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概念的提出，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制度化总结，又是新的探索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的内涵，是对中国共产党从“以苏为鉴”背景下的商品生产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最后到完善宏观调控与民生转向这一认识全过程的总结，包括基础、主体、工具及目标等四个基本点。
【关键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历程；制度内涵
【中图分类号】D6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2）01―0035―06
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明确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并列，并作出科学概括。讲话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内涵，一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包括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两个层次；二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三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以及建立在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基本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体制、社会体制等各项具体制度。这第三个方面的内涵，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及其相应的经济体制，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领域的主要内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经济建设和经济发展规律的结果，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精华。本文即通过对这一认识历程的梳理，尝试性界定和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
一、“以苏为鉴”背景下的商品经济认识
中国共产党在探索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伊始，就鲜明地提出了“以苏为鉴”、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战略命题。
1956 年底，伴随着全国范围内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尽快地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成为中国共产党面临的首要任务。但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如何走，全党不可能事先做好充分的理论准备。毛泽东称，我们“过去干的一件事叫革命，现在干的叫建设，是新的事，没有经验”[1]72。这年2月召开的苏共二十大，集中揭露了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严重错误，为中国共产党认真研究和总结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提供了契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提出了以苏联的经验教训为借鉴，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问题。他强调，“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这是第一”，但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出现了一系列新问题，“不适应新的需要，写出新的著作，形成新的理论，也是不行的”[1]109。对于马克思主义理论，“我们要学的是属于普遍真理的东西，并且学习一定要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还要“向外国学习”，[2]42“搞经济关门是不行的，”[1]71对于外国的东西，不加分析地一概排斥，或不加分析地一概照搬，都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都对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不利。
然而，即便毛泽东等领导人有意识地要走出一条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道路，中共中央对于这样的一条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究竟是什么样的认识总体上仍未跳出苏联的模式。“以苏为鉴”仅仅表现为对苏联某些具体经济政策的扬弃上，至于经济理论的根本性问题，与苏联并无不同。不仅如此，毛泽东主观上对经济规律的排斥，还导致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在这一时期呈现出杂乱无章的景象。面对经济建设中出现的种种问题，毛泽东不得不对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本原问题作出思考，由此出现了他关于商品经济的若干认识。
针对“大跃进”和“共产风”中出现的过早由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立即取消商品、货币和商业，实行产品调拨，否定价值规律作用的问题，毛泽东明确持否定态度：“现在有人倾向不要商业了，至少有几十万人不要商业了。这个观点是错误的，这是违背客观法则的。”[2]437-438他批评有些人避开使用还有积极意义的商品生产、商品流动、价值法则等来为社会主义服务的做法，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不彻底、不严肃的态度”；[2]437 “我国是商品生产很不发达的国家，比印度、巴西还落后……需要有一个发展商品生产的阶段。”“必须肯定社会主义的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还有积极作用。”[2]435-436
在1958年第一次郑州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当时一些干部对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本质差别不加区分的错误倾向：“现在，我们有些人大有要消灭商品生产之势……没有分清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区别，不懂得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利用商品生产的作用的重要性。”[2]437他还对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商品生产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的问题作了分析，提出对商品生产“不要怕，不会引导到资本主义，因为已经没有了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商品生产可以乖乖地为社会主义服务”[2]440。
毛泽东不赞同斯大林关于价值规律在社会主义生产中没有调节作用，只是在流通领域保持着调节作用的观点，认为在中国还存在商品生产，价值法则还起作用。在1958年读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的谈话中，毛泽东指出：“所有的经济单位（包括国营企业和集体企业），都要利用价值规律，作为经济核算的工具，以便不断地改善经营管理工作，合理地进行生产和扩大再生产，以利于逐步过渡到共产主义。”[3]9811959年他在第二次郑州会议上再次提出价值法则、等价交换问题，认为，如果不按价值规律办事，“对干部，他们将被我们毁坏掉。有百害而无一利”，“须知这是劫财，不是善财”，是“无偿占有别人劳动”，这是“不许可的”。[1]34在1959年底至1960年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中，毛泽东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里面的按劳分配、商品生产、价值规律等等，现在是适合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的”[1]137。
