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以前，有人提出，“三农”问题其实就是“一农”问题，即农民问题；当时我就觉得如此提法似乎不妥，但头脑中并没有个明确的子丑寅卯。今天，“中国选举与治理网”传来旁旁先生（网名）与某县委书记的谈话记录，要我就这个谈话记录谈谈看法。我看了这个长篇大论后的总体感觉是，这又是一篇“一农”说的代表作。应该肯定，旁旁先生确实在这个谈话中提出一些值得我们重视的新见解，比如他把农民问题和军队建设联系在一起，就很令人佩服。但旁旁先生明显地把“三农”问题简化为“一农”问题，并沿着“一农”的思路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反复研究旁旁先生的谈话后，我更加确信，“三农”问题不宜简化为“一农”问题。 首先，“一农”说的思维逻辑常常是这样的，即“三农”问题就是农民问题，是“给农民国民（或公民）待遇”问题，而农民问题的存在，其“根子”在于对农民的制度歧视；所以，这个“一农”问题其实就是政治问题；要解决政治问题当然就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把八亿农民纳入到政治体制改革的轨道中来”，要“民主”，要“自由”，实行“民主”了，“一农”问题——也就是“三农”问题也就解决了。我也赞成消除对农民的制度歧视，但我更觉得，“三农”问题不仅是政治问题，它也是经济问题，政治改革虽然能够解放生产力，但它不能违背经济规律，也不可能超越经济发展阶段。所以，完全依靠政治改革或实行“民主”、“自由”来解决“三农”问题，就显得很不现实。印度、孟加拉国等发展中国家自立国以来就一直实行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体制，但他们的“三农”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甚至比我国的问题还要严重。可见，民主也有“失灵”的时候。我这么说，并不是反对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化，我也认为，在我国现阶段逐步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化是很必要的。但是，我以为，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或民主化那是社会进步的需要，却未必能够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灵丹妙药，至少它对解决“三农”问题的作用是很有限的。 其次，把“三农”问题简化为“一农”问题，很容易把“三农”问题意识形态化，反而最终不利于问题的解决。把“三农”问题简化为“一农”问题，容易使人们忽视“三农”问题存在和演变的历史背景与现实环境，而把“人”的因素、政治制度因素“突显”出来，有可能把人们对“三农”问题的思考引到“制度批判”这个“独木桥”上来，使所谓的“三农研究”演变成意识形态之争。是农民们要“民主”，还是“精英”们更想“民主”？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有些“精英”已经把农民对现实的“不满”或“抗争”有意无意地说成“革命”了，他们是不是由此看到了“革命”的希望？我想，恐怕有朝一日“精英”们真“革命”的时候，农民们仍然是假“革命”；并且，即使有一天农民“革命”真的风起云涌了，最后能在“革命运动”中得到好处的大约还是那些“假洋鬼子”们，农民们还是要靠边站的。我们中国人缺少的不是“革命”的经验，而是缺少解决问题、谋求发展的办法。从经济发展规律来看，“三农”问题只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阶段性问题，只能在发展中也必须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不可能一蹴而就。其实，有些“精英”们心想往之的美、英“文明之邦”也曾经有过“三农”问题，只是其表现形态或许与我们今天的情况有所不同而已，好象他们最终并不是用“革命”来解决问题的。把“三农”问题简化为“一农”问题只对提高人们的“革命觉悟”有好处，有可能成为破坏稳定的诱因，而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处在复杂多变的转型时期、发展极不平衡的人口大国来说，没有什么东西比稳定更重要的了，失去稳定就谈不上发展，“三农”问题只会变得更糟糕。我敢肯定，在今天，如果中国社会失去稳定，那么受害的将不仅仅是中国共产党——本人不是共产党员，最倒霉的必是中国农民。“一农”说对人们的误导可能是“革命性”的，所以，还是“少谈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为好，“三农”就是“三农”，不要再做文字游戏了，今天的中国实在没有玩游戏的时间了。
最后，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难以相互替代，也不能相互割裂开来，我们不能厚此薄彼。没有农业，哪有农民？没有农民，哪有农村？其实，“农民真苦”就是因为“农村真穷”，“农村真穷”就是因为“农业”已经“真危险”，而“农民真苦”和“农村真穷”又反过来致使“农业”不能不“真危险”，这三个问题很显然是互为因果的，怎么能以“一农”来代替“三农”呢？不仅如此，要解决“三农”问题还必须把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农业问题三方面统筹考虑，“一农”单兵突进是不可能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给农民国民待遇”就能使农村旧貌换新颜吗？农民都有“自由”、“民主”权利了就能农业生产力一日千里吗？农村基层政权都高效廉洁了就能使农业GDP的比重从15%增加到85%吗？所以，我认为，我们对待“三农”问题的基本态度应该是“三农并重”，即“尊重农民、建设农村、扶持农业”，三者缺一不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