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0351（2013）02―0063―12
本文是《马克思怎样评判民主主义》（发表于《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年第6期）一文的续篇。我们在那篇文章中讲到：以20世纪80年代兴起的信息化浪潮为标志，人类已经进入当今时代，运用生产力标准来衡量，当今时代就是信息化过渡时期。目前信息化生产方式已经悄然兴起，其中孕育着智能生产力，这说明消灭阶级的物质条件即将具备了！人类从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飞跃的时代终于到来！由此决定资本主义形态必然逐步走向寿终正寝，共产主义形态必将取而代之。为了完成这个当代历史使命，对于每个人、每个党、每个国家来说，确立科学的精神支柱都是至关重要的事情。历史已经证明：精神支柱+科学认识=理想信念；精神支柱+非科学认识=幻想信仰。因此，能否确立理想信念、摒弃幻想信仰，决定着当代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我们在那篇文章中也讲到：按照马克思的科学评判，民主主义是用旧的幻想欺蒙人民，“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科学社会主义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苏联人就是因为没有搞清楚“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和“怎样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所以才在上述两个“欺蒙人民的幻想”之间跳过来跳过去。因此，为了科学地吸取前苏联的教训，也为了严格地分清幻想信仰与理想信念，除了必须搞清楚我们在上篇文章中已经说清楚的“民主主义怎样用旧的幻想欺蒙人民”以外，接着还应该搞清楚“空想社会主义（包括前苏联的理论和实践）怎样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本文要做的就是这件事情。
一、列举空想社会主义信仰的五项新幻想（包括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
与民主主义欺蒙人民的五项幻想相比，马克思在空想社会主义欺蒙人民的“幻想”的前面加了“新的”一词。我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这种“欺蒙人民的新幻想”主要包括如下五项内容：
一是关于在物质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贫富不均和实现共同富裕”的幻想。物质生产力包括手工生产力和机器生产力，其中手工生产力决定小生产方式、自然经济和人身依附关系，体现人统治人。人统治人是依靠政治手段实现“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因而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机器生产力决定社会化生产方式、市场经济和雇佣劳动关系，体现物统治人。物统治人是依靠经济手段实现弱肉强食，所以也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唯有在智能生产力、无人化生产方式、物质自动变换和社会财富充分涌流的基础上才会出现人人各取所需，唯有全面自由发展的所有个人才够格享受人人各取所需，唯有通过遍布全球的自由人联合体才能实现人人各取所需。这种人人各取所需就叫消费自由。我们也许可以把消费自由理解为全人类的共同富裕，但它决不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所理解的那种“共同富裕”――因为“富裕”是相对于“贫困”而言，那时已经没有贫困，所以也就没有富裕，仅仅是人人各取所需而已。
由此可见，空想社会主义者是因为不懂经济条件对于物质利益关系的决定作用，所以才离开生产力高度和社会形态，孤立地提出要在现有生产力的基础上“消灭贫富不均和实现共同富裕”。这个善良愿望对于几千年来“广大劳动者受苦受难，少数剥削者骄奢淫逸”的丑恶社会现象很有针对性，因而普遍受到人民的欢迎。但是因为这些人都坐在抽象公私观陷阱和混乱所有制陷阱中，所以都对三条历史规律、三条占有规律、七条政治规律等全部一无所知，从而既不知道“贫富不均”是由什么样的经济条件所决定，也不知道未来的经济条件将在未来的社会中产生怎样的情形。充分说明他们想象中的“共同富裕”是在不懂任何规律的基础上自发产生的一种善良愿望。善良愿望+不懂规律=幻想。这个幻想不仅为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所共有，也是前苏联赖以产生的第一根理论支柱。
二是关于依靠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来“解放无产阶级”的幻想。早期的空想社会主义造反派都很同情受压迫、被剥削的劳苦大众，都认为“枪杆子里面出政权”，都主张通过建立“劳动人民共和国”（由巴贝夫提出）或“工人阶级专政”（由布朗基派提出）来“解放无产阶级”。但是因为他们都处在专制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权力主义唯心史观的支配下，并且都坐在上述两个认识陷阱中，所以都无法理解阶级结构，只能形成抽象阶级观；都不懂分工标准，只能用“财产”标准划分阶级。导致他们不懂得：按照结构阶级观，唯有阶级结构的新旧交替以及由此必然带来的生产力性质飞跃，才能改变社会形态和推动历史前进；而按照分工标准，所谓“无产阶级”实际上是指存在于机器生产力基础之上的体力劳动阶级，体力劳动阶级的光明前途在于上升为智力劳动阶级，唯有智力劳动阶级才能通过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从而消灭一切阶级赖以产生的物质基础和历史前提。 然而回顾苏联历史，列宁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时间很短，而且他的“新思路”被斯大林束之高阁，苏联制度是在斯大林的手中建成，因此用“斯大林主义”来指称苏联制度及其思想观点比较合适。在“用什么标准划分阶级”以及“怎样消灭阶级”等问题上，斯大林不懂马克思的分工标准和结构阶级观，他继承和发展的是巴贝夫的“财产”标准和抽象阶级观，导致他理解不了产业劳动阶级，从而必然误解“无产阶级”的本质和历史使命；理解不了阶级结构的新旧交替，从而不懂生产力的高度怎样上升。这样一来，在他的眼中就只能看到单纯反压迫和反剥削的阶级斗争，而这种阶级斗争由于发生在同一种生产力高度上、同一个社会形态中和同一个阶级结构的内部，因此只能成为造反派的夺权工具，而不可能改变生产力高度、不可能改变社会形态、不可能成为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因此，总观人类历史，所有的奴隶造反都只能推翻某个奴隶主政权而不可能消灭奴隶主的等级统治。所有农民造反的结果也是如此。