毛泽东的这些认识代表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开端，有很强的理论原创性。然而这些认识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终究没有摆脱错误倾向的束缚，也没有形成具体的经济政策。这就注定了毛泽东和中共关于商品经济的认识，只是一种针对客观经济问题的反思性认识，尚未达到系统的商品经济理论的高度。虽然如此，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商品经济的认识为改革开放后全党形成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认识还是起到了探索作用。 二、从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1978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伟大的历史转折，确立了改革开放的基本方针。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由此步入了积极的轨道。
新的历史性改革是对计划经济体制的扬弃，一方面是对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和经济体制的坚持和完善，另一方面则是对这一体制中存在的偏颇和失误的矫正。邓小平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和难度，他说：“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如何解决？解决得好，对经济的发展就很有利，解决不好，就会糟。”[4]17如何认识和处理社会主义条件下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成为能否建设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关键。中国共产党对这一问题的探索和认识，同样经历了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
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确认了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但没有提“商品经济”。那时还是认为商品经济作为整体来说，只能存在于私有制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1982年中共十二大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但即便前进到这一步，“商品经济”的概念依然难以提出来。“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概念在这一段时间尚被列为禁区。直到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才第一次提出“社会主义是公有制基础上的有计划的商品经济”。这是中共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上的一个重大突破。
“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的提法出来后，全党全社会对于这个“有计划的商品经济”，究竟是以“有计划”为主，还是以“商品经济”为主，众说纷纭。直至1987年中共十三大召开之前，邓小平在同几位中央负责人谈话时提出“不要再讲计划经济为主了”，这场争论方才尘埃落定。中共十三大没有再讨论以谁为主的问题，而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体制应该是计划与市场内在统一的体制”，还提出“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机制模式。[5]26-27这样，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就从中共十二大时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到中共十三大转为计划与市场平起平坐，并且逐渐把重点向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方面倾斜。当时的经济发展实践表明，这种机制的确搞活了经济，大幅提升了民众的生活水平；但由于宏观调控体系还未真正建立起来，再加上多年经济发展过热等原因，也引起了基建规模过大、物价上涨、通货膨胀等宏观失控现象。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之后，情况有所变化。鉴于当时的政治经济形势，邓小平在同年6月9日的讲话中，将计划与市场关系的提法调回到“以后还是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4]306即中共十二大时的提法。这个提法一直用到1992年的中共十四大。在这段时期内，中国共产党的经济工作也转到更多地用行政权力来管理经济方面上来，刚刚起步的市场调节体系受到了抑制。
1992年初，邓小平视察中国南方并发表重要谈话，提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同时指出，计划与市场不是划分社会制度的标志，而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以利用的配置资源的手段。[4]373在这一思想指导下，同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四大明确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树立为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这是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认识历程中的一个里程碑。
从中共十四大起，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中国就成为自觉、主动的历史进程。按照十四大的部署，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该决定从中国的基本国情出发，把十四大决定的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和基本原则系统化、具体化，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重大原则、方针和内容作出说明。中国共产党在这份文件中，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微观基础到宏观管理，从经济手段运用到法律制度建设，从生产、分配到流通、消费等各个环节和领域，规划了此后的改革任务，构筑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本框架。
在十四大正式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文献表述中，没有再提及“有计划”三个字。然而在十四大召开前夕的1992年6月9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中，针对经济改革目标模式讲过三种提法：一是建立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体制；二是建立社会主义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体制；三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他个人比较倾向于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法，同时说：“有计划的商品经济，也就是有计划的市场经济。社会主义经济从一开始就是有计划的，这在人们的脑子里和认识上一直是清楚的，不会因为提法中不出现‘有计划’三个字，就发生是不是取消了计划性的疑问”。[6]202这一阐释意在表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没有提“有计划”，但“有计划”三字是省略而不是取消，社会主义就包括“有计划”，“计划”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题中应有之意。
这种认识虽然起到了稳固人心、尤其是确保广大人民群众支持改革、参与改革的作用，然终究由于计划经济惯性思维的作用，在十四大之后的经济转型和改革发展过程中，“计划”常常突破应有的界限，频频进入应当由市场调节的领域。在解决90年代中期的宏观经济波动以及国有企业改革困局的过程中，政府管理经济的行政手段频频干扰经济手段的发挥，宏观调控一直未取得应有的效果。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仍有待完善。
三、完善宏观调控与经济发展的民生转向
从90年代末开始，中国共产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逐步充实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运行渐趋成熟，宏观调控中经济杠杆的运用愈来愈符合改革的大方向。经济和社会也逐渐步入科学发展的轨道。
