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基本国情，采取了多种切实有效的方式，成功地推进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为当前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提供了经验和启示。
一、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实践举措
新中国建立，拉开20世纪中国第二次历史性巨变的序幕。1949―1956年，为顺利实现中国社会变革，在意识形态领域，新政权通过多种方式，在全社会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
（一）坚持中国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
“掌握思想领导是掌握一切领导的第一位”[1]435。把执政指导思想推广为民众的共同思想，使执政理念转化为社会共同意志，对巩固执政地位和推动社会发展都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尤其是在新中国成立十分复杂的情况下，深度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不是单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关系到新中国的人民政权能否巩固、社会主义制度能否建立的根本性问题，是与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休戚相关的问题。所以，中共坚持主导意识形态建设工作。要求“党的当地的最高机关（中央、中央局、分局、省委、市委）宣传部，应领导出版部门的党组”[2]857，掌握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成立中央人民政府出版总署，1951年召开全国第一次出版工作会议。之后，相关企业如人民出版社、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新华书店总店、中国出版发行研究所、中国印刷公司等等均置于了中共中央领导下，职能就是“要大力宣传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宣传党的领导”。如果内容涉嫌颠覆新生人民政权、诋毁社会主义的，坚决查封，严厉追究责任，有效地清除马克思主义普及的障碍，保证了普及范围和力度，最大程度地赢得广大人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认同，使新政权、新社会获得人民大众精神世界的支持，从而巩固和扩大中共执政的群众基础。
（二）提高全民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加大了对各阶层、各群体民众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力度。
1.重视党政军工作人员的理论学习。对于干部的重要性，中共有清醒的认识：“现在我们是搞建设，干部已成为决定性的因素”[3]368。因此特别重视干部教育工作。一方面，进行党校学习。新中国成立后，从中央党校到各区、省、市、县，都创办了同等级别的党校，作为广大党员干部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的主阵地。至1952年9月，仅沈阳市就有党校77所（含业余党校）。在党校，广大党政军干部采取分批、分期轮训的方式，进行学习。学习内容涵盖历史唯物主义、社会发展史、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毛泽东的革命和建设理论、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和苏联共产党的革命史等。通过学习，党员干部反映“大大提高了政治思想觉悟和政策水平”，对于“确立劳动观点和革命的人生观世界观”[4]201大有益处。另一方面，组织在职自学。中共中央于1951年发出号召：“一切党员，必须努力学习，使自己懂得更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使自己的觉悟更加提高。”[5]208通过《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关于整顿党的基层组织的决议》，要求全国上下所有机关单位，每周要保证干部至少有4天（8小时）以上的业余学习时间。学习马列原著、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以及《反对自由主义》、《关于党的群众路线问题》等材料。通过中共中央的力促，建国初，全国大约有二十五万个基层组织――党支部和五百八十万党员参加了学习，受到了共产主义教育。广大干部党员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获得了普遍提高，工作作风有所改善，在人民群众的威信迅速树立了起来，极大地促进了新中国各项工作地顺利开展。
2.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教育。对于知识分子，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就提出要充分利用他们，“使他们为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服务。”[6]15但历史遗留原因，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存有小资产阶级思想，有必要对其进行适当地思想教育，以帮助其树立马克思主义观念，适应新社会的发展。如何对知识分子进行教育？毛泽东指出：“要办各种训练班，办军政大学、革命大学……让他们学社会发展史，历史唯物论等几门课程。”[7]398为此，教育部专门成立了高等学校教师学习委员会，一边组织广大知识分子进行理论学习，普及《历史唯物论》、《反对自由主义》、《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学风党风文风》等观念。一边组织知识分子深入工厂、农村、部队、街道的基层，在土地改革和抗美援朝的社会实践中，让知识分子理解新思想，体会新制度，培养对新中国、新社会的热爱之情。“到1952年9月为止，全国77%的高等学校已进行了思想改造，91%的教授、讲师、助教、职员参加了运动，中等学校73%的教职员已参加运动，”[8]524人数大约有200万。基本上起到了帮助广大知识分子认清历史发展规律，树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的作用。