在本真马克思看来，所有的工人造反也只能推翻某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权，而不可能消灭人类历史上的资本主义形态，为了“消灭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必须进而促使体力劳动阶级上升为智力劳动阶级，并依靠智力劳动阶级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同时以“同化”的方式把全体社会成员变成智力劳动者――这就是马克思创立的“通过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来实现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可惜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斯大林）对此一窍不通，所以才在他们的大脑里产生关于依靠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来“解放无产阶级”的幻想，这个幻想是产生前苏联的第二根理论支柱。
三是关于通过“改造所有制”来“改造旧社会”的幻想。空想社会主义造反派提出：要想解放无产阶级，仅仅进行民主革命、做到“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远远不够，还必须“全面改造旧社会，实现在财产面前人人平等。”这种认识错在既要“改造社会”，又不懂“社会形态”，更不懂所有制结构与社会形态是什么关系。
马克思明确指出：人类社会是一种高度复杂的立体结构，社会立体结构=生产力高度→经济发展阶段→生产关系总和→社会意识→社会权力→社会制度（“→”表示决定，下同），它在一定发展阶段上的表现形式和存在状态就叫社会形态；而所有制只不过是社会形态的综合表现。因此，唯物史观必须以生产力高度（而不是“所有制”）为核心标准，以社会形态（而不是“社会制度”）为核心范畴，这样才能揭示出人类自我解放规律、生产力进步方向规律、社会形态发展趋势规律。只有运用这三条历史规律，才能正确反映人类社会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至于“改造所有制”，那必须以三条占有规律（即社会形态决定利益组织体系的规律、生产方式决定占有方式的规律、生产力高度决定所有制结构的规律）为根据，使之既能满足新兴生产力的出世条件，又与现实生产力的发展要求相适应，还必须和改革整个旧的社会形态配套进行。
为了改革整个旧的社会形态，必须掌握马克思发现的七条政治规律，即国体演化规律、政体演化规律、权力结构演化规律、国体与政体转化规律、国体决定腐败性质和政体决定腐败形式的规律、统治阶级的必备条件规律、生产力的换代要求决定国体和政体发展趋势的规律。
否则，违反三条历史规律、三条占有规律和七条政治规律，脱离生产力高度和社会形态，孤立地“改造所有制”，结果必然由于破坏生产力因而产生“穷社会主义”。但是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斯大林）对社会形态、生产力标准、三条历史规律、三条占有规律、七条政治规律等都一窍不通，他们全都坐在两个认识陷阱中，都处在专制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财产制度主义唯心史观的支配下，都以建成“穷社会主义”为己任，并为此杜撰出一条关于“原始公有制―私有制―乌托邦公有制”的所谓“历史中心红线”，进而以它作为理论根据，把“改造所有制”当作“改造旧社会”的起点――这既是所有空想社会主义造反派的共同幻想，也是前苏联赖以产生的第三根理论支柱。
四是关于通过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来“最终消灭国家和解放全人类”的幻想。在人类历史上，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都主张“最终消灭国家和解放全人类”，但理解各不相同。无政府主义者主张立即消灭国家，代之以“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马克思对此批道：“胡说八道！”[1]290（着重号是引者加的――编者注。）其错误在于不懂经济条件对于社会状况的决定作用，以为在“不存在国家”的经济条件下却可以存在“工人群众自下而上的自由组织”，并把他们臆想中的这种“远景”强加给现实社会。
空想社会主义造反派认为，只要运用巴贝夫提出的“造反有理”论，建立布朗基派提出的“工人阶级专政”，实行欧文最先提出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巴贝夫最先提出的“计划经济”+布雷最先提出的“按劳分配”或欧文最先提出的“按需分配”，这样就算建成了“社会主义（实际上是乌托邦）制度”。那么怎样才能“最终消灭国家和解放全人类”呢？在斯大林以前，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没有作出明确的回答，只有本真马克思作出了科学的答案，但是斯大林不懂本真马克思，所以他把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观点综合起来，提出两个目标公式：乌托邦低级阶段=两种公有制并存+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乌托邦高级阶段=单一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
斯大林至死不悟地迷信“公有无比优越”论，以为依靠它就能做到“物资极大丰富和人们觉悟极大提高”，从而把“两种公有制并存”变成“单一全民所有制”，把“按劳分配”变成“按需分配”，到那时就能“消灭国家和解放全人类”。其错误在于违反生产力高度决定所有制结构、经济性质、产品分配方式的规律，所以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公开“表示反对”这种“肤浅言论”，破除两个认识陷阱以后则评判它是“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
科学社会主义认为，“最终消灭国家”要靠驾驭规律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解放全人类”必须以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为前提，这样才能消灭“国家”等一切利益组织以及组织所有制。从这里可以看出，本身反规律的“公有制优越”论是整个空想社会主义信仰中的核心理论，斯大林在“公有制优越”论的基础上提出两个目标公式，不仅对整个空想社会主义信仰起核心的支撑作用，而且也是支撑前苏联的第四根理论支柱――核心理论支柱。 五是关于目前“由造反派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幻想。他们不懂得，造反派专政面临三种可能性：一是实行专制人治，建立乌托邦专制制度，重新培植出一个新的政治特权等级，回到人统治人，前苏联就属于这种情形。二是实行民主宪政，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出现物统治人，前苏联解体以后所出现的就是这种情形。三是实行公仆宪政，指导经济腾飞，以自觉的方式加速完成由体力劳动阶级上升为智力劳动阶级的历史必然进程，并随着经济条件的上升而逐步建立起覆盖全社会的保障体系，由此转入志愿者宪政，后者是向共产主义形态过渡的政治形式，完成这个过渡以后才可以消灭一切统治。由此可见，人民只有在国家消亡以后才能当家作主。在此之前，所谓“民主制=人民当家作主”和“造反派专政=劳动人民当家作主”都属于对人民的欺蒙。前一个欺蒙是一切民主主义者的理论支柱，后一个欺蒙是支撑前苏联的第五根理论支柱。
