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作为前驱先路，毛泽东率先展开了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问题的探索，突出表现在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属、目标、动力、战略重点、方针、模式等方面的艰辛探索，形成了颇具毛泽东特色的发展观偏向。这些探索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至今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关键词 毛泽东 发展观偏向 社会主义建设
在中国的发展问题上，毛泽东提出了“施仁政的偏向”这一总体思路。早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就指出：“所谓仁政有两种：一种是为人民的当前利益，另一种是为人民的长远利益，例如……建设重工业。前一种是小仁政，后一种是大仁政。两种必须兼顾，不兼顾是错误的。那么重点放在什么地方呢？重点应放在大仁政上。现在，我们施仁政的重点应放在建设重工业上。要建设，就要资金，所以，人们的生活虽然要改善，但一时又不能改善很多。就是说，人民生活不可不改善，不可多改善；不可不照顾，不可多照顾，照顾小仁政，妨碍大仁政，这是施仁政的偏向。”毛泽东“施仁政的偏向”体现了他发展观的偏向。孟德斯鸠曾说过：“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变的一条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到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用这句话来审视毛泽东发展观的偏向，可以说，没有界限的偏向很容易导致偏离、忽视、替代甚至偏废、扭曲，这正是毛泽东发展观的偏向在当时特定的时代历史背景下的表现。探索毛泽东发展观的偏向表现，对树立科学的发展观，推进中国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和深远的现实意义。
1 在发展的出发点和归属上，毛泽东忽视个人利益，把国家利益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
一方面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的目的首先是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另一方面却由于“把国家利益强调到不适当的高度并把中央政府看成是单一的利益实体，从而忽视了地方、企业和劳动者个人的利益”。说毛泽东忽视个人利益并不是指毛泽东主观上不想改善人民的福祉，在毛泽东看来，为人民谋利益首先要解决人民群众眼前的物质利益问题。他强调指出：“一切空话都是无用的，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建国后，毛泽东更是提出了自己的独特论断：“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是为人民服务的经济”。这些都显示出毛泽东发展观的出发点和归宿在于“为民”的思想和价值取向。
然而，在当时特殊的时代条件下，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封锁包围的经济极端落后的大国，为了能够迅速地集中全国的物力、人力、财力建立起我国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维护新中国的主权与独立，其结果必然是在发展的偏向上选择不惜一切代价增强国家的经济实力和国防实力。与此同时，个人的社会角色政治化，社会从舆论上更多强调的是奉献，个人不敢主张自己的利益，人们生产与生活的目的之一就是消灭私有财产，“私”是万恶之源。包产到户的出现，其实质是中国农民在利益分享领域讨得的国家和集体在一定程度上的放权让利，它给了中国农民一个计较个人利益的可能性空间，从一个角度佐证了中国曾长期忽视、否认个人的社会独立性，过分强调集体主义，过分强调个人为国家和集体奉献的事实，这是对毛泽东自己倡导的一切经济活动必须以集体利益和个人利益相结合的原则的背离，其结果当然是损害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迟滞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
2 在发展的目标问题上，毛泽东偏离了生产力和共同富裕的目标，以阶级斗争为中心
就我们党来说，毛泽东最早提出社会主义要发展生产力和实现共同富裕两个目标。早在1944年毛泽东就第一次提出了“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为此，他强调，“谁要是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最富有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不仅如此，毛泽东还第一次提出“共同富裕”的概念，并且将共同富裕与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思考。1955年毛泽东指出，在土改后，农民发生了分化。如果我们没有新的东西给农民，不能帮助农民提高生产力，增加收入，共同富裕起来，那些穷的就不相信我们，他们会觉得跟着共产党走没有意思……为巩固工农联盟，我们就得领导农民走社会主义道路，使农民共同富裕起来，穷的要富裕，所有农民都要富裕，并且富裕的程度要大大超过现在的富裕农民。在毛泽东看来，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不仅是财富的增长，而且是广大人民的共同富裕，这是一个关系到社会主义政权基础是否巩固的重大问题。在社会主义的发展中第一次将发展生产力和共同富裕作为目标相提并论，为后来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的提出奠定了必要的认识基础。
