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受阻的原因
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在转移的过程中受阻的最重要的原因是农民素质问题。
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说过，改善穷人福利的决定性要素不是空间、能源和耕地，决定性要素是人口质量的改善和知识的增进。促使农民增收，必须努力提高农民素质，提高农民素质是突破农民增收缓慢问题的“瓶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所在。
目前我国农村劳动力中，劳动力总体素质不能适应经济发展和就业需求。劳动力受教育水平低导致了中国劳动力结构的失衡.2000年，中国15岁以上人口中仍有文盲8699万人，其中3／4在农村；小学及以下文化程度占38.2%，初中文化程度占49.3%，高中及中专文化程度占11.9%，大专及以上文化程度占0.6%，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仅占9.1%。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提高和新兴产业的兴起，社会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越来越高，缺乏转岗就业技能的农村劳动力的转移就业领域将越来越窄，转移就业难度将越来越大，加强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的任务非常艰巨而紧迫。
2002年全国共转移农村劳动力2385万人，受过专业技能培训的只有12.5%。大量农村劳动力既没有打工所必需的一技之长，也缺少保护自己的法律知识和城市生活常识，不适应就业和城市生活的要求，这就导致出现一方面用工单位招不到人，而另一方面大批进城农民工又找不到合适工作的现象。根据我国城镇化发展的目标，每年需要转移1000多万农村人口；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也制约着经济结构的调整及产业结构升级。
中国的农村劳动力素质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悬殊。1997年我国每百万农业人口中有科研人员数为77人，相当于世界平均水平(137人)的56%，发达国家平均人数(2458人)的3.1%。美国的农场主大多数是各州立大学农学院的毕业生；西欧国家的农民除文化水平外，还要经过专业培训并考试合格领到“绿色证书”后，才能正式成为农民。而我国具有中专文化程度以上的劳动力仅占农村劳动人口的2.5%，这种现状对于未来在农业发展过程中新科技成果和现代化生产工具的推广使用，农业产业结构以及经济结构的调整，产业结构的升级等方面都构成巨大障碍。
(一)农民文化素质低，造成劳动力结构失衡。
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不高，是我国劳动力结构的重要特征。据统计，我国农村中仍以初中及初中以下文化程度为主，占90%以上。素质不高的农村劳动力滞留在农业部门进行谋生的可能性更大，在工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由于市场结构不同，对劳动力的素质要求较高。这也可以从近几年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情况看到，具有较高的文化素质和工作技能的劳动力在剩余劳动力转移中所占的比重逐渐提高。
一般来说，农村劳动力的素质是其向劳动生产率较高部门转移的前提条件。因此，农村劳动力向劳动生产率高的第二、第三产业部门转移的速度和规模，从根本上取决于农村劳动力素质。并且，随着市场的发展，企业、政府机构等用人单位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越来越高。于是就产生了由于我国劳动力素质普遍偏低影响其自身就业的情况。
(二)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的制度，制约了城乡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
由于历史原因和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城乡分离的政策等原因，所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和社会结构，使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自由流动，形成了城乡二元的缺乏竞争的劳动力就业体制，农村劳动力难以在全社会范围内进行优化配置。农村劳动力不能及时填补城市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产生的岗位空缺，城市劳动力也难以到农村就业，以弥补农村在人才、技术等方面的不足。改革开放以后，国民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但是城乡分割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仍然没有得到彻底的改变。如目前的户籍制度、就业制度、升学制度，以及农村土地分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等，在一定程度上阻碍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流动的就业，无法形成统一开放的城乡劳动力大市场。