现在请读者拿专制空想社会主义的上述五根理论支柱来对照前苏联，后者难道不是幻想着在机器生产力的基础上“实现共同富裕”吗？难道不是幻想着依靠阶级斗争和专政手段来“解放无产阶级”吗？难道不是幻想着依靠“改造所有制”来“改造旧社会”吗？难道不是幻想着通过建立“单一全民所有制+计划经济+按需分配”来“最终消灭国家和解放全人类”吗？难道不是把目前的“造反派专政”幻想成“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吗？这些充分证明：马克思关于“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的科学评判完全适用于前苏联，前苏联搞的不是科学社会主义，而是专制空想社会主义，他们是按照专制空想社会主义的五项新幻想（包括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办事。
那么，这五项欺蒙人民的新幻想（尤其是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从何而来？为了搞清楚这个问题，有必要同前一篇文章中考证过的民主主义的五项旧幻想联系起来，一起考察它们共同赖以产生的历史条件和思想武器根源。
二、空想社会主义=幻想用“借”来的思想武器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
人们只有像本真马克思那样，站在精神境界、思想方法、人类历史长河这三个制高点上，并运用生产力标准、社会形态范畴、三条历史规律和本真历史唯物主义来考察专制主义形态，才能看到这个形态包括三个发展阶段，即氏族贵族制社会、奴隶主贵族制社会、封建主贵族制社会。不懂社会形态的人只是将封建主贵族制社会简称为封建社会，而不懂得“封建社会=铁器生产力→自然经济→人身依附关系→封建意识和封建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封建特权→封建制度”。只有登上了三个制高点的人才懂得：封建社会是专制主义形态的高级阶段。
因此，随着商品交换的长足发展和工场手工业的大量涌现，表明人类历史已经进入工场手工业过渡时期。在这个过渡时期，小生产方式和人身依附关系必定要被手工社会化生产方式和雇佣劳动关系所取代，这种取代必然发生连锁反应，导致整个专制主义形态进入解体阶段。在这个历史阶段上存在着两个突出的社会问题：其一是贵族等级的政治统治与新的经济条件完全不相适应，因此政治制度变革必然发生；其二是破产农民大量涌入城市，雇佣劳动者的队伍空前壮大，贫富不均现象空前严重。后一个问题的根子更深，一般人虽然理解不了它那深藏的经济根源但能感觉到它的存在。民主主义创始人抓住的是第一个问题，空想社会主义创始人抓住的是第二个问题。
要想正确解决第一个问题，仅仅依靠原有的思想武器是不够的。当时原有的思想武器主要包括：本身不完善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专制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其中第一件已经被人们沿用了几十万年，后两件是专制主义者的发明，这三件思想武器合起来维护“人统治人”，表明它们属于专制主义形态，代表贵族等级的利益。
民主主义者虽然没有能力超越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但是他们可以通过规范抽象概念，创立形式逻辑学、抽象认识论、抽象世界观、抽象方法论，从而把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由不完善变为完善。这样就有能力在上层建筑领域内掀起一场革命，以便孤立地“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他们为此提出个人利己主义价值观，对专制组织利己主义展开猛烈的批判；进而大力破除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创立政治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提出“专制人治是万恶之源，民主法治无比优越”，并悉心钻研防止公权滥用的制度安排――以上所说就是民主主义思想武器的来源。
由此可见，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主要包括：完善的抽象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个人利己主义价值观、政治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其中第一件是对专制主义思想武器的继承和发展，后两件是民主主义者自己的理论创新，合起来具有通过限制“人统治人”来发展“物统治人”的功能。他们把这种功能说成“消灭一切统治”，表明民主主义者是因为思想武器不先进所以才先欺蒙自己、然后再欺蒙人民。
如果说民主主义者想要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结果因为上述三件思想武器不先进，导致他们只能实现其三大目标而不能实现其五项愿望；那么空想社会主义者面临的理论困难就更大，所产生的认识谬误也更严重。这是因为他们想要解决的是“经济不平等”问题，而这个问题对思想武器的要求更高。它要求人们必须通过破除两个认识陷阱，从而深入到经济基础中去，搞清楚人与人之间怎样因为彼此分工和相互依存而结成不同的利益组织，这些利益组织怎样在三条占有规律的自发作用下，驱使自己的成员去同别的利益组织进行血流成河的战争或弱肉强食的竞争，同时又在本组织的内部把人群分裂为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剥削者和被剥削者，并把上述组织外部和组织内部两个弱肉强食永无休止地进行下去，从而永无止尽地制造出人间悲剧。这样的人间悲剧已经伴随着人类存在了几十万年，并且在阶级社会里表现得日益突出和日益令人不能容忍。
然而在本真马克思之前，人们对“两个认识陷阱”和“利益组织”问题几乎毫无认识，所以才无法找到自觉实现自我解放的正确途径。不仅如此，又因为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的物质利益关系同人与物的关系不可分割，所以要想搞清楚利益关系如何变化，必须首先搞清楚所有制关系如何发生历史更替。而所有制包括所有制形式和所有制内容，前者的改变要搅动整个上层建筑，后者的变化波及整个经济基础，不懂三条占有规律的人当然无法理解。更重要的是：抽象的“经济平等”根本不存在，具体的经济平等只能表现为消费自由，为了实现消费自由必须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只有驾驭规律才能达到这个目的。而迄今为止的思想武器都只能“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根本不适用于驾驭规律改变世界以实现预期目的。 由此可见，要想从理论上搞清楚“怎样消灭经济不平等”，首先必须完成思想武器革命，包括超越一切组织利己主义和个人利己主义，创立人类价值观；超越所有“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的旧思想方法，创立唯一适用于“驾驭规律改变世界以实现预期目标”的立体辩证法；超越把权力主义、制度主义、意识主义全部包括在内的整个历史唯心主义，创立以“生产力高度”为核心标准、以“社会形态”为核心范畴、以三条历史规律为理论根据的本真历史唯物主义。这等于把自有人类以来、迄今为止的整个思想武器来个全面、彻底的更新。