然而，由于没有摆脱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式理解的影响，也由于党对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和对国内形势的过火反应，本来党在1956年“八大”已宣布阶级斗争基本结束，但是1957年反右运动之后，中共中央领导层****了“八大”对一些基本问题所做的正确判断，毛泽东在1957年10月中共八届三中全会上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社会主义道路与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是主要矛盾”毛泽东之后又提出“谁胜谁负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在如此严峻的形势估计面前，毛泽东更多地从现实政治的需要出发，着眼于未来考虑现实，在发展生产力、实现人民的共同富裕与防止党和国家变修方面，毛泽东选择偏向后者，执着地认为只有坚决地对修正主义进行革命，才能坚持和发展社会主义，试图通过“抓革命，促生产”来防止党和国家变修，其结果必然演变为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文革十年内乱的发生，从而使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与生产力目标相背离，最终也不同程度地损害了毛泽东呕心沥血所维护的社会主义。
3 在发展的动力上，毛泽东忽视了生产力在社会发展中作为最根本的决定性力量的作用，更多地注意变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
毛泽东一方面把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看作一个生产力、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相互作用的过程，另一方面又更多地注意变革生产关系,更多地强调上层建筑的反作用，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毛泽东开始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关于社会发展动力的一般原理运用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初期的实际国情，他提出“社会主义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的运动推动着社会主义向前发展。而这些矛盾呈现出既相适应又相矛盾的特点，相矛盾的方面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这个理论第一次比较科学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动力，为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进行社会主义改革提供了理论依据。但由于这些思想只是侧重于理论上的分析，未能从微观上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具体表现形式进行阐述，因而在实践上难于操作，毛泽东的正确思想难于在实践中贯彻下去甚至发生偏差。
早在民主革命时期，毛泽东就提出了“革命加生产即能解决吃饭问题”这一着名观点。在他看来，解决中国的生产发展问题，必须以革命为手段和基础，即只有通过革命的手段****反动的、落后的上层建筑，改变腐朽没落的生产关系，才能使得生产问题、民生问题得到彻底的解决。革命的成功、思维的惯性使得毛泽东将革命时期的这一局部真理当作普遍真理照搬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于是出现了通过生产关系的大变革来促进生产发展的“人民公社化运动”和通过荡涤上层建筑的污泥浊水来建立一个公正、公平、纯洁的理想社会的“十年文化大革命”。可以说，毛泽东为谋求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所进行的这两大试验严重地背离了生产力发展与生产关系变革、上层建筑的变革相统一的原则。导致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这种全局性的“左”倾错误发生的原因，正如邓小平指出的那样：“毛泽东有一个重大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生产力。不是说他不想发展生产力，而是方法不都是对头的。”
4 在发展的战略重点问题上，毛泽东扭曲了轻工业和农业应有的发展地位，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
一方面，毛泽东抓住了现代化的核心和关键，提出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主要是要处理好农、轻、重之间的比例关系问题，另一方面，毛泽东仍然过分强调重工业的优先增长，没有将轻工业和农业放在应有的发展地位，导致农、轻、重比例失调十分明显，农业和轻工业发展过分缓慢，经济效益全面下降。如何以苏为鉴正确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走中国式的工业化道路？毛泽东曾表示出要非常重视农业，还首创把安排国民经济计划的次序由重轻农调整为农轻重，并提出了农、轻、重并举和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的方针。但实际上，为了实现国家工业化这一至高无上的战略目标，同时也因受苏联工业化从农业中提取剩余的影响，我们长期执行的是一条重工业倾斜战略，把发展重工业始终摆放在优先地位，农业始终被放在服务于、服从于国家工业化的从属地位。1957年，农、轻、重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的比重分别为43.3%、31.2%、25.5%，到1978年则变为27.8%、31.1%、41.1%，农、轻、重比例严重失调。“农业和工业之间结构的畸形状态，破坏农业和工业之间的内在本质联系，并且形成连锁反应，使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处于极端艰难的境地”，用邓小平的话来表述，就是“从1957～1978年，‘左’的问题使中国耽误了差不多20年。中国在这一时期也有发展，但整个社会水平处于停滞状态。”这正是新一代中国共产党领导集体决心加快产业结构改革、树立新的科学发展观的历史动因。
5 在发展的战略方针上，毛泽东偏废了综合平衡，坚持超高速发展战略