(三)农业面临产业化、集约化生产的压力。
农产品相对于市场需求量呈现总量过剩的现象，造成农产品价格连续下降。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也出现逐年下降的情况，1996－2000年农业增加值的增长率分别为5.1%、3.5%、3.5%、2.8%和2.4%。与此相联系，农民人均纯收入增加率也呈下降趋势。但目前我国主要农产品的价格仍比国际市场农产品价格高出10%-50%。在我国加入WTO以后，面对西方各国现代化农业的竞争，我国农业必须走产业化、集约化经营的道路，从而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实现高效的现代化农业。在耕地面积逐渐减少的情况下，农业生产将占用更少的劳动力而释放更多的剩余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将由于农业生产效率的不断提高而不断增加。
(四)“人口逆淘汰”问题。
城镇居民只能生育一个子女，而农村居民可以生育两个子女；城市的教育条件要远远好于农村；城镇居民基数要远远小于农村居民的基数；从长期来看，被淘汰出局的不是素质低反而是素质高的人，这就影响了人口总体素质的提高。这是人口出现教育素质的逆淘汰，即城市家庭的生育率低，而农村家庭的生育率高，每年的新增人口80%以上分布在农村。
社会发展应该使得低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少，高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大，这样，人们的平均素质才会越来越高。但是，如果社会中低素质的人所占比例越来越多，那么社会就出现了“人口逆淘汰”问题。
二、加快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对策
当农产品需求的增长慢于工业产品需求的增长，这种情况是农民的一个负担，那么当经济增长时，快速增长的农业生产率同样会使调节的过程变得更加困难。过去几十年来，由于农业生产率增长的幅度大于非农业，农业所占的国家生产份额的不断减少必然导致农业在国家劳力、资金等资源中所占份额的不断减少。如果从事农业的劳动力不能及时转移，有可能导致农民的收入进一步下降。即使在劳动力流动和移民方面没有政策限制，在大批劳动力有待从农业转出这一重大转换时期，农村与城市的劳动力在报酬上的巨大差异已经存在并且还将继续存在。因为巨大的收入差异将引导劳动力从农村地区流出，当经济增长发生在农业劳动者还占全部就业人数的相当份额的时期，劳动力转移是非常巨大的。
我国政府最近采取的一系列的措施来降低农民的负担，增加农民的收入。但是这只能暂时增加农民的收入，延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时间，降低转移过程中的矛盾。大多数国家的农业政策是为影响农产品的价格或是通过降低给农民的信贷成本而制定的，但是从长期效果来说，这并非是长久之计。因为如果农业资金的成本可以被补贴的话，那就意味着，与农业资金不被补贴(即按它的实际成本考虑)相比较，农业生产率将会更快增长，甚至会有更多的劳动力必须离开农业。因此对于农民而言，给他们便宜的信用贷款并非是件好事。应该通过实施适当的政策来加强要素市场尤其是劳动力市场的功能，农民才可以分享经济增长所带来的利益。
(一)加速调整农村劳动力结构的主要政策在于使城乡之间的受教育机会趋于平等。
过去与现在的城市居民比农村居民有着更多及更好的受教育机会，但这并不是我国特有的情况。现今发达国家在其农村人口只占总人口很小比例之前，农民在受教育的方面也都是受到歧视的。但是，我们应该吸收其他国家的经验教训。
我国在教育方面投资过少，尤其对于农村教育，在GNP中占的比例比世界大多数国家都要小。此项比例在世界低收入国家平均为5.5%。1995年，印度把GNP的3.5%花在教育上，我国政府仅仅花了2.3%；近年来，我国的固定资产投资等于或大于GDP的40%，如果将其中的一小部分转移到农村教育方面，对于国家的长远利益显然是有利的。
在教育方面投资过少的代价十分高昂。在中国，大规模的农民进城现象是不可避免的。若进城的农民能和城市居民接受同样的教育，则城市也会从中大大受益。但城市居民对于从农村向城市移民持反感态度，而且这种态度在中国很普遍。持这种反感态度的一个原因是许多农村移民仅受过很有限的教育，并且不能很好地适应城市生活。
我们除了增加农村人口的受教育机会外，另外应该在提高农村劳动力素质和就业技能，以受训农民转移就业为目标，开展农村劳动力转移前的职业培训。对农民进行培训是世界通行的做法，世界银行研究显示，劳动者平均受教育的时间每增加1年，GDP就会增加9%。世界各国都认识到了提高农民文化水平的重要性，甚至将农村劳动力培训作为基本国策，用立法的形式固定下来。
