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北京共识；华盛顿共识；中国模式；社会主义
论文摘要：“北京共识”的提出，表明一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改革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认可。“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和超越。作为处于构建过程中的社会主义模式，从理论上说，它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已经形成并不断发展、完善着的创新成果；从实践上看，它展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框架。
《共产党宣言》发表至今已接近160年，在此期间，社会主义运动经历了三次飞跃或者说三个阶段，即：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社会主义从理论到实践、社会主义在改革中曲折前进。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宣告了“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的破产，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遭受重大挫折。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实践结合起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中国的发展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中国发展的奥秘在哪里？中国成功的经验是什么？中国的发展是否具有普世意义和价值？“中国模式”问题的提出，正是西方学者围绕这些问题探索的结果，也反映了西方学者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重新审视。
一、“中国模式”的由来
近30年来，中国社会发生的变化是举世公认的。面对中国发展的现实，西方学者大致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是所谓的“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的发展最终难逃苏东剧变的命运；另一种是“中国威胁论”，认为中国的发展将对世界带来威胁和混乱。以上两种论调已被事实证明是错误的：中国不仅没有崩溃，而且发展得很好；中国的发展不仅不是威胁，而且为世界和平增添了更多的保障。第三种观点是“北京共识”，这是由美国着名投资银行高盛公司资深顾问、清华大学教授乔舒亚•库伯•雷默（Joshua Cooper Ramo）2004年5月7日在伦敦《金融时报》上首次提出的。5月11日，由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的题为《北京共识》的论文，对中国社会的发展作了客观、公正、系统的论述，指出：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和创新，已经探索出了一套适合本国发展的模式。雷默把这种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并由此拉开了西方学者对“中国模式”问题研究的序幕。
国内外学者在研究中通常将“北京共识”与“中国模式”等同起来使用。实际上，两者是不同层次的概念：“北京共识”是相对于“华盛顿共识”而言的，而“中国模式”则是着眼于我国现代化发展的经验总结。从“中国模式”的由来，我们能得到以下几点启示：
第一，“中国模式”是有别于“华盛顿共识”的发展模式，是对“华盛顿共识”的否定和超越。“华盛顿共识”是指组织总部设在华盛顿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等国际金融机构向发展中国家推行的一套经济改革方案，它以新自由主义思潮为指导，其核心是主张私有化、自由化，代表了资本主义的主流意识形态。然而，“华盛顿共识”在拉美和苏东均遭到了失败：拉美经济停滞不前、社会持续动荡；“休克疗法”则使俄罗斯等苏东国家遭受重创，人民生活水平和社会发展均倒退了数十年。与此相对，“北京共识”及其所代表的“中国模式”则取得了改革的巨大成功。
第二，“中国模式”是对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现代化建设成功经验的总结。今天所谈论的“中国模式”，是指自改革开放以来的这段时间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道路和经验。也就是说，它是以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为分界点的。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在经济、政治、文化、安全、外交等各个领域确立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方针、政策等内容，都属于“中国模式”的范畴。
第三，“北京共识”的提出，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形成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北京共识”的概念是西方学者提出的。它的提出，表明了这些西方学者对中国改革理念和发展道路的认可，是他们对中国近30年改革开放实践的理性分析和经验总结。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国内学者对中国现代化发展的理论概括，两者有着共同的基础，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北京共识”是从全球的角度和世界眼光的高度来考察中国的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则是立足于国内发展所作的纵向考察，从一定意义上说，两者是一致的，只是看问题的角度有所不同。
二、“中国模式”的基本内涵
对于“中国模式”，不同的学者从不同的角度给其定义，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形成统一的认识。但有一点是一致的，即：“中国模式”是探讨中国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发展的，是对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现代化建设的经验总结和理论抽象，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历程。所以说，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对“中国模式”怎样定义，而在于“中国模式”有哪些基本内涵。在笔者看来，这些基本内涵至少应包含以下五个方面的内容：
