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家庭化迁移浪潮与流动儿童家庭
社会工作服务困境20世纪90年代以来，家庭化迁移成为人口流动的新趋势。大批农村流动人口子女随父母进入城市，成为流动儿童。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0—17岁流动儿童规模已达3581万，其中0—15岁流动儿童中67.1%随同父母双方或一方流动。①家庭化迁移改变了中国农村家庭结构和家庭形态，家庭小型化使其作为生活互助团体的能力、作为个体生活风险防御团体的功能正在迅速弱化。②家庭化迁移也给儿童的成长带来了新的问题：流动儿童随迁就学仍然有较大阻力，20%左右的流动儿童未能在公办学校就读③；流动儿童精神健康状况不容乐观，抑郁、孤独、焦虑等不良情绪问题突出，社会适应水平显著差于城市儿童④；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不足，教育途径单一且方法陈旧⑤。
在对流动儿童及其家庭产生影响的同时，家庭化迁移对流入地社会服务的开展也提出了新的挑战和要求。近些年来，政府和社会组织在流动人口服务尤其在流动儿童家庭服务方面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包括基本生活服务、就业服务、社会保障方面的服务、流动儿童教育服务、流动人口维权服务、心理辅导和健康教育服务、社会交往和融入方面的服务、针对流动儿童家庭生活和娱乐休闲方面的服务等⑥。这些实践干预具有以下的特点。
1.问题视角明显，优势视角不足
20世纪8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中优势视角成为新的范式，其聚焦于服务对象的资源，认为困境经历并不一定对个人发展带来消极影响。因此，社会工作干预应将重点放在协助服务对象发现和增强他们的潜能上，而不是单纯的外在救助和服务。就我国当前的流动儿童家庭服务而言，除了部分学者强调增权⑦以外，大多数学者仍然秉持“问题视角”。这些干预旨在通过外在救助解决流动儿童家庭的学习、生活和工作问题，忽视了流动儿童家庭内在的资
20世纪70年代，社会工作领域中生态系统理论（Ecological Systems Theory）得到广泛应用，其对系统之间互动的强调，为此后社会工作实践奠定了系统干预的基础。家庭化迁移使得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干预政策和服务需要回应这种变化。已有研究者从政策层面开始关注“家庭的回归”，提出建立覆盖家庭生命周期、家庭类型的流动家庭服务体系，提高家庭发展的能力。⑧然而，目前我国的流动儿童家庭服务仍然以流动儿童或流动人口个体为主，未能有效关注个人所处的系统。研究显示，系统层面的保护因素，比如稳定的亲密伙伴关系、家庭团结、支持性的亲子互动能够有效地协助个体克服一些高风险情景。⑨因此，社会服务应该加强对流动儿童家庭整体的关注，以回应家庭化迁移给流动儿童家庭所带来的社会现实影响。
3.静态干预明显，发展性不足
从发展的观点来看，人类和家庭均是持续发展的有机体，不同发展阶段会面对不同的心理与社会挑战。因此，社会服务实践需要具备发展性。当前，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服务更多是静态的，即关注当下问题的解决，忽视了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发展特性。因此，流动儿童家庭服务也应该根据其发展阶段的不同表现制定不同的服务策略，以满足不同生命周期的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需要。
总之，在我国社会政策领域，虽然流动儿童家庭化迁移趋势已愈来愈受到重视，但社会工作实务界却少有系统性的回应。本文将在家庭抗逆力的视角下讨论流动儿童家庭社会工作服务实践，从理论层面回顾家庭抗逆力与社会工作服务的关系，以“家点支持”项目实践为基础，尝试概括我国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提升的社会工作服务实践模式。
二、家庭抗逆力理论思潮与社会工作服务实践重构
1.家庭抗逆力：从家庭问题到家庭优势的转型