一方面，面对现实提出“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另一方面，又在总体上坚持超高速发展战略。1949～1956年的党面临两大任务：①完成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和进行社会主义革命，②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这时党中央适时提出了“既反保守又反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这本来是个正确的思路。然而从1957年下半年以后，毛泽东认为“反冒进”反掉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热情，并给右派分子进攻党以口实，所以，毛泽东批评了“反冒进”，决心不要“在综合中稳步前进”，代之以“大跃进”的发展思路。反右派和庐山会议的斗争并不是重点，实际上还是为了使“大跃进”畅通无阻，以高速度跨越式的发展思路，达到赶超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目的。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成为毛泽东终其一生的信念，高速度发展经济成为全党经济建设的方针，正如《人民日报》社论所指出:“速度是总路线的灵魂”。
为将社会主义高速增长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毛泽东看来，大规模投资是经济高速增长的前提。因此，在实际工作中，就必然过分强调高投入，必然会出现积累率过高的偏向。1958～1978年，国民经济的积累率一直超过30%，整个“四五”期间积累率平均为33%，远远高于“一五”时期平均24.2%的水平，这种状况到1979年以后才有所改善。这意味着积累是靠挤占消费基金来获得的，高投入、高速度是通过牺牲人民的必要生活水平来换取的。可以说，“大跃进”就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典型。对这种模式的价值，毛泽东坚持认为，虽然大跃进效益不佳，但它迅速地建立起一批工业设施，把我国整个经济建设的局面打开了。他形象地比喻说，这就象养猪，头4个月是长骨架。因此，在他看来，这种低效益的积累是经济高速增长所必需的。毛泽东还强调，粗放成长是中国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一个阶段。“土办法”将来会变成“洋办法”，初级的东西将会变成高级的东西。现在因陋就简，但开始有个底子，前途未可限量。这种不惜效率代价铺摊子的思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消极影响是巨大的、长期的。
6 在发展的模式选择上，国家的社会政治经济活动完全由党的政策来指导和规范，替代了社会自治
我们党在探索适应领导中国经济建设需要的发展模式的过程中，由于中国经济一穷二白的基础以及新中国建立以后对外关系始终未摆脱紧张状态，使得“中国共产党人在面临急需解决的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以及新中国的未来社会经济发展问题时，采取了现成的、苏联的组织和控制方法”，即形成了执政党权力高度集中、党权凌驾于国家政权机关之上，以利于迅速集中各种社会资源推进社会发展的非常态发展模式。1953年毛泽东所说的“大权独揽，小权分散，党委决定，各方去办”就是对这种发展模式的形象说明。1958年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再次解释说，大政方针和具体部署，都是一元化，党政不分。具体执行和细节决策属政府机构及其党组。大政方针及具体部署，政府机构及其党组有建议之权，但决定权在党中央。从这一规定中可以发现，在党、国家和社会这三个本应相对独立的实体中，党的组织和领导人事实上获得了直接行使国家权力、干预和管理社会各项事务的权利，由党代表国家、国家替代社会的经济运行与治理模式在观念上和操作层面形成。
这样的体制维持了国家对农业的高积累，保障了工业化和城市居民的物质供应。但是，这种体制下的经济、政治运行隐含着极大的危机。危机的原因：一方面，是国家事无巨细、全面干预和管理的经济治理与运行模式使基层社会失去了相当部分的决策权力，抑制了基层社会的活力和主动性。这种被洛克视为公民所固有的、无法转让的最后的权力的基层社会自治，其重要性正如他在《政府论》下篇中写道：“社会始终保留着一种最高的权力，以保卫自己不受任何团体，即使是他们的立法者的攻击和谋算。”基层社会的自治被国家一手替代，侵蚀了一个社会稳定运行的基本条件和重要基础。另一方面，由于党直接插手具体的经济、政治事务，使党时常处于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的风口浪尖，这不仅可能影响党的工作效率和在社会公众中的威望，而且由于精力分散而不能较好地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职能作用；同时党政不分、政社不分也损害了国家职能的正常发挥和政府机构的合法权威。国家对社会实行完全控制的体制即使对国家本身来说也是不太安全，这种控制的顶端往往表现为个人集权，一旦决策失误，就可能导致全局性的社会震荡，如十年文革的发生。
上述毛泽东发展观的种种偏向表现曾深深影响着中国社会的发展进程。在毛泽东的发展观的指导和影响下，初步建立起了独立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使原本经济残破不堪的旧中国变成了一个初步繁荣昌盛的社会主义新中国；但同时也呈现出1957～1976年20年的社会发展停滞现象。实践表明毛泽东的发展观中渗透着正确的思想、模糊的乃至错误的思想，应该说，许多思想的探索刚开始是正确的，中间由于彷徨，没有使其制度化，最终走向失误，甚至出现自相矛盾的观点。毛泽东的发展思想充满着内在的矛盾性、不稳定性、不成熟性和总体探索的失误性，它客观地反映出毛泽东在当时特定的历史条件和国情基础上所面临的理想与现实的碰撞、主观认识与客观规律之间的距离、现代化的发展要求与落后社会基础之间的矛盾以及低起点与高目标之间的落差，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发展初期探索的艰巨性与曲折性，饱含着开拓者的大无畏精神与超人的胆识。无论是经验还是教训，都为新的共产党领导集体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奠定了深厚的历史基础和认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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