第一，“中国模式”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的发展模式。模式是体制层面的东西，它体现制度的属性。脱离社会主义制度谈“中国模式”是不科学的，“中国模式”的成功就是“中国模式”社会主义的成功。我们的各项改革不是对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否定，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中国与苏东改革最本质的区别，就在于是否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苏东各国按照西方理论家开出的基于“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的药方，从西方经济学的本本出发，根本不考虑是否适合本国的国情，企图通过“全盘西化”的道路在一夜之间向市场经济转变。其结果是：生产持续下降、失业急剧增加、通货膨胀、社会动荡。而“中国模式”的改革，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前提下，对与生产力发展不相适应的体制和机制的改革。而且在改革中，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切入点，带动并逐步推进其他方面的改革。社会主义制度最根本的体现是两个方面：一是公有制为主体，二是共同富裕为价值目标。随着改革的深化，虽然公有制经济的比重在总体上有所下降，但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并没有动摇，公有制对宏观经济的控制力、政府对国民经济的宏观调控能力，都正常地发挥着重要作用。共同富裕是人类的理想，也是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从邓小平把共同富裕放在社会主义本质论的目标追求中，到******把人的全面发展作为社会主义本质的要求，再到******提出的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群众谋利益、为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共同富裕所作的努力。“中国模式”的成功，正是在增强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实现人民群众共同富裕的动态过程中实现的，“中国模式”坚持并巩固了社会主义制度。
第二，“中国模式”是在全球化的大背景下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的发展模式。全球化是当今世界的大趋势，它带来的有机遇也有挑战。中国在独立自主的基础上，以宽广的胸怀和世界眼光，趋利避害，充分借鉴和大胆吸收包括西方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和民族的先进科学技术、经营方式、管理方法等，开创了一条与全球化相联系的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这是“中国模式”最富时代意义的内容。“中国模式”之所以受到世人特别是西方学者的关注，其原因就在于，当“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遭到失败、整个世界呈现出“资”强“社”弱的态势时，社会主义的中国却逐步崛起。作为一个在世界体系中的非主导国家，中国通过正确的组织领导和方针政策，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革和建设的成功，也赢得了世界的尊重。
第三，“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实践证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搞社会主义，虽然可以跨越资本主义制度的发展阶段，但不能跨越商品经济或者说市场经济的发展阶段。以计划经济为基础的高度集权的“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在苏东剧变前已经病入膏肓：国家所有制占绝对统治地位、指令性的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权的部门管理机制以及以行政手段来调节经济运行的方法，都使国家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陷入绝境。虽然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苏联已经尝试着对“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但由于在认识上没有超出斯大林时代，改革走走停停，举步维艰。以至于到最后，改革又走向了另外一个极端，即从根本上抛弃社会主义制度。改革的出发点不是针对原有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而是认为在公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制度注定是没有效率的，认为只有彻底的私有化和市场化才能有效率，从而使苏东的改革误入歧途。
实际上，计划与市场都是资源配置的方式，并不带有制度的属性。市场经济确实比计划经济有更高的经济效率，但没有计划的自发式市场经济已经过时。1929年的世界经济大萧条，让资产阶级学者认识到市场的盲目性和滞后性，政府由“守夜人”式的政府向实施宏观调控的政府转变已成为基本趋势。如今，以市场为主导，发挥其在资源配置上的基础性作用，并同时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和经济干预，在政府与市场两者之间寻找动态的平衡点已经成为普遍共识。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中，坚持社会主义的方向不变，既发挥市场经济的积极作用，又注重政府的宏观调控，从微观和宏观两个方面促进经济快速而稳定的增长。从理论上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成功破解了公有制和市场经济能否结合的“世界性和世纪性难题”；从实践上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使我国的经济保持了持续 第四，“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一条渐进发展的道路。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坚持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在摸索中前进。党的领导既确保了政治和社会的稳定，又推动了各项改革的有序进行。一方面，先从经济体制方面突破，逐步建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与此同时，从易到难、谨慎而坚定地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另一方面，在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同时，强调发展的包容性、整体性，即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生态文明的协调发展。中国的改革不同于苏东式的激进改革，我们没有实行大规模的全面私有化，也没有允许外国资本控制我国的经济命脉，政府始终把握着调控经济和治理社会的主动权。正是由于我们没有把市场化简单地理解为私有化，才保证了经济转轨中的相对有序和稳定。同时，作为后发展国家，我们充分发挥后发优势，在广泛吸收世界各国文明成果的同时，走自主创新的道路。这条对外开放的道路，确保了中国没有成为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附庸，不仅在政治上、主权上完全独立，在经济上也没有依赖于西方发达国家，单纯地成为原料产地和销售市场。在强调“引进来”的同时强调“走出去”，充分利用国内和国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正在世界经济的舞台上崭露头角。