家庭抗逆力（family resilience）是抗逆力理论由个体抗逆力转向组织抗逆力的表现之一，主要探讨家庭作为一个整体在逆境中克服困难、展示积极适应结果的能力或过程。家庭抗逆力理论实现了家庭研究范式由问题取向（deficit-orientation）到优势视角（strength perspective）的转型，即由关注家庭的问题和缺陷转向关注家庭的优势和潜能。家庭抗逆力对于研究困境家庭对危机的反应具有重要的价值，其核心在于理解家庭过程是如何调节压力、如何让家庭及其成员克服危机、渡过长期的逆境。
家庭抗逆力研究的兴起与研究者重新定位“家庭”在困境儿童发展中的作用有关，这一理论视角视家庭为儿童成长的保护因素，拓展了家庭压力、家庭应对和家庭适应的理论和研究。20世纪30年代，早期压力理论的关注点由个体扩展到家庭，这为家庭抗逆力研究明确了研究对象。20世纪70年代，早期家庭系统的观点盛行。这种观点专注于家庭过程的失调，将个人的失败归因于家庭功能失调，强调寻求积极的家庭外的资源来克服逆境的消极影响。⑩20世纪80年代，家庭压力研究者开始研究家庭成员间的支持和互动以及影响家庭调整和适应的核心因素。家庭抗逆力作为有抗逆力的家庭（resilient families）的特质逐渐被提及。20世纪90年代，受到过程理论和生态系统的影响，研究者将重点放在家庭抗逆力的概念、研究和应用方面，强调了保护过程、抗逆力过程、生态系统和特别的风险。21世纪开始，家庭抗逆力研究重点突出了跨学科方法、不同层次的生态系统的保护机制、家庭抗逆力干预和预防研究，最终形成了不同的家庭抗逆力模型（family resilience model）。
由于研究视角和关注点的差异，家庭抗逆力概念并没有一致的界定。综合看来，目前有四种家庭抗逆力概念：一是过程论，认为家庭抗逆力是指以家庭为单位的一种应对与适应性的过程。二是特质论，认为家庭抗逆力是帮助家庭在面对变化和危机时克服困境的特征、维度和属性。三是发展论，认为家庭抗逆力是一种发展性建构，包含当前和未来家庭适应模式。四是关系论，认为家庭抗逆力应该考察家庭作为一个整体的“关系特征”及其在扮演保护性因素时的角色。虽然家庭抗逆力概念在不断演变，但其核心元素始终包含家庭固有的特征、家庭内部和外部取向、家庭对压力的反应。因此，本文认为，家庭抗逆力是指家庭在逆境中依靠家庭固有的特征与家庭成员间的合作，整合外部资源，展示积极的压力反应的过程和能力。这一过程和能力在不同的家庭生命周期有不同的形式。
2.家庭抗逆力与社会工作服务
社会工作一直在沿着不同的理论和实践框架推进。随着人类面临的危险因素的增加和对人类能动性的重视，社会工作由传统的问题视角向优势视角转型。家庭抗逆力由于关注困境中的家庭如何克服逆境而成为优势视角社会工作范式的重要代表，是社会工作理论和实践一个新兴的整合框架。
20世纪80年代开始，受家庭抗逆力的影响，一些强调家庭能力而不是家庭问题的治疗方法相继出现，包括叙事治疗（narrative therapy）、焦点解决治疗（solution-focused therapy）、家庭功能治疗（functional family therapy）以及家庭抗逆力的情景模式（contextual approach of family resilience）和家庭抗逆力的元框架（family resilience meta-framework）。家庭抗逆力的相关观点被广泛应用于精神健康、医疗照顾、社会服务和宗教辅导等领域的人员培训和实务运用中，比如：危机、创伤、丧失后的康复；处理引起混乱的过渡阶段（如失业、移民、分居/离婚）；管理持续性的压力，应对严峻挑战（如面对多重压力的家庭，包括严重的疾病、残疾）；克服通往成功的障碍（如高风险的青少年、辍学学生）。家庭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实践在干预视角、干预系统和干预方向三个方面突破了传统的实践服务。
第一，在干预视角方面，从家庭问题转向家庭资源。家庭资源作为影响家庭抗逆力发挥的各种能力和优势要素的总称，包括家庭成员一致性、家庭交流、支持网络、日常活动和仪式、共享休闲、正向思考等。家庭资源是家庭抵御危机、自我修复并从危机中获得成长的动力。家庭抗逆力实践致力于协助困境家庭发掘家庭资源，帮助家庭直面危机，比如：社会工作者协助家庭成员了解逆境的意义，获得正面积极的观点和超越性的思想活力；协助家庭组织模式保持弹性且稳定，整合社会经济资源；协助家庭形成清晰的沟通过程，鼓励坦诚的情感表达，促进成员间合作解决问题。
第二，在干预系统方面，从个体取向转向系统取向。家庭抗逆力理论受到一般系统理论的影响，认识到生态系统在家庭功能维护方面的重要性，突出了家庭系统作为整体的关键作用。家庭抗逆力实践的系统性表现在两个方面：协同与团队合作；多系统、以社区为基础的介入。前者强调干预过程需要激发家庭与社区成员相互支持、家庭成员与社会工作者的合作；后者则要求社会工作者将干预焦点扩大到家庭以外，在个人、家庭、社区以及更大的系统间建立相互的联结。
