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国家与社会三者关系的系统分析——论中国

二、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关系的相关分析
根据以上对系统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我们来进一步分析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互动方式、关联方式，同时把这些论断还原到一定的社会—历史—文化的时空环境中，其中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系统之间关系优化、调整的趋势与导向，经济系统则为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关系提供了一个运行环境。为此，联系到当今中国的历史—现实环境，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关系问题，也就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问题。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就是指“一它是中国共产党运作国家政权系统的体制、机制、手段、途径和方法的总和；二它是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其他政治组织及非政府组织的关系，影响民众等方面的体制、机制、手段、途径、和方法的总和；简而言之，它就是党与国家、社会的关系问题。”由于传统计划经济下，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和社会系统几乎一体化了，形成了执政系统党领导国家政权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主导社会系统、执政党系统又通过国家政权系统和自身丰富的组织资源主导社会系统的格局，这样系统就出现了重叠和交叉，导致政治系统的结构—功能的双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政治系统与经济系统一定分离，形成了二元化的格局，政治权力统治经济领域、社会领域的权力格局有所改变。执政党系统也放松了对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的控制，寻找自己的合理定位，与此相适应，社会系统开始从国家权力的控制下解放出来。市场经济使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的自主性加以彰显，执政党系统如何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执政模式、如何剥离计划下和市场下执政方式的共性成分、如何使国家政权系统功能自主和社会系统自主、如何使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和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关系形成良性循环，这都需要进一步厘清。市场经济不仅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提供了理念支持、观念更新，而且要求执政方式的市场化取向，适应市场经济内在规律的调整，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的紧迫性日益突出,按照市场经济的要求及其理念并且根据一般系统自身特点及其相互关系出发，重新梳理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应然关系，则是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的关键所在，也是其市场化价值取向的使然。
（一） 由于系统是开放的，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应该进行能量、信息的交流，形成积极的互动关系。这样，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才能使自身得以生存，也能整合成更高层次系统的结构—功能，形成强大的合力，促进人类社会的进化与发展，从而也为自身的进化与发展创造了更有利的条件。
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从封闭型向开放型彻底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作为权力运作的唯一主体，政治权力流向是自上而下的、缺少社会权力自下而上的调和与监督，并且集决策、执行、监督于一体；作为超脱国家政权系统之上的唯一政治主体，把一些民主党派、政协组织、社会团体等政治体系内参政力量边缘化，形成了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封闭性。一是认识和理论上局限性、封闭性，存在着一些误区。在以前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共产党把执政等同于直接行政，把党的领导等同于直接执政，把由民作主等同于代民作主，把党对国家政权的作用方式等同于党对社会的领导方式等。二是在认识和理论上的局限性、封闭性，进一步造成了实践上的封闭性，中国共产党对执政方式的探索就是处于理论与实践的磨合过程之中。执政党系统犹如一个“黑洞”把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吸纳进执政党系统之内，从而执政党系统代替了后两个系统的功能，造成了政治系统结构—功能失调、内部能量膨胀，进而与外界环境交换能量、信息，效率低下、质量不高。实际上，执政党系统就把自己定位成一个全能主义政党，形成了系统的封闭性，压制了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的自主性，以至三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与交流。而市场经济以强大的穿透力，改变了人们的思想观点，独立、平等、民主、自由、参与、责任等意识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各方面，这样，个体自主性得以彰显，社会自主性也得以充分展开，社会力量日益要求参与国家政权的运作，进而改变了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与此相适应，市场经济的拓展产生了社会利益分化，这些分化的利益又是彼此独立的、边界清晰的，为维护自身利益，各利益主体都会要求“游戏规则”公平、影响国家政权的运作、参与政治过程，要求执政党依法执政，进行持续改革，使其权力运作透明化、廉洁化、高效化。尤其中国已经加入WTO，WTO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国际规则，它对信用、法制以及对权力运作方式都有深刻的要求，这也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提供了参照系，而最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以开放的姿态把外部资源内化为中国特色的行为方式，党对企业的领导、政企分开等都必须适应经济全球化的规律。
