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当前的位置:首页 > 社科论文>三农问题论文

论《三国演义》中“义”的悲剧性

2015-10-09 09:43 来源:学术参考网 作者:未知

一、前言
    《三国演义》作为一部反映封建 社会 现实生活的优秀长篇小说,书中所涉及的“义”是相当复杂的,从第一回“宴桃园豪杰三结义”起,一直到“全忠义士心何烈,守节王孙志可哀” ,“义”在全书是贯彻始终的。在小说的许多章节里,也多次以“义”为题,如“勤王室马腾举义”(第10回)、“会古城主臣聚义”(第28回)、“关云长义释曹操”(第50回)“关云长义释黄汉升”(第53回)、“张翼德义释严颜”(第63回)、“诸葛诞义讨司马昭”(第111回)等等。而通过人物的口说,或诗赞,或论赞宣扬“义”的更是不胜枚举。但毫无疑问的是,这个“义”是属于封建社会的范畴,因为无论是作者或他笔下所写的人物都生活在封建社会里,它只能是封建私有制这种 经济 关系所产生的道德观念,所以我们在论其“义”时,既不能全盘肯定,也不能一概否定,而 应用 一种 历史 的眼光去加以辨证地 分析 。
    “念刘备、关羽、张飞,虽然异姓,既结为兄弟,则同心协力,救困扶危;上报国家,下安黎庶。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只愿同年同月同日死。皇天后土,实鉴此心,背义忘恩,天人共戮!”
    这篇誓文成了后世结义者仿效的经典之作。有人认为誓言里的“上报国家”是“忠”,“下安黎庶”为“义”,所以桃园结义的道德 内容 是“忠”“义”的统一。但结合作品的全部内容看,其所强调的更是“义”,是一种涵盖了“忠”的“义”。因此宣扬“忠义”并不是其主旨,而讴歌“侠义”才是其真正目的。也正因为如此,才使人物的思想、行动染上了浓厚的悲剧色彩,才使人物往往成为忠与义的矛盾统一体。在《三国演义》中,正是由于刘备集团一开始就提出“上报国家,下安黎庶”的口号,为恢复汉家的一统天下而不屈奋斗,不懈努力,被宋元以来具有民族思想的广大群众所追慕,“尊刘贬曹”的思想倾向顺应了广大民众的意愿,蜀汉集团的人物也就成为了忠义的化身,作品正是通过对理想人物(悲剧主角)的人格塑造,使“义”达到了理想的高度。
    二、“义绝”关羽的悲剧性
    “义绝”关羽是全书在表现“义”的主旨的核心人物,作者塑造这一英雄性格的基调是忠义思想。在《三国演义》中,成功地塑造了张飞、赵云、马超、许褚等勇武超人的豪杰,关羽之所以超于众人之上,而独有深远的 影响 ,主要在于作者把他写成了一个忠义的“完人”,特别把他作为“义”的化身来塑造的。
    关羽的“义”绝不是一般的义气,而是披肝沥胆,义无返顾、比泰山还重,比生命还贵的“义”。作者宣扬关羽的“义”,贯穿了刘备、关羽、张飞从结义到殉义的整个过程。刘蜀集团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集团,而悲剧的主角———刘、关、张三人都出身于平民阶层,或织席贩履,或卖酒屠猪,或浪迹江湖,在风雨飘摇的时局里,虽然素昧平生,却一见如故。“桃园三结义”包含了结拜兄弟义不容辞的职责,所以关羽追随刘备,效死勿去,并非知恩图报,而是在当时的处境下,一种真正的患难相扶,祸福同当,这就体现了人民所理想的义气,符合人民群众的道德观念。“屯土山约三事”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但知刘皇叔去向,不管千里万里,便当辞去” 可睹其心志,还有一约是“降汉不降曹”更反映了他的忠中有义,义中有忠。他和刘备始终维系着“朋友而兄弟,兄弟而君臣”的关系,这也是人民所向往的忠义观。他在降曹后,受到一次次的考验,曹操为了收买关羽而厚恩待之,“封侯赐爵,三日一小宴,五日一大宴,上马一提金,下马一提银”……然而都没能让关羽有丝毫动摇,他一思一念,一举一动都不能忘记“誓同生死”的结义兄弟。曹操赠袍,关羽却把旧袍罩在新袍之上,并谓之曰:“……旧袍乃刘皇叔所赐,我穿之如见兄面,不敢以丞相之新袍而忘兄长之旧赐……”。又曹操赠赤兔马,关羽谢曰:“吾知此马行千里……若知兄长下落,可一日而见面矣”。这是何等的光明磊落!也难怪曹操听了不禁愕然而悔,便命张辽去问关羽何以常怀去心,却引出了关羽的一番肺腑之言:
