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63-3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4）03-0030-06
所谓网络国际传播，即把互联网作为提高国际传播能力、扩大国家影响力、提升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手段和有效载体，采取各种措施谋求优势地位，扩大在网络空间的影响，抢占国际传播的制高点。进入21世纪，伴随信息科技的日新月异和互联网的加速普及，网络国际传播的渗透性、覆盖面和影响力骤然增强，在国际关系中扮演日益突出的角色，世界各国愈发重视网络国际传播的作用和功能。经济建设是党的中心工作，意识形态工作是党的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面对资本主义世界主导的国际传播体系和舆论格局，如何大力加强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根本改变目前国际话语权上“资强社弱”的态势和局面，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巩固全党全国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进而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稳定和意识形态安全，争取世界舆论影响和国际道义支持，是信息网络时代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重要题中之意。
一、网络国际传播的政治意义
网络国际传播是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的新平台和新渠道，成为各方政治势力竞相掌控的跨国媒介和战略空间。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而言，网络国际传播承载更多的政治价值观和意识形态符号功能，是信息时代话语权、竞争力和软实力碰撞消长的集中体现。
（一）网络国际传播领域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竞争斗争的新兴领域
纵观世界历史，从16世纪开始至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两制”关系经历了手工工场时代、蒸汽时代、电气时代和电子时代等生产力发展阶段。事实证明，哪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能够占领科技发展的制高点，能够更好代表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就能赢得发展先机和战略主动，从而代表世界发展趋势和未来。目前，以信息科技为先导的新科技革命正在加速推进，移动通信、大数据、云计算等一系列新科技革命成果层出不穷，深刻影响各国的经济发展、社会结构、传播模式和价值观念。网络国际传播是网络信息科技在政治传播和国际传播领域的集中体现，是生产力水平与政府治理的有机结合，也是信息时代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生产力发展水平的有效检验。苏联在电气时代抓住生产力发展脉搏，迅速实现工业化，赢得卫国战争胜利和世界社会主义阵营壮大，然而，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之后却未能充分认识信息科技的重要意义，与信息科技革命擦肩而过，在同西方资本主义的竞争较量中败下阵来，丧失经济社会活力和制度感召力。恰恰相反，从网络诞生以来，美国掌控着互联网先发优势，握有互联网核心技术。目前支撑互联网运转的根服务器全球共有13台，其中1台是设在美国的主根服务器，另外12台副根服务器也有9台设在美国，其余3台分别在英国、瑞典和日本。[1]美国政府通过“互联网域名与地址管理公司”掌握域名系统最终控制权，在国际冲突中侵害别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同时，全球约3 000个世界性的大型数据库中，70%设在美国，美国的电子商务额占全球总额的75%，商业网站占全球总数的90%。[2]所以，社会主义国家应当牢记苏联在信息革命中不断落伍导致生产力停滞和制度覆亡的历史教训，高度重视信息技术发展，在大力推进信息革命中提升科技竞争力和制度竞争力，赢得“两制”关系的主动权。因此，网络国际传播是网络信息时代基于生产力和科技水平的“两制”之争新领域，是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均在日益重视且关乎综合竞争力、国际话语权和制度吸引力的重要范畴。
