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理论创新 社会主义 科学发展
【论文摘要】改革开放30年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与党的理论创新密不可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已经建立。而中国目前遇到的问题以及未来的实践，都需要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内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政治体制改革和收入分配等方面进行新的理论创造。
上世纪晚期，随着苏东剧变，社会主义运动陷入空前低潮，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出现了严重危机。一些西方政治家预测，20世纪将是社会主义在全世界终结的世纪，社会主义将成为20世纪最重要的遗产。在这场大危机中，究竟靠什么才能挽救社会主义？中国共产党人的回答是：靠社会主义的理论创新与实践创新。如果说，在这场危机中，是中国拯救了社会主义，不如说是中国共产党的理论创新拯救了社会主义。
理论创新的轨迹
这一理论创新的巨大浪潮是从上世纪70年代后期开始的。那时，中国主要面临的是自己国家潜在的制度危机：“文革”把中国社会主义推向了制度存亡的底线。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及其前后开展的真理标准讨论，高举理论创新旗帜，进行了思想上、理论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拨乱反正，在正确总结社会主义历史经验基础上，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社会主义制度创新相结合，以极大的努力还社会主义以本来面目。
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现在的30年间，中国人第一次对社会主义形成了真正科学意义上的全新认识：懂得了社会主义是在马克思主义一般原理指导下从自己国家和所处时代实际出发的社会主义，是集中力量发展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是处于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是改革开放的社会主义，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社会主义，是搞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是一国两制的社会主义，是推进科学发展的社会主义，是构建和谐社会的社会主义，是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是以人为本、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正是由这些基本认识构成的科学理论拯救了中国、发展了中国，拯救了社会主义、发展了社会主义。正是这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实践，不仅使19世纪中叶以来百年奋斗的中国民族解放与独立的伟大事业得到空前巩固，而且使20世纪中叶以来开创的中国百年现代化建设伟业蓬勃发展。
社会主义在中国、在世界没有被消灭。社会主义不仅在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中蒸蒸日上，而且以前所未有的制度力量影响着、感染着全世界。面对“文革”曾经引起的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和苏东剧变引发的世界社会主义制度危机，在西方资本主义大国推行的“颜色革命”面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其强大的科学魅力，破解了社会主义制度发展史上的两大危局，坚定了中国和世界人民对社会主义的信仰和信赖，为社会主义注入了永
葆青春的动力与活力，实现了中国社会主义制度实践形态的新发展。
理论创新连接“两个解放”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社会主义发展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伟大成就。这一成就集中起来就是：实现了“两个解放”，人的思想解放和社会生产力的解放，即精神世界和物质世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而连接这两个伟大成果的链环是什么呢？即实现精神向物质转换的条件是什么呢？正是党的理论创新。
思想解放本身既是理论创新的成果，也是理论创新的前提。但思想解放不等于理论创新，也不等于生产力的发展。从思想解放到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其间必须以理论创新作为根本支撑。有的同志说，改革开放30年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靠“摸着石头过河”干出来的，据此贬低、甚至否认理论创新的指导作用。这是不全面、不正确的。因为，“摸着石头过河”思想本身就是发端于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理论原则。它是一定条件下由科学理论派生出来的一种应用层面上的探索性要求。在僵化的理论原则下，“摸着石头过河”是不能允许的。同时，“摸着石头过河”的认识与实践背景，正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框架的提出与逐渐形成。没有这个理论条件，“摸着石头过河”就失去方向和意义。
今天，我们已经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科学发展以基本的社会实践形态正在中国全面展开。科学发展作为科学发展观指导下的发展的实践过程和实践结果，具有了检测我们思想、观念正确与否的强大功能，是衡量我们思想解放的根本尺度。在这种情况下，无论是解放思想、还是改革开放，各项工作都应纳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只有这样，才能提高自觉性，减少盲目性，又好又快地推进社会主义的各项事业。
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创造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大大提高了我们的实践与创造水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理论创新可以告一段落，或者放慢步伐。新的实践呼唤新的理论创造，迫切需要我们回答、解决社会主义实践中的新问题。
这些新问题既包括规律层面的、也包括价值层面的、还包括应用层面的。从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看，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的重大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和开展认真研究：
第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基本观点内在逻辑架构和基本内容问题研究。党的十七大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历史架构和组成部分作了明确概括，这为我们从逻辑上进一步研究这一理论体系的基本观点及其内容，提供了充分的条件。我们的任务是要按照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要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基本观点进行系统性概括。以发展为中心，以科学发展为目标，以人的全面发展为目的，将是贯穿这一逻辑架构的主线。
第二，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领域结构问题研究。经过30年的探索，我们突破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政治、文化三领域发展结构的认识，到党的十七大，提出了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四领域的并行性结构及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有可能、也应当形成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五大建设及其相对应的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和生态文明。这也给我们探索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领域结构留出了巨大空间。
第三，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应对、驾驭经济全球化风险问题研究。这是我们多年来研究社会主义、首先是研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所忽视的一个重大问题。在全球化经济到来的今天，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全球市场经济的一部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全球化经济中是相互交融和牵制的。这就使我们不能不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自觉地纳入全球化经济框架内。事实上，全球经济的变动，包括发展与危机，都深深牵动着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所以我们要把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规律和当代世界经济全球化规律结合起来一起研究。
第四，关于社会主义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研究。党提出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人民民主是社会主义的生命。这对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理论的支撑。如何加快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进程，加强权力制衡，防止****，是全党全社会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在权力制衡上，如何处理党委、政府、人大、政协的关系，能不能实现依法治党，能不能给政协以人大议案的表决权，都需要做深入研究和探索。
第五，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研究。这“三不”问题首先集中反映在“三农”问题上。“三农”问题，农村改革发展问题，是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重大战略问题，也是我国应对国际金融风险、扩大消费需求、增强社会主义经济活力的长远战略问题。同这一问题相关联的，是国民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和社会分配不公问题。十七大报告提出了“两个提高”，即“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这是解决分配结构不合理和收入分配不公的根本性措施。
总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创新的空间很大。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出现是理论创新的结果，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发展更需要理论的创造。我们应始终抓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创新这个主题，努力取得新进展，做出新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