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通过阐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这三对概念之间的区别和联系，系统地诠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从而为全面地理解和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提供了一个新的理论视角。
[关键词] 毛泽东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改革开放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就是包括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及科学发展观等重大战略思想在内的科学理论体系。这个理论体系，坚持和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凝结了几代中国共产党人带领人民不懈探索实践的智慧和心血，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是党最可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是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1]上述重大论断，既清晰界定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和丰富内涵，又深刻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内在联系和现实价值。毫无疑问，从时间上讲，这个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是以1978年12月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为历史起点，是最近30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探索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从空间上讲，这个理论体系是对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几个重大理论成果的整合，是中国共产党人在改革开放以来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的统称。然而，在深入学习十七大精神，积极发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丰富内涵和重大意义的过程中，仍有不少同志反复提出这样的问题：“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的同义语，它对应和区别的应是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体系。因此，这个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应该是从1956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算起，以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理论和现实问题的探索为逻辑起点，包括毛泽东从1956年开始对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探索在内的，迄今为止的整个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和探索实践的智慧结晶，因此这个理论体系是由毛泽东的探索开始的。”其实，对此观点，许多专家学者从不同角度都进行过解答和分析，但这个由来已久且使人们长期困惑、心结依旧的问题反复被提起，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对几个既相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及其关系没有搞清楚。
一、需要搞清楚“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的区别和联系
早在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的题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就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象地应用它。成为伟大中华民族之一部分而与这个民族血肉相联的共产党员，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须解决的问题。”可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具体地说，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更进一步地同中国实践、中国历史、中国文化结合起来，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实现具体化。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则是指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实际问题的过程中，把丰富的实践经验和历史经验上升为理论，并赋予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民族特色和实践特色。
首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日益结合的过程，它既包括中国共产党领导民主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初期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经过反复探索，在总结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最终找到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并在革命胜利后积极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成功实现第一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过程，也包括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进一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国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认真总结国内外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经过积极探索、大胆进行“闯”和“试”的实践，最终找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成功实现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实践过程。这里需要指出的是，两次历史性飞跃是鸦片战争后，中华民族在求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繁荣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历史进程中，经历了各种历史曲折之后才实现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遵义会议确立毛泽东在全党的实际领导地位后，开始从理论上系统总结党在幼年时期的革命经验教训，为中国革命提供完整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为历史起点。而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发生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以中国共产党人在总结了我国建设经验和研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标志的。两次历史性飞跃的背景是历史的曲折，因为是在比较后才有的鉴别，经过弯路后，才走上了正途，所以称之为历史性飞跃。
其次，“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过程是理论和实践的互动过程。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如果用另一个概念来表述，也可以叫“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说得详细点就是“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理论体系”。这次飞跃已是一种完成时，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都已经取得了胜利，理论体系的真理性已经得到了实践的充分检验，可以说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已经实现了第一次飞跃。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邓小平理论，严格说来，是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用十七大使用的新概念，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第二次飞跃到目前为止还是一种进行时，因为它还没有最后完成，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加以完善和发展，并接受长时间的检验。严格说来，我们现在还没有实现第二次飞跃，而是正处在飞跃之中。
由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继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之后形成的又一理论体系，因此称它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可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是最新成果是相对于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而言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可以说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中既包括中国特色革命理论体系，也包括中国特色建设理论体系，是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的两大理论成果的统称，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则是特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中形成的理论成果，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或者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体系。亦即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整体，两大理论成果都是阶段性成果，都是组成部分之一。这样上述困惑问题就出现了：既然中国自1956年就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为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起点不是1956年，而是1978年呢？这里需要指出的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就其现实性而言，发生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但它的孕育、躁动却可以追溯到1956年。放开历史视角，从认识的发展史来考察，1956年前后中国共产党人的探索，实际上是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前奏曲。
二、需要搞清楚“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和“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区别和联系