90年代中期发生宏观经济波动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而政府经济管理部门“计划”意识浓厚，依靠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倾向明显，导致了宏观经济出现过热和混乱局面，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民群众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解铃还须系铃人”，党和政府必须承担起宏观经济调控的责任，来避免和熨平经济波动。这一时期，中央明确提出和实施经济“软着陆”政策，限制有关部门的投资冲动，取消宏观调控中不合理的行政手段，大力运用经济政策杠杆，使国民经济在1997年顺利实现“软着陆”，并成功抵御了亚洲金融危机。 此后，面对“软着陆”和金融危机带来的负面效应，政府宏观经济管理部门大力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运用经济手段扩大内需，重新拉动经济增长。在这一抑一拉的过程中，宏观调控中经济杠杆的运用愈来愈成熟。中国共产党对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计划”的认识也随之上升一步。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市场配置资源和国家宏观调控的结合”，把“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确立为“本世纪头二十年经济建设和改革的主要任务”。[7]16翌年召开的十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新的国务院机构改革方案，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将原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改组为新的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从行政职能上去除了计划经济的遗留问题。至此，中国共产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认识完整成型。
然而认识的历程并未终止。针对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已在总体上达到小康水平的情况，中共十六大明确提出了要建设全面的“惠及更多人口的小康社会”[7]14奋斗目标的新要求。2003年10月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向全党提出要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无疑是适应于进入新世纪新阶段以后，中国发展所呈现出的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以及新的发展要求。它本身凝聚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新认识――在发展经济的同时注重民生。
科学发展观对民生的重视是前所未有的。科学发展观的“第一要义是发展，核心是以人为本”，要求全党必须坚持以人为本：“要始终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党和国家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尊重人民主体地位，发挥人民首创精神，保障人民各项权益，走共同富裕道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8]12
面对民生领域存在的突出问题，中国共产党适时明确了“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生活水平和质量”[8]23的意识。十七大明确要求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8]29据此部署了六项重要举措，即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实施扩大就业的发展战略，促进以创业带动就业；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增加城乡居民收入；加快建立覆盖城乡居民的社会保障体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建立基本医疗卫生制度，提高全民健康水平；完善社会管理，维护社会安定团结。
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社会民生领域的建设逐步与经济增长紧密相连，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过上真正的安居乐业的日子。随着民生问题进入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和政策视域内，党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和饱满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取得了国家和民众两个层面的巨大成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作为特定概念也到了水到渠成的提出之时。
四、基础、主体、工具及目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内涵总结了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成功经验，奠定了“中国模式”的基本内容。这些问题点至少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基础、主体、工具和目标四个方面。
1.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基础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共同发展和公非统筹是其特征
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中最核心的“特色”。历史证明，追求所有制和经营形式的单一化和高级化，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允许多种所有制并存，采取多种经营方式，才能取得刺激市场，活跃经济，实现经济高速增长的效果。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现了公有制和非公有制经济并存条件下的科学统筹。公有制经济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而非公有制经济在目前中国所处的环境中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既要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又要大力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胡锦涛在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90周年讲话中明确指出，对公有制主体地位保障的判断标准仍然是“五个有利于”。国有经济的主导性要体现在对国民经济的控制力上，要按照“有进有退、有所为有所不为”的原则，与民营经济统筹协调发展，才能既有利于生产力的提高又有利于社会公平。
2.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主体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改革的大方向是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变。改革开放之初，不少人把经济改革理解为经济管理方法的改善，但很快就认识到改革的根本问题是经济体制和机制的问题，经济体制改革的主体内容就集中在如何认识和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上。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最根本的着眼点。
计划与市场各有优点与缺陷。市场的长处就是能够通过竞争，促进技术和管理的进步，实现产需衔接。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市场作为配置资源的基础手段已经成为共识。但是，市场的盲目性、滞后性和波动性缺陷也是非常明显的。相对于此，计划的长处就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对经济发展方向及时作出重大调整，还可以调节社会分配，保持社会公正。对于市场与计划，应当扬长避短，趋利避害，充分发挥它们各自的优势，避免两者的缺陷和不足，使之互相补充。此即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运行机理。这种体制是与中国的国家性质、社会性质相符合的，也就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主体。
3.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工具是宏观调控