第三，在干预方向方面，从静态取向转向发展取向。发展取向强调过程和变化。抗逆力实务相信，过去有问题的人，在成年的过程中有改变生命轨迹的潜能；危机可以成为正面的转折点。抗逆力不能视为个体的一种固定的品质，如果环境改变，危险性因素改变，其抗逆力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家庭抗逆力的过程是一个发展性的过程，随着生命周期的不同，优势或者缺陷都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家庭抗逆力实践框架也要随着个人或者家庭生命周期的变化，表现出成长性和相对性。
三、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提升社会工作
服务的实践探索如何突破流动儿童家庭社会工作实践面临的困境？这需要构建相应的社会工作服务模式。社会工作模式是在社会工作实务中形成的、在相对固定的理论架构指导下的、具有普适性指导价值的社会工作服务方式，包含理论假设、基本场景和解决方案（处置原则与实务技巧）。许多国内外学者在探讨“多重压力家庭”的服务模式时，将研究视角指向了家庭抗逆力理论，认为以家庭抗逆力为基础的实践能够提供一个展现家庭优势的评估框架和介入策略。2015年3月至2016年3月，笔者所在的常州大学社会工作系与常州市妇联合作开展了一项增强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的实务项目——“家点支持”项目。通过对这一流动儿童家庭服务项目的观察和反思，本文认为家庭抗逆力视角下的流动儿童家庭社会工作服务，能够有效改善当前流动儿童家庭服务面临的问题化、个体化和静态化的困境，对探讨流动人口聚居区家庭社会工作服务有积极的借鉴意义。
1.调整评估方向，肯定和发掘流动儿童家庭和其他系统的优势和潜能
家庭抗逆力理论强调家庭优势和资源，认为所有的家庭均有在逆境中成长和恢复的潜能，家庭和外部系统对抗逆力发展均产生影响。因此，家庭抗逆力视角下的社会工作服务需要同时关注家庭及其外部系统的优势和潜能。
肯定和发掘流动儿童家庭等系统的优势和潜能，与实践评估有紧密关系，这需要从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三方面入手。在流动儿童家庭信念系统方面需要评估的是：流动儿童家庭如何理解流动或在城市的生活，并赋予这一体验何种意义；遇到困境时是否展现出正面和积极的态度，如希望和乐观等；如何在困境中成长和学习改变。在家庭组织模式方面需要评估的是：流动儿童家庭结构和网络如何在逆境中维持稳定；如何保持家庭凝聚力或家庭内的团结协作；流动儿童家庭如何动员家庭和社区资源克服困境。在家庭沟通过程方面需要评估的是：流动儿童家庭如何保持清晰且一致的沟通；如何表达和回应彼此的需求；如何以合作的方式来解决问题。除此以外，社会工作者还应以发展的视角动态评估流动儿童家庭应对城市困境的代际经验。
“家点支持”项目在前期评估中发现，一方面，流动儿童家庭面临家庭教育技能缺乏、亲子陪伴与沟通不足、儿童照顾时间与质量不高、社会支持网络单一、社区交通不便利、社区环境较差、社区服务不足等一系列问题。另一方面，流动儿童家庭具有许多优势和资源：大多数流动儿童家庭具有美好的信念，期待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和发展；家庭内部结构相对稳定；家庭成员间有一定的沟通；部分流动儿童家庭有亲属同住在本社区，流动儿童和部分成人社区参与意愿较强。通过对流动儿童家庭优势和资源的评估，项目组确定了下一步干预方向。
2.采取家庭群体决策制定方法，建立以流动儿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取向
家庭抗逆力理论深受系统理论的影响，认为风险和抗逆力均受到个体、家庭和更大范围的社会系统的多元影响。家庭为本的服务模式效果好于仅为流动儿童本身提供的服务，家庭介入往往是个人全面发展的主要决定性因素。这主要与流动人口更强调家族内部联系和互惠有关。如果采取个别化的干预和实践势必使服务呈现分散化和孤立化，大大降低服务的效力。因此，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的提升也应该以家庭为本，而非单独的干预流动儿童或流动儿童父母。
