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科学内涵包括三个维度。科学、全面理解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对于正确处理发展中出现的问题正确协调人民内部利益矛盾，使人民共享发展的成果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重要意义。
一、反对平均主义的非均衡性
追求所有人的真正平等是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价值属性之一。但马克思、恩格斯都认为平等是一种历史的产物。马克思在《哥达纲领批判》一文中指出：“权利决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制约的社会的文化发展。恩格斯在《反杜林论》文中指出：“平等的观念无论以资产阶级的形式出现，还是以无产阶级的形式出现，本身都是一种历史的产物，这一观念的形成需要一定的历史条件，而这种历史条件本身又以长期的以往的历史为前提
可是建国以来，党一度弱化乃至偏离了生产力标准，对马克思主义的平等观作了较抽象的理解。虽然毛泽东也多次指出了新中国物质文明贫乏的状况，譬如早在1949年的中国共产党著名的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就指出：“中国的工业和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就全国范围来说在抗日战争以前，大约是现代性的工业占百分之十左右，农业和手工业占百分之九十左右”，并认为这是“在中国革命的时期内和在革命胜利以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一切问题的基本出发点”，“从这一点出发产生了我党一系列的战略上、策略上和政策上的问题对于这些落后的、分散的个体农业经济和手工业经济，他认为“这是和古代没有多大区别的我们还有百分之九十左右的经济生活停留在古代”，他认为“在今天在今后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我们的农业和手工业，就其基本形态说来还将是分散的和个体的，即是说，同古代近似的。谁要是忽视或轻视了这一点，谁就要犯'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建国以来毛泽东又多次把中国的缺点概括为“一穷二白”，但他认为这也是两个优点“从发展的观点看这并不坏。穷就要革命富的革命就困难科学技术水平高的国家就骄傲得很。我们是一张白纸，正好写字。在一定条件下，发挥人的意志的主观能动性应该说是可能的也是十分必要的。问题在于，毛泽东过于夸大了“心之力”，过于强调通过政治上层建筑和意识上层建筑革命的纯洁性和人的思想革命化来维护平等的社会主义价值，绝对反对物质刺激、“奖金挂帅”，把八级工资制当成“资产阶级法权”来批判，否定“按劳分配”原则。这样在客观上不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关于生产力的科学论断。马克思曾指出，“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可见，生产力是人们应用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己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己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而是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后来的每一代人都得到前一代人己经取得的生产力并当作原料来为自己新的生产服务毛泽东晚年的迷失就是离开了他自己以前概括的中国“一穷二白”这个生产力极端落后的实际而这个实际是不能由人们自由选择的只有在接受这个前提的基础上，才能创造新的生产力。
“一穷二白”是就国家整体意义上而言的，如果对这个整体做一个结构分析的话这个共同体内部存在着多维度、多区位、多层次的不均衡状态。各个因素之间也不是单一化的，而是交错缠绕在一起的。这里边既有地理、气候、物产等自然资源禀赋的差异性，也有人文历史发展水平等社会资源配置的差异性当然对于个人来说还有个体体力、智力、社会资源汲取力、社会影响力、社会动员力等差异。事物发展的不均衡性是物质存在的常态，区域经济发展的非均衡性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超大共同体来说更是如此。超大共同体不但是就经济超大而言，而且也是自然、政治、思想文化等的超大共同体。超大共同体的差异性、复杂性决定了发展道路的非均衡性，亦步亦趋的平均主义只能是“共同贫穷”。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观正是从这个实际出发立论的。这个立论的前提就是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初级阶段本身就是有两个层次的，“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以，“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这个初级阶段基本的特征就是不发达的阶段，“就生产力发展水平来说，还远远落后于发达国家这就决定了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去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现代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那么从实际出发，发挥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的主观能动性通过诚实经营、合法致富，使“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这里邓小平讲的是，通过诚实经营、合法致富的手段“先富”的地区和阶层所产生的榜样示范效应，属于发展的方法论范畴。中国古代就有“见贤思齐”的说法，应该说，这也是对毛泽东榜样示范思想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发展。只不过，毛泽东的榜样偏重于圣人人格、英雄人格而邓小平的榜样思想偏重于世俗人格、平民人格。他还讲到：先富起来的“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这就把“共同富裕”的理念上升到了一个契约文明的高度，“先富”是一种权利而现代契约文明认为权利和义务是对等的。没有无权利的义务，也没有无义务的权利。这就为“共同富裕”理念的落实奠定了法理基础为政治文明的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石础由于中国国情的复杂性这个进程不是那么平坦的。