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在农村社会生活中，人情一直是建构和维系人际关系最为重要的纽带。改革开放20多年来，关中的定村在生产领域中发生了明显的人际关系变化，并主要表现为村民在生产活动中出现了从“叫人”到“雇人”的转变。这种转变，一方面反映了市场化背景下农民思想观念的改变，表现为人际交往对象的扩展以及交往中理性因素的增长，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传统人际关系在农村社会生活中的渐变，表现为人情和面子仍然是理性交往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叫人；雇人；人际关系；关中农村；人情
一、研究缘起
本土学者的研究表明，中国社会是一个情理合一的社会人们通常所谓“人情”指的是后两种含义。
“人情”的运作实施有着特定的环境与对象，翟学伟认为人情是一种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人情，是传统中国社会强调家族制度的直接体现。后来，这种人情关系从家庭泛化到社会，使得人情运作的对象更广，但是这种人情关系没有了血缘基础，表现出明显的亲疏远近之分。［2］杨国枢将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依其亲疏程度不同分为三大类：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及生人关系。与之相对应的原则关系是讲责任（责任原则），讲人情（人情原则），讲利害（利益关系），可见人情主要应用于熟人关系当中。［5］黄光国也有将人际关系分为情感关系、工具关系和混合关系。［6］这一分类和杨国枢的分类有相似之处，在混合性关系中人情与面子的运作就显得非常重要。
在对“人情”运作法则、运作机制的论述中，费孝通、翟学伟等学者认为人际关系是一种交换行为，人情也是一种交换行为。人们之间相互拖欠着的人情对人们之间关系的维系至关重要，人们总是让他人欠自己的人情而自己则不愿意欠他人的人情，而接受人情的一方为了不欠对方人情，又会加重回礼使对方反欠自己一笔人情，就是这样的持续往来，维持着人际关系的延续，中国人情法则是报(恩)总是大于施。人情只有在算不清、欠不完的情况下，人们之间的关系才能旷日持久地继续下去。算帐、清帐等都是不通人情的表现，如果相互不欠人情，双方的关系也就结束了。除此之外，为了维持良好的关系，也要求双方有一种人际关系的平衡，避免“人情”施受双方的过于悬殊。［7，9］杨联陞将上述人际关系中算不清、欠不完的人情归结为“报”，认为“报”是中国社会关系的基础。［8］翟学伟认为“报”是在封闭的交换系统中运作的，一般至少有一次以上的循环，以保证回报的稳定和对象的确定。［9］
以上主要是对中国人际关系研究的理论回顾。在实证性的研究中，对农村人际关系的研究也备受关注，集中于探讨农村生活领域中婚丧嫁娶、生辰寿诞、逢年过节走亲戚等事件中送礼（“送人情”）这一礼尚往来的现象［10-12］，以及农村中血缘、姻缘、拟血缘等关系在农村关系体系中相对地位的变化。［13-15］在对农村人际关系实证性研究中，以阎云翔在黑龙江省下岬村所做的研究最为详尽典型，他集中探讨了该村礼物交换与人际关系之间的密切关系。［16］另外，在研究地点上，学者关注的重点也多是经济发展程度高或靠近城市等发达地区农村人际关系的变化，认为这些地区经受现代性因素的影响更为强烈，人际关系也因此经历了比较明显的以情感为纽带的关系向以理性为核心的关系转变。［17，18］
相比之下，笔者认为在实证研究中对本土化理论的应用还不够充分，对人际关系的研究也以生活领域居多，对生产领域的单独研究较少。生活领域和生产领域虽然相互影响，但却是两个不同的领域，人际关系也因此会有不同的运作逻辑。因此，本文主要运用本土化理论对关中一传统村庄生产领域中发生的人际关系变化进行深入探讨。
三、实例分析