以流动儿童家庭为中心的服务实践强调以家庭和亲属网络为干预主体，探讨家庭成员、家庭问题、家庭改变三者的关系，从而协助家庭在信念系统、组织模式和沟通过程三方面成长，提升家庭整体的抗逆力。根据流动人口注重亲属和朋友网络在城市生活和工作中的作用的特点，可以利用“家庭群体决策制定（family group decision making）”方法，充分发挥家庭的优势。家庭群体决策制定模式源于新西兰，在美国本土化发展之后获得了广泛应用，是指将父母、家庭成员和朋友带入对原生家庭的支持系统中，特别强调原生父母也作为服务提供者，为其他新进入儿童福利体系的原生父母提供同辈支持。
从“家点支持”项目来看，它通过整合流动儿童家庭、亲属、朋友、社区义工四类对象的力量，搭建“家庭互助联盟”，借鉴“家庭群体决策制定”的方式，让四类人群就流动儿童缺少照顾陪伴和学业辅导、社区环境差等问题展开讨论，鼓励不同类型人员之间的交流，并制定相应的互助和参与计划，为流动儿童家庭搭建了一个互助平台。社会工作者通过发掘和建立网络资源，强化流动儿童家庭成员、亲属和朋友网络的作用，从而维持了一个以家庭为焦点的干预，最终推动流动儿童家庭内部成员个体能力和互助支持氛围的提升。
3.制定灵活的、全方位的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提升服务项目
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服务需要制定灵活的、全方位的服务，这主要与流动家庭和抗逆力理论的特点有关。所谓灵活是指具有弹性。流动儿童家庭往往存在家长工作时间长、儿童承担了部分照顾兄弟姐妹的任务和家务、社区资源相对匮乏等问题，因此服务方式、服务地点、服务时间等方面均需要做出有弹性的安排。在服务方式上，应在不同时点开展不同的服务，比如改变僵化的个案和小组服务方式，让会谈和小组变得更加开放；增加外展服务的频率，让服务更加贴近流动儿童家庭。在服务地点上，应选择社区服务中心或社区公共空间，既有助于专业关系的建立，也增加了流动人口家庭参与服务的可能性。在服务时间上，根据流动儿童家庭工作繁忙的特点，应选取周末下午或晚上。这种富有弹性的服务，能够使服务对象得到鼓励，促进服务目标更好地达成。
所谓全方位是指系统性。流动儿童家庭在城市既面临个体和家庭困扰，还面临社区问题。如果仅提供以危机为导向的碎片化的服务，家庭整体面临的困境以及家庭内部和外部之间的关系均会被忽视。家庭抗逆力实践在儿童及其父母的个体层面、家庭层面、社区层面设计全方位的系统服务，有助于集中资源和整合服务。在个体层面明确儿童发展和一般压力反应模式，提供个别化的服务指导；在家庭层面提供父母和儿童的认知行为技能训练，包括情绪管理、问题解决和交流技能等；在社区层面建立流动儿童家庭互助联盟、开展义工培训等，强化流动儿童及其家庭的社区参与，以此改善流动儿童家庭面临的多重压力。“家点支持”项目通过灵活的、全方位的活动设计，无论在前期关系建立阶段还是在方案实施阶段均较好地实现了服务目标。
4.提供补缺和预防相结合的流动儿童家庭综合服务内容
针对流动儿童家庭面临的现实困境和结构性限制，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服务内容需要补缺和预防相结合，一方面通过短期介入解决流动儿童家庭的即时问题，另一方面协助家庭为未来挑战做好准备。补缺性的服务是指聚焦流动儿童家庭面临的问题、改变风险和减少风险暴露的机会、动员家庭优势去避免风险的潜在影响的服务。有研究者提出了五个策略：风险聚焦策略（risk-focused strategies）、资源聚焦策略（resource-focused strategies）、过程聚焦策略（process-focused strategies）、家庭抗逆力策略（family resilience strategies）、重新组织策略（reframing strategies）。“家点支持”项目根据流动儿童家庭的特点，从家庭信念系统、家庭组织模式、家庭沟通过程着手，对五大策略进行综合运用，开展了儿童综合服务、亲子成长小组等服务，有效改善了流动儿童家庭面临的家庭教育技能缺乏、亲子陪伴和沟通不足、社区参与不足等问题。
预防性的流动儿童家庭服务是指赋权于流动儿童家庭、增强其处理持续性和未来性危机发生的能力的服务，具有反思性和发展性的特点。社会工作实践实现促进个人幸福和社会公正的专业使命，帮助服务对象从日常生活的惯性支配下解放出来，进行日常行为习惯的反思和建构未来的理想生活，转换现有关系。因此，社会工作者在协助解决流动儿童家庭的现实困境时，需要协助其反思困境的社会结构根源，肯定流动儿童及其家庭文化的独特性，建立其内在改变的动力和社会网络。“家点支持”项目在提升流动儿童家庭沟通等能力的同时，还协助流动儿童家庭探索其对困境的看法，比如如何看待自己的境遇、如何看待各种宏观制度或者微观系统对自己的影响、赋予经验何种意义等，通过小组分享、互助联盟、义工培训等方式，真正赋权于流动儿童家庭，从而使其更好地应对未来可能的困境。