目前农民工已经成为我国产业工人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大量的农村劳动力由于素质不高，缺乏就业技能，难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在城镇实现稳定就业，也难以提升从业的岗位层次。为了使农村劳动力的科技文化素质总体上与我国现代化发展水平相适应，应急的办法是可以通过各种方式培训农村劳动力，使他们都掌握一技之长，尽快由农民转为产业工人，使他们能够得到合适的工作，富裕起来。
(二)多层次、全方位地拓展农村劳动力转移的空间。
在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同时，应把农业产业化作为实现农村劳动力转移和推进农业现代化的重要途径。以当地资源开发利用为基础，农业劳动力在农业内部向有比较优势的行业转移，对农业主导产业实行多层次的优化组合，把生产、加工、流通等环节密切地连接起来，逐步形成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实现城乡之间资源的合理配置，促进区域优势的发挥，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
(三)发展乡镇企业，加快小城镇建设。
2001年底我国农业劳动力为3.3亿。农民所面临的劳动力调整的规模是巨大的。8.66亿的农村人口还在以稍大于1%的年增长率增长，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农村到城市的移民，人口每年将增加900万。相对来说，限制农村向城市移民的国家政策支持了农村地区非农业部门的发展。目前，大批与农业调整有关的人尚无法被大中型城市所接纳。如果有新兴城镇从现有的集镇中产生出来，农村地区非农业工作的机会就能够大大增加，调整的过程将会变得相对顺利。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政策使得农村成为更吸引人们生活与工作的地区。这涉及到在基础设施，包括公路、电力、通讯以及社会与文化活动等方面，增加实质性的投资。
1.发挥小城镇对周边农村的辐射带动作用，成为农村区域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从当前实际情况看，发展小城镇可以较大规模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和规模效益，促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住房建设。近年来，有些省市先后兴建农民商贸街，不仅吸引了农民进城经商，带动第三产业发展，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对增加农民收入具有重大的作用。同时还带动了农村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
2.提高乡镇企业的效益，依靠科技改造乡镇企业，使其吸纳更多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以加大农民增收的步伐。全国乡镇企业的集聚程度已由20世纪90年代的12%提高到目前的20%以上。在发达地区尤为明显，乡镇企业的快速发展也创造了越来越多的就业机会。2002年，乡镇企业从业人员增加到1.33亿人，比2000年增加514万人，比1998年增加800万人。
(四)从我国宏观经济调控来讲，应积极有效地发展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增长速度连续多年滞后于第二产业，使得三次产业结构呈现出愈加不合理的趋势。我国的制造业占GDP的比重长期以来一直保持上升的趋势，2003年已超过50%，特别考虑到中国的能源、原材料等自然资源相对匮乏，继续发展资本密集和消耗大量资源的制造业并非中国的优势，经济的重心应该逐步向劳动密集型的服务业转移，第三产业增长的滞后也意味着服务业发展的滞后，积极有效地发展第三产业的重要意义还在于增加就业。据计算，第三产业的就业弹性系数是第二产业的5倍以上。“九五”期间，我国新增就业人口的85%是在第三产业就业的。
(五)增加农村进城务工人员的收入。
目前在我国农民的收入中有20%左右来源于劳动力输出。我国农村进城务工者已经达到8200多万人。但是，务工人员的报酬偏低。由于我国国民收入的分配关系的失衡，劳动者利益受到损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公平与否的分配率，每小时劳工成本中的福利开支，社会保障税与个人所得税占政府税收总收入的比重等指标，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对劳动者显失公平，劳动者的报酬偏低。从短期看，这是中国的竞争优势；但是从长期看，蕴藏着社会的不公正，妨碍了我国劳动者的积累与完善。应采取的主要措施是：我国政府应加快最低工资立法，将教育与医疗费用等人力资本投资费用纳入最低工资保障的标准范围，根据家庭人口、生活费用、价格变化、教育与医疗费用变化等因素确定职工最低工资，保障职工家庭的基本生活需要与基本教育医疗等需要；完善对全体劳动者的养老、失业、医疗等社会保险体系；加大对劳资关系管理的劳动监察力度，切实维护劳动者的权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