在本文中，笔者主要通过个案访谈和参与观察两种方法对位于关中东部的定村20多年来生产领域农忙时节发生的从“叫人”到“雇人”这一转变来分析转型期该村人际关系所发生的变化。
（一）村庄背景
定村位于关中东部，下辖5个村民小组，人均耕地面积因各小组不同分别在2.0-2.5亩，村民的日常生活多围绕农业生产生活而展开，村庄仍是一个同质性较高的传统农业型熟人社会。1983年该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土地分配至各家各户，村民开始在分得的土地上以家庭为单位组织生产，种植作物以小麦、玉米、豆类、西瓜、棉花为主。从1991年开始，村民大面积栽种苹果树，其它作物的种植相对较少。
近年来，随着土地承包30年不变政策的实施、进城务工村民人数的增多以及土地流转速度的加快，村庄内人地矛盾开始突显。一方面每个家庭留下的成员不足以应对农忙时节很大的劳动力需求，另一方面，苹果树的农忙期又相对比较集中，持续时间也比较长，相应地也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小家庭的成员在短期内很难完成大量的农活，每个家庭真正从事农业生产的人口和耕种的土地面积逐渐显得不相协调。
（二）生产领域中的人际关系状况
定村生产领域中人际关系发生的变化主要表现为村民在生产活动中出现的从“叫人”到“雇人”的转变。“叫人”是当地人的说法，即请他人来帮忙或和他人换工，村民之间是一种互助性关系，这主要发生在农作物种植时期；“雇人”则是指支付工钱请他人帮忙从事生产劳动，村民之间是一种平等交换的关系，这主要发生在苹果树种植时期。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在于：“雇人”是一种金钱上的利益关系，一般不太讲究人情；“叫人”则讲究人情，而对利益不是看得太重，用当地人的说法，叫得着的人才会叫，叫不着的人是不会叫的。
1.“叫人”型的人际关系。
1983年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该村村民以家庭为单位组织农业生产，家庭成员基本上可以应付自家田里的日常农活，只是在农忙时节才需要村民间的相互帮助，并且这个农忙期也不太长。每到农忙时节，村民会“叫人”帮忙，相互帮助度过农忙。不过，“叫人”的范围是有限的，必须是叫得着的人才会去叫，如亲戚、邻里和“对劲的”等。依照村民的说法，“叫人”的先后顺序是：（1）“自家屋”（同宗、有血缘关系）；（2）“对劲的”（关系较好、无血缘关系）、邻里；（3）亲戚（不在同一个村庄）。只要叫人帮忙，被叫的人又有时间的话，看在相互的情面上当然会去帮忙；他人帮了你，在他人有需要时你也会乐意帮助他人。在访谈中，谈到这一时期的人际交往状况时，村民杨也不无感慨地说：“那些年兄弟、邻里间关系处得都很好，要找人帮忙叫一声就行了，有时间他们肯定都会来帮忙，不会计较什么，根本就没有人想过给人帮忙还要收工钱。”从中可以看出，血缘、情感性因素在生产互助中起到很大作用，大家庭的观念在村民心目中占有重要的位置，即使兄弟间分家单过，在农忙时节首先考虑的还是兄弟间的生产互助，然后扩大到“自家屋”。“对劲的”、邻里这两者有重合，“对劲”也是通过邻里关系发展而来的更进一层的关系，很明显只是在邻近居住的几户人家之间。之所以最后考虑亲戚，并不是不重视亲戚关系，而是因为村庄内部的姻亲关系并不多，亲戚间居住地距离相对较远，并且当时通讯和交通不发达，“远亲不如近邻”，农活不太多的情况下也就不请亲戚帮忙。当然也有例外的情况，如果某一村民在村庄里没有“乡性”，和其他村民的关系相处不好，在村庄里自然也就叫不到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只能靠居住在外村的亲戚来帮忙。即使是在这种情况下，村庄内也没有出现过“雇人”的情况，没有人愿意雇人，也没有人愿意受雇于人，这种方式对村民来说在情感上是一种很难接受的行为。