5.增强系统间的协同和合作，搭建以社区为基础的多系统服务框架
家庭抗逆力取向的实践重在建立家庭网络的优势和潜能，因此家庭抗逆力框架的应用应围绕增强家庭的功能、增强家庭内部的关系连接、增强家庭与社区之间的重要连接、整合资源以满足未来生活的挑战等几个方面展开。在家庭服务中，社会工作者应该将焦点从个人和家庭转移到个人、家庭、社会网络等系统之间的连接中。具体而言，流动儿童家庭服务中系统间的协同和合作分为两种类型。
第一，家庭内部的协同和合作。家庭成员被视为抗逆力形成的重要因素。社会工作者可借鉴心理教育中的多家庭小组，帮助流动儿童家庭成员之间特别是亲子关系之间分享各自面对逆境的经验，提供危机管理、问题解决和压力减少的具体指导，从而使他们克服相互指责的局面，进而形成相互支持、相互协作的良好氛围。在此过程中，社会工作者需要引导流动儿童家庭内部成员之间就关注的问题进行讨论，最终实现家庭内部的合作。“家点支持”项目通过亲子成长小组和家庭互助联盟两种方式，协助儿童、家长以及扩展家庭成员相互协作，从而提升家庭抗逆力水平。
第二，家庭外部系统的协同和合作。流动儿童家庭所居住的社区大多数是流动人口聚居区。流动人口间相似的流动经历和相似的困境使建立以社区为基础的协同合作的伙伴关系变为可能。社会工作者需要在社区层面纳入邻里、社区居委会、非政府组织、学校等外在的系统，在服务中鼓励流动家庭之间建立相互支持的关系网络，针对相似的问题建立相应的社区支持小组；鼓励流动家庭和专业社会工作者之间的相互协作，通过义工培训小组等培养有参与意识的儿童和家长投入专业服务过程；寻求社区、政府部门和其他社会服务组织的合作，强化服务的整体性和资源的整合性。“家点支持”项目在积极整合妇联、团委等部门的暑期社区宣传活动和某社会组织儿童阅读推广活动方面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拓宽了流动人口社区外部资源。
四、结语
近年来，随着农村人口迁移模式逐步向家庭化迁移转型，以往问题取向、个体化和静态的流动人口服务模式未能有效地协助流动儿童家庭解决现实困境，如何有效地协助流动儿童家庭的城市融入是当前社会政策和服务面临的新的挑战。家庭抗逆力由于强调家庭整体优势，突破了传统问题取向的干预实践，成为家庭社会工作服务中比较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模式。因此，家庭抗逆力视角下的流动儿童家庭社会工作服务模式通过评估和调动流动儿童家庭及其系统的资源，协助流动儿童家庭获得长期良性发展的动力，从而有助于提升其城市融入水平。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所概括的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提升模式来源于“家点支持”项目。该项目所实施的社区是由政府投资建设的外来务工人员集中居住区。虽然该社区中的商品房不满足购买即可以迁户口的条件，但大多数流动儿童家庭都已购买了房产并准备长期定居。流动儿童家长主要是社区附近高新区中各类工厂的工人，流动儿童也能顺利在社区附近的公办小学就学。因此，在此基础上概括的模式在应用于非正式就业或者居住不稳定的流动儿童家庭时需要做适当修正，以满足社会工作服务“人在情境中”的要求。除此之外，本文的核心并不是说单纯开展流动儿童家庭抗逆力就足以解决流动人口的城市融入问题，而是强调在不断瓦解流动儿童家庭困境的制度和文化壁垒的同时，充分发挥流动儿童家庭及其系统面对逆境的主体性的必要性。
注释
①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流动人口司：《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4）》，中国人口出版社，2014年，第181页。②陈映芳：《社会生活正常化：历史转折中的“家庭化”》，《社会学研究》2015年第5期。③国务院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国家教育督学报告——2014年全国义务教育均衡发展督导评估》，江苏教育督导网，http：//www.ec.js.edu.cn/art/2015/4/2/art_10403_169320.html，2015年4月2日。④周皓：《流动儿童的心理状况与发展——基于“流动儿童发展状况跟踪调查”的数据分析》，《人口研究》2010年第2期。⑤郭启华、刘玉芳：《主体多元背景下流动儿童家庭教育指导研究》，《中国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5年第3期。