    公曰:“吾固知曹公待吾甚厚,奈吾受到刘皇叔厚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终不留此。要必立效以报曹公,然后去耳。”辽曰:“倘玄德已弃世,公何所以归乎?”公曰:“愿从于地下。”
    关羽的这段话肝胆照人,足以惊天地泣鬼神,连“奸绝”曹操听了也不得不叹服:“事主不忘其本,乃天下义士也!”。正因如此,当关羽一知刘备的消息,便毅然决然封金挂印,斩关杀将,千里独行,来去明白,往奔刘备,在他身上,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财贿不足以动其心,爵禄不足以移其志”,不管在任何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都不改变他的初衷,即至死忠于蜀汉,义于刘备。当他兵败麦城,内无粮草,外无援军,吴侯派诸葛瑾来劝降时,关羽义正辞严地说:“玉可碎而不改其白,竹可焚而不可毁其节;身虽殒,名可垂于竹帛也。”终于在麦城殉难,以自己的热血和生命铸造了他忠义壮烈的性格,在关羽身上体现的“富贵不能淫,贫穷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精神,正是中华民族历史传统的精华,它是属于人民的,曹操在华容道曾说:“将军深明春秋”,就是推崇关羽所发扬的“春秋大义”。
    然而,关羽的性格又是一个充满矛盾的统一体。关羽出身底层,养成了他的侠义气质,这也正是关羽的悲剧性所在。下邳兵败,张辽劝降时,关羽当即严词拒绝:“某仗忠义而死,安得为天下笑!”但当他听到降曹可以保全刘备妻小,并可伺机寻兄,不负前盟时,这位视死如归,世称万人敌的虎将竟低头降了曹操。同样,对于曹操的“厚遇”,关羽表面上虽未动其心志,然而,市井细民“知恩图报”的义气却深深埋伏于他的心灵中,他为了报恩而主动请缨,诛颜良,斩文丑,解了白马之围;又为了报恩,在赤壁之战中义释曹操,正如小说所写:“关羽是一个义重如山之人,想起当年曹操许多恩义,与后来五关斩将之事,如何不动心?”于是,他竟冒军令之险,弃盖世之功,置刘备统一大业于不顾,面对凄惶垂泪的曹操,动了恻隐之心而放虎归山,这就突出地表现了他为情为义而动摇忠,而牺牲自我的悲剧精神。关羽的这些行为,从某种角度而言是对刘蜀事业的背叛,是不“忠”,但作者却把它作为重“义”的美德和高尚而纯粹的义举来大加颂扬和渲染。这种所谓“义”的行为,本来同刘备“兴复汉室”的 政治 原则是完全对立的,然而,作品却在关羽的悲剧性中把它们统一了起来。对于读者而言,也往往被作品笼罩的悲剧气氛所感染,而对关羽的这种“背叛”就觉得情有可宥了。
    由关羽悲剧性性格所造成的另一严重后果则是蜀吴的破裂。关羽把本来可以结为盟友、共同抗曹的东吴集团视之为鼠辈,不重视执行联吴抗曹的既定国策,导致吴蜀矛盾的激化,给刘蜀事业带来极大的危害,这显然也同忠义是相矛盾的。然而,在关羽的悲剧性格中,却得到了统一。关羽之死写得十分悲壮感人,至此他的重“义”品质得到了冶炼和净化,也最终使他的性格理想化,升华到了可歌可泣的境界。
    三、忠义诸葛亮的悲剧性
    从封建正统观念出发,臣对君是绝对“从一而终”的,而且“君君臣臣”的关系中,诸葛亮为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忠贞无二地为刘蜀事业奋斗终生,则是《三国演义》中“义”的又一重要体现。
