, 吴承恩为百回本《西游记》作者却愈加难以否定。

【关键词】 百回本西游记 闫希言 华阳洞天 全真教

   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之关系本是《西游记》 研究 史上的一段公案,20多年前,澳大利亚柳存仁先生就论述过,杭州大学徐朔方先生予以驳斥;双方旗鼓相当,后者已占上风,逐渐被学界同仁所广泛认同。但,1996年,山西学者李安纲教授再次掀起此浪潮,并举行了四次《西游记》与 中国 文化学术研讨会,出版专着《苦海与极乐》《西游记奥义书》《李安纲批评西游记》等,国内学界少有人赞同其观点。世纪之交,陕西学者胡义成先生再次发表论文,论百回本《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关系。

   胡先生与前人不同之处在于,试图以龙门派全真教及教徒为线索,探讨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人。(1)他的立论首先锁定了元代虞集《西游记序》,这是关于最早论定“《西游记》作者是丘处机”的始作诵者。如果这一前提成立,那么,以后的推论便水到渠成了。

   然而,关于这篇序文的真伪仍是学界的一桩疑案悬案。

   首次将该序列于百回本《西游记》之中的是清代的汪象旭,他在《西游记证道书》卷首隆重推出元代大文学家虞集为《西游记》所作《序》,这在百回本《西游记》流传刊刻史上是破天荒首次。

   作为“虞集序”的“发现”者,汪象旭,字澹漪,原名淇,字右子,写有吕祖全传传世,卷首题“奉道弟子汪象旭重订”,可见,是一位道教中人,在其西游证道书上刊载“虞集序”,并非为元代文学大家虞集树碑立传,意在弘扬全真教龙门派祖师爷——丘处机的举世功业。这种意图用心良苦。汪氏还刊出一篇丘长春真君传,最后一句“有磻溪鸣道集西游记行于世”,磻溪集鸣道集确为丘处机所作,而西游记则完全出于汪氏一厢情愿的有意误载,其附会源头可上溯到元末明初陶宗仪辍耕录,文中云“已上见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等书”;后三部均非丘处机所作,可见又是误载。以后樗栎道人秦志安编金莲正宗记,在长春丘真人一节云:“所有诗歌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曰:磻溪集鸣道集西游记,近数千首,见行于世。”此处将西游记与磻溪集《鸣道集》并列,无疑的是承袭陶宗仪辍耕录,只是将后两部风云庆会录七真年谱删去,可见是经过目验鉴别的。此处西游记确是指长春真人西游记,因为其中的确记录了丘处机诸多“歌诗杂说,书简论议,直言语录”也。汪象旭伪造“虞集序”的目的意在阐明他在西游证道书里所高倡的“证道”观。为了证明这一“证道观”,必须抬出权威的高道,非丘处机莫属;为使“伪造”成真理,必经拉出名人——虞集来,拿大旗做虎皮,使人信服、崇仰而达到附会、曲解西游记主旨的目的。