第五，“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和平发展的社会主义。和平发展是“中国模式”在对外关系上的体现。中国的发展不走苏联对外扩张、霸权主义的道路，也不走西方发达国家通过对外掠夺和殖民，在经济、政治和文化上控制别国的道路，我们走的是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和平发展道路。我们认可世界文明的多样性，提倡国际关系民主化，尊重世界各国发展模式的多样性，主张不论大国、小国还是强国、弱国，都应该相互尊重、平等互利，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相互间的友好关系。中国的和平发展战略既为自己的发展赢得了良好的国际环境，又消解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的担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中国模式”植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实践没有结束，“中国模式”的发展、完善也没有结束。从理论上说，“中国模式”涵盖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已经形成或正在形成的理论学说；从实践上看，“中国模式”开辟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为中国的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了理论支撑。
三、“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及其世界意义
从目前来看，“中国模式”正处在动态的发展和构建过程中，它还面临着国际国内多种势力和因素的严峻挑战。就国内而言，这些挑战主要有：经济增长质量问题、发展不平衡问题、环境污染和资源制约突出问题；政治体制改革相对滞后，权力寻租和官员****问题亟需解决；社会问题突出，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保障不健全，就业压力增大等等。从国际范围看，“中国模式”的挑战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个是极少数西方大国的遏制，另一个是“印度模式”的发展。
霸权主义不愿意看到中国的发展，更不愿意看到发展中国家放弃所谓的“华盛顿共识”而转向学习“中国模式”，它们一定会想方设法阻挠中国的发展和“中国模式”的成功。印度和中国同属于发展中国家，在经济规模和发展水平上都很接近，国际社会不免把中国和印度拿来对比。
我们并不回避“中国模式”面临的挑战和问题，而且一直在致力于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党提出的贯彻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等新战略、新构想、新理念，就是对“中国模式”的丰富、发展和完善。正因为这样，我们对“中国模式”充满期待也充满信心。毫无疑问，“中国模式”已经吸引了世人的眼球，引发了国际舆论的热烈讨论，这是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就的认可，“中国模式”在发展完善中正彰显其世界意义。
第一，“中国模式”表明，一国的发展必须从本国的实际出发。发展作为人类社会的永恒主题，指的是社会由传统到现代、落后到先进、野蛮到文明的过程。中国的发展既没有采用“苏联模式”，也不是以“华盛顿共识”为指导实行“全盘西化”。我们的发展是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在我国社会可承受的范围内，逐步、渐次地推进改革，总体上保持了社会的有序、稳定。每个国家的文化背景和民族特性不同，因此，每个国家的发展都必须以本国的国情为出发点，盲目照搬它国的经验只会落入“现代化的陷阱”。苏联改革的失败和拉美的经济倒退已经证明了这一点。“中国模式”是在勇于创新、尊重实践中获得成功的，它启发了世界上其他后发展国家，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转型过程中，不能迷信他国的经验和发展模式，必须从本国实际出发，找到适合自己的发展道路。
第二，“中国模式”的成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从发展的角度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发展的模式；从制度角度说，“中国模式”是一种社会主义的模式。中国的改革和发展始终没有偏离社会主义的方向，中国改革和发展的成功也是社会主义的成功。“中国模式”是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挫折的条件下探索、总结并发展起来的，它为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一百多年来，社会主义运动有高歌猛进的时代，也有落入低谷的时期，尤其是“苏联模式”的失败，使世界社会主义遭受重创。就目前社会主义运动总体上处于低潮而言，“中国模式”作为社会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成功范例，将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再度复兴产生示范效应。
第三，“中国模式”为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道路提供了有益的借鉴。现代化是世界各国社会发展必经的历史进程，也是人类社会追求的重要发展目标。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样，有着共同的历史遭遇，面临着共同的现代化课题。既然如此，中国的发展经验在一定程度上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意义。比如：市场经济体制、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渐进式的改革等等，这些都是积极回应全球化和反思现代化过程中的成果，具有普世的价值和意义。但是，“中国模式”本身还不成熟，还处在不断的建构过程中，还将面临国内国际的众多挑战。“中国模式”能在多大程度上成为发展中国家的借鉴，既有待实践的检验，也有待“中国模式”的进一步完善和成熟。
总之，自1978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自力更生、勇于创新，逐步摸索出了一条既符合中国国情、又顺应全球化趋势和世界文明发展方向的中国特色的现代化道路。“中国模式”正是由此引发了广泛的关注。一方面，我们要对“中国模式”系统总结、客观分析，在肯定改革开放所取得的各项成果的同时，总结发展过程中的经验和教训；另一方面，我们也要对“中国模式”做理性定位、适度宣传。我们可以利用研究“中国模式”的机会，向世界介绍中国，让世界了解中国。同时，我们也要保持清醒的头脑，不能妄自尊大。“中国模式”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妄自尊大只会麻痹自己并引发国际社会的不安。我相信，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进一步推进，“中国模式”会吸引更多的目光，“中国模式”的研究也会更加深入，“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将更加辉煌！
快速增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