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西方媒体的影响，因而有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关注国外学者对这一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性质；“北京共识”；国外研究
近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引起了国外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则因其对中国社会乃至世界历史进程发挥的重大影响，也已从中国走向世界，成为西方左翼学术界关注的焦点。争论的问题涉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性质、特征、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及“北京共识”等问题。从总体上看，尽管有着社会、文化背景上的差异，但国外大多数学者都能本着尊重历史、尊重事实的治学精神，采取一种比较客观公正的态度，因而绝大多数人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内涵有较为客观的认识和评价。但由于问题本身的复杂性，加上他们对中国国情缺乏了解和西方媒体的影响，因而有些学者在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分析和把握上，表现出各自的局限性。关注国外学者对这一理论研究的学术成果，有助于拓宽理论视野，加强不同理论思维之间的对话与交流，并对进一步推进和深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一、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属性
1.正在走与“原始资本主义积累”不同的国家资本主义道路
现在国外学术界有一种论调，认为中国当前的经济发展处于资本主义初期，属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所说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其依据是：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虽不是导入市场经济的“休克疗法”，而是以承认和培育私有经济为起点，承认资本的经营和扩大，但在这一过程中，相对地产生了少数的富裕阶层与大量脱离农业的劳动者，这与原始积累的过程有些类似。许多人还相信，除了遵循资本“原始”积累的残酷逻辑，中国别无选择，它们将会变成一种“规范的”资本主义经济，而且随着国有部门产出只占国家产出的一半以下，中国已经在这条路上遥遥领先。
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左翼学者大木一训不同意这一看法，他在日共主办的《经济》杂志上发表《如何评价中国的经济发展和现阶段》[1]一文，认为真正“原始积累”的本质是资本对“直接生产者的剥夺”，是“对自己劳动的所有权的消解”。原始积累过程是从农民手中掠夺土地和自主经营者阶层分化大大加快的过程，是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分裂、分配所得的两极分化、贫富差距极度扩大的过程。而反观中国的市场经济，不是对农民和城市手工业者收入的掠夺，而是相反。为防止失业问题的恶化，中国对作为市场经济基础重要组成部分的自由职业者和个体经营者进行保护与鼓励；为消除社会两极分化，中国还促进新中间阶层的形成，使社会阶层呈橄榄球状扩大等。这些政策，实际上都是为了促进社会全体成员走向共同富裕。其次，与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绝对主义权力截然不同，领导中国经济运行的主体是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它是由选举产生，多方面发挥了议会的功能。同时，由私人企业家、知识分子以及其他国民阶层组成的政治协商会议，还积极地向政府的政策提出要求和批评，因此中国政治的现状也不具备资本原始积累时期的特征；再次，资本原始积累过程是漫长的、充满痛苦的艰难过程，而中国发展经济的主要手段不是暴力，而是遍及金融、劳动、社会保障、产业、环境等各领域的经济政策，并以令人瞩目的速度使国民的生活水平得到了大幅度的提高。因此，大木一训指出，这种以垄断资本主义时代的国家资本主义作为杠杆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尝试，与本质意义上的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是完全不同的。
英国剑桥大学发展学委员会主席彼得·诺兰（Peter Nolan）也指出，一些拥护中国“原始资本主义积累”路径的人，从早期资本主义工业化历史的教训中找到了慰藉。在他们看来，几乎所有的案例中，只有在早期资本主义积累的残酷阶段完成之后，才能建立民主制度。明治时代的日本以及台湾地区和韩国，都被用来作为支持中国大陆将经历长期“原始资本主义积累”阶段的例子。彼得·诺兰认为，在所有例子中，一开始都存在过严厉的政治统治阶段，同时快速地以不变的实际工资把农村剩余劳动力吸收到城市的工厂中。假如世界其他国家有充分的需求和就业弹性来吸收和消化这个巨大的中国农民工之海，那么中国农村剩余劳动力的供应也需要数十年才会枯竭。同时，如果政治权威主义的主要原则是推行“刘易斯式”资本积累的过程，那么中国所面临的前景将是长期处于这样一种体制之下。但他指出，现在的问题是，就中国在与全球经济加速一体化中日益增加的不平等前景来说，这种体制要维持长期稳定，是值得怀疑的。
