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A8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671-511X（2014）01-0005-07
本文以“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为题来回顾上世纪一些经济落后国家创立和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过程，反思和辨析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是非，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今天看来，这些国家的社会主义只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局部，只是社会主义的一个特定的历史形态，虽然它们曾经主导过世界历史的走向，并为全人类所瞩目。
1895年，恩格斯曾回忆1848年的革命说：“历史表明，我们以及所有和我们有同样想法的人，都是不对的。历史清楚地表明，当时欧洲大陆经济发展的状况还远没有成熟到可以铲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程度。”对这一段总结性的话语，我们可以做如下的解读。
一，对马克思、恩格斯而言的共产主义革命是有一定的历史条件（如经济发展水平）的。这两位革命导师一生以极大的热情指导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但他们并不急于求成，而是以冷静的科学态度预期历史的发展会有一个“水到渠成”的结果。
二，当然，历史条件不成熟也不是就不能（或不会）爆发革命。1848年欧洲就爆发了无产阶级的首次革命，1871年巴黎公社举行起义还建立过无产阶级政权，尤其出人意料的是，20世纪俄国“十月革命”、中国等国的革命在经济水平更为低下的条件下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表面上看来，这是一些偶然的历史事件，但实际上它正是时代的产物，历史的馈赠。它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世界“内乱”结出的果实。
我们说20世纪诞生的社会主义是时代的产儿。这个时代就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当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进入帝国主义战争时代，20世纪爆发了两次世界大战。这就造成了无产阶级和人民革命的历史机遇和条件。这些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是在战争中打出来的，是暴力革命的产物。进一步说，这样的社会主义也必然打上时代的印记，这是一种以政治（政府）为主导的社会主义。因为“战争”与“革命”二者都是不折不扣的“政治”。
社会主义是什么呢？简而言之，它就是资本主义的替代物。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着力论证的是历史发展的总趋势，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只要资本主义还存在一天，这一预言（符咒）就会附着在它身上。除此之外，马、恩并没有制造出什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历史结论与行动纲领。1893年恩格斯指出：“我们不打算把什么最终规律强加给人类。关于未来社会组织方面的详细情况的预定看法吗？您在我们这里连它们的影子也找不到。”
然而，历史偏偏制造（创造）出了一种并非“资本主义替代物”的社会主义。这是一种在“苦于资本主义不够发展，，的社会中诞生的社会主义，它与马克思论证过的社会主义很少具有“家族相似性”。因为它毕竟只是一种历史偶然性的产物，而并不存在一种逻辑的必然性。列宁在“十月革命”后急切地盼望德国和欧洲都发生革命，结果没有盼到。有的国家革命胜利后又很快归于失败。中国等发展中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也不是这类国家普通必然的现象。列宁曾指出了俄国在“世界历史发展的一般规律’’下的特殊性，并预言“在转向东方国家时这些特殊性又会带有某些局部的新东西。”总而言之，社会主义从无到有，得益于历史的创造、历史的选择。
列宁曾在《论我国革命》中指出：“既然建设社会主义需要有一定的文化水平……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用革命手段取得达到这个一定水平的前提，然后在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的基础上追上别国的人民呢？列宁的这个道理是正确的。可是，后来的历史表明，这要实行起来并没有那么容易。“追上别国的人民”，有一个具体的路径问题，而且是一个长期艰难的历史过程。近百年来，社会主义历史的发展经历了巨大的曲折与艰辛。具有六七十年历史的苏联在这条路上崩溃了，回到资本主义的老路上去。而中国等社会主义国家还在这条道路上不断地探索前进。