（二）网络国际传播力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信息时代，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合作共存竞争斗争，不仅仅需要加强以经济和军事实力为核心的硬实力建设，同时需要加强政治软实力建设。政治软实力包括了领导人意志、社会制度、政治原则、国家战略、决策程序等多方面。托夫勒在《权力的转移》中提醒道：“世界已经离开了依靠金钱与暴力控制的时代，而未来世界政治的魔方，将控制在信息强权的人手里，他们会使用手中所掌握的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利用强大的语言文化优势，达到暴力与金钱无法征服的目的。”[3]（P105）今天看来，网络国际传播力在国家政治软实力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在权力已超越“资本密集”阶段进入“信息密集”阶段的信息时代，信息就是力量，信息权力是最核心的软权力。[4]（P19）作为21世纪信息传递和价值营销的主平台和主渠道，网络国际传播起到政治动员、价值推广、树立形象、争取人心等不可忽视的政治作用，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国家竭力争取和抢占的传播管道和话语空间。作为世界上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美国往往十分善于运用新兴传播媒介增强政治软实力，实施国际政治传播，为美国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扩张铺路。美国20世纪以来先后运用广播电台、电影电视、网络媒介取得了良好的政治传播效果，极大地促进了美国政治价值观输出和国际形象建构，为“两制”竞争中逐渐渗透和演变社会主义，为资本主义占据上风立下汗马功劳。所以，社会主义国家要高度重视网络媒介的国际政治传播功能和效果，一方面不遗余力地发展信息科技，缩小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数字鸿沟”；另一方面，要把网络国际传播力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不断提升网络空间传播力和国际政治话语权，彰显社会主义政治价值观，营造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为推进世界社会主义发展打下坚实的物质基础、技术保障和道义支持。 （三）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是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必要举措
20世纪60年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开始研发互联网，到20世纪90年代克林顿政府掀起“信息高速公路”热潮，资本主义国家在互联网和信息化建设上启动早、投入大，已经占据了互联网领域的技术、管理和话语权制高点。冷战结束之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认为，今后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渗透颠覆分裂破坏活动，不需要“动枪动炮”，利用互联网进行煽动策划指挥，成本低、防范难、速度快、影响大。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斗争的主战场，是社会主义国家面临的“最大变量”，搞不好会成为“心头之患”。以美国为例，利用互联网实现外交目标和国家利益，是奥巴马政府“21世纪治国方略”的重要内容。2011年5月，美国政府出台的《网络空间国际战略》是迄今为止美国最为全面和详细的网络空间战略规划。作为美国网络政策的顶层设计，该战略将在今后一段时期指导美国网络空间的政治和外交行为，对世界网络空间发展和国际政治交往产生深远影响。实践证明，网络国际战略是美国国家整体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网络空间和信息技术维持美国霸权地位、实现美国国家利益是网络国际战略的出发点和落脚点。[5]在对待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时，美国处心积虑地推行“网络自由”战略，大力输出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和美国政治价值观，宣扬所谓的“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和“历史虚无主义”，对社会主义国家思想理论界、社会舆论环境产生较大的干扰和影响。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曾经说过：“中国不会拒绝互联网这种技术，因为它要现代化。这可是我们的可乘之机。我们要利用互联网把美国的价值观送到中国去。”[6]从美国的“棱镜”“X-关键得分”等监控计划看，他们的互联网活动能量和规模远远超出了世人想象。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因此，从维护社会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安全的高度出发，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有力回应资产阶级网络舆论，消解资本主义网络霸权，任务艰巨，迫在眉睫。