总之，这一时期，村民间的生产互助还只是局限于小范围内，如“自家屋”和邻里，村民在生产互助中，血缘和情感是首要考虑的因素。这个时期没有“雇人”的情况发生，人们也不会想到“自家屋”、“对劲的”、邻里之间的相互帮忙需要用金钱去衡量，“人情”在村民的生产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谈钱会让双方都觉得见外。通常村民会在“叫人”帮忙时好烟好酒好菜招待，并在事后送一些自家地里产的东西给对方，送东西就代表着“送人情”，既为了给对方留下个好印象，以便于下次再请人来帮忙，也是为了加深彼此之间的感情。
2.“雇人”型的人际关系。
1991年后该村村民开始大量栽种苹果树，随着村庄苹果树栽种面积的不断扩大以及果树的不断成长繁荣，劳动量相应加大，对劳动力的需求也增多。平时不紧张的农活，每个家庭还可以自己慢慢完成。但到了每年农忙时节，就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来完成这些农活，这是一个长时段的农活，对于时间的要求比较高，所需劳动力的数量也比较大，原有的请邻里、亲戚来帮忙干活的“叫人”方式已不再适用，必须寻找一种能解决这个矛盾的办法，村民因此开始花钱雇人干活。主家所雇请的人大多是村庄内除“自家屋”、“对劲”及邻里之外的其他人，甚至是村庄以外的人。这个现象值得我们思考，中国民间一直有“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法，无论主家雇请谁来帮忙干活都需要花钱，那为何不雇邻里和自家亲戚呢？在访谈中，多数村民都认为雇请自家亲戚和邻里不合适也行不通，原因是如果雇请亲戚邻里来帮忙，他们在收不收工钱，收多少等问题上很难开口。这恰恰反映了村民们的行动策略中难以完全摆脱的情感因素的考虑，因为雇人在当地已经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现象，虽说一个工多少钱并没有明确的规定，但民间应该有个约定俗成的东西，如果单纯是出于不好意思开口谈价钱以及收不收工钱的考虑，这仅仅是一个表面的托辞，更深层次的考虑仍然是人情因素。
在该村，雇人的对象是熟识的同村村民以及附近村庄的村民，因此对村庄原有的人际关系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它引导人际关系从对人情的注重向金钱利益的转向。由于金钱利益的驱使，村民更愿意在闲暇时给他人帮工挣工钱，而不再愿意不要工钱纯粹给亲戚邻里帮忙，在这种情况下，主家也觉得“叫人”这一方式对自家农活能否顺利完成没有保障，正是出于主雇双方的考虑，“雇人”开始成为一种大家普遍接受的、公开化的方式。果树栽种大户张姓村民，因为子女都在外求学、工作，现在只有夫妇两人从事农业生产，他们还承包了一些土地，因此每到农忙时节就需要大量雇人。在谈到村庄生产劳动中从“叫人”到“雇人”的转变时，他也是持比较肯定的态度，认为“雇人”比起以前“叫人”虽然人情味更少一些，但更自由一些。由于雇人不是发生在关系亲近的人之间，对相互间的权利义务关系也可以明确表明，而不用觉得有碍于情面难以提要求。再者，村民都这样做，也不会觉得难为情。
值得注意的是，“雇人”这种方式的出现也并不表示村民间是一种纯粹的金钱关系，其中也有人情关系存在，如帮工小组会在干活过程中更尽心尽力，在工钱的计算上也不会太过斤斤计较。相应的，主家即使对帮工小组中某成员不大满意也一般不会要求换人，这都是一种人情上的顾及。因为毕竟都是一个村庄的人，总要留点情面，同在一个村庄，村民会更关注于维持关系的和谐，避免可能的冲突。对于村庄外的帮工小组，由于是通过本村村民以及与主家有亲戚关系的村民介绍认识的，即便是主家对帮工小组有什么不满意，一般也不会直接提出来，或者是考虑不要其帮工，这主要也还是出于一种情面上的考虑。可见尽管在村庄内出现了按照市场交换原则的人际交往行为，但其中仍然渗透着大量传统的照顾人情和面子的因素，在某种程度上也表明农村地区的人际关系尽管有了理性算计的因素，但仍然渗透着大量传统的因素。
（三）人际关系的比较分析
以上是对定村生产领域中人际关系状况的阐述，通过对人际关系纵向的比较，可以更为细致地反映人际关系的变化。相比之下，笔者认为该村人际关系中表现出具有明显特色的人际关系特征：