   能够证明“虞集序”是伪作的尚有一铁证,序末署“天历已巳翰林学士临州邵庵虞集撰”,虞集祖籍四川,先祖允文在南宋被封于雍,宋亡虞侨居临川;虞集早年与弟盘同辟书舍二室,左室书陶渊明诗于壁题曰陶庵,右室书邵亮夫诗题曰邵庵,故有临川邵庵之说。天历已巳(公元1329年),虞集在“翰林直学士奉政大夫知诰同修国史兼国子祭酒”,非“翰林学士”,徐朔方先生认为,“据元史卷181本传,虞集的官街是翰林直学士,新元史卷206本传略同,据元史卷87,翰林学士从二品,翰林直学士从四品,高下不同,难以想像虞集连自己的官位都搞不清楚,可见这序是假冒之作,”(2)弄清“虞集序”的来龙去脉,可见,丘处机作西游记说便不攻自破了!这就是清人为何沿袭汪象旭谬误之所在,意在曲解西游,为“证道”说情也。鲁迅、胡适先生的贡献就在于打破这一迷信,回归西游记之本来面目,功不可没。即使清人纪昀也发现了丘处机作西游之妄,有阅微草堂笔记卷九如是我闻三:“吴云巌家扶乩,其仙自云丘长春。一客问曰:西游记果仙师所作,以演金丹奥旨乎?批曰:‘然‘.又问:‘仙师书作于元初,其中祭赛国之锦衣卫,朱紫国之司礼监,灭法国之东城兵马司,唐太宗之大学士、翰林院、中书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动。再问之,不复答。知已词穷而遁矣。然则《西游记》为明人依托无疑也。”清人钱大昕《跋长春真人西游记》云:“《长春真人西游记》二卷,其弟子李志常所述,于西域道里风俗,颇足资考证。而世鲜传本,予始于《道藏》抄得之。村俗小说有《唐三藏西游演义》,乃明人所作。萧山毛大可据《辍耕录》以为出丘处机之手,真郢书燕说矣。”(《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九,《四部丛刊》本)清人阮葵生《茶余客话》云:“金漳山先生令山阳,修邑志,以吴射阳撰《西游记》事,欲入志;余谓此事真伪不值一辨也。按旧志称;射阳性敏多慧,为诗文下笔立成。复善谐谑,着杂记数种。惜未注杂记书名,惟《淮贤文目》载射阳撰《西游记通俗演义》。是书明季始大行,里巷人乐道之,而前此亦未之闻。世乃称为证道之书,批评穿凿,谓吻合金丹大旨,前冠以虞道园一序,而尊为长寿真人秘本。亦作伪可嗤者矣。按明《郡志》谓出自射阳手,射阳去修志时未远,岂能以世俗通行之元人小说攘列己名?或长春初有此记,射阳因而衍义,极诞幻诡变之观耳。亦如《左氏》之有《列国志》,《三国》之有《演义》。观其中方言俚语,皆淮上之乡音街谈,巷弄市井妇孺皆解,而他方人读之不尽然,是则出淮人之手无疑。然射阳才士,此或其少年狡狯,游戏三昧,亦未可知。要不过为村翁塾童笑资,必求得修炼秘诀,则梦中说梦,以之入志,可无庸也。”(3)

   今人吴圣昔先生,查遍虞集现存所有集子都没有这篇《西游记序》(4)。总而言之,这篇序文是伪造便能够定案的了!以此作为丘处机师徒作百回本《西游记》的作者实是谬误也能定案了!

   “虞集序文”是伪文已被证实后,胡义成后面的推论便成了无根基的空中楼阁,海市蜃楼了!

   胡先生又发新见: “龙门派道士史志经弟子是《西游记(平话)》的作者,《西游记》直接祖本是《西游记(平话)》,系丘祖高徒史志经弟子作.”(5)这真既是前无古人的臆测,又是大胆的推论.

   关于西游记(平话)本是西游记 发展 史上的又一悬案。

   提出西游记(平话)本是文学史家们的一种无奈的选择,在西游记形成史上,从宋代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到元西游记杂剧再到明百回本西游记本是艰难困苦的过程,永乐大典朴通事谚解等相关资料的发现为我们推断元代西游记状况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假想.然而,这两段材料均注明西游记,看来,元人也早已称其为西游记,至于“平话”则是文学史家们的一厢情愿的推测.在没有实物资料发现前也只能如此阐释,不能放大成定论.胡先生放大了龙门派道士史志经弟子是《西游记(平话)》的作者,仔细审察,没有任何有关联的材料,仅是推测。

   关于西游记祖本,这是西游记版本 研究 中的最复杂的老大难 问题 。海内外学者用尽毕生的心血仅仅梳理其 发展 脉络,许多方面疑难问题令人望而却步。

   胡先生删繁就简,另辟新径,从全真教入手,选取有利于己论的将西游记(平话)作为西游记祖本,略去了许多关键环节,可谓“标新立异三月花”,然而,从根本上看,他犯了以偏概全的毛病,导致了为求得立论的需要而釜底抽薪的做法。仅仅以史志经是龙门派全真教丘处机弟子就与西游记有关联,也不求证为何有关联,目的动机为何?便施行了“拉郎配”,以至于,人们要问:西游记与全真教徒是正面还是反面联系?作为全真教龙门派丘处机的弟子怎么会背叛教主及教规而兴风作浪,与妖魔为伍呢?竟被取经人奚落嘲弄?连“三清圣像”甚至都被扔进最肮脏之处,这哪里是弘道,分明是灭祖灭门的举措啊!哪个全真弟子敢这样做,岂不是自打嘴巴,自挖坟墓,自残啊!丘祖在天之灵也“是可忍,孰不可忍”啊!难怪胡义成先生自己也坦言“我走访的陕西高道,大都皆不同意《西游记》为全真作”,(6)的确如此啊!况且,史志经及弟子们也实在难以与《西游记》挂上钩啊!

