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邓小平是当代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在开创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的过程中，不仅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作出了一系列重大战略决策。这些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一个伟大战略家的辩证思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认真回顾和总结这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蕴涵的辩证思维，是对这位总设计师的最好缅怀。
[关键词] 改革开放；邓小平；重大决策；辩证思维
作为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首创者。他在制定改革开放新时期一系列重大的路线方针政策过程中，始终“照辩证法办事”[1]，充分体现了一位伟大战略家的辩证思维。在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的今天，认真回顾和总结邓小平这些重大决策的形成和发展过程及其蕴涵的辩证思维，缅怀这位总设计师的丰功伟绩，对教育全党进一步“照辩证法办事”，全面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运用矛盾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提出“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主题
毛泽东曾经指出，“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的精髓，不懂得它，就等于抛弃了辩证法”。在领导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中，以毛泽东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确运用这一矛盾精髓思想，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胜利道路，创建了新中国；找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在此基础上，从中国国情出发，“以苏为鉴”，对社会主义建设进行了艰辛探索，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成果。对于这些革命和建设的成功经验，邓小平进行了认真的总结。他认为，中国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就是因为我们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而在搞社会主义方面，毛泽东的最大功劳也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与苏联不完全一样，一开始就有区别，中国建国以来就有自己的特点。”令人遗憾的是，后来我们犯了错误，开始不尊重经济规律，不仅违背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而且脱离了中国的具体实际。特别是“文化大革命”，“这是一场灾难，经济方面完全乱了。所以我们现在搞四个现代化，不得不进行几年调整”。
正是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相结合的原理，通过对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邓小平在改革开放之初，逐步形成了“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战略思路。他指出：“过去搞民主革命，要适合中国情况，走毛泽东同志开辟的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现在搞建设，也要适合中国情况，走出一条中国式的现代化道路。”而中国式的现代化，必须从中国的特点出发，真正摸准、摸清我们的国情。邓小平认为，这个国情的主要特点有二：一是底子薄；二是人口多、耕地少。在这样的国情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既不能照搬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必须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走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因此，在十二大开幕词中，他向全党明确提出：“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表明我们党对正在进行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内涵和实质已经有了深刻的认识，达到了理论上的自觉，初步明确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主题。这个主题经过改革开放30年来的发展，形成了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党的十七大把它概括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个思想体系，系统回答了在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是对过去历史的总结，而且是对改革开放以来具体实践的升华。邓小平说：“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十二大，我们打开了一条一心一意搞建设的新路。”这条新路，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它既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性质——社会主义，又说明了这条道路的模式——中国特色；它不仅为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指出了明确的方向和目标，而且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途径。因此如果说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我们党作出了一系列重大的决策，那么邓小平提出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是其中最大的决策。有了这一决策，“我们党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就会更加明确。”[10]
“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运用矛盾普遍性和特殊性关系的原理，正确认识和分析我们党面临的历史任务所作出的重大决策，充分体现了这位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辩证思维和“照辩证法办事”的精神。正如******同志在十七大报告中所指出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之所以完全正确、之所以能够引领中国发展进步，关键在于我们既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又根据我国实际和时代特征赋予其鲜明的中国特色。”[11]
二、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个主要矛盾，作出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
邓小平在把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经济建设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不仅找到了适合自己的道路，创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而且提出了一整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决策。这些重大决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而首当其冲的决策，就是把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
善于抓住主要矛盾，并以此确定中心工作，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也是我们党的优良传统。早在1956年，中共八大就提出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全国人民的首要任务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实现国家工业化，逐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然而八大提出的这条正确路线在后来的实践中并没有得到全面贯彻和落实，相反地逐步形成了一整套“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基本理论和路线。这种错误的理论和路线，直接导致了10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国民经济也因此到了崩溃的边缘。