1.传统村庄是一个相对封闭的熟人社会，村庄内的人际关系具有长期性和连续性，人情关系在这种他人取向的封闭乡土社会中表现非常明显。对于该村村民来说，他们认为人情是一种做人的方式，人情法则的要求使得他们在行为处世方式方法上要顾及他人的看法及村庄的舆论。后来出现的“雇人”虽然是生产领域中一种人际间的经济交往方式，但也需要有一种直接或间接的人情关系顾及，对本村村民要讲人情，对外村庄村民也要讲人情，虽然人情成为金钱利益外的一种附加物有所淡化，表现为一种情面上的顾及，但这种情面上的顾及仍是村民经济交往中不可忽略的一个重要部分。
2.1991年前，村民在生产领域中的交往对象、交往范围相对狭窄，多限于大家庭兄弟间、“对劲的”、邻里和亲戚间的互帮互助，血缘、情感色彩浓重，交往过程中表现出浓厚的人情味；后一时期，交往对象却是除“自家屋”、“对劲的”、邻里和亲戚之外的本村村民以至附近的外村村民，村民在生产中和帮工小组的交往增多，交往范围扩大。从“叫人”与“雇人”对象的不同可以看出，村民在生产领域中的交往已经从有限范围扩大到整个村庄，以至突破乡村扩大至乡镇范围，并在前后的交往中形成两个不同的关系网。
3.在村庄内，人情与金钱关系共存于同一场域，出现了金钱交易与人情并存的局面。费孝通也曾讲到社会发达后对“当场算清”的需要，但却是发生在专门作贸易活动的街集，各人是以无情的陌生人身份进行交易，在这种特殊的场景下，“当场算清”才有可能，这种钱上往来也不牵涉到亲情。“人情”与“无情”发生在两个不同的场域，即村庄内和街集。［7］现在该村的这种当场算清却出现在村庄内，出现在村民家中，并呈现出带有“人情味”的“当场算清”的局面，也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四、小结
本文主要分析了定村人际关系的变化状况，纵向来看，该村20多年来生产领域内人际关系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村民的人际交往已经拓展到整个村庄以至村庄外的更大范围，人际交往中的理性因素也不断增强。在生产领域中从“叫人”到“雇人”的这一转变看似只是一种称谓上的变化，实际上则是村民人际交往方式与原则的一种深刻变化，更深层的也反映出在市场化背景下农村居民思想观念深处的一个重大转变。
改革开放以来，在市场化的背景下，农村和外部的沟通联系不断增强，农村居民不仅可以通过打工、做生意等方式进入城市，主动接受城市社会各种新的文化观念；同时，各种新的信息技术和观念也通过广播、电视等传播方式进入农村，这些都不断影响着农村居民的行为，也冲击着农村居民的思想观念。农村居民思想观念的转变中，最明显的是以利益为导向的理性化转变。笔者所调查村庄生产领域中发生的从“叫人”到“雇人”的这一转变即深刻的表现出农村居民思想观念深处的这一转变，村民们开始在人情之外更多的考虑金钱利益因素。
看到人际交往所反映出的农村居民思想观念的深刻转变之外，也应该注意到，这样的转变并不是一种纯粹的理性化转变，在笔者所调查的村庄中就可以看到，“雇人”是生产中的一种经济交换行为，理应受到市场原则的指导，不讲人情，但在传统因素仍然存在的农业型村庄里，生产活动中的“雇人”，除了给帮工小组成员工钱之外，还要留有人情，顾及到相互之间的面子，人情和面子仍然是理性交往中不得不考虑的重要因素。
因此，我们并不能以完全割裂或一刀切的方式来看待农村社会的转变，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中理性因素的成长并不能排除传统因素的存在。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居民思想观念中理性化利益因素的考虑仍会不断增强，与此同时，农村社会中重视人情因素的传统也还将长期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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