   至于闫希言师徒,则与百回本《西游记》尚有一点瓜葛,那便是“华阳洞天主人”了。

   关于“华阳洞天主人”与《西游记》之关联,也是《西游记》研究界的又一大疑案,悬案。

   “华阳洞天”指的是江苏句容茅山“华阳洞天”,据了解,句容镇又称“华阳”镇(古名),“洞天”原指古代神仙世界,后为道教所承袭,成为道教的神仙世界的象征。道教《云笈七鉴》卷二十七“洞天福地”部,记载了天地宫府图序,有道教名山十大洞天,三十六小洞天和七十二福地,每个洞天福地都有真人治之。十大洞天中第八洞天为句曲山,名金坛华阳洞天,属紫阳真人治之。茅山自隋唐起,就以“第八洞天”着称于世。至于“主人”为谁?这就应当存疑了!或云是一位道教的掌门人,或云是书商假托以引人阅读、购买以赚银子。前一说太实,可惜没有充足的证据,依然是假想,不足以构成新的观点。后一说是建立在明代金陵坊刻本的实际基础上的,书商为牟利的需要采取这种“拉大旗做虎皮”的技巧。“华阳洞天主人校”仅仅是“校”,按字义解释,“华阳洞天主人”并不是原创者,只是“编校”而已,恰恰符合当时书坊印制的实际状况。百回本《西游记》被书商世德堂主得到,作为书商首先想到的是赚银子,如何吸引读者?刺激购买欲,则是首先考虑到的。百回本《西游记》原稿究竟是何等模样?早以难见,除非“发现”手稿。从 目前 所见来看,无论回目、 内容 均经过书商(或雇人)的篡改。其中色情部分恰恰是为了刺激市民阅读,反映了明中叶的世风民情,诸如写女妖,大多不但体貌美艳,而且性情****。“交欢”、“采其元阳”“耍子”“活泼泼,青春无边“淫兴浓浓”“卖弄她肌香肤腻”“要贴胸交股和鸾凤”。至于盘丝洞七个蜘蛛精变的女妖,则是“酥胸白似银,玉体浑似雪。肘膊赛冰铺,香肩甚粉贴。肚皮又软又绵,脊背光还洁。膝腕半围团,金莲三寸窄。中间一段情,露出风流穴。”恰恰是迎合市民媚俗的心理。所具有的商业价值是巨大的。所以,百回本《西游记》一面世,其他各种简本的《西游记》便淡出江湖了!如果说媚俗的色情展示是世德堂主人推出百回本《西游记》以招徕读者获取商业价值的途径,那么,假托“华阳洞天主人校”则更是借“华阳洞天”(这一当时举世闻名的道教仙府)来标榜从而赢得猎奇、宗教 影响 的无价法宝。事实证明,这一举措无疑是非常成功的。它掀起了神魔小说创作的热潮,使之成为一大流派,为明清小说史增添了一大举世瞩目的亮点。

   至于闫希言师徒是否是百回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人,要凭实证,任何推测假定都是臆测,难以得出令人信服的公允正确的结论。