⑥关信平：《社会工作介入农民工服务：需要、内容及主要领域》，《学习与实践》2010年第4期。⑦高万红：《增能视角下的流动人口社会工作实践探索——以昆明Y社区流动人口社区综合服务实践为例》，《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⑧盛亦男：《中国流动人口家庭化迁居》，《人口研究》2013年第4期。⑨Benzies， K. and Mychasiuk， R. Fostering family resiliency： a review of the key protective factors. Child and Family Social Work， 2009， Vol.14， No.1， pp.103—114.⑩Becvar，D. S. Handbook of Family Resilience. New York： Springer， 2013， p.18， p.177， p.65.Henry， C. S. Morris， A. S. and Harrist， A. W. Family resilience： moving into the third wave. Family Relations， 2015， Vol.64， No.1， pp.22—43.Patterson， J. M. Integrating family resilience and family stress theory.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2， Vol.64， No.2， pp.349—360.Mccubbin， H. I. and Mccubbin， M. A. Typologies of resilient families： emerging roles of social class and ethnicity. Family Relations， 1988， Vol.37， No.3， pp.247—254.Hawley， D. R.and Dehaan， L. Toward a definition of family resilience： integrating life-span and family perspectives. Family Process ， 1996， Vol.35， No.3， pp.283—298.Walsh， F. The concept of family resilience： crisis and challenge. Family Process， 1996， Vol.35， No.3， pp.261—281.Black， K.and Lobo， M. A conceptual review of family resilience factors. Journal of Family Nursing， 2008， Vol.14， No.1， pp.33—55.[美]Froma Walsh：《家庭抗逆力》， 朱眉华译，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142—148、181、16、27页。Masten， A. S.and Coatsworth， J. D. The development of competence in favorable and unfavorable environments： lessons from research on successful children. American Psychologist ， 1998， Vol.53， No.2， pp.205—220.文军：《社会工作模式及其本土化反思》，《社会科学研究》2010年第3期。Frame， L.， Conley， A. and Berrick， J. D. "The Real Work is What They Do Together"： Peer Support and Birth Parent Change. Families in Society 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uman Services ， 2006， Vol.87， No.4， pp.509—520.郭伟和等：《社会工作实践模式：从“证据为本”到反思性对话实践——基于“青红社工”案例的行动研究》，《思想战线》2012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