粉碎“四人帮”之后不久，邓小平对这段历史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从现有的材料来看，他的反思是从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样一些最基本的问题开始的。他深有感触地说：“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于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12]我们的经验教训有许多条，其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弄清楚什么叫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怎样搞社会主义。”[13]正是在不断思考和探索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首要和基本的问题过程中，邓小平逐步得出了搞社会主义必须发展生产力的重要结论。他认为：“发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是要大幅度发展社会生产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14]
从搞社会主义就必须发展生产力这一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出发，邓小平进一步认清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主要矛盾，明确了党在新时期的中心任务。他指出：“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目前时期的主要矛盾，解决这个主要矛盾就是我们的中心任务。”[15]正是根据这一判断，他果断停止“以阶级斗争为纲”，适时作出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的重大决策，实现了我们党的历史上又一次伟大的转折。邓小平后来把这一历史转折称之为“最根本的拨乱反正”。[16]
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邓小平进行了深刻的反思。他特别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但今天回头来看，出现了明显的不足，一手比较硬，一手比较软。一硬一软不相称，配合得不好。”[53]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做几件使人民满意的事情，“主要是两个方面，一个是更大胆地改革开放，另一个是抓紧惩治****。”[54]这两件事情结合起来，对照起来，就可以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政策更加明朗，我们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更能获得民心。
正是在不断总结经验教训基础上，到1992年视察南方的谈话中，邓小平开始系统地阐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思想。他强调：“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55]他还举例说，广东要在二十年之内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上要上去，而且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它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56]在邓小平看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具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具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正是通过这样的论述，他把“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战略方针纳入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成为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关于“两手抓，两手都要硬”的一系列战略方针，是对马克思主义社会矛盾理论的正确运用和发展，是完全符合历史发展的辩证法的。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社会是由经济、政治、思想、文化等领域组成的有机统一体，虽然经济发展归根到底制约着社会历史的发展，但它也受到政治、思想、文化发展的制约。因此，要顺利实现现代化，就必须使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协调发展，这是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邓小平把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打击经济犯罪活动、加强法制建设等重大战略措施，看作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必要保证”[57]。
以上我们简要论述了邓小平在领导当代中国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所作出的若干重大决策及其体现的辩证思维。这些论述主要集中在经济建设方面。实际上，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的决策远远不止上述几个方面，也不仅仅局限于经济建设这个领域。如他在国际关系问题上提出的“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国际战略；在祖国统一问题上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战略构想；在军队和国防建设问题上提出的“建设强大的现代化、正规化的革命军队”的重大战略；在统一战线问题上提出的“要依靠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战略方针；在党的建设问题上提出的“要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长远战略，无不体现着这位伟大战略家的辩证思维。突出的如他关于“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伟大构想，已经在解决香港、澳门问题上变为现实。这一构想就是运用唯物辩证法解决大陆社会主义制度与港澳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复杂矛盾的成功范例。对此，邓小平也直言不讳地说：“如果‘一国两制’是一个对国际上有意义的想法的话，那要归功于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58]
邓小平自己曾经说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制定的方针”，“是一整套相互关联的方针政策”。[59]这些相互关联的重大决策，既立足于相互关联的基本国情，又着眼于相互关联的建设实践，构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战略，推动了改革开放前进的时代步伐。它们的提出，充分反映了邓小平这位当代中国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雄韬伟略。
注释：
[1]1957年1月27日，毛泽东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总之，要照辩证法办事。这是邓小平同志讲的。我看，全党都要学习辩证法，提倡照辩证法办事。”见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200.
毛泽东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319－320.
[10][13][15][19][20][21][26][34][35][36][37][38][44][45][46][47][52][53][54][55][56][58][59]邓小平文选[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3）：95,314,3,11,1，223，141，11，149、150，138，1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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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3，378，378，101，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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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N].人民日报，2007-10-25.
[11]人民日报[N].2007-10-25.
[22]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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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C].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上）：235.
[42]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C].（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16.
[48]毛泽东文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7）：41.
[49]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C].（上），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13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