20世纪以来的“经验的”社会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社会的“试验”。这种“试验”性质从它一诞生就开始表现出来。“十月革命”的胜利是一个历史的奇迹，革命者推倒反动派的统治表现了一往无前的勇气和历史的创造精神。但在革命胜利后不久，他们就开始犯起错误来。在最初几年中，革命者的社会改造计划是“战时共产主义”和“直接过渡”。前者作为暂时的应急措施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不无必要的。而后者则是差点招来灭顶之灾的错误选择。
列宁及时发现了这是一条走不通的死路，改而实行“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实际上就是直接部分地恢复资本主义，除了实行粮食税，允许农民自由贸易外，还实行了租让制，让外国资本家去开发国家无力开发的矿山、油田和林区；实行租赁制，由私人或合作社去经营部分中小企业，允许办私人企业，等等。在挫折和失败面前，列宁认识到应该利用和借鉴资本主义的形式和方法来组织社会生产，建设社会主义。他后来更清醒地认识到应该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和政治学说”来正确认识革命与改良的关系。并指出：革命家“最大的危险……就是夸大革命性，忘记适当地和有成效地运用革命方法的限度和条件。”这些警示在近百年的历史中多次被得到印证。
“新经济政策”使革命政权化险为夷。列宁在实行新经济政策后曾总结道：“一年来农民不仅战胜了饥荒，而且交纳了大量的粮食税……在1921年以前，农民暴动可以说是俄国的普遍现象，而今天差不多完全没有了。他还曾指出：“我们计划用无产阶级国家直接下命令的办法在一个小农国家里按共产主义原则来调节国家的产品生产和分配。现实生活说明我们错了。”列宁的总结耐人回味。第一，革命胜利后，农民还暴动成风，这说明革命政府实行的经济政策肯定是错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体制必须加以改变。第二，不使用或少使用“强制手段”来组织生产和分配应该是正确的经济路线的一个标志，也是历史的一个教训。 这次犯错与纠错的历史教训意义深远，就好比自然科学中，复杂系统演化对初始状态的敏感和回复的特性。近一百年来，社会主义的发展都多次重复类似的犯错与纠错的过程，深刻影响了20世纪中后期世界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
可是，列宁的后继者并没有把它当作教训。列宁1924年逝世后，斯大林1927年就提出“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随后就强制实行“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酿成了经济体制的深层弊端。毛泽东虽然也曾怀疑过斯大林结束“新经济政策”是否太早了，但是后来他放弃“新民主主义”阶段，实行农业等各业社会主义改造，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的步伐就更是快得出奇。而且是在比俄国更加落后的中国这样做。我们设想，如果按列宁的预计，“新经济政策”搞25年，如果按中共“八大”的规划，用15年时间完成社会主义改造，苏联和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道路一定会走得更加顺畅。当然，历史是不能假设的，它往往只能一次又一次用痛苦的教训来为我们提供些许有用的启示。
这里，我们着重从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社会主义发展的历程来总结历史的教训。
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对中国社会历史发展本来是有比较正确的认识的：革命分两步走，先搞新民主主义，以后再搞社会主义。毛泽东在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把革命胜利后的中国社会定性为新民主主义社会，其包含的主要经济成分是：国营、合作社、私人资本主义、个体和国家资本主义等五种经济。这里虽不说有严密的论证，但也是符合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的。说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是因为这里还是把社会主义当作“资本主义替代物”，在今后有了条件再全面实行。这也与列宁经过挫折与失败得来的“新经济政策”的思路相吻合。保留和发展一部分资本主义成分，对于经济更加落后的中国是理所当然的事。
但是，新中国成立以后，毛泽东却选择了另一条道路。他不仅不再提新民主主义社会，还反对别人提新民主主义社会。在民主革命完成以后，他又马不停蹄地搞社会主义改造，要让资本主义“绝种”。1958年开始搞“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新中国成立不到十年就着手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在人祸、天灾中失败以后，毛泽东（不完全）退居二线仍不放弃，变反“左”为反“右”，反了社会上的“右”，又反党内的“右”。最后发动“文化大革命”，反对“走资本主义道路”，把党和国家拖进了巨大的灾难之中。