不仅如此，为了从理论上搞清楚“怎样消灭经济不平等”，还必须带着上述三件全新的思想武器转入经济研究，从中揭示出三条占有规律以及剩余价值规律，创立客观利益观、客观所有制理论以及生产力换代学说等。这实际上是要在经济学领域中掀起一场前所未有的革命――以往的经济学家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解释经济现象，所以他们的经济学统统属于“解释经济学”，而要想搞清楚“怎样消灭经济不平等”，就必须创造出“通过驾驭规律改变经济条件以实现人类自我解放”的实践经济学。因为只有这样，才能破除两个认识陷阱、作出三个科学的预测，证明共产主义形态必然取代资本主义形态，从而摧毁空想社会主义的幻想信仰、确立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
谁能做到这些呢？只有本真马克思。
关于本真马克思怎样创造立体辩证法、人类价值观、本真历史唯物主义和客观利益观、客观所有制理论，它们具有怎样的功能，代表谁的利益等问题，我们将在下篇文章中考证。这里先考察空想社会主义是怎样产生的。结果发现，有两个原因决定它必然产生：其一是空想社会主义者想要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其二是他们没有能力创造出适用于解决这个问题的先进思想武器。那么空想社会主义者使用的是什么思想武器，这种思想武器又来自何处呢？
让我们以斯大林的思想武器为例，然后反推从古至今的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当然，前提条件是：必须在完全读懂了《资本论》以后。那时我们把《资本论》和斯大林著作加以比较就不难看出：前者的2000多个概念都具有“相关六系统联环贯通”的逻辑结构，都是通过立体概念的辩证转化来模拟思维对象的辩证运动；后者的每个概念都追求单一含义，因而根本不能实现辩证转化。一般人习惯于使用抽象概念，所以难怪他们都无法完全读懂马克思文本，更无法从中复制出立体辩证法、人类价值观、本真历史唯物主义等。这就充分证明，从思想武器方面比较，空想社会主义者与科学社会主义者相距两个档次。也就是说，人们只有先精通黑格尔的具体辩证法，然后才有可能完全读懂本真马克思，但是专制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斯大林）连低级辩证概念的逻辑结构都不懂。
列宁说：“不钻研和不理解黑格尔的全部逻辑学，就不能完全理解马克思的《资本论》，特别是它的第1章。因此，半个世纪以来，没有一个马克思主义者是理解马克思的！！”[2]191列宁在这里用了双感叹号，可见感慨之深。笔者曾经根据列宁的这个令人震惊的评判，回头考察了考茨基、伯恩施坦、倍倍?、李卜克内西、普列汉诺夫等人的著作，发觉在他们的著作里确实找不出一个可以互相转化的辩证概念，证明列宁说得对：他们确实都属于形而上学者，都不可能理解马克思。
列宁又在临终前《写给代表大会的信》（续一）中说：“布哈林不仅是党的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他也理所当然地被认为是全党喜欢的人物，但是他的理论观点能不能说是完全马克思主义的，很值得怀疑，因为其中有某种烦琐哲学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学过辩证法，因而――我想――他也从来没有完全理解辩证法）。”[3]745这里且不谈黑格尔的具体辩证法与马克思的立体辩证法存在着怎样的档次区别，对于形而上学者来说，连黑格尔的具体辩证法都没有学过，怎么可能理解马克思呢？连苏共党内“最宝贵的和最大的理论家”尚且如此，其他人（包括斯大林）可想而知。
由此决定，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斯大林）的思想武器主要包括：抽象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专制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财产制度主义和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读者把它们同专制主义的三件思想武器比较一下便知：除了“财产制度主义”中的“经济平等”观念来自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库之外，其他部分都与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完全相同。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首先是因为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是从早期原始社会一直传承至今，其低级和落后程度可想而知。但是专制主义者没有能力超越它，民主主义者只能完善它，空想社会主义者同样没有能力超越它；黑格尔的具体概念和具体辩证法实际上是一次“巨大的流产”，只有本真马克思通过首创立体概念和立体辩证法从而超越了它。但是马克思去世以后，他首创的立体概念和立体辩证法百年失传，所以就连斯大林也不了解。
其次在价值观方面，民主主义者虽然不懂人类价值观，但是为了摧毁贵族等级的精神支柱――忠君爱国主义和专制集体主义，也要提出个人利己主义和民主组织利己主义，后者限制政治特权、废除人统治人，却有利于发展经济特权和物统治人。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斯大林）既要反对经济特权，又没有能力铸造自己的思想武器，便把贵族等级的专制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贴上“社会主义”的标签，这样就能使“思想禁锢”的文化制度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重新建立起来，造成价值观领域内的历史倒退。只有本真科学社会主义者才能掌握人类价值观，它的实践功能是指导经济腾飞，从而全面消灭政治特权和经济特权，实现每个人全面自由发展。但是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斯大林）都对人类价值观一窍不通。
再次是在历史观方面，民主主义者虽然不懂历史唯物主义，但是为了摧毁专制政体的理论根据――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也要以人的“理性”作为核心标准、以“政治制度”作为核心范畴，创立政治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用以指导人们建立民主宪政。专制空想社会主义者先是模仿他们的做法但稍加改变，把“理性”标准改为“所有制”标准、用“财产制度”取代“政治制度”作为核心范畴，由此产生财产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后来发现要想建立他们所幻想的“财产平等制度”，必须“凭一纸人民法令去推行现成的乌托邦”，从而回到了权力主义，用以重新建立“专制人治”的政治制度。这在唯心史观的范围内也属于历史倒退。只有本真科学社会主义者才能掌握以生产力高度为核心标准、以社会形态为核心范畴、以三条历史规律为根据的本真历史唯物主义。但是民主主义者和空想社会主义者都不懂历史唯物主义，斯大林懂的是伪历史唯物主义（实际上是“财产制度主义+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 由此可见，贵族等级为了维护“人统治人”，运用不完善的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创造出专制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和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从而作为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资产阶级为了孤立地解决“政治不平等”问题，首先实现形而上学思想方法的完善化，然后运用它创造出个人利己主义价值观和政治制度主义的唯心史观，从而产生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空想社会主义者想要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却没有能力创造出任何一件属于他们自己的思想武器。