    诸葛亮最初居隆中,虽是“苟全性命于乱世,不求闻达与诸侯”,但已明察天下大势。出山后,运筹帷幄,创造了鼎立之势,表现出经天纬地的才能。白帝城托孤后,“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又安居平五路,七擒孟获,更有六出祁山,屡建奇功。他从没有个人的野心,却有统一天下的壮志。对比之下,司马氏父子真是相形见绌。诸葛亮的“忠”不仅是为报先帝的“知遇只恩”,主要是忠于他所追求的目标,但他的“忠”仍然是以“义”为基础的。正是这种对事业的无比执着和忠贞人格,使诸葛亮成为了历史上“忠臣至公”的典范。
  

  然而也正是这种“忠义”,注定了诸葛亮必然是一个悲剧人物。罗贯中在塑造这一形象时,一开始便把他置于“天时”与“人事”的矛盾之中,并且一开始便暗示了诸葛亮出山是一出悲剧。尽管这样,作者为了寄托自己的 政治 理想,又自始至终都在肯定和歌颂诸葛亮的悲剧精神。诸葛亮悲剧性格的光辉之点在于,他尽管已经清醒得意识到“成败利钝,非臣之所能睹也”,却“知其不可为而为之”。面对蜀汉的种种劣势和困境,乃至不可避免的失败的趋势,他始终把尽忠奉献当作生命的终极目的。为了蜀汉事业,他抱病南征北伐,临阵督战,甚至“亲校簿书,自理细事”“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览焉,所啖之食不过数升”。临终前还遍观各营,长叹曰:“再不能临阵讨贼矣!悠悠苍天,曷此其极。”这种悲剧情怀激起了后代多少人为之同声一哭,“卧龙虽得其主,未得其时,惜哉!”真是“无志决身歼,不计利钱之孔明,则谁传扶汉之心于千古”。作者大力推崇“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忠义精神,与作者的美学理想和思想倾向是大有关系的。这种“忠义”观,是封建统治者所需要的,也在一定程度上是符合封建 社会 人民的理想的。
    四、仁义刘备的悲剧性
    在《三国演义》中,就英雄典型而言,较之关羽、诸葛亮,刘备的形象并非刻画得十分成功,但从“义”上 分析 ,他的悲剧性格的刻画和渲染却是鲜明的。作者是把这个人物作为包含“忠义”理想的明主和仁君形象来塑造的。
    刘备的一生从始至终都把“义”作为个人行动的准则。君主之“义”在于爱民,在那个战乱频仍,人欲横流,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封建社会里,能“爱民”是很难得的,尽管“爱民”的目的在于治民,但也还是人们所欢迎的。在小说中,刘备以宽仁待民和曹操以残暴害民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刘备深知举大事者必以人为本。他初作喜安县尉,就“与民秋毫无犯,民皆感化”,在新野时,老百姓又歌颂他:“新野牧,刘皇叔,自到此,民丰足。”当阳撤退时,十几万百姓跟随他渡江,而追兵在即,尽管情势万分危急,他决不弃民先行,常说:“吾宁死,不为不仁不义之事”“若为小利而失信于天下,吾不忍也。”这与董卓所鼓吹的“吾为天下计,岂惜小民哉”是截然相反的。由此,刘备“仁德”之主的名声传遍天下,对于他收罗群才,创一代基业起了很大的作用。刘备当了皇帝之后,刘、关、张三人之间,还保持着“桃园结义”的初衷,所谓“义为君臣,恩犹父子”, 这对于封建君王而言是极其难得的。而小说中曹操其奸诈、残酷的性格恰与刘备形成了鲜明的对照。曹操以“宁教我负天下,休教天下人负我”为人生 哲学 ,他为报父仇进攻徐州,“所到之处,杀戮人民,发掘坟墓”;他讨袁术,却因缺粮耍诡计而枉杀了粮官王卮;而曹操称王之后,则大杀功臣,如陈琳、杨修等功臣劳士,一个个成了他的刀下之鬼,这是封建帝王常实行的“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残酷政策……从这些对比描写中,可以看出小说中“拥刘反曹”的观念,也充分表现了封建 时代 人民拥护“明君”,憎恶“暴君”的愿望。