中国革命，作为现代版的农民革命（起义），本来是顺乎时代、顺乎人心的。但在革命后又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便把资本主义给收拾掉了，这就给中国的历史酿成了大错。它几乎中断了中国近代以来向资本主义前行的进程。这一大错后来已被历史（实践）给以完全的证明，并被历史无情地加以纠正。
这种过早消灭资本主义，杜绝市场经济的做法，从经济方面看，是将社会的微观经济彻底破坏，使社会经济失去活力，各地区、各行业变成经济生产的“孤岛”，物质匮乏，供应短缺。从社会的大的方面看，是拒绝了人类历史阶段一次大的跨越，使生产社会化的脚步停止，使封建社会思想和制度的残余得不到清除，人们的个性自由、政治平等得不到真正实现。而这些都是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给以承诺过的。可以用列宁的一段话来评论这样的错误：“试图完全禁止、堵塞一切私人的非国营的交换的发展，即商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发展……那它就是在干蠢事，就是自杀。……试行这类政策的政党，会遭到失败。”我们的确干过不少的蠢事，也曾经“自杀”。“文化大革命”就是一种“自杀”，自己残杀自己的社会精英，在经济上“割资本主义的尾巴”，把国民经济搞到崩溃的边缘。
四
今天我们来总结产生这些历史性错误的原因，至少可能有以下几点。
一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建设很顺利。短短3年就治好了长年战争的创伤。这与列宁当年的处境不大相同。这使得毛泽东忘记了对中国的正确的历史定位，唯意志主义抬头，背离了原本符合马充思主义的正确路线。既然“三座大山”都能被推翻，革命的下一个对手――资本主义――应该说也不在话下。哪知道，这时把资本主义当作消灭对象本身就是错误。虽然辩证法被称为“革命的代数学”，但这辩证法的公式是不能滥用的。任何革命的“行家里手”都应记住前述列宁把握革命性的警告。马克思主义也告诉我们，在历史发展的一定条件下，历史进步的特定的问题和任务才会被提出来。
二是仿效苏联的“斯大林模式”，犯了教条主义。这其中当然也有政治结盟，保持一致的因素。因为苏联这个活生生的“样板”毕竟处处比当时的中国先进，在世界上也很有威望。当时的中国人普遍都认为“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俄为师”是大趋势，但也不是必然的事。南斯拉夫就没有做这样的选择。毛泽东大概是很不容易犯教条主义的。人们在总结历史教训时很难指出毛泽东犯了教条主义的错误。其实毛泽东的很多做法都是从斯大林那里学来的。例如，斯大林早早废弃“新经济政策”，彻底“消灭资本主义”。斯大林提出在较短时间内“赶”、“超”资本主义的方针，犯“急性病”。还有他对党内搞“大清洗”等。这些都在毛泽东那里重演过。“文化大革命”是公开的“大清洗”，斯大林则是秘密的。有的人乐于总结毛泽东曾认识到“斯大林模式”太过“僵化”，他自己也有一些“发明创造”。但重要的是，应该看到，毛泽东从来没有怀疑过斯大林上述“左”的路线的大的框架，而且在搞“纯粹社会主义”的做法上或者搞得比斯大林更左，或者搞得更荒唐，如大跃进、人民公社和“文化大革命”等。
三，历史的头绪纷繁复杂，需要总结的历史教训也是多方面的。这里我们不妨从列宁在“新经济政策”中关于“商业”（它可以作为资本主义的代名词）的论述来加以讨论。
列宁从挫折和失败中认识到商业的重要性。除了本文前面已有引述，他还说，商业“是我国经济生活的试金石……是促使经济开始全面高涨的唯一可能的纽带”。他惊呼：“看来这是很奇怪的，共产主义竞同商业有关？！”并指出：“我们决不受莫名奇妙的轻视商业的感情社会主义……的情绪支配。”在中国，这极左的“感情社会主义”真是有些莫名其妙。它竟然支配了毛泽东和中国人民几十年，按邓小平的说法也耽误了中国几十年。这就好比，因为要搞“社会主义”，于是就把“丝绸之路”、“茶马古道”给封了，把“清明上河图”式的集市给禁了，把慈禧太后都不排斥的“票号”给关了。人们只能吃自己生产的食物，用自己造的物品，据说这就可以消灭“剥削”，实现“社会主义”。然而，当人与人的市场性交流和交往都被禁绝，人的“社会”属性都丧失殆尽，社会化的生产都没有了，还会有什么“社会主义”呢？人类学家认为，人类在石器时代，“商品交换已是经济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按上述这种“社会主义”的做法，人类就只能退回到森林中去了。我们的改革开放就是从恢复商品流通开始的，人们又过上了正常的，商品丰富、物质富足的生活。 五
新中国成立之初，中国社会90%还“停留在古代社会”，可是不到十年的时间就已在大张旗鼓地向共产主义过渡了。这是本文多次提到的一段历史奇事，一个不大不小的“历史之谜”。我们试着来解答这个谜题。实际上，这一段速成“共产主义”的经历，只有从总体上来认识、分析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标，才能厘清它的头绪，找出它的历史根源。中国农村从合作社、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一路小跑。毛泽东要到全国实现人民公社化――搞出个共产主义的模样来，心里才稍微放心一点。因为他几十年为之奋斗，最看重的得意之作就是这样的“乡村公社”式的军事共产主义社会。
毛泽东（或他理想中）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可以叫做“小农的平均（平等）的社会主义”或“乡村的平均的社会主义”。它是以小农为主体（城里人都应该到农村去“劳动改造”）的，绝对平均主义（平等）的，实行供给制的军事共产主义。