3.强化对普通民众的思想教育。根据实际情况，中共中央首先实行宣传员制度。1951年1月中共中央颁发《关于在全党建立对人民群众的宣传网的决定》，在每个基层党支部设立宣传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宣传教育工作。这一制度建立实施后，宣传员遍布全国，据统计，仅“苏北区沭阳县兴乡”，就“共有宣传员一百十八人”，村以下“每组有宣传员一至三人”[9]24。宣传员来自基层，扎根基层，利用田间休息、家常聊天、小组会议等时机，用贴近人民群众的话语，在大到国家方针，小到家长里短的叨叨中，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转化为最朴素的语言传授给了群众。这种理论普及方式是针对当时80%的群众都是文盲的最有效方法，切合建国初中国实际情况和理论教育的循循善诱，耐心细致的要求，对于最大限度的实现理论掌握最多的群众的目的起到了关键作用。其次，加重政治课程的分量。1950年6月，第一次全国高等教育会议通过了《关于实施高等学校课程改革的决定》，决定进行课程改革，以加重政治理论课在国民教育体系总课程中的份量。改革后的课程表如下：
表1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程设置的“53”方案[10]422
通过改革，马克思主义理论课在总课时中的份额加大了。以专科为例，政治课一学年安排100学时，按10个月在校时间算，平均一个月10学时，一周至少也有2学时。类似情况涉及所有教育阶段，1950年7月教育部和出版总署发布《关于1950年秋季中小学教科用书的决定》，要求从小学到高中毕业，学校必须开设《中国近代史》、《中国现代史》、《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等课程。在实际教学中，这些课程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为指导思想，往往成了批判万恶的旧社会，讲授中国革命斗争史、中国人民辛酸苦难史，发现新中国美好、社会主义优越的课程，以帮助广大青年一代树立共产主义理想。
再次，运用文学作品进行思想渗透。1949年中共中央召开全国第一次文代会，号召广大文艺工作者以《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导方针。作品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观察分析社会，反映工农兵群众的生产生活，产出真正无产阶级文艺。用毛泽东的原话讲：中国真正的革命文学家，就是要歌颂“无产阶级、共产党、新民主主义、社会主义，”[11]852-873由此，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作品的基调得以确定下来，《林海雪原》、《三里湾》和《新儿女英雄传》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作，内容大多讴歌工农兵群众、中国共产党、新中国和社会主义制度。
最后，充分利用电影、戏剧作为宣传工具。首先，支持电影事业的发展。在建设资金十分困难的情况下，中共中央“1950年上半年共计共贷出人民币约三十六亿余元和港元二十二万元”给私营电影厂[12]651，以支持国产片的发展。之后产生了一大批优秀影片：《百万雄师下江南》、《赵一曼》、《董存瑞》、《新儿女英雄传》、《五朵金花》等等。影片拍出后，将放映队“从已有的一百队增加到七百队”，“除工厂部队机关外，每一省平均有二十个巡回的电影放映队”进行放映工作[12]652，教育效果明显。1955年出产的《董存瑞》中有句话“为了新中国，前进！”，群众耳熟能详。其次，改革戏剧。1951年《政务院关于戏曲改革工作的指示》颁布实施。本着发扬人民新的爱国主义精神，鼓舞人民的革命斗争与生产劳动中的英雄主义的思想，各地审查了所有旧剧目。禁演了《杀子报》、《奇冤报》、《大劈棺》等大概26个宣传封建思想道德的剧目。改编了《梁山伯与祝英台》等剧目。创作《双送粮》、《三里湾》、《罗汉钱》等新剧目。排演了《龙须沟》、《装卸工》、《搬运工人翻身记》等话剧。这些戏剧在全国各地上演，观众每日可达百万之多，对普及新思想起到了潜移默化的重要作用。
通过上述灵活多样的工作方法，基本上打通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深入民众的渠道，使人民生活在鲜明的马克思主义政治氛围中，基本清除了广大群众中以封建迷信思想、小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思想为代表的各种有害思想，形成了以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共产主义为导向的社会舆论，取得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伟大成就，为此后的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新政权采用多种方法，初步实现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积累了宝贵经验。