由此暴露出一个严重的问题：如果说专制主义代表贵族等级的利益，民主主义代表资产阶级的利益，那么空想社会主义代表谁的利益呢？它自称代表无产阶级的利益，并力图使无产阶级成为统治阶级。然而本真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凡是力求取得统治地位的阶级都必须首先创造出自己的思想武器，没有自己的思想武器的主义不可能代表任何统治阶级的利益。空想社会主义的思想武器全部是从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那里“借”来的，靠从对手那里“借”来的思想武器怎么可能战胜对手呢？这就是决定空想社会主义最终必然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
决定空想社会主义最终必然失败的另一个致命缺陷是：按照生产力标准，专制主义有利于创造和普及手工生产力，民主主义有利于创造和普及机器生产力，科学社会主义有利于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它们都有专属于自己的生产力，所以都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有自己的位置。唯独空想社会主义不利于创造和普及任何高度的生产力，这样就决定了它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根本没有自己的位置，所以马克思说它是“一种纯粹的怪想，只能导致寺院经济。”[4]116（着重号是引者加的――编者注。）
既然如此，那么空想社会主义者怎样“欺蒙人民”？和民主主义者的上述过程一样，先是它的创始人“借用”资产阶级和贵族等级的三件思想武器，形成上述“五项新幻想”（包括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以此构成新信仰，用来“欺蒙”自己；然后再用它来“欺蒙”其信徒们；进而由信徒们用它去“欺蒙人民”。这表明他们同样不是有意识地欺蒙人民，而是因为“借”来的思想武器不先进，所以才在头脑中产生违反规律的善良愿望，并且把这种善良愿望当作信仰，从而在客观上表现为先欺蒙自己、后欺蒙别人。
所不同的是：民主主义的三个旧目标由于有利于创造和普及机器生产力，因此可以实现，这在人类历史长河中表现为阶段性进步，其五项旧愿望不能实现的根本原因是受到了机器生产力的限制；而空想社会主义的五项新愿望（包括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不利于发展任何高度的生产力，所以在人类历史上只能提供“瞎折腾”教训。对于劳动人民而言，由于他们在民主制建立以后仍然不能解除痛苦，因此在没有理解更好的主义之前，难免接受专制空想社会主义的欺蒙。当然，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只要人民的头脑中存在着同样落后的三件思想武器，那就很难抵制各种错误思潮甚至邪教的欺蒙。一般说来，劳动人民总是通过实践、发觉自己深受其害以后，才连呼“上当受骗”。其实，那些误信专制空想社会主义的先驱者们坚决反对“经济不平等”并没有错，他们也不可能用自己的生命来“欺蒙人民”。在本真马克思看来，根本原因是专制空想社会主义本身存在着上述理论缺陷，所以才在出现了民主主义的讽刺画以后，又出现了专制空想社会主义新的讽刺画：
A.愿望是“要消灭贫富不均”，结果变成少数人享受特权和多数人极端贫困，甚至由于虚报浮夸而饿死人。
B.愿望是“要解放劳动人民”，结果变成新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从物统治人倒退为人统治人。
C.愿望是“要改造旧社会”，结果变成发动群众瞎折腾，流血流汗越多使瞎折腾错误越严重，导致人民受害越深。
D.愿望是“目前由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最终消灭国家和解放全人类”，结果是“造反派专政”的手段越来越严酷，“阶级斗争”越抓越紧也越斗越穷，“消灭国家”遥遥无期，“解放全人类”成为国际笑柄。
空想社会主义的这幅新的讽刺画和民主主义的那幅旧的讽刺画一样，都是由他们自己的实践后果所构成，任何一个不愿“睁着眼睛说瞎话”的人都无法否认。这两幅讽刺画恰好证实了马克思评判的科学性――民主主义的确是用旧的幻想欺蒙人民，空想社会主义的确是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现在这两幅讽刺画用铁的事实证明上述两种幻想信仰至此彻底破产，从而预示着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信念必定要重返当今时代的世界历史舞台。
三、怎样认识苏联制度以及苏式教科书的特殊本质
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制高点上看，俄国人在当时的条件下，进行十月革命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它带有两个不利因素――客观上生产力高度不够，主观上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由此决定，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苏联向何方前进面临两种可能性。
第一种是通过拨乱反正实现理论创新，重新掌握本真马克思发现的人类自我解放规律、生产力进步方向规律、社会形态发展趋势规律、生产方式决定占有方式的规律、社会形态决定利益组织体系的规律、生产力高度决定所有制结构的规律、国体演化规律、政体演化规律、权力结构演化规律、国体与政体转化规律、国体决定腐败性质和政体决定腐败形式的规律、统治阶级的必备条件规律、生产力的换代要求决定国体和政体发展趋势的规律等；进一步揭示出人类活动发展规律、生产力换代规律、经济腾飞规律、公仆宪政和志愿者宪政规律，这样就可以把“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变为“理论准备十分充足”。然后运用这种“准备十分充足”的新理论来指导生产力自觉换代和连续换代，必能率先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从而正确解决“生产力高度不够”的问题。由此可见，如果搞好了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那么上述两个不利因素是完全可以变成有利因素的。