新中国成立之后，由于毛泽东怀念战争年代的官兵一致，军民打成一片，多次提出“恢复供给制”，说供给制具有共产主义性质，是马克思主义的作风。直到1975年，仍强调分等级，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等与旧社会差不多。1958年毛泽东印发《张鲁传》并做批语，用“五斗米道的政治经济纲领”来论证人民公社吃饭不要钱、政社合一、劳武结合是有历史根据的。1966年毛泽东发表了“五七指示”更是完全展示了他的共产主义蓝图和模式。即单一公有制，取消社会分工、平均分配、自给自足。把人民公社的做法总结提高加以推广“普及”。这些乡村公社的美景似乎有点“后现代”，实际上是“前现代”（古代）。它是空想的社会主义，它给中国农村带来的是饥荒与贫穷，早已被历史所淘汰。如果中国一直推行“文革”那一套做法，可能早就被“开除球籍”，哪里还有今天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局面呢。
毛泽东的这一套理论个人风格浓郁。历史学家费正清说：“毛泽东的注意力一直是重塑延安那种简朴的生活方式。他鄙视城市生活，他的理想是植根于土地的全能的人……”往前追溯，毛泽东在学生时代就受康梁影响，推崇和实践过空想社会主义，曾仿效日本的新村主义，谋划在长沙建设“新村”，逐步改造社会。如此看来，这“新村”理想伴随了毛泽东一生。全国解放后，大概环境条件已经成熟，他便一门心思地拿出来加快实行，其他的一切都要让步或者推倒。为此，他不惜大动肝火与民主人士梁漱溟争吵。这反映出“乡村社会”及其话语权在毛泽东心目中的重要地位。为此，毛泽东的另一个理论“法宝”――阶级斗争――派上了用场。他在文革前曾对刘少奇说，我动一个小指头就可以把你打倒。
通过对毛泽东的社会主义目标的分析，我们感觉到，其他的一些历史原因好象都已经无足轻重了。毛泽东要为他认定了的目标奋斗，谁也不能阻拦。一位汉学家说，有一种“浮士德精神”（不一定准确――引者注）“激励着毛泽东冲天的斗志”。无怪乎到“文革”开始，中共党内外各界人士越来越没法理解毛泽东的许多怪异想法和做法。后来中共《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总结道：“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这是他的悲剧所在。”在毛泽东自认为的“马克思主义”指引下，中国走了一段艰难曲折的路，这也是党和人民的一场悲剧。谁也难以为他辩护。
总之，在社会主义问题上，列宁所放弃的就是毛泽东一直主张和坚持的。“战时共产主义”被演变成人民公社的军事共产主义，“直接过渡”被坚持奉行成了几十年的“穷过渡”。不是说后来者非要恪守前人的做法。这里的问题是没有理解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或根本就无视历史的经验教训，只能导致重犯历史的错误。列宁在推行“新经济政策”后对社会主义有了全新的认识。毫无疑问，在俄国这样的落后国家要实行的社会主义一定是包含有“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的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纯而又纯”的社会主义。
六
历史的因果关系是多重的。这里有必要分析一下造成这些“左”倾错误的认识上的时代背景。
如前所述，降生于“战争与革命”时代的社会主义处于与资本主义相互敌对的环境之中。“热战”（两次世界大战）之后是“冷战”，新中国成立以后，我们与帝国主义和国内外敌对势力仍处于战争状态之中。对资本主义的仇视与戒备掩盖了一切。政治主导，“谁战胜谁”的担心提到了首位。至于资本主义在一个国家历史进程中的进步作用（推动生产力发展）――这在马克思主义中早有定论――则被忽视了。更何况，20世纪前半部分，世界资本主义呈现的是危机重重，战乱不断，面目狰狞。社会主义则在全球凯歌行进，声势浩大，人气高涨，一时曾有“东风压倒西风”之慨。二战后“左倾思潮”主导世界。那时，只知道有资本主义学习、仿效礼会主义的理论和议论，哪里会有社会主义自我反省的必要呢（实际上是各有各的问题）。这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马克思主义的坚守，掩盖了社会主义体制内部的弊病和问题。在粗放型发展阶段，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也还没有显示出十分笨拙。一直到上世纪50至70年代，资本主义借着科技革命和消费革命等机遇。经济上实现了一个较长时期的高速增长，资本主义仿佛义变得繁花似锦、处处光辉。社会主义则变得艰难重重，似乎一无是处。很难设想，1929年资本主义经济大萧条之时，斯大林还会安心去向资本主义学习。毛泽东当年关起门搞“文化大革命”，反对资本主义，他也不看一看世界和周边的资本主义都已经是什么模样。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总要打上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的烙印。
分析这些错误的认识上的原因，指出历史人物的思想局限性可以与那些为历史错误进行辩护的论调划清界限。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前人的失误必须认清，以便今后不会重蹈覆辙。从哲学上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要是实践过后，奋斗过后，我们都不总结出几条道理，几条经验教训，那么我们就白奋斗了，白牺牲了，前人的错误就还可能重犯。