但邓小平毕竟打破了基于“人治”政策随意性大的坚冰开了这样一个好头。从经济观的角度，如果说平均主义更倾向于一种“节流”的经济观的话，让一部分人通过诚实经营、合法致富从而先富起来就是一种更偏重于“开源”的经济观。正如邓小平所说“机会要抓住决策要及时，要研宄一下哪些地方条件更好可以更广大地开源。这种经济观的转变在改革开放时期极大地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极大增进了人们的创造活力，极大解放了被束缚的生产九但是“先富”只是为了打破平均主义的好办法是方法，是达到“共同富裕”的桥梁和纽带。它不是也不可能是社会主义最终的目的正如邓小平所说：“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改革首先要打破平均主义，打破'大锅饭’，现在看来这个路子是对的。”但是到了一定时候，就要突出地来解决“共富”的问题1993年9月16日，邓小平与其弟邓恳的谈话提到了这个问题：“十二亿人口怎样实现富裕，富裕起来以后财富怎样分配，这都是大问题。题目己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分配的问题大得很“少部分人获得那么多财富大多数人没有这样发展下去总有一天会出问题分配不公，会导致两极分化到一定时候问题就会出来。这个问题要解决。过去我们讲先发展起来。现在看，发展起来以后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少。”解决的办法只能是“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
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不然“如果搞资本主义可能有少数人富裕起来，但大量的人会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国就会发生闹革命的问题”在这里，邓小平己经将“共同富裕”理念上升到国家长治久安和两种社会制度根本区别的政治高度了。
总之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不是简单地与平均主义划等号，而是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经历了从平均主义、一部分地区和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这样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辩证发展轨迹。其内涵既包括对毛泽东“共同富裕”价值内核的继承也包括对平均主义的否定，是一种历史的继承、扬弃和超越。
二、理性设计的可控性
在经济战略发展这个顶层设计架构中，充分发挥政治、文化等上层建筑的作甩把当前发展与长远发展、生产与分配、效率与公平等问题结合起来，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战略的题中应有之义。他认为，有强大权威的中央是在发展过程中协调与整合不同地区、部门、群体利益矛盾的主体。中央在发展中的可控性具体体现在发展的层次性和过程性维度。就设计蓝图的落实而言这两个维度都不仅仅体现在经济发展的粗线条式的大战略设计方面，如果没有具体制度的配合，发展目标就容易落空。毛泽东在长期的革命和建设生涯中，非常重视工作方法的问题，他指出：“我们不但要提出任务，而且要解决完成任务的方法问题。我们的任务是过河，但是没有桥或没有船就不能过不解决桥或船的问题过河就是一句空话。不解决方法问题，任务也只是瞎说一顿”邓小平在进行经济发展的顶层设计时也非常重视方法论。提出了“共同富裕”的伟大任务，怎么使这一蓝图不至于成为乌托邦呢？作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他对这一问题是经过了一番深思熟虑的。正如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有理有据地驳斥了“速胜论”和“失败论”，指出经过几个阶段的持久抗战最后胜利是属于中国人民一样邓小平也理性规划了“共同富裕”的战略框架，以保证目标的实现这个框架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上的战略不仅是经济战略，而且也是政治战略、文化战略。狭义上的战略是指经济战略主要包括“三步走”战略、“两个大局”思想、农业的“两个飞跃”思想等。
(一）实现“共同富裕”的广义战略
就广义战略而言，政治战略的要点在于充当经济社会稳定“保护神”的角色、主导改革开放的秩序、进程和方向、主导社会主流价值取向，在国内和国际上维护国家利益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中国和西方社会的权力结构是不同的。西方发达国家市民社会的社会结构、完备的宪政民主这些特殊的文明因素历经了几百年的历练和磨合才达到今天的较为成熟状态，其权力运行机制才得以自如。而中华文明是一个基于农业劳动密集型基础上的中央集权的权力分配结构所以，具有“政治主导型”文明的特征从其特征来看“国家掌握着重要的生产资料和劳动力，并相应承担较多的经济文化职能政府官员阶层在各社会阶层中处于最高位置。政治组织或由政治派生出的组织对社会生活的干预程度深、范围广。人们的行为规范主要来自于政治规范。政治价值观对社会价值观的形成起统帅和指导作用。政治的思维方式制约和影响着全社会的思维方式”所以，邓小平特别强调政治在发展中的作用。他指出：“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在这里，他视“社会主义”为原则，以及后来系统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都坚持了政治因素在中国超大共同体中的主导作用。其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核心原则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就会重新成为一盘散沙，“共同富裕”就是一句空话。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可以保证现代化的正确发展方向不至于走到邪路上去有利于协调群体利益矛盾维护社会稳定，保障社会公平维护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既符合中华文明的基本发展规律也符合超大经济体现代化的发展规律。在中央与地方的关系上，他坚持：“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没有这一条就是乱哄哄，各行其是。”他还提出了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前提”、“四个保证”的战略思想。