可惜苏联人选择的是第二种可能性――在专制空想社会主义“欺蒙人民的新幻想”与民主主义“欺蒙人民的旧幻想”之间跳过来跳过去。这是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只承认“生产力高度不够”，不承认“理论准备严重不足”，所以从来没有进行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相反，他们一门心思地幻想着依靠“公有制优越性”来实现“生产大跃进”。 其起点原因在于：《资本论》中2000多个立体概念的马克思原意，在他们的眼中都属于“斯芬克司之谜”，而他们对这2000多个“斯芬克司之谜”安之若素，这样就导致他们对马克思首创的立体辩证法（由“立体概念→实践逻辑学→实践认识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方法论”的连锁反应结构而成）以及人类价值观等全部一无所知，进而又把历史唯物主义“解释”成伪历史唯物主义，后者实际上是“财产制度主义+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运用这种极端落后的思想武器来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并据此指导社会主义建设，结果必然产生新空想社会主义，因其代表人物是斯大林，所以又可称为斯大林主义。斯大林主义是在“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怎样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的专制空想社会主义，它的核心主张是依靠政府权力建立公有制――旧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主张是幻想以公有制取代私有制，可见新旧两种空想社会主义的核心主张一脉相承。
就这样，斯大林主义者把本真马克思首创的三件先进的思想武器以及科学社会主义的理想目标等全部丢到九宵云外，他们只是一门心思地运用空想社会主义的错误认识，为实现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而斗争。由此把“理论准备严重不足”变成“理论全盘误解”，导致“生产力高度不够”的问题根本无法解决。
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的第一个目标公式很快变成了现实，“两种公有制并存+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建立起来了，但结果不但没有出现“物资极大丰富和人们觉悟极大提高”，反而导致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和官民矛盾日益加深。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要害问题在于：从古至今所有的空想社会主义者（包括斯大林）都无一例外地既想消灭“经济不平等”，又没有能力铸造自己的思想武器，他们先是“借用”民主主义的“平等”观念，把它从政治制度延伸到财产制度中去，由此产生乌托邦经济制度。乌托邦经济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由于它最先在苏联变为现实，因此又可称为苏联经济制度。
苏联经济制度在付诸实施以前，从来没有经过科学的设计和论证，而是由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坐在两个认识陷阱中，趴在三个制高点的脚下，简单地从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反推而成。他们发现“私有制+市场经济+按资分配”必然导致“利己竞争和弱肉强食”，但是不知道这是由机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所决定，只有通过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才能得到解决。相反，空想社会主义者只是简单地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制度不合理，主张用“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取而代之，却不知道后者违反生产力高度决定所有制结构、经济性质、产品分配方式的规律，结果必然产生两个更严重的经济问题：一个是导致“国民经济长期带病运行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另一个是导致“官僚们无偿支配全国劳动力和全民劳动成果并且亏损不负责任”。说明苏联经济制度带有与生俱来的“反规律、害人民”的固有本性，充分证明它比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更不合理。
后人可能感到奇怪：既然苏联经济制度违反经济规律、损害人民利益，斯大林为什么要建立它呢？原来，这是因为斯大林的头脑像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头脑一样，都受到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专制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财产制度主义和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以及两个认识陷阱的支配，所以才至死不悟地迷信“公有制优越”论，导致他不但不知道苏联经济制度带有“反规律、害人民”的固有本性，反而坚信这种搞法是“解放人民”。
然而正如马克思所说：“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不是思想活动，‘解放’是由历史的关系，是由工业状况、商业状况、农业状况、交往状况促成的。”[5]74-75（着重号是引者加的――编者注。）
由此可见，在本真马克思看来，“解放”是一种历史活动，而不是单纯的思想活动或政治活动，更不是在“改造所有制”问题上瞎折腾。任何历史活动都必须以相应高度的生产力作为物质基础。就是说，人们掌握了什么高度的生产力才能获得什么程度的解放。马克思也讲“思想解放”和“政治解放”，但一定联系着一定高度的生产力，而决不是脱离生产力高度孤立地讲“思想解放”或“政治解放”。马克思在这里讲的人们“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这个“充分”只有在实现了消费自由以后才能实现，而所谓消费自由只能是全面自由发展的所有个人自由取用自动涌流的社会财富。只有到那时，才能使所有个人在物质享受方面都得到充分保证；没有消费自由，“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这就是本真马克思得出的结论。
但是斯大林显然理解不了这个结论。他和巴贝夫一样，认为只要由空想社会主义造反派建立“专制人治+思想禁锢”，就等于在政治上和文化上“解放”了劳动人民，只要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就等于在经济上“解放”了劳动人民。凡是专制空想社会主义者都自封为“人民的解放者”。他们和本真马克思的认识完全相反。本真马克思认为：“当人们还不能使自己的吃喝住穿在质和量方面得到充分保证的时候，人们就根本不能获得解放。”而他们却认为：只要把布朗基的“工人阶级专政”和斯大林的“集体农庄”结合起来，就能使农民“获得解放”，至于人民的政治权利以及生活水平怎样，那都是小事一桩。