    刘备重义,不仅表现在忠于汉室,“欲申大义于天下”,而且表现在其重个人义气,重兄弟之义上,后者使“义”的理想化达到了悲剧性的高峰。刘备把兄弟之义超于国家、社稷之上,以个人感情代替政策,一反常态拒不采纳一切忠谏,一意孤行。在这里,其兄弟之“义”与恢复汉室的“忠”是相对立的,但也是符合这位以“义”着称的明君的性格的 发展 的,否则,刘备就不能成其为刘备了。“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这就是贵在于“义”。这种高度地美化刘备宁可不做皇帝,不为个人独享富贵而决意赴“义”的那种悲切执着,坚贞不拔的凛然义气,使他的性格更加净化。作品歌颂刘、关、张三人为忠义而生而死的一生,正体现了典型人物悲剧性的完整性,并且也暗示了蜀汉事业将以悲剧而告结束的必然性。
    五、结语
    通过悲剧主角的性格塑造,可见 “义” 在小说中的复杂性。
    就进步性而言,小说所赞美的与“忠”矛盾甚至对立的“义”,已冲破封建的等级秩序和尊卑观念,他以感情认同为纽带,发展了“侠以武犯禁”的传统,其中的朦胧的平等色彩,以及对至情的憧憬,又反映出人民群众冲破旧传统,打破礼教的约束,对新的生存方式的寻求。为替结义兄弟报仇,刘备、张飞以“桃园盟誓”为重,置创业于不顾,决意兴兵伐吴,赵云等谏曰:“汉贼之仇,公也;兄弟之仇,私也;愿以天下为重。”刘备却答曰:“朕不为弟报仇,虽有万里江山,何足为贵。”张飞更是怒曰:“是何言也!昔我三人桃园结义,誓同生死,今不幸二兄中途而逝,吾得独享富贵耶……。”我们姑不记这在政治上是否明智,即以其感情之真挚,信念之忠贞,以身殉义而言,足以摧人肺腑。有人批判刘备的行为是“殉小义而不顾大义”,然而,若从作品的的思想倾向和作者的美学理想来考察,就不难发现,作品的主人公从结义、尽义到殉义,都贯穿着“君臣而有兄弟”的政治、道德和美学理想。刘、张痛不欲生的感情和坚决为兄弟报仇的信念,正是这种理想合乎逻辑的发展,刘备、关羽、张飞的一生可谓“为忠义而生,为忠义而死”的一生。这又恰与刘综、袁谭、曹丕的兄弟相煎,同室操戈适成鲜明对照,愈加显示了这种“义”之崇高,这种“义”是高于一切,超于五伦之上的,它已经超越了拜交结盟的狭笼,而被人民群众看作是我们民族所共有的一种精神财富,一种优良品质。由于它吻合了群众心态,并在实际的生活中起到了扶危济困的作用,因之有着巨大的凝聚力和感召力,以至人们可以为之赴汤蹈火,甚至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因此,人们往往仿效小说中的结义方式组成各种秘密或公开的社会组织,从事政治, 经济 的或维护生存权利的斗争,甚至变而为起义造反,直接打击封建统治,在改朝换代中显示出强大的力量。
    就局限性而言,“义”毕竟是封建宗法制度的产物。所谓异姓结为一家,情同骨肉,实际上仍未摆脱封建伦常和血缘关系的约束,所以它同“忠义”有着不解之缘,常被利用来缓解尖锐的社会矛盾,成为只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工具。此外,“义”尽管也表现了小私有者在受封建统治阶级的剥削压迫下救困扶危,见义勇为,互相支援,自发反抗的思想品德,具有平等色彩,但这种小私有者的义气仍然是建筑在个人上午恩怨基础上的,常常是短视的,缺乏原则性的,都以恩义为重,不能负“义”。为了“义”,可以不顾一切,不惜采取错误的行为而造成严重的恶果。所以它体现在关羽身上就会出现降曹、报曹、放曹,敌我不分;体现在刘备身上就产生了不顾大局,不以社稷为重,为小义而损大义,导致严重失败的后果;体现在张飞身上则是急切要为关羽报仇而不顾一切,强迫三军限期挂孝亲征,结果反为部下所害。这些种种因“义”而产生的惨痛教训,确实值得后世之人深思。
    因此,要正确看待《三国演义》中“义”的复杂性,必须用 历史 的 方法 ,辨证分析的方法,才能发扬其优良传统,剔除其封建糟粕,这种方法,也是我们对待一切文学遗产的方法。

相关文章
学术参考网 · 手机版
https://m.lw881.com/
首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