“四个前提”即“第一，要有一条坚定不移的、贯彻始终的政治路线”“第二，要有一个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第三要有一股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第四，要有一支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具有专业知识和能力的干部队伍。”第一条讲的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总路线。“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第二条讲的是经济建设的前提；第三条讲的是革命精神和物质奖励相结合，即社会主义的动力机制；第四条讲的是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领导者和接班人的根本标准即“红”与“专”相结合。搞好现代化建设的四个保证是，第一是体制改革第二是搞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主要是使我们的各族人民都成为有理想、讲道德、有文化、守纪律的人民。第三是坚决打击经济领域的犯罪活动或者叫打击经济犯罪分子。第四是党的建设党的组织和作风的整顿。这些政治领域路线的确立架构的设计，为经济的健康发展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创设了政治保证。文化战略则主要是为改革开放提供精神动力和智力支持。实际上，这包含了邓小平解决发展伦理问题和提高社会主义综合国力的战略考量。
(二）实现“共同富裕”的狭义战略
实现“共同富裕”的狭义战略主要有“三步走”战略、“两个大局”思想、农业的“两个飞跃”等。
“三步走”战略是从总体层面立论的。关于发展速度，从一九八一年算起到20世纪末是二十年翻两番；关于发展步骤，大体上分两步走前十年打好基础，后十年高速发展。世纪末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这个目标对发达国家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中国来说，是一个雄心壮志是一个宏伟的目标。原因在于，按照邓小平的设想这是惠及中国十几亿人口的超大共同体的“共同富裕”关于战略重点的选择他认为一是农业，二是能源和交通，三是教育和科学。并且他把搞好教育和科学工作看作是战略重点中的关键与“大跃进”时期15年“赶英超美”的经济乌托邦主义相比“三步走”的“台阶”战略少了几分民族主义的激情和热情空洞的口号，更多显出现实、冷静和理性的浓重色彩。“在政治学中，革命是指从旧体系、旧秩序向新体系、新秩序的快速、剧烈的变化。”M英国彼得卡尔佛特认为突发性是所有革命的共同特征之一。〔24〕与革命运动相伴随的是希望借助阶级斗争、群众运动式的暴风骤雨式的革命思维方式和发展方式这种政治激进主义的发展战略能够快速荡涤旧的污泥浊水但也会导致社会动乱和秩序的破坏。“三步走”战略成功地实现了从革命思维方式向执政思维方式的转变体现了事物发展中量的积累到质的飞跃的统一，过程性与阶段性的统一，有常态、稳健、渐进、踏实的特色。
邓小平曾经从方法论的角度指出：“一部分地区发展快一点带动大部分地区，这是加速发展，达到共同富裕的捷径。“两个大局”思想就是这种思想的具体体现，是从空间布局层面立论的，邓小平“共同富裕”观的过程论特色在这里也体现得很突出。对于从区位划分的沿海和中西部由于自然禀赋、人文社会资源配置禀赋的不平等，邓小平一方面承认、尊重这种现实的存在站在制度顶层设计的宏观高度主张“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两个大局”统一的权威在于中央“中央行使权力，是在大的问题上，在方向问题上”。他甚至还提出了具体的方法和建议，“沿海如何帮助内地，这是一个大问题。可以由沿海一个省包内地一个省或两个省，也不要一下子负担太重开始时可以做某些技术转让。“两个大局”思想是符合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规律的，为中国区域经济的均衡发展奠定了思想基础和政策基石础
农业“两个飞跃”的思想是从农业现代化历史形态变迀的层面立论的。邓小平用历史的眼光指出：“把中国社会主义农业的改革和发展，从长远的观点看，要有两个飞跃第一个飞跃，是废除人民公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为主的责任制。这是一个很大的前进，要长期坚持不变。第二个飞跃是适应科学种田和生产社会化的需要发展适度规模经营，发展集体经济。这是又一个很大的前逃当然这是很长的过程。“两个飞跃”也就是两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即农业的初级阶段和较高级阶段。第一个飞跃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在农业现代化领域的具体体现，是基于尊重农业生产力的客观现实所作出的战略决策。第二个飞跃承接第一个飞跃所累积的生产力成果扬弃人民公社时期和第一个飞跃所创造的发展成果，总结经验教训在新的历史高度上达到否定之否定。这是邓小平完整的农业发展思想，体现了一切从实际出发，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的理论品格，也体现了中国农业现代化和农民“共同富裕”的规律。
三、为社会主义“正名”的包容性
邓小平用了三个层次来谈论“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性质的关系问题
(一）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特征，富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
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史上，越穷越革命，人们不敢谈富富俨然是资本主义的代名词。有的甚至喊出“宁要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的口号，极大歪曲了人们对科学社会主义的认识。邓小平批评了这种荒谬的说法，以一种反问的方式指出：“不要富裕的资本主义还有道理，难道能够讲什么贫穷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吗？”他进一步把这个问题上升到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分配原则的高度，“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则是在社会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劳分配’，在共产主义阶段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按需分配要物资的极大丰富难道一个贫穷的社会能够按需分配？