2.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针对日本和西方一些左翼人士把中国看成正在以资本主义取代社会主义的偏见，日本共产党的资深理论家不破哲三在《马克思的“科学观”——21世纪的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一文中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种认识只有一个理由，即中国自1992年以来推行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政策，而市场经济只属于资本主义。
在他看来，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承认市场经济在很多方面是有效的，并指出市场经济为衡量劳动以及企业的其他经济活动提供了一个手段。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未曾对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的关系进行过理论上的论证，而列宁是第一个迎接这一挑战的共产主义者。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列宁的目标是建立一套能够使国家有权控制生产以及将产品分配给国民的经济体系。他在瑞士流放时听说“一战”期间德国曾建立过“战时经济”，并认为如果资本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能够有计划地以国家的力量创办这种经济，那么就有充分理由相信，社会主义国家为了人民大众和工人阶级的利益也可以这样做。但是，当和平时期到来时，反对“战时共产主义”政策的呼声日益高涨，尤其是广大农民的反对声。于是，列宁在1921年决定放弃这一政策，实施具有市场经济性质的“新经济政策”。
不破哲三认为，中国目前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观念，是通过克服历史错误而确定的新的努力方向，而“新经济政策”能为今天中国倡导的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尝试提供借鉴。他指出，列宁挑战市场经济的历史与中国1949年之后所走的道路有很多相似的地方，中国的发展进程也类似于列宁实施新经济政策时的基础，可以说，今天的中国正进入一个类似列宁提出的“新经济政策”阶段。
但是在他看来，由于历史的差异，列宁时代与今天中国进入市场经济的途径又有很大的不同，其中主要的是如何处理社会主义与外国资本主义的关系。在列宁时代，为了向外国资本主义学习经商之道并得到技术上的援助，列宁曾欢迎外国资本家参与苏联的建设，并为这些企业提供各种“特权”，但真正到苏联去的外国企业并不多。相反，今天的中国正吸引着来自欧洲、美国和日本等国的大资本，这就使中国面临着一个巨大的挑战，即在向资本主义学习的同时，还要与它们展开竞争，而且不能被它们所吞并，要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成像资本主义一样的市场经济。
由于这是一条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所以不破哲三认为“中国的实践确实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但他所关注的是中国如何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不被资本主义所取代，如何使社会主义核心经济部分在市场经济中发挥作用来与资本主义展开竞争。尽管他承认没有经历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他还是认为，各国建立社会主义虽有不同的形式，而这个“通过市场经济建立社会主义”的一般途径将会被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所接受。因此，他预言“中国面临的新挑战将具有全球意义”。
俄罗斯远东研究所所长季塔连科也曾指出，从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原理角度来说，中国社会主义的构想可以作为《共产党宣言》的第3章第4节，因为这一章是对各种类型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文献和思想进行的批判，而实际上正在形成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从思想上和方法论上重新考虑《共产党宣言》中提出的一些重要原理。他认为，邓小平提出的这一理论能够“积极评价列宁的新经济政策”，能够“重新考虑对当代资本主义状况的评价，放弃关于它‘腐朽’、‘贫穷’和‘垂死’的公式。重新考虑大大延长资本主义和正在建设中的社会主义共处的时限问题，以及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条件。”仅这一点而言就非常了不起。
3.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依附理论的代表人物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在题为《毛主义有什么贡献？》一文中认为，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以无产阶级和欧洲为中心的，它和当时主导性的意识形态具有相同的线性历史观，即所有的社会将不得不先经过资本主义阶段，然后才追求社会主义。所以，要提出超越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的全球战略，不得不先弄清楚世界体系的中心和边缘之间的斗争关系。在他看来，只有毛泽东最深刻地认识到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给边缘国家所带来的危机，因此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发展道路上所作出的种种不同于第二国际马克思主义的探索，是基于中心国家和边缘国家情况的强烈对比这一认识之上的。他认为，中国的发展道路和苏联模式有很大的不同，从20世纪60年代的《论十大关系》开始，中国就开始有意识地探索自己的发展道路。正是这些成功的探索为1980年后中国的成功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当中国在新的资本主义全球化险恶环境中实行开放政策时，没有遭遇苏联向西方开放所带来的崩溃。因此，中国发展道路的意义在今天仍然极其重要。
