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革命史是最好的营养剂。
中国共产党由稚嫩到成熟，由弱小到强大，由体制外的政党发展成为在世界人口第一大国执政的世界第一大党，不断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始终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科学处理与国民党等其他政党的关系，采取务实灵活的统一战线政策，成功克服了多次危难和挫折，积累了诸多公关经验。党的历史为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关理论提供了鲜活的史料资源，值得业界人士深入挖掘、认真总结、大力宣传。
2016年是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我们特选用《学党史、悟公关：中国共产党应对长征危局始末》一文以示纪念。
自1921年建党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中国共产党领导和依靠人民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中，经历的危难、克服的挫折很多。从全局来看，最能表明中国共产党走向成熟并鲜活表现中国共产党卓越公关艺术的，是党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成功应对长征危局的革命实践。
一、长征中党和红军的艰险处境与重大损失
由于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冒险主义错误，直接导致第五次反“围剿”失败。1934年10月份开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南方根据地红军主力被迫先后进行战略大转移，这就是党史上有名的长征。一支武装力量脱离原来的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处于流动状态，也就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局面。要理解这一点甚至说要理解党领导下的全部中国革命，必须首先要搞明白什么叫根据地。
根据地，简单讲，“根”，就是根基，“据”，就是凭依、倚仗、依靠，“根据地”就是有群众基础的、可以依靠的地区。毛泽东曾给农民出身的战士这样讲“根据地”：人不能老走着、老站着，也得有坐下来的时候，坐下来就得靠屁股，“根据地”就是屁股。红军离开根据地，离开支持自己的群众，兵源补充和枪支弹药、粮草被服等物资供应就会面临极大困难，所以说，战略转移中的红军是极端危险的。
离开根据地这个依靠，加之长征前期中共中央领导人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中后期张国焘分裂主义错误和国民党几十万军队的围追堵截，革命遭受严重曲折。长征结束之后，红军和根据地损失了90%，党在国统区的力量几乎损失殆尽，红军从30万人减少到3万人左右，党员从30万人减少到4万人，中国革命濒临绝境。
二、党的成熟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的制定
尽管长征使党和红军损失很大，但挫折和失败也教育、锻炼了革命队伍。
1935年1月召开的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党中央的领导地位，形成了集体领导体制。这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同共产国际联系中断（1934年10月—1936年6月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没有电讯联络）独立自主解决本党重大问题的开始，是黨史上最早的一次思想解放，这次思想解放开了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先河，这是中国共产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标志。
长征后保存下来的红军人数虽然不多，但这是党的极为宝贵的精华，构成以后领导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骨干。毛泽东在1960年5月7日一篇报告中评价道：“我们的军事力量在长征前曾经达到过三十万人，因为犯错误，后来剩下不到三万人，不到十分之一。重要的是在困难的时候不要动摇。三万人比三十万人哪个更强大？因为得到了教训，不到三万人的队伍，要比三十万人更强大。”
领导正确，队伍坚强，这就为长征的最后胜利和科学政治路线的制定奠定了组织人事基础。
长征期间，日本侵略者向中国的进攻没有停步，国民党统治集团倾全力“剿共”，对日本侵略者节节退让。1935年的华北事变，使中华民族陷入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以一二·九运动为标志，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新高潮已经到来。
1935年7、8月间，共产国际七大提出了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总方针。刚刚到达陕北不久的中共中央，即于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聚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且指出，党内的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必须坚决加以纠正。12月27日，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着重指出了共产党和红军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不但要充当发起人，而且应当成为坚强的台柱子，“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