市场经济有其先天的不足，过度市场化会带来经济秩序的混乱。在先后应对通胀和通缩的过程中，中共又重新意识到了计划的重要性。但此计划非彼计划，而是宏观调控。虽然中共十四大报告提出了“国家计划是宏观调控的重要手段之一”的论断，[9]23但由于配套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并未成熟，宏观调控的作用一直未得到充分发挥。直到中共十七大重新提出“发挥国家发展规划、计划、产业政策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综合运用财政、货币政策，提高宏观调控水平。”[8]24宏观调控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工具性作用和价值才得以确立。 重新强调国家计划在宏观调控中的导向作用，并不是“要回到传统计划经济模式”。市场仍是资源配置的基础性手段，宏观调控只是弥补市场缺陷的必要手段，是导向性而不是行政指令性工具。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再到重新强调宏观调控的作用，这合乎辩证法的正、反、合规律。这是将合理的计划与市场之间的关系在更高层次上的综合。可以说，没有市场经济就无法支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力度，没有强有力的宏观调控就无法保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宏观调控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最重要的工具。
4.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的目标是发展民生，实现共同富裕
虽然同属市场经济体系，中国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自由主义的经济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这种最大的不同在于，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一方面，共同富裕必然要求社会物质财富极大发展，社会生产率极大提高，而市场经济是资源配置最有效的手段，无论是社会主义制度还是资本主义制度，要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必须实行市场经济制度。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市场经济以提高社会资本的利润率为最大目标，注重资本的积聚规模。虽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民群众会从经济发展中得到巨大的实惠，但无法从制度上避免贫富分化的发展趋势。只有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在生产资料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基础上，效率与公平的问题才能得到协调处理，才能为共同富裕的实现提供根本的制度保障。
共同富裕的实现路径是要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通过一系列改善民生的具体措施，真正让最广大人民“得实惠”。由于消费、投资和出口是拉动经济的三驾马车，在现阶段内需不足、外贸环境恶化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的是投资拉动型经济，收入分配向投资主体即国家和企业倾斜。大规模的投资会恶化收入分配，为通货膨胀带来隐患。从经济均衡角度考虑，解决这一矛盾的最佳途径即是将高投资部分转移到民生领域。这一方面可以缓解收入差距，为中低收入阶层带来福利；另一方面，也能够缓解通胀压力，避免由于成本增加所带来的成本推动型通货膨胀，从而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
对于共同富裕目标的认识和定位，我们走过了两个钟摆。改革开放之前，由于过分看重社会平等，忽视经济增长，全社会处于“贫穷的平等”状态；而矫枉过正的是，改革开放之后，对追求富裕的强调导致在实践中偏重效率而忽视公平，结果使中国在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面临着一系列社会矛盾。贫富分化和社会不公，是市场经济带来的倾向性后果，但不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应有之义。正鉴于此，自中共十六大以来，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念的指引下，中国经济建设的重心越来越倾向于民生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开始了民生转向。这种转向是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内涵的丰富和充实。更进一步说，这既体现出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维护了社会稳定，又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推向了真正超越资本主义经济的高度。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既是一个“完成时态”，又是一个“进行时态”；既是对此前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果总结，又是新的探索起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方面的内涵，既是对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的制度化、固定化，又是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的制度基石，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意义将是深远的。
参考文献：
[1]毛泽东文集：第8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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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十七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
[9]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G]. 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责任编辑 赵 春]
The Cognitive Cours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on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lso on the Economic Essence of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YAN Maoxu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Tsinghua University， Haidian， Beijing 100084）
Abstract： The raise of the concept of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both an institutional crystallization and a new starting point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exploration for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The economic essence of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a conclusion of the entire process first from production of commodities with the background of “learning from the Soviet” to a planned commodity economy， thereafter to a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and eventually to the perfection of macroeconomic regulation and people’s livelihood. It is composed of four basic contents including the foundation， the subject， the tools and the goals.
Key Words： socialist economy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cognitive course； institutional content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