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发展道路？英国剑桥大学教授彼得·诺兰在《处在十字路口的中国》一文中指出，如果我们所说的“第三条道路”是指国家与市场之间的一种创造性的、共生的相互关系，那么中国2000年以来一直在走它自己的“第三条”道路。在他看来，中国的“第三条道路”是一种完整的哲学，把既激励又控制市场的具体方法与一种源于统治者、官员和老百姓道德体系的深刻思想结合在了一起。当这个道德体系运转良好的时候，政府解决那些市场不能解决的实际问题的非意识形态行为就完善了这一哲学基础。
彼得·诺兰指出，现在欧洲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并有着一个占主导地位的中产阶级。相比之下，中国在军事上要远远弱于美国，大部分的人口又都是贫穷的农民或不熟练的农民工，仍处在劳动力供给过剩的经济发展阶段。由于国际资本在中国建立了完整的生产体系，并且占国家出口收入的一半以上，因而经济日益具有“依附性”。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既不可能把自己孤立于国际经济和政治的体系之外，也不可能重新回到毛泽东时代。体制的生存必然要求把市场当作发展进程的仆人，而不是当作它的主人。但是，他认为，不管在生态、社会还是国际关系上，盎格鲁—撒克逊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都没有为可持续的全球发展提供任何希望。因此，中国存在许多深刻的社会经济挑战，其中每一项挑战都需要对市场进行创造性的、非意识形态的国家干预，以解决许多市场不能独自解决的实际问题。也就是说，“今天的中国正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探索自己的‘第三条道路’”。
在他看来，如果中国希望今天的制度生存下去，那么它就必须自信地利用自己和其他国家优秀的历史传统，采取“没有选择的选择”来重建社会凝聚力的伦理基础，即让全球市场经济之“蛇”与中国古、近代历史的“刺猬”联姻，从而提供一条走向稳定的、具有社会凝聚力的前进之路。同时，中国可能提供一座灯塔，作为对美国主导的全球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冲动的一种替代选择，将促进全球的生存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彼得·诺兰认为，探索“第三条道路”不仅是中国的十字路口，而且是整个世界的十字路口。
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否适用“第三条道路”这个名词，在英国着名政治思想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看来并不重要，关键在于如何既有助于培育竞争的市场，又有助于培育社会合作。他认为，最好的社会类型是在竞争的市场、富有活力的公民社会和有效的政府之间达到一种平衡。如果市场有太大的影响，就会带来不平等和过度的商业化；如果政府影响过大，就可能造成****主义；如果市民社会过于强大，则会造成社会分裂而引起冲突。因此，“对于我来说，在地方、国家、区域和国际各层次上都需要它们之间的平衡”。在他看来，中国人应当环顾世界，找出在实践中什么是最好的案例，在进入市场经济的同时，不要忘了有市场经济就有市场社会，而市场社会有自己的局限性。这就要求中国应对许多发展中的不平衡，例如贫富分化和环境问题，解决“如何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能使人们在面对这些损害时达到和解”。同时，“必须为人们提供社会保障，为人们进行社会投资”。
4.一种介于计划经济和新自由主义之间的发展模式
国外一些学者认为，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WB)一种政策上的挑战，因为IMF以及WB所主张的新自由主义模式中有两个关键性的支柱要素，即市场自由化和私有化，然而中国党和政府显然又在其中发挥了调节作用。在他们看来，标准的IMF以及WB的方式是支持资源的自由流动以及使用“未被扭曲”的市场价格(包括工资)来配置资源的。根据这种方式，如果一个国家的资源所有权主要掌握在私人手中，又根据其先天的比较优势来配置资源，那么这个国家的产值将实现最大化，而对市场的政治干预、国有制、对经济部门的管理以及任何战略性的产业政策都是与这种模式不兼容的。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国际商务与亚洲研究系副教授利奥·刘（Leong Liew）在《中国与新自由主义的对抗：路径依赖、地理与党的自我改造》一文中指出，中国的经济改革创造了一种与这种模式完全背离的市场经济。他认为，中东欧后共产主义国家进行市场改革所采取的是“大爆炸”式的道路，它们更加紧跟IMF以及WB的指示，与之相比，中国的市场改革一直是渐进性的。造成这种差异的关键性原因是，共产党的统治在中东欧国家垮台了，而在中国没有垮台，因而不存在相似的用市场代替中央计划以及将企业私有化的狂热，相反，市场和私有企业只是对计划和国有制的补充。由于保留的各种制度有越来越多的回报，这使得中国的市场改革必然具有路径依赖，决策者们仍受现有理论和意识形态的限制。