瓦窑堡会议制定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策略，使党在应对新的历史挑战时日益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
三、长征胜利后喜忧参半的陕北形势
新政治策略虽然已经制定出来，但策略的实施需要时间，实施效果的显现有一个过程。尽管长征取得了胜利，但长征危局仍没有结束。
红军三大主力来到陕甘宁根据地胜利会师，中共中央和红军有了落脚点，中国革命又有了一个大本营，好像中国共产党已经转危为安了。其实不然。长征危局并没有随着战略转移的成功而完全被破解。事实上，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后继续面临着严峻局面，从某些角度来说，甚至比长征中所面临的严峻局面更加危险。
1935年10月，作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的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以后面临两个非常严峻的问题：一是自身兵源、枪支弹药和粮草被服补给仍很困难。因为陕北土地面积虽大，但这里人口密度低，土地贫瘠，物产匮乏，遑论武器弹药补充。二是外在军事压力仍然很大。红一方面军主力从中央革命根据地出发时是8.6万人，到达陕北时只剩下8000人，加上陕北的红十五军团7000余人（红十五军团是由刘志丹等人领导的红26军、红27军和1935年9月先期到达陕北的红25军三个军会师后合编而成）。红一方面军8000人加上红十五军团7000余人，共1.5万余人。可是，他们面临着驻扎在陕西的两个强大对手：以杨虎城为首的国民党十七路军和以张学良为首的的东北军。张、杨两支部队当时在陕西一共有11万兵力。
1.5万人的红军面对要剿灭他们的11万国民党军。所以，红一方面军当时面临的军事压力还是蛮大的。为了积蓄抗日力量，发展壮大自己，补充兵源、筹集物资粮草、扩大根据地，1936年2月至7月，红军先后进行了东征和西征战役。这些尝试尽管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也遇到了很大阻力，敌我在大西北的军事力量对比没有发生根本改变。
可喜的是，中国共产党制定的符合历史潮流的统战策略已经开始发挥作用。
红军在与东北军、西北军交战的过程中，发现了张学良、杨虎城不想打内战的政治倾向，因此，中国共产党对驻扎在西北地区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军和以杨虎城为首的第十七路军的开展了卓有成效的统一战线工作。张、杨先后与中共达成合作协议，红军和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在1936年上半年实际上已经停止敌对行动。
张学良、杨虎城都是爱国将领。杨虎城是较早公开强烈要求抗日救国的国民党高级将领之一。張学良与日本人有很深的家仇、国恨情节，他的父亲张作霖曾是“东北王”，由于不和日本人合作、拒绝签订卖国条约，1928年6月，“皇姑屯事件”中张作霖被日本关东军预埋的炸药炸成重伤逝世。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由于战略判断失误，加上“情报也不够”，把整个东三省丢掉了，所以，他很想打到抗日前线去，打回东北去。
1936年4月9日晚间，周恩来和张学良在延安一座天主教堂中秘密会见，这就是党史上著名的“肤施（延安曾称肤施）会谈”，会谈的结果是双方一致同意停止内战、共同抗日。不过，在如何对待蒋介石这一问题上有龃龉和分歧：张学良主张逼蒋抗日；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反蒋。
张学良对蒋介石“剿共”而不抗日的政策不满意，但是他不主张反蒋。张学良认为：蒋介石是当时国内最大的实力派，抗日离不开他，若努力争取，他可能会有所转变。中国共产党主张抗日反蒋，也就是说，中国共产党当时把蒋介石集团和日本一样看做是自己的敌人。中共这样一个方针从情理上来说完全可以理解，因为自1927年开始近十年的时间内，蒋介石一直意欲把中共和中共的武装力量当做最大的敌人消灭掉，即便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之后，蒋介石仍然秉持着“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不放过中共，特别是这时尚未完成长征的红四方面军、红二、红六军团等红军仍处于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之中。
周恩来把张学良的意见带回中共中央，中共中央进行了仔细的研究，就在第二个月，1936年的5月初，中共做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策略转变，公开放弃了反蒋口号。1936年8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也电告中共中央，不同意把反蒋与抗日的口号并提。8月15日，共产国际执委会书记处致电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指出：“我们认为，把蒋介石和日本侵略者相提并论是不对的。这个观点在政治上是错误的。因为日本帝国主义是中国人民的主要敌人。在现阶段，一切都应服从于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要真正武装抗日，还必须有蒋介石或他的绝大部分军队参加。”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党内指示，明确提出党的总方针应是逼蒋抗日。
从抗日反蒋到逼蒋抗日，这是党根据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实际情况作出的一个重大政策变化。中国共产党准备和东北军、西北军在祖国大西北造成一个联合抗日的局面，来逼迫蒋介石转变政治态度和立场，问题是蒋介石转变是有难度的。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在陕北将要会师的时候，蒋介石由南京飞到西安督战，逼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然后，10月至11月间，蒋介石到洛阳做“剿共”军事部署，将其嫡系部队约30个师调到以郑州为中心的平汉、陇海铁路沿线布阵待命，以便随时开赴陕甘地区剿共。他扬言至多一个月即可消灭陕甘红军，“荡平”共产党的根据地。红一、二、四方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共有约6万人，而这个时候，已经在陕西和周边的国民党军有约46万人，红军和国民党军的力量对比悬殊更加明显。