由此可见，既然斯大林认为搞“农业集体化”是“解放人民”，那么他干起来就理直气壮，甚至不择手段，把“农业集体化”和“肃反扩大化”配合起来进行。有人说那时冤杀和饿死了几百万人，有人说几千万人，替斯大林作辩护的人说实际上只死了几十万人。就算只死几十万人吧，花这样的代价来建立欧文的“生产资料公有制”+巴贝夫的“计划经济”+布雷的“按劳分配”，然后产生“国民经济长期带病运行和人民生活极端贫困”以及由“官僚们无偿支配全国劳动力和全民劳动成果并且亏损不负责任”等后果――有这个必要吗？斯大林主义者们是怎样做到的呢？人民为什么不反对？
原来，凡是斯大林主义者都不懂本真马克思，都忠实继承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衣钵，都认为只要建立了“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就可以“消灭贫富不均+解放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最终消灭国家和解放全人类”。所以他们都认为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至于怎样做到？那是因为空想社会主义者们除了从民主主义的思想武器库中“借”来“平等”观念并把它延伸到财产制度中去，从而产生乌托邦经济制度以外，又以“社会主义”的名义，从专制主义的思想武器库中“借”来权力主义的唯心史观和专制组织利己主义价值观，用它们作为理论根据，就可以挂着“社会主义”的招牌，把“专制人治”的政治制度和“思想禁锢”的文化制度重新建立起来。只有在“专制人治+思想禁锢”的制度条件下，才有可能搞成“肃反扩大化”。人民为什么不反对？他们在“专制人治+思想禁锢”的制度条件下被剥夺了一切自卫的条件与可能，反对得了吗？不过人民还剩下一件思想武器，那就是对苏联官方的宣传从此再也不相信。所以在苏联垮台时谁也不吭声。 由此可见，苏联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专制人治+思想禁锢――这就是它的结构公式。其中前三项构成乌托邦经济制度，后两项是从专制制度中“借”来的，说明苏联制度是乌托邦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混合物――这就是它的特殊本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以后之所以建成了这种混合物，是因为20世纪的斯大林主义者和18世纪的巴贝夫主义者以及19世纪的布朗基主义者们一样，都是真心实意地想要“解放劳动人民”，都要把空想社会主义的上述五项新幻想（其中包括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全部变为现实。可见他们对于专制空想社会主义的信仰都是既真诚又坚定，其中巴贝夫曾经为专制空想社会主义信仰慷慨就义；布朗基也为了坚持专制空想社会主义信仰而奋斗了一生。
斯大林主义者的错误仅仅在于：他们生活在20世纪，却不知道马克思早在1843年就已经把“公有制优越”论斥责为“肤浅言论”并公开“表示反对”，进而又评判“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科学社会主义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然而斯大林主义者根本不知道本真马克思首创了哪些思想武器，从而拥有哪些“科学认识”，更不可能运用本真马克思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相反，他们一生都把专制空想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来信仰。历史已经证明，真诚的专制空想社会主义者在革命战争年代都是英雄，但是掌权以后就越真诚越可怕，因为他们至死不悟地干着“反规律、害人民”的事情却自认为是在“解放人民”。
为什么会这样呢？原因就在于他们头脑中的思想武器全部来自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而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思想武器全部是从民主主义和专制主义那里“借”来的。他们幻想依靠这种“借”来的思想武器来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由此必然产生错误认识，用这种错误认识来指导社会主义建设，必然祸害人民。这就再次说明，思想武器问题的重要性不容忽视，一切取决于是否理解和发展本真马克思。
斯大林就是这样，他被人称为“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一辈子都在使用抽象概念和形而上学的思想方法；他不懂客观规律但是却怀着“解放人民”的愿望；他不仅率先建成了苏联制度，而且还要送给“全世界革命人民一份珍贵的礼物”――由他亲自主持编写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然而实际情况是：苏式教科书的编写者们都不懂立体概念、实践逻辑学、实践认识论、实践唯物主义、实践方法论、立体辩证法、生产力标准、社会形态范畴、本真历史唯物主义、人类价值观、客观利益观、客观所有制理论、实践经济学、结构阶级观、科学国家观、过渡性国家本质论、本真科学社会主义以及三条历史规律、三条占有规律、七条政治规律等，一句话，凡是马克思本人首创的思想武器和科学认识都和他们头脑中固有的东西格格不入。由此决定，他们只能和历代空想社会主义者一样，靠从专制主义那里“借”来的思想武器为苏联制度作辩护；虽然大量使用马克思主义的词语，但骨子里仍是力图用专制空想社会主义的五项新幻想（包括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欺蒙人民。由此可见，苏式教科书是科学社会主义被专制空想社会主义张冠李戴的理论表现――这就是它的特殊本质。
四、关于导致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
导致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是什么？中国外交部原部长李肇星“在外交部工作期间，曾利用各种时机向不下30位外国领导人请教过苏联解体的原因，得到的回答不少于30种，涉及上层腐败、信仰异化、言行不一、法制不健全、经济体制僵化、贫富悬殊、改革太急、与美争霸失利等等。”[6]136理论界的说法也是五花八门、莫衷一是。
本文换个角度提出问题――苏联垮台意味着什么？民主主义者说：它意味着资本主义的全面胜利和社会主义的彻底失败。空想社会主义者说：我们只是遭到暂时挫折，以后还会卷土重来。科学社会主义者说：马克思早就指出，民主主义是用旧的幻想欺蒙人民，“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科学社会主义是“仅仅运用自己的科学认识去探讨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因此，苏联垮台证实了马克思上述评判的科学性，它意味着阻挡人类实现共产主义形态的最大障碍已被扫除。因而一定会促使人们重新钻研和掌握本真马克思的科学认识，并用来探讨当代人民自己进行的社会运动，从而导致当代科学社会主义登上当代世界历史舞台。后者的历史使命是指引当代人类超越资本主义形态、建成共产主义形态，结果必然促使民主主义的五项旧幻想也随之退出世界历史舞台。