二、社会主义国家网络国际传播力现状
社会主义国家是网络国际传播领域的后来者和赶超者。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中国、越南、老挝、朝鲜和古巴处于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面临各自的任务和压力。中国已经成为世界互联网第一大国，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互联网发展和管理模式；[7]越南和老挝走上了互联网发展的快车道，正在日益扩大国际影响力；朝鲜和古巴则依然处于相对落后和停滞的状态，面临西方国家网络国际传播带来的严峻政治挑战。
（一）中国：信息技术和网络社会快速发展，步入获取国际话语权阶段
截至2013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6.18亿，网民人数位居世界第一，已经成为全球最大的互联网社群，互联网普及率为45.8%，手机网民人数为5亿，手机网民规模持续增长。中国互联网普及率逐渐饱和，互联网发展主题从“数量”向“质量”转换，具备互联网在经济社会中地位提升、与传统经济结合紧密、各类互联网应用对网民生活形态影响力度加深等特点。[8]中国虽已成为互联网大国，但是，与美国相比，互联网核心技术及相关软硬件基础设施对美国依赖程度较高，原始创新能力严重不足，中国互联网对西方的传播力十分有限，无法在全球网络舆论场中有效反制西方国家的文化渗透。[9]1994年以来，中国文化产品在全球贸易中长期逆差没有得到根本改变，在全球舆论格局尤其是互联网、移动手机等新兴传媒舆论体系处于“西强我弱”的严峻形势下，西方利用我国文化产品在全球贸易中的逆差地位，利用高科技文化软实力的渗透攻势不断加大。中国网站主要靠中国网民访问，网站黏性远低于世界同等规模网站的平均水平，中国公司没有进入世界网络市场，外国公司也没有进入中国网络市场。中国网民数量大而实力不强，传播网络应用广泛而技术滞后，网络媒体众多而大都雷同，“中国在国际互联网社群的参与力度还远远不够，由于语言和知识背景的障碍，中国互联网社群还不能在国际互联网事务的各个领域参与和贡献力量”，[10]世界第一网民大国亟须向网络强国升级转型。2013年，全球第一个地址分配机构合作中心在北京正式设立。中国互联网企业、组织以及机构可以通过地址分配机构北京合作中心了解全球互联网发展态势、共享互联网发展经验、争取非英语社群权益、促进发展中国家互联网地位的提升。从此，中国互联网社群将获得一条宝贵的互信沟通渠道，在积极参与国际事务的同时，及时把握全球互联网机遇，推动中国互联网社群壮大，加快中国互联网发展和话语权提升。
（二）越南、老挝：日益重视网络发展，网络发展呈赶超趋势
越南把发展互联网作为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手段，积极制定互联网发展战略和相关法规，加强互联网基础设施建设，不断培养信息技术人才，推动越南社会信息化的建设。在短短的十几年里，越南互联网的发展超越其国民经济发展速度，2000―2010年 增长12035%，[11]网民人数由2003年的310万增至2012年9月的3100万，累计增长了近10倍，截至2012年7月3G用户人数已增至1600万人，占越南全国人口的18%，是亚太地区互联网增长比例最快的国家和世界上增长比例最快的国家之一。[12]
老挝曾经是东南亚乃至世界上网络资源最为贫乏、最需要帮助的国家之一。[13]然而，老挝庞大的年轻人群体以及受过良好教育的国民成为老挝网络事业蓬勃发展的生力军。这部分人由于受到邻国及国外居民生活方式的影响，对网络已有基本的认识和了解，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们正努力地学习英文以克服语言方面的障碍；而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则已经或正在国外接受高等教育，语言障碍已经扫除，网络早已成为他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事物。老挝于2008年开通了手机3G网络，目前老挝全国手机用户有300多万，在全国主要城市中，手机覆盖率达87%。2012年，老挝成为东盟地区继新加坡后第二个开通4G网络的国家，标志着老挝的电信发展进入到国际先进水平。[14] （三）朝鲜、古巴：互联网发展滞后，面临较大的外部政治压力
“光明网”是由朝鲜唯一的国营互联网运营服务商提供硬件和技术支持的局域网络。网内还有一些论坛、聊天室和几家国营媒体的网站，可以浏览朝鲜之声、《劳动新闻》和朝鲜中央通讯社等新闻媒体的官方网站。朝鲜电脑上装载的并非是世界通行的微软Windows系统，而是自行研发的“红星”系统。朝鲜国内用户只需到各电话分局办理入网申请手续，即可通过电话线上网，无须支付任何入网费。但是至今为止，在朝鲜2400 万人口中只有150 万人口使用网络。政府、军队以及高等学校可以使用互联网，普通民众依然很难接触到互联网。在朝鲜，本国人私下访问国际互联网是违法的，部分大学的计算机实验室是少数几个例外。除了极少数朝鲜人能够私下访问网络，大多数人都是在工作场所或者非政府机构才能接触网络。接待外宾的酒店大多配备有可上网的电脑，平壤和清津等城市更出现了“网吧”这样的新鲜事物。2008年，朝鲜与埃及奥拉斯考姆通讯公司合作，开始建设3G 网络。奥拉斯考姆公司投资40亿美元在朝鲜信息基础设施建设上，以获得朝鲜通信业25年的专营许可。[15]（P59）2013年5月，朝鲜手机用户突破了200万人，分布在包括平壤在内的15个主要城市和100多个中小城市。合法使用的手机具有语音通话、视频通话、发送和接收短信、拍照和游戏等功能。2013年，朝鲜电信运营商首次开放了3G数据网络，访问条件十分受限，朝鲜本国的公民无法访问，而仅支持外国公民的访问。[16]互联网的出现和逐步开放是朝鲜现有政治和社会秩序所面临的重大挑战。