为了应对这一危险局面，在政治和军事上打开新局面，中革军委制定了一个“宁夏战役”计划，核心目标是，红军西渡黄河，占领宁夏，出绥远，靠近蒙古，然后从苏联红军那里取得武器弹药、粮草被服的援助。“宁夏战役”计划是从1936年10月24号晚上开始实施的，但由于船只缺乏，当时红军渡河速度缓慢。直到11月1日这一天情况发生了变化，黄河沿岸的所有渡口被赶到的胡宗南的10万兵力全部占领，西渡黄河的通道被切断。已经过河的是红四方面军一部共2.18万人，其他红军无法继续渡河，红军成为被悬隔于黄河两岸的两个部分，一部分是没来得及渡河的4万黄河以东的红军，另外一部分就是已经渡过黄河的2.18万红军。
11月11日，渡河部队根据中央决定称西路军。西路军按照中革军委的命令占领甘肃河西走廊，建立根据地，向西北行军，意欲到新疆获取苏联援助物资。深入河西走廊的西路军将士，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与马家军英勇奋战四个月，歼敌两万余人，但终因寡不敌众，于1937年3月惨烈失败，几乎全军覆没。
黄河以东的几万红军在国民党“中央军”大举压境的情况下面临的局面依然非常危险。
四、西安事变成为时局转换的必然
在陕北红军处境极其困难的时候，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变——西安事变：不想打内战的张学良、杨虎城“兵谏”蒋介石，逼其答应抗日。
蒋介石因为对张学良、杨虎城剿共不力不满，1936年12月4日再次从洛阳飞至西安。他这一次对张、杨更加严厉地训斥，迫令张、杨的军队全部开赴陕北“剿共”前线，而且威胁说，如果再“剿共”不力的话，他就要把东北军调往福建，把第十七路军调往安徽，由“中央军”在陕甘“剿共”。这实际已危及到张、杨部队的生存，可以说，就“剿共”一事，蒋介石对张、杨下了最后通牒。
张、杨一边面临蒋介石要求打内战“剿共”的压力，而另一边还同时面临着民众要求抗日的舆论压力。此时，西安民众的抗日救亡行动非常高涨，蒋介石到达西安以后，西安爆发了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游行。特别是1936年12月9日，为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西安城内1万多名学生举行请愿游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张、杨二人在多次劝说、甚至“哭谏”蒋介石无效的情况下，他们选择了顺应民意，以强制措施逼蒋抗日。
西安事变的发生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背景原因：一是张、杨二人为首的东北军、西北军抗日救国、停止内战的夙愿已久；二是“华北事变”之后，中日矛盾上升为国内主要矛盾，全民族抗战成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三是中共方面提出了务实灵活的统战策略，对张、杨产生了极大的政治影响；四是蒋介石把张、杨二人逼到了绝路，张、杨对蒋采取强制措施是顺应民意的无奈之举。
西安事變发生以后，张学良第一时间电告中共中央，中共派出周恩来等代表到西安协商解决办法。中共中央在弄清情况后，对当时国内外舆论和各政治军事力量对比情况进行了综合分析，经再三研究，最终决定，以中华民族利益的大局为重，争取南京政府正统，特别是争取南京政府中的亲美派、亲英派、反对亲日派，在蒋介石承诺张学良八项抗日主张的前提下，释放蒋介石。在中共的协助和推动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自此之后，内战基本停止，从内战转向抗战、国共走向第二次合作成为不可抗拒的大势，这在客观事实上也为中国工农红军解除军事压力提供了最为重要的前提。
长征的胜利，是中国革命转危为安的关键，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才是中国革命走出危机的开始。这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重大转折，是中国共产党命运的一次重大转折。正如斯诺所说，它“在历史的大峡谷上实现了一次历史的大跳跃”，演出了一场“惊险的好戏”。
西安事变是在日本大举侵华背景下，长期积蓄的民族情绪的大爆发，是一次救亡图存民意的总表达。尽管从表面看，以张、杨二人作为民意代表、作为历史事件的主角，以这样一种方式爆发出来，似乎是一次偶然事件，而其实西安事变的发生是一种历史必然。
如果非要说西安事变是一个偶然，那它也是必然中的偶然。“民心是最大的政治，正义是最强的力量，问题是时代的声音”，历史是各种力量较量的结果，但归根结蒂，历史是由人民创造的，民心所向即是历史发展方向。民意此时不表达，彼时亦会表达，不以此种方式表达，亦会以彼种方式表达，历史问题不以这种方式解决，亦会以另一种方式解决。
抗战期间，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高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旗，铁一般担当起民族救亡的历史重担，始终以人民利益为重，始终与人民站在一起，始终依靠人民坚持全面抗战路线，逐步成为团结抗战的政治领导核心。而蒋介石集团害怕群众，更害怕组织起来的群众，走的是只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最终走向孤立。到1945年党的七大召开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发展到121万，人民军队120万，民兵260万，党领导下的根据地人口1亿人，为最终战胜蒋介石集团、取得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