（二）系统具有自主性与自利性，有一定的边界。尤其政治系统是由人组成的，并且人的主观能动性更强，同时也人具有社会属性与自然属性，因此“趋利避害”的生物属性就会体现在系统的扩张之中，进而也就会产生系统的自利性，“理性的经济人”“人性本恶”等一些理论也就在一定程度上适合政治系统。公共选择理论就认为，国家政权系统天生就有自利性，作为“理性的经济人”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由此联系到执政党系统，可以认为执政党系统也有自利性、也有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势，并且由于执政党系统自主性更强，主导性更强，进而自利性发展的空间很大，趋向保守稳定，不易更改先前的习惯，使其“意义失真”，并且还会扰乱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的正常运转，形成政治系统结构—功能的双轨。
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从强制型向契约型转变。在计划经济条件下，中国共产党组织自身事实上已构成了一种社会公共权力，相当于国家政权系统而又超越与国家政权系统，直接要求国家政权系统的作为或不作为，把国家政权系统独有的强制性转化为执政党系统的组织属性。这样，党决策、政府执行，政府蜕变为党的执行机构，同时整个社会生活也被纳入党的强制性的支配和控制之下。这样，执政党系统“意义失真”，执政党系统本来是作为社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两者之间进行能量、信息交换的中介而出现的，它不能等同于两者中的任何一方。但是执政党系统入侵了国家政权系统的边界，两者融合为一体，这不仅不利于执政党系统自身的建设，而且也压缩了国家政权系统的自主性空间 ，同时这就意味着执政党系统占据了国家政权系统的自主性空间，执政党系统就有可能成为“公共权力异化的主体”，原先执政党系统监管国家政权系统“异化”的职责就缺位了。与此相联，执政党系统处于强势，国家政权系统处于弱势；并且社会系统也失去了监督国家政权系统的工具，社会系统就处于最弱势。这样，系统正常的相互反作用就没有通过合理的方式表达出来，导致反作用以扭曲的形式表达出来。大量应该由国家政权系统或由社会系统承担的责任却由执政党系统去完成，导致执政党系统越位、错位或者缺位。一旦出现失误，执政党系统就成为矛盾的焦点，进而就有可能耗损执政党系统在社会系统中的权威，松动其合法性基础。尽管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处于弱势，但是它们从负面回应了对执政党系统的反作用：对国家政权系统而言，长期官僚化、效率低下；淡化其责任，把一切责任都推给执政党；国家政治生活死气沉沉等；对社会系统而言长期缺乏自主，这样会造成社会系统对执政党系统的冷漠，使执政党系统有可能失去社会系统的资源支持，苏联解体时其社会系统的立场就是一个很恰当的例子。因此，系统之间的作用与反作用必须以制度化的形式表现，系统之间的平等性（至少是同一层级上的子系统或组分）得到合理地伸张，并且遵守系统的“边界互不侵犯”规则。而只有通过契约关系，才能防止执政党系统“自利性”的过度扩张，使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处在同一操作平台上，保持系统间的平等性、功能的互补性、运行的独立性。并且市场济内涵着自由平等的契约原则，要求中国共产党以自由平等的契约原则来处理与国家政权系统、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契约原则运作国家政权，使国家的政治生活处于正和博弈状态。这样，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就由强制型的领导转变为一种契约型的政治领导，当然国家政权系统也会以法治精神的实践于社会系统，回应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的契约性理念，最终执政党系统、国家政权系统与社会系统三者之间的关系转化为自由平等的契约关系。
（三）系统是多元的，系统是多元性与差别性的统一。系统的子系统或组分越多，就会产生不同的规模效应。并且它们的关联方式、组合方式就存在着多种选择。根据“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定律，系统可以通过不同的关联与组合，寻求到单一的系统或组分中看不到的属性与特性，进而产生不同的结构效应与组织效应。
因此，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须由单一型向多样型转变。计划经济条件下，高度集权的政治管理体制，权力集中在党委，而且中国共产党权力运作的重心在行政部门，行政权力的效力高于立法权力与司法权力，人大与司法部门功能萎缩，从属于行政部门，这样在高度集权的基础上，执政方式不是依法执政，而是把政策等同于法律，甚至超过法律效力，依政策执政，因此不可避免地出现“人大于法”的经常性现象。与此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执政由宏观到微观一通到底，以政治控制为主，以直接执政为主，以至执政方式单一，属于刚性执政。然而，以世界现代民主制度为参照系，执政党系统权力运作重心应该逐步向人大系统转移，理顺权力运作和授予的关系，发挥人大系统与执政党系统之间的张力。有的学者就指出：“中国的人大不是没有权力的国家机构，而是权力没有充分运用甚至很大程度上尚未得到运用的机构。一旦人大真正使用其合法的权力，其作用将非同寻常。”因此，只有各个子系统或组分，都能彰显它们的功能和作用，以不同的关联方式，构建不同的排列组合，才能使系统的性能发挥最大化。并且市场经济的导入，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提供了丰富的政治资源。作为一套平等中立的制度安排体系而言，市场经济对民主、法治有着本能的强烈要求，这为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提供了新的理念与导向。并且市场经济造成了国家与社会的适度分离，则意味着社会作为一个变量对党与国家监督、控制在增强。与此相联，市场经济引起了社会系统的变动，社会的异质性空前提高，个体自主性日益显现，利益格局多元化，形成了各种利益群体，社会力量逐渐由原子化向组织化、集体化发展，社会力量日渐成熟，这样社会系统能主动地参与国家政权系统的运作，开始分担本属于社会自身的职能与责任，同时这也是收回属于社会自身的权力。但是，笔者在所看的大多数关于执政方式创新的文章中，就执政方式谈执政方式，基本上只分析执政党系统与国家政权系统之间的关系问题，忽略了在执政方式中最重要的这个母体——社会系统，而社会系统又是一个大变量，蕴藏着丰富的资源，其潜力是巨大的。为此能否把“治理与善治”的概念引进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创新的话语体系之内，有待学者加以进一步研究。不过以现实的政治资源而言，开发体制内的力量则是可行的，以八个参政党为基础，扩展它们的参政范围、力度，从参政党中提取政治资源，作为运作国家政权的一个重要有机组成部分。
注释：
[1]毕思文 俞纪化 杨东红编着 《系统政治学》，人民出版社 2001年版 第132、132、131页
俞可平着 《权利政治与公益政治》，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第28页
吴元梁着《社会系统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4、27—28页
胡伟着 《政府过程》，浙江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6—11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