古巴1996年开始提供互联网接入服务。据古巴政府统计，在1120万人口中，有260万人能够使用互联网，但迄今为止，大多数古巴人仍只能使用一个受到限制、由国家控制的“内部网络”。目前古巴国际通讯主要仍依靠卫星传输，费用极其昂贵。随着一条连接古巴和委内瑞拉、长1600公里的海底光缆的开通，自2013年6月4日起古巴将在全国118个网吧提供更便利的互联网接入公共服务。[17]据研究统计，古巴的网络连接率排世界倒数第二，约16%的古巴人能够上网，这些人多是在工作和学习过程中使用网络。在这个人均月收入仅为20美元的国家里，每小时的上网费用达到4.5美元。古巴政府官员表示，技术和资金限制是古巴私人上网受限的主要原因。
三、社会主义国家网络传播力建设
目前而言，社会主义国家面临信息科技发展、网络信息管理和由此产生的内外政治压力。唯有高度重视和加快提升网络国际传播力才能实现根本改观，有力回应和超越资本主义网络国际传播体系。
（一）提升网络信息科技水平
缺乏核心科技是国家信息产业发展和国际网络传播力建设的巨大阻碍。社会主义国家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网络产业在创新、平台架构、运营、管理和技术上存在明显差距，这迫切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加大信息科技领域的投入，加快实施高速互联网等国家信息化战略，重点发展新一代移动通信、下一代互联网、三网融合、物联网、云计算、集成电路、新型显示、高端软件、高端服务器和信息服务，逐步减少信息科技软硬件上对资本主义国家的依赖，不断增强自主创新能力，研发更多的拥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网络产品，形成有利于打造全球网络传播巨头的良性生态环境和技术环境。就社会主义国家而言，一是要以资本为引擎，提高网络市场化程度和融资水平，为建设世界一流的全球网络国际传播力市场寻求加速器。二是要从大众理念、执行层面和国家政策等多种角度实施向IPv6过渡的国家行动计划，针对下一代互联网发展的国产设备采购予以优惠政策，大力扶植下一代互联网相关企业的发展。三是加大网络科技人才培养力度，形成水平一流、规模庞大、持续更新的网络科技人才库，做好网络科技发展的人才储备和运用工作。
（二）完善网络信息传播体制
完善网络信息传播体制能够有效保证虚拟社会健康发展和网络国际传播持续推进。伴随着互联网的迅猛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遇到的网络管理问题日益突出，建立和完善网络信息传播体制刻不容缓。作为世界上网民最多、互联网发展最迅速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政府积极探索依法管理、科学管理、有效管理互联网的途径和方法，已初步形成符合中国国情、符合国际通行做法的互联网管理模式。[18]一方面，坚决维护国家互联网主权，确立科学的国家安全意识和理念、确保政治引导舆论正确性，掌握舆论引导的主动权。另一方面，实现国际合作与充分开放，舍弃封闭、固守、僵化的模式，形成开放、包容、创新的模式，在双边和多边互联网治理交流中，增进相互理解，分享网络治理经验。与此同时，要建立符合实际、科学有效的网络国际传播机制。在国家层面，整合外交外事和新闻宣传部门网络传播力量，组建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外交部网络事务办公室等机构，协调网络国际传播工作，形成网络国际传播统一指挥、扎实推进的领导格局。在社会层面，积极调动社会资源和力量，培养社会组织和公众参与网络国际传播的兴趣和能力，鼓励包括网络公司在内的市场主体在海外营销时参与和开发网络传播的行动和项目，逐步形成政府、社会组织、公司和公民密切配合、协调公关的网络国际传播工作整体局面。
（三）优化国际网络传播格局