我们的这个论断从何而来？就来自本真马克思对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上述评判，来自我们运用本真马克思首创的上述三件先进思想武器来解读上述评判，来自我们通过考察民主主义怎样用旧的幻想欺蒙人民，从而明确了“精神支柱+科学认识=理想信念”和“精神支柱+非科学认识=幻想信仰”，来自我们运用上述两个公式对苏联制度和苏式教科书的特殊本质及其垮台的根本原因所进行的深入挖掘。
本文上面以十月革命带有两个不利因素（生产力高度不够和理论准备严重不足）为根据，推论出苏联建国以后存在两种可能性：其一是通过拨乱反正实现理论创新，从而把自己造就为科学社会主义和平腾飞的成功典型，成为全人类建设共产主义形态的排头兵；其二是不承认“理论准备严重不足”，主张靠“公有制优越性”来解决“生产力高度不够”的问题，结果产生“苏联制度”和“苏式教科书”。从此以后，怎样认识这两个东西的特殊结构和本质，就决定着苏联的前途和命运――对其他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同样如此。道理很简单，无论是个人、政党或国家，患了病必须找到真正的病根，只有对症下药，才能治病救人。为此，本文上面探讨出由两种特殊本质决定的两个结构公式。
第一个公式是：苏式教科书=科学社会主义的词语+专制空想社会主义的内容和实质――这是由它的“科学社会主义被专制空想社会主义张冠李戴”的本质所决定。挽救它的唯一办法是通过拨乱反正实现理论创新。为此必须首先从搞清楚《资本论》中2000多个立体概念的马克思原意入手，再不要把它们当作“斯芬克司之谜”而加以躲避；然后充分发挥立体概念所特有的思维模拟功能，透过《资本论》，把马克思在其中运用的思想武器和科学认识全部复制出来，尤其要着重搞清楚：“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的问题在本真马克思那里早就有了唯一正确的答案，本真马克思只是把“怎样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留给后人研究解决。后来是因为20世纪的斯大林主义者用空想社会主义的上述五项新幻想（其中包括斯大林的两个目标公式）欺蒙人民，结果被人民所唾弃，所以才把本真科学社会主义的目标问题从根本上搞乱。以致时至今日，人们还误认为“什么叫社会主义”的问题没有解决。我们在当代条件下搞拨乱反正，就是要首先恢复本真马克思关于“什么叫科学社会主义”的正确答案；然后在此基础上搞清楚“怎样科学地建设社会主义”――后者就叫理论创新。 第二个公式是：苏联制度=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专制人治+思想禁锢――它是由“乌托邦制度与专制制度的混合物”这种本质所决定。怎样挽救它呢？首先必须搞清楚一个问题：空想社会主义者们是为了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而“借”用“专制人治+思想禁锢”呢，还是为了建立“专制人治+思想禁锢”而以“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作幌子呢？
民主主义者盲目断定为后者。因此他们侧重于批判苏联制度中的“专制”成分，甚至简单地把“苏联制度”等同于“专制制度”。他们据此开出药方，认为只要改宗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就能给“苏联制度”注入“活力”――所谓“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就是这样提出来的。在本真科学社会主义者看来，这不是治病救人，而是一剂毒药送病人上西天。果然，戈尔巴乔夫接受了这个“药方”以后，“苏联”这个国家就在世界地图上消失不见。
本真科学社会主义者认为，苏联制度不同于专制主义形态中的专制制度，苏联建国者们并不是为了建立“专制人治+思想禁锢”而把“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当作幌子，而是真心实意地为了“消灭贫富不均+解放无产阶级+改造旧社会+劳动人民当家作主+最终消灭国家和解放全人类”而建立“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他们的错误在于：不知道上述愿望和目标早就被本真马克思评判为“欺蒙人民”的“新幻想”，反而不顾一切地要为实现这种“新幻想”而斗争。但由于这种“新幻想”全面违反生产力高度决定所有制结构、经济性质、产品分配方式的规律，因此要想取得人民同意根本不可能，这样才不得不“借”用“专制人治+思想禁锢”的措施来强制推行。
由此可见，解决苏联问题应从“公有制+计划经济+按劳分配”入手，研究这种经济制度究竟错在哪里，怎样改革才能创造和普及智能生产力。由此追根溯源，必然追到本真马克思关于“空想社会主义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的科学评判，追到十月革命带有“生产力高度不够和理论准备严重不足”的两个缺陷，追到苏联制度患有“反规律、害人民”的瞎折腾毛病，追到苏式教科书具有“用巴贝夫主义冒充马克思主义”的特殊本质。这样才能对症下药，通过拨乱反正和理论创新，治好苏联制度的“瞎折腾”毛病和苏式教科书的“张冠李戴”毛病――这其实就是回到本文前面讲过的“十月革命胜利以后的苏联应该选择的第一种可能性”――成为共产主义排头兵。可惜他们至死没有接受这种可能性。
至于说到导致苏联垮台的根本原因，其实就在于苏联历届领导人都至死不悟地把专制空想社会主义当作“科学社会主义”来敬奉，他们在理论上不懂规律，行动上必然违反规律；他们自称“解放人民”，实际上是“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结果必然是：反规律者受到规律的惩罚，欺蒙人民者被人民所唾弃。这也许可以叫作规律惩罚说。其实，按照马克思对空想社会主义的评判，他在19世纪就能得出这个结论。那么为什么时至今日，有些人还不愿接受这个结论呢？只能说明他们头脑中的空想社会主义烙印太深。
这不难理解。因为从1516年出版《乌托邦》一书算起，空想社会主义流传了500多年，他们曾经对“贫富不均和弱肉强食”的丑恶现象进行了猛烈的抨击，无数先驱者为此面无惧色地惨死在屠刀之下，所以在受苦受难的劳动人民的心中点燃了希望，留下了崇高的敬仰。这种希望和敬仰在马克思主义出世以前已经形成了无比强大的传统力量。马克思虽然对空想社会主义的本质――“力图用新的幻想欺蒙人民”――作出了科学的评判，但是由于我们在后面的文章中将要详细考证的那些原因，导致本真科学社会主义的见解鲜为人知。因此，假如不是通过20世纪以“苏联”为首的十几个国家长达几十年的瞎折腾试验，使这些国家的人民受尽了折磨、吃够了苦头，使世界人民认清了空想社会主义的致命缺陷，那么它就不可能那么轻易地彻底破产，就有可能真的如同某些空想社会主义者所期盼的那样“卷土重来”，那时人们又要再受一次前苏联人民所受过的欺蒙和磨难。幸好前苏联人民所受的欺蒙和磨难已经达到了无以复加的极限，这样才能确保专制空想社会主义永远不可能死灰复燃。
我们相信未来的历史学家属于历史唯物主义者。他们将站在人类历史长河的制高点上，对于以“苏联”命名的这段既无先例、又无后继的特殊历史这样盖棺论定：人类在20世纪，以牺牲十几个国家的几千万人为代价，终于宣告流传了500多年的空想社会主义信仰彻底破产，从而为恢复和发展本真科学社会主义扫除了最大的障碍，使得全人类在信息化过渡时期得以在地球上顺利建成共产主义形态，从而为人类在下一个历史阶段开创宇宙文明创设了必要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