共产主义能够是贫穷的吗？”进一步批驳了那种脱离生产力标准空谈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谬论。他总结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七八年这二十年的经验历史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他还从国际的视野把这个问题尖锐地提了出来“为什么好多非洲国家搞社会主义越搞越穷。不能因为有社会主义的名字就光荣就好。”在回答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的时候邓小平说：“致富不是罪过”，但社会主义的致富观不是资本主义的那种两极分化的致富，“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这就把长期困扰人们的理论死结给打开了，为社会主义正了名。富裕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虽然“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的命题不能推导出富裕就是社会主义但却意味着够格的社会主义是富裕的，富裕作为人们的一种富足物质状态，属于既成社会主义的特征之一和社会主义追求的重要目标。这就从概念上厘清了富裕与社会主义的关系，使人们在社会主义制度下追求个人正当的物质利益具有了正当性^另一方面，没有以物质利益为核心的生产力的大力发展“那就只会有贫穷、极端贫困的普遍化；而在极端贫困的情况下，必须重新开始争取必需品的斗争，全部陈腐污浊的东西又要死灰复燃。”人的全面发展是社会主义的最高目标承认人们追求富裕的动机有利于为此创设物质前提
(二）“共同富裕”对全体人民的包容性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之一
马克思在分析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的时候指出：“工人阶级中贫苦阶层和产业后备军越大官方认为需要救济的贫民也就越多。这就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绝对的、一般的规律。……这一规律制约着同资本主义积累相适应的贫困积累。因此，在一极是财富的积累，同时在另一极，即在把自己的产品作为资本来生产的阶级方面，是贫困、劳动折磨、受奴役、无知、粗野和道德堕落的积累。但是，社会主义发展的目的是为了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群众，这是两种社会制度的根本区别之一。邓小平指出，“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后来他又把“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高度，“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共同富裕”原则作为社会主义的本质内涵，体现了发展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全体人民利益诉求的实现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了发展伦理的支持。从国际视野来看在与资本主义“一球两制”的共处与竞争中，“共同富裕”原则成为社会主义彰显自身价值的“金字标牌”。
(三）“共同富裕”的科学内涵
“共同富裕”的内涵决不仅仅限于国内，也不仅限于经济方面。
从时代背景来看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使得世界各国人民普遍要求消除贫困、追求富裕的生活成为一种新的历史潮流。邓小平把整个世界的发展问题概括为“南北”问题，他认为改变不合理的国际经济旧秩序，逐步缩小南北差距进而走上共同富裕的道路，世界的和平与发展才有保证，整个人类也才有出路。国际政策是国内政策的外延由是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理念不仅仅具有中国意义，而且具有时代意义和普世意义代表了广大第三世界国家人民的呼声。如果说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革”时期，中国对外是“输出革命”的话，那么邓小平时代中国对外输出的就是所有人共享发展成果的理念。
从党的建设来看中国共产党作为革命党实现了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破旧立新”任务，为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奠定了必要前提党的执政地位不是与生倶来的，也不是一劳永逸的。作为执政党“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角色转变后保持先进性的新的奋斗目标和合法性基础。
从“共同富裕”的结构来看它不仅仅限于经济方面，而且也是一种精神的富足。邓小平认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最根本的是要使广大人民有共产主义的理想有道德有文化守纪律。国际主义、爱国主义都属于精神文明的范畴。”〕江泽民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经济政治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上而且表现在思想文化方面表现在能够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上。贫穷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生活空虚，社会风气败坏也不是社会主义。”随着国内外情况的变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总体布局己经由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三位一体”任务，扩展为包括社会建设在内的“四位一体”任务；相应地，四大建设的目标要求也更丰富全面了，由富强、民主、文明三个方面扩展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四个方面。这是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在新形势下和新的实践基础上对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发展。
作者：杨晓伟，刘小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