（一）理论宣传要紧密结合实践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广大人民群众由于自身文化素质的局限性，相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他们更关注生产实践和生活实际，更愿意致力于发家致富过好小日子。在这种情况下，马克思主义理论要深入人心，必须与群众日常活动结合起来。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在进行土地改革、三反、五反、三大改造等一系列的大大小小运动中，始终伴随“伟大的中国人民领袖毛泽东同志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向全国男女工人致敬！”、“向全国男女农民致敬！”等等政治性的话语。这些语言简单明了，出现次数频繁，宣传力度强大，群众烂熟于心，朗朗上口，无形中就内化为群众的日常用语，影响深刻。如冯友兰所说：“现在我决心改造思想，学习马克思主义，准备于五年之内用马克思主义的主场、观点、方法，重新写一部中国哲学史。”[13]134
（二）营造利于民众接受理论的社会氛围
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需要政府有意识地引导舆论导向和刻意地营造有益的社会氛围。除了运用充斥于全社会的文学作品、电影、戏剧工具和建立宣传员制度外。政府引导广大群众广泛开展了“倒苦水、追苦根、刨苦根、挖穷根、算剥削账”的运动，帮助群众认识旧社会的罪恶，新社会的幸福，认清历史发展规律，以树立全社会普遍的共产主义理想。
从大隆机器厂职工诉苦中的一些统计数字来看旧社会
资料来源：《工人》半月刊社：《工人》第20期，劳动出版社1952年10月16日，第5页。
在中共中央多种方式联动、刻意营造中，马克思主义政治色彩浓厚，在群众中形成了“知道了将来还要建立社会主义及共产主义社会，再闹生产也有劲了”[14]的普遍认识，全社会形成了拥护中国共产党、支持社会主义，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的主流意识形态。
（三）贯彻舆论宣传与文艺渗透并重的方针
思想教育工作是一门艺术，清除腐朽落后思想，不能一味进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是落后的、腐朽的”的枯燥说教，需要讲究灵活性，增加趣味性，在寓教于乐中实现。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几岁的娃娃，还是八九十岁的老人；无论是目不识丁，还是满腹经伦；无论是农民还是教师，生活中都少不了看戏、看电影这些娱乐活动，从而保证受教者范围广，受教机会多。在电影和戏剧中渗透的方式也将深邃的理论形象化，进行思想微熏陶，受教过程也相对轻松愉快。群众说：“电影里说得很对，我们一定要好好生产，争取快些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去”[15]，充分反映了教育效果。三、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启示
新中国成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于推动当代马克思主义大众化产生了有益的启示。
（一）坚持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权
无论新中国成立，还是当代，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中共对意识形态的主导权。首先，中共执政党的地位确保马克思主义国家指导思想的地位，确保了马克思主义主流意识形态的合法性，提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广泛应用于建设实践的机会，在实践中证明理论正确性的机会。唯有如此，才有可能打造马克思主义理论被认可、接受、普及的社会基础。其次，所有的思想工作都不能一蹴而就，都是在循循善诱、不断强化中得到普及和巩固的。只有作为执政党，才能确保马克思主义在社会意识形态领域永远存在，持续地对民众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引导教育，连续不断地用马克思主义去影响人民群众，从而使更多的社会成员自愿、自觉地去信仰它，达到不断强化、永不消减的目的。尤其在当代，中共对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作用，是及时、连续不断地排除非马克思主义影响的保证。所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必须坚持中共对意识领域的主导权。
（二）回答和解决现实问题
理论要维护和确保人民群众的最根本利益，要能够回答和解决实践中的现实问题，它的魅力才能显现。新中国成立后，政府先后规范市场，稳定物价，分地给农民，树立工人主人翁地位等，让广大群众在新社会中得到了实惠，解决了生产生活问题。又通过思想教育解决思想问题，过去地主不劳动有吃有穿，穷人累死累活，没吃没穿。农民认为是自己八字不好，但通过“挖穷根，算剥削账”，进行思想教育，广大农民普遍明白了地主阶级剥削才是自身受穷受苦的根因，而非“穷命”造成。只要勤劳，就能过上好日子，解决了一直以来困惑的现实问题，所以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建国初能获得群众衷心的支持拥护，大众化工作推进地十分成功。
当前，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西方各种文化思潮地涌入，部分中国人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出现了急剧的变化，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出现了边缘的倾向。因此，当代推动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紧迫性丝毫不亚于新中国成立。所以，厘清新中国成立中共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途径和方法，管窥其历程，总结其经验，对于当前新形势深入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具有重要的借鉴参考意义。本文来自《共产党人》杂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