目前，英美等国为代表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导的国际网络传播体系并未发生根本变化，社会主义国家在现存体系中处于弱势和边缘的地位，经济发展、信息安全、社会稳定均受到不同程度的威胁。因此，改变和优化现有的国际网络传播格局至关重要。一是建立国际网络传播联合阵线，联合世界范围的发展中国家反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网络霸权，深入揭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国际互联网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进行的意识形态渗透、国家机密窃取和政治颠覆活动。二是倡导改变西方主导的国际互联网格局，建立国际互联网新秩序，发挥联合国在国际互联网管理中的作用，支持建立一个在联合国框架下的、全球范围内经过民主程序产生的、权威的、公正的互联网国际管理机构。三是重视世界范围内的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这关系到互联网的发展与安全。建议各国都有参与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管理的平等权利，应在现有管理模式的基础上，建立一个多边的、透明的国际互联网基础资源分配体系，合理分配互联网基础资源，促进全球互联网均衡发展。 （四）推进意识形态创新发展
互联网作为信息时代的传播平台和传播渠道，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竞争中承载意识形态和价值符号。社会主义国家的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同样需要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创新发展和价值符号的与时俱进。一是要形成符合网络时代的、开放性的意识形态体系。网络传播不同于传统的政治宣传，有自身的规律和要求。网络政治传播的多中心和多向度要求意识形态的开放性、包容性更强，能够对新事物、新现象进行有效的整合和解释，能够充分地预测和判断世界发展的新趋势、新动向。争取在一些重大问题的对外话语体系建设上有所突破，在更广泛领域构建起既有社会主义特色、社会主义气派，又能与国际社会开展有效对话的话语体系。二是要形成符合青年心理的、创新的价值符号体系。从世界范围来看，青年群体是互联网平台上的活跃者、主导者，对网络国际传播产生巨大的推动作用，是“两制”都竭力争取的重要社会力量。要通过对价值符号和话语体系的更新，增强国际互联网传播对青年的吸引力、感召力，这关乎世界社会主义的前途和未来。三是要深化对发达资本主义的研究，传播人类历史发展规律。通过国际互联网平台，深入揭示资本主义终结的历史归宿，阐述社会主义胜利的历史必然，社会主义社会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的替代形态以及世界社会主义事业的进步性、正当性和合理性，争取世界范围内进步力量和国际道义的支持。
（五）提升网络国际传播能力
对世界形势发展变化，对世界上出现的新事物新情况，对各国出现的新思想新观点新知识，社会主义国家要利用互联网加强宣传报道，以利于积极借鉴人类文明创造的有益成果。软实力基本理论告诉我们，一般来讲，大国的标志是有能力打赢战争；但在信息时代，成功则不仅取决于谁的军队能打胜仗，更取决于谁的故事更有说服力。在当今信息时代，政治也与谁的“故事”更能赢得人心有关，维护获取信息的自由将成为巧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19]因此，要精心做好对外宣传工作，创新对外宣传方式，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20]（P1-4）作为社会主义大国，我们传播的概念范畴表述既要符合中国国情，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又要与国外习惯的话语体系、表述方式相对接，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要把中国价值理念融入媒体的报道之中，为国外受众提供观察国际社会、国际事务的中国视角，引导他们准确理解中国在有关问题上的立场主张。我国的民主人权、新闻管理、民族宗教、司法体制等问题长期受到外界关注，其中不乏误解和偏见。要根据我国的实践，概括和提出新的概念、新的表述，把我们的国情说明好，把我们的主张阐释好，把我们的进步介绍好，引导国际社会客观、公正地认识和看待这些问题。
总而言之，随着信息传播技术在全球化过程中的广泛应用，国际关系和国际事务日益重视传播关系建构和价值符号竞争。信息时代的互联网国际传播就是“为心灵和头脑而战”，它争夺的是“心灵的霸权”，因而是“观念之战”。为此，社会主义国家要积极参与互联网国际传播竞争，塑造全球“观念市场”。 一个政权的瓦解往往是从思想领域开始的，政治动荡、政权更迭可能在一夜之间发生，但思想演化是个长期过程。思想防线被攻破了，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对于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而言，如何应对政治信息跨国流动不均衡、不对等的不利国际传播格局，如何通过网络国际传播力建设和占有先机的信息博弈赢得国际关系和意识形态领域主导权，已经成为一个关系到国家发展和制度存亡的战略问题。可以预见，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不断发展、国际社会民主进步力量不断壮大和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网络国际传播格局将迎来根本性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