   胡义成先生立论的错误,除了上述的几个关键因素外,最根本的要素在于:没有去茅山实地考察,仅凭第二手资料。加上对于古代典籍的误判导致“胡解”。诸如将《华阳真诲》误作《华阳真海》,竟然说“华阳真海者,华阳洞天是全真教徒海洋之谓也”,真是异想天开!又云:“从现有记载来看,今本西书定稿人华阳洞天主人即茅山闫祖派高道,这是因为,在传说中,闫希言、舒本住和江本实等人颇多脱俗之事且才艺堪当此任。”(7)(着重号为本文作者加),这是违背客观事实的谬误,现有记载中,根本就没有“今本西书‘华阳洞天主人’即茅山闫祖派高徒”(8)的只言片语。笔者查历代茅山志和今天所能见到的各种关于茅山及华阳洞天的资料,均无以上胡文的误断!为慎重起见,笔者于去年底亲自去句容茅山道院,寻访现存各种资料,均找不到胡先生的所谓“记载”,句容茅山当地人根本就不知道茅山道士着(或定稿)百回本西游记一事。查茅山道院现存碑刻,也无关于百回本西游记的任何蛛丝马迹。

   句容茅山之行,除了纠正胡义成的误判外,还意外地发现,吴承恩与句容茅山有关联,吴氏射阳先生存稿卷一句曲诗:“紫云朵朵象夫容,直上青天度远峰。知是茅君骑虎过,石坛风压万株松。”这“句曲”便是句容茅山之古称,乾隆句容县志卷三:“初名句曲,山形如己,故以句曲名,又名己山。西汉茅氏兄弟三人自咸阳来,得道于此,遂名茅山。耸三峰,三君往来乘白鹄,各集一峰,爰有大茅中茅小茅之别。”可见,吴承恩对茅山“茅君”不仅了解,而且亲自登临过,“紫云”“夫容”,“茅君骑虎过”均非一般道听途说而使然。他又有赠李石麓太史:“灜洲高步总神仙,得道由来况有传.甲榜题金龙作首,春堂世彩凤相联.移家旧记华阳洞,开馆新翻太乙编.共许皇猷须黼黻,彩毫光丽玉京烟。”这里的“华阳洞”清楚地表明吴承恩对 “华阳洞天”的熟知与非同寻常的关注。吴承恩还有德寿齐荣颂“帝奠山川,龙虎踞蟠,建业神皐,华阳洞天”可资作证.(上述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为什么,吴承恩诗文集中有如此多的与“华阳洞”“华阳洞天”“句曲”等相关联文字呢?这并非偶然巧合,而是客观事实,向后人透视着百回本西游记原创者的玄机与密码。指出胡义成立论的错误,并非要****“新探”与”新说”,恰恰相反,我们正是要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将这一研究课题引向 科学 规范化的轨道;无论何种“新探”均应立足于文本与史实,容不得半点牵强与附会。

   我们坚信,通过这场学术争鸣一定会再次掀起一场重新研究百回本西游记作者的热潮;随着 科技 的进步,这一旷世之谜定会最终揭晓,我们热忱地期待着。


注:(1)(5)(6)(7)胡义成《从作者看西游记为道教文学奇葩》《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第6期;《〈西游〉作者:扑朔迷离道士影》〈〈阴山学刊〉〉2001年第3期;《论今本西游记定稿者即明代道士阎希言师徒》《南京邮电学院学报》2003年第2期;《论明代江苏茅山龙门派道士阎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定稿人》《江苏 教育 学院学报》2002年第4期;《西游记定稿人与全真教关系考》《杭州师院学报》2002年第5期;《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定稿人》《昌吉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全真道士阎希言师徒与定稿今本西游记》《宁德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西游记着作权案:丘处机师徒胜出》《邯郸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陕西全真道佳话:丘祖孕成西游记》《安康师专学报》2002年14卷;《阎希言师徒是今本西游记定稿者》《唐山师院学报》2004年第3期;《花落道士家——论今本西游记的最后定稿者》《承德民族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今本西游记是明代全真道士阎蓬头师徒撰定》《康定民族师范高专学报》2002年第4期;《今本西游记姓阎说》《抚州师专学报》2003年第2期;《今本西游记作者:否定吴承恩,主张阎希言师徒》《达县师专学报》2002年第4期;《丘处机与西游记的关联难以刈断》《河池师专学报》2003年第1期。

(2)徐朔方评全真教和小说西游记,小说考信编P342,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 
                               
(3) 朱一玄、刘毓忱编《西游记资料汇编》P172—173中州书画社1983年;

(4)吴圣昔着《西游新证》P164——165、新疆大学出版社199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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