十七大报告中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就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立足基本国情，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显然，这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描述是以改革开放近30年我国人民积极探索的实践为前提的，也就是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是以1978年为历史起点的。但毫不否认，1956年前后，我们曾就社会主义时期有没有矛盾、矛盾的性质要不要加以区分、怎样认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关系、如何对待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等重大问题进行过认真思考。对此，毛泽东不仅在《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两篇文章中有过精彩的理论表述，而且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也进行了十分有益的探索。例如：1956年前后党中央曾确定过这样的经济发展战略：第一步，用大约3个五年计划即15年左右的时间，打下现代化的基础；第二步，用10个5年计划至20个5年计划，即50年至100年的时间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实现“四个现代化”，赶上和超过世界上工业最发达的国家。在经济建设的方针和思路上也开始调整重、轻、农，沿海与内地、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等，注意发展的综合平衡。同时开始强调社会主义经济既要有计划性，又要有多样性和灵活性，着手改革高度集中的经济体制，在所有制、生产和流通方面实行“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管理体制等，甚至在严格区分了社会主义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以后，为了扩大民主，建设民主政治，党中央还考虑到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在思想文化建设上，开始重视科学技术和知识分子的地位和作用，提出“双百方针”，提倡中西文化结合、对外开放等。可以说，这个时期，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展现了全方位的姿态，焕发出了绚丽多彩的思想火花，有的甚至十分难能可贵。如前所述，这次探索本应该成为我国第二次历史性飞跃的起点，但遗憾的是，随着反右斗争的开展和“左”的思想愈演愈烈，党中央对许多重大问题的认识发生了逆转，关闭了准备起飞的发动机，从而使这次探索成为昙花一现，转瞬即逝，以至于在后来的社会主义实践中出现了“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这样长达十几年的重大失误和挫折。在毛泽东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的过程中，正确和错误的理论与实践并存交织，且从实践上看危害十分严重。究其根源，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和“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的指导思想，致使毛泽东在探索中产生的积极思想成果或失去作用，或扭曲变形，或只停留在口头和文字上没有变成方针、政策加以执行和实施，从而使毛泽东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积极成果未能上升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高度而指导实践，这种探索本身亦未能最终形成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正因为如此，我们说，1956年后到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共产党所经历的，只能说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探索的开始，不能说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开创。而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们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中也有过这样那样的干扰和困惑，但党始终立足于中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坚定不移地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积极探索执政党的建设规律，努力构筑科学发展、社会和谐的新理念，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取得了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宝贵经验，逐步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同时并存的制度模式，从而开创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之路。
纵观这条特色之路的形成和发展，尽管其中确有对前期社会主义建设探索中有益经验的继承和发扬，但很大程度上它却是以纠正“文革”在理论和实践中的错误为契机的，甚至可以说，正是“文革”的深重灾难迫使我们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首要的基本的理论问题反复进行思考并作出了正确的选择。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看，从一个科学的理论体系形成来说，以往的教训同经验一样重要，经验使人懂得什么事情可以做，教训使人明白什么事情不能做。又有经验，又有教训，可以使人变得聪明起来。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对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对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更是有了不少新理解，获得了不少新观念，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如果说，开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之初，由于缺乏经验，我们懵懵懂懂，而改革开放以后，在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有了“大跃进”和十年“文革”的前车之鉴，党清醒了，人民清醒了，民族清醒了。因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形成和发展，既得益于前期探索的有益经验，同样也受启发于前期失误的惨痛教训。
三、需要搞清楚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联系和区别
这是问题的根本症结。实际上这里需要厘清毛泽东思想、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三者之间的关系。首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与作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正确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的毛泽东思想之间存在着明显的连续性和共同点。从理论思路上看，二者都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实事求是不仅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同样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精髓；从理论品质上看，二者都强调“中国特色”，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正是立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中国农业人口占大多数的基本国情，成功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建立以后，又强调以苏为鉴，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尽管有成功也有失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是始终立足于中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依然强调走自己的路，建设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这一特点。不仅如此，二者还都强调在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从理论内容上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无疑是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实践新鲜经验的总结，但从思想史角度考察，其中不少内容都可以从前期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找到渊源。毛泽东的一些正确的和比较正确的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创立准备了思想基础。但需要强调的是，承认二者理论内容的连续性，既不代表后者的理论观点前者都有，也不说明能够在前者中找到渊源的理论观点，其内容完全相同。即使能够在毛泽东思想中找到渊源的理论观点，在新的时代和社会背景下也会汲取新的养分，成为具有新质规定的新的思想观点，从而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组成部分。其次，必须承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的许多观点是在否定了毛泽东晚年错误的理论和实践之后才得以产生和确立的。在这一点上，二者确实不存在通常意义上的继承关系，如果说有，也是在否定的意义上，把毛泽东晚年错误的思想观点和理论原则，转化为正确的先导，从而同样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正确的理论和路线，在很大程度上是通过这样的路径实现的。这说明改革开放以后，我们正在进行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与毛泽东时代相比，的确在许多方面有着重大区别。例如：在毛泽东的社会主义观中，确实存在着对生产力的最终决定作用重视不够，企图越过商品经济充分发展的阶段去建设社会主义，在发展生产力方面急于求成，在变革生产关系方面盲目求纯等明显的缺陷和局限，而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过程中，则始终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强调要根据初级阶段国情的实际需要不断改革和调整生产关系，把切实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作为一切改革的出发点和归宿。从这些内容看，后者确实是对前者的超越和突破。
总之，以1978年作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形成标志，的确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发生了根本性转变。例如：过去我们曾认为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只是单一的公有制形式，现在则认为只有多种所有制并存才能使生产关系与生产力水平相适应，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快速发展；过去我们曾认为社会主义只能实行计划经济，现在则认为只有通过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才能真正促进生产力的大变革，从而提升国家的综合实力；过去我们曾认为只有按劳分配才是社会主义应有的分配原则，现在则认为只有多种分配方式共同发展，才能真正激发人们劳动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确保社会主义制度充满活力和生命力；过去我们曾认为坚持党的领导是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保证，现在则认为只有不断加强党的自身建设，提高党的执政能力才是完善和巩固党的领导的关键；还有十六大以来我们对科学发展和社会和谐的高度关注都说明了对社会主义本质和优越性认识的深化。应该说，对社会主义许多看法的重大改变，“文化大革命”的失误和教训，是重要的国内因素，此外还应看到，20世纪70年代后期，时代主题从革命与战争到和平与发展的转变，以及苏联模式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和挑战等国际因素的影响同样不可忽视。可见，在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时空范围时，除了要历史地、逻辑地、多层次和多角度地审视它与毛泽东思想和1956年前后我国社会主义实践的关系，还需要客观地、理性地，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胸襟，在国际大环境的变化中全方位地把握它的主要内容和时代意义。
注释：
［1］******.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12.
［2］中共中央文件选[C].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11）：658-659.
［3］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9.
［4］******.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R］.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1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