七
对社会主义历史的回顾与反思最终可以归结到对马克思主义本身及其发展的认识。只有理解并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才能在实践中解决它的应用（例如中国化）的问题。这里择要地加以讨论。 一，社会主义百年发展的诸多历史困惑如何破解？其实也简单。我们只有回到历史唯物主义的常识（基本观点）上来，即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相互关系的理论来加以说明。苏联从实行“新经济政策”到过早废弃这一政策建立“斯大林模式”，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生产关系要适应生产力发展的重要性。毛泽东醉心于“生产关系”的不断更新，三步并做两步走，跨阶段超前设计并实行“一大二公”的生产关系，结果迅速失败，连连失败。邓小平后来只有“让农民自己选择生产关系”来加以纠正，才回归了正道。社会进步的标准也从自认为生产关系“先进”转变成生产力得到发展，人民生活改善。
更进一步考察，列宁实行“新经济政策”是逼出来的，邓小平搞改革开放也是逼出来的，因为不如此就只有死路一条。这说明，历史的发展自有其一定的规律，任何天才人物只有认清这些规律，顺应时代潮流，才能绕过激流险滩，推动历史发展。苏联为何解体，中国为什么要走“市场化”道路，作为历史之谜引来众多议论。其深层的基本原冈仍是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要适应生产力的发展这一规律在起作用。如果将中国过去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与现在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比较，显而易见的至少有两个特点。通俗地说，第一，前者“做不大”或者很难“做大”。靠对农业的剥夺，靠“大锅饭”低效率，国家的经济体量和基础设施等很难有大的发展；而后者则可以做大，如今天我们就做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创造出经济奇迹。第二，面对现代科技革命、消费革命和全球化（资源的全球配置）浪潮，前者对于现代经济模式更显得格格不入，直到根本就“做不了”。就拿消费革命为例，人们需求的商品品种和数量，消费的方式极大地增长，迅速地更新，指令性计划经济根本就不能追赶其步伐，适应其发展。而后者则可以应付裕如。所以社会主义的改革和更新也就成为了历史的必然。至于苏联在这个历史性的改变中倒下了、解体了，那是有另一些历史因素共同作川的结果。从这里可以看出，时代对经济制度的挑战是严峻的，历史对社会主义的选择是无情的。
二，历史的反思可以加深我们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社会主义的百年发展表明，作为从资本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社会形态，社会主义是一个对立统一体。一切事物变化的过渡性中间状态，都表现出“亦此亦彼”的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包含有社会主义的因素，社会主义社会也应该保留一定的资本主义成分。不会在某一天，一方战胜了另一方就变成某种纯粹的社会。这就排除了“新经济政策”、“保留资本主义”只是短期的权宜之计的看法，轻易提出“消灭资本主义”是十分冒险和错误的事情。至于“共产主义”则是未来待诸多条件具备、成熟以后，“水到渠成”逐步自然过渡的事情，不是单凭打倒了资本主义就能实现的。众所周知，马克思根据唯物历史观将人类社会的历史发展划分为“人的依赖关系”、“物的依赖关系”和“自由个性（个人全面发展）”三个阶段。对于今天的人类，第一阶段基本已成为历史，第二阶段正在经历，第三阶段则是未来的理想。第二阶段是必不可少的“过渡阶段”，人类由此建立起“人的独立性”。“在这种形态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求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只有依赖商品、货币等“物”的条件，这一切才能自然地全面地建立起来，也才能向第三阶段前进。“斯大林模式”则是以强制的方式阻碍这一切的发展，使生产力和人的发展受到限制，使第三阶段成为遥不可及的幻想。
三，最后，我们要进一步重新探讨“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下的社会主义”这样的理论问题。
首先来说社会主义。社会主义作为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它是生产社会化状况下的社会合理化的制度（政策），如公有制、共同富裕、社会公平、和谐等。它的前提是生产的社会化，它的目标是扩大生产社会化、发展生产力。而要做到“生产的社会化”就一定得发展“商品经济”或“市场经济”，也就是要有“资本主义”的一定的发展。东方和西方，通往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道路可以各不相同，但这个“生产社会化”的前提，“商品（市场）经济”的发展则是相同的、必要的条件，否则就不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之下的社会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只（严密）论证过由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而来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历史造就了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它们避免了资产阶级统治的政治前途，但必须保留一部分资本主义的经济成分并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不如此就与马克思主义相去甚远，也只能归于失败。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的学说，具体而言，马克思主义就是《共产党宣言》，就是《资本论》等论著。《共产党宣言》为什么从资本主义的发展讲起？论证共产主义为什么要专门写作《资本论》？因为这才是科学的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科学。按马克思的逻辑（辩证法）推导，共产主义（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自己（矛盾）运动”的结果。其他人为的努力，可能加速或延后这一过程，但不能改变其固有的实质。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为我们做出的榜样和制定的范式。
不能把社会主义等同于人类自古就有的对美好、合理社会的幻想，或者认为只要反对资本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共产党宣言》就批判过那些与资本主义不搭界的、空想的或反动的社会主义流派。一百多年来，世界上的各种社会主义学说可谓五花八门、层出不穷。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在千年大变局的一百多年间，各种古老的或现代的社会理想都被拿出来实行和实验。有儒家的、道家的、墨家的等等，也有西方的。最具代表性的是康梁的社会大同理想，它与社会主义似乎有一些相似之处。就连孙中山的思想中也有一些社会主义的色彩。我们坚持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它与上述这些思潮相区别，是在中国更为可行的社会主义。当然，如本文所述，这样的社会主义是经历了实践的考验和历史的选择才得以确立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带有“斯大林模式”的特点和他个人的社会理想的性质。它很快就被实践证明是与现时代不合拍的，不能开花结果的社会主义。
弄清了社会主义与它的对立面资本主义（商品经济、市场经济）的密切关系，我们可以推论出，社会主义（思想）的发展可以依循资本主义（商品经济、生产社会化）的发展（成熟）程度来加以规划。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一定发展阶段（水平）就要提出相应的、一定的社会主义问题和任务。例如今天的世界上，西方发达国家、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印度、委内瑞拉等国家都分别对应着不同的社会主义问题和任务。另外，我们都熟悉的一种现象是，人均GDP在某一水平的不同国家都会出现大致相同的社会弊病和问题，都要求提出相应的社会主义策略加以应对和治理（至于这个国家搞不搞社会主义则各不相同）。这也看出，社会主义的真理不是抽象的，而是现实而具体的。我们也不应再为姓“社”、姓“资”的简单对立所困扰。
八
总之，所谓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其一是指历史造就、促成了社会主义，其二是指历史更新、改造了社会主义。前者是社会主义在历史上从无到有的诞生；后者则是这种社会主义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演变出新的形态。这两度选择就是社会主义在20世纪以来的历史大潮中发展的轨迹。
说到历史选择，使人想起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蒸汽和自由贸易才摧毁了东方的社会结构。不难看出，“蒸汽”代表的是新的生产力，“自由贸易”可归于生产方式。二者之一就足以使世界改变面貌。二者一齐发力则能以摧枯拉朽之势，扫荡一切过时的社会建筑物。它们汇集成一股历史的潮流，顺之者昌，逆之者亡。以此作为类比，社会主义的历史选择同样惊心动魄。当今中国的社会主义则是顺应历史潮流，浴火重生的典范。它使得社会主义纠正了历史的错误，回归了正确的道路。不可否认，科技推动生产力发展必然还将考验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人类的资源环境状况以及战争与和平、互联网、知识经济、人口老龄化等都将向我们提出新的挑战。但重要的是，我们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使我们进入了一种相对自由的状态，已经把历史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