利奥·刘认为，1993年以来中国党实行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正式用市场和公共所有制(publicownership)代替了指令性计划和国有制，并将之作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的核心特征和意识形态的重要支柱，比这更关键的是，中国没有毫无保留地支持新自由主义的改革。在他看来，在毛泽东之后，中国共产党已经采取了一种更加自由的方式来管理国家的经济，这与共产主义的正统理论存在着某些不一致。因此，虽然中国共产党维持了它作为执政党的权力，但它要继续保持这种权力就必须进行自我创新。到目前为止，它通过吸收那些在市场改革中获得权力的新社会阶层来重塑自己的支持基础，这是其作为执政党权力的关键性因素，也保证了中国的市场改革将继续背离标准的新自由主义模式。
5.用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来破解中国问题的症结
中国当前的社会性质是国外学者争论最大的问题之一，这涉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属性的理解。波兰科学院院士、东欧着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A·沙夫（Adam Schaff）在《我的中国观》[10]一文中，开门见山地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对于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中国式的资本主义、中国式的封建主义这三种说法，我都表示怀疑。如果要我来裁决的话，肯定是个难题。”然而，他没有为此而却步，而是听从实践的呼唤，从深刻认识中国问题的极端复杂性和特殊性当中寻求答案。
在他看来，在“社会主义”这个词的前面加上“中国式的”这个形容词，其基本含义仍然是不变的，尽管它表示了其社会主义形式具有一定特点，但总是同社会主义的本意相联系或由此衍生的，而不是相违背的，更不是同其普遍应用的情况相对立的。但是，他对中国当前的制度是否是经典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主义仍持否定立场。A·沙夫认为，这不仅是根据对中国当前社会生活的观察而得出来的结论，而且通过对这一问题的理论分析也能得出同样的结论。但是“这绝对不是说，中国当前的政治制度根本没有社会主义因素，不是社会主义不等于没有社会主义因素。中国绝对不是一个特殊的例外”。说到当前中国的制度是“中国式资本主义”，A·沙夫持同样的反对态度。他指出，面对中国经济生活中存在的各种现象，冠以这样的说法比冠以“中国式社会主义”更加接近事实。但这种说法，在当前形势下无论如何是错误的。例如上海，那里有真正的资本主义市场，但同时又是在党的坚强领导之下，这同那些“一般的”的资本主义相比不仅在习惯上有很大差别，而且也同一个国家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的法则相矛盾。所以，“不管从何种角度来说，都不能说今日中国的制度是资本主义的。毫无疑问，在中国的社会生活中资本主义因素在增加。”至于说当代中国实行的是封建制度，他认为，这是由目前中国社会生活中还存在着旧习惯的残余、依然存在落后地区而引起的误解。其实，“这些现象在世界各地都有，纯属正常现象，也是一个值得广泛重视的领域，但无论如何不能据此断言一个国家的封建主义性质”。
A·沙夫认为，对于这个新现象，如果用西方框框来套，假如采用西方传统的“定义”来判断中国，那是注定要失败的。因此，在分析中国问题时应当认真考虑“中国式”一词，不能只是空洞的套用，而必须具有十分确切的内涵，使之成为人们对中国情况进行分析的依据。为此，人们不能停留于抽象的学术讨论，必须走进活生生的生活实践。破解中国的难题，不能套用西方传统理论，必须从中国的实践中找出答案。同时，他进一步指出，认识中国当前的制度问题，还需要创新社会历史理论。在他看来，马克思曾经把社会经济形态划分为五种，但随着对历史现象分析的深化，马克思提出的这个公式所包含的范围太狭窄，没有把亚细亚形态也包括进去，后来也没有继续展开来谈这个问题，以至人们一直没有把这一概念的内容搞清楚。他认为，目前我们面对的问题是它的一个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也许有助于找到问题的答案”。这就是说，人们再也不应当简单套用马克思的理论了，必须回答马克思提出而没有阐明、后来也没有搞清楚的亚细亚形态的社会发展问题。这里，A·沙夫不仅提出了建立亚细亚社会形态理论的任务，而且试图阐明破解中国问题的理论症结。这是他在当代社会主义研究方面的一个亮点，充分表现了他精深的马克思主义造诣和创造精神。只有运用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阐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对经典社会主义理论的继承、发展和突破。
A·沙夫正确地指出：“‘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并不意味着经典社会主义的崩溃。”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它们在还不具备必需条件的国家里，以唯意志论的方式，通过暴力手段，去建设经典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这表明，现实社会主义的破产并不是由于选择了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而在于完全忽视了自己国家经济文化落后的基本事实，在不具备马克思恩格斯阐明的实际前提的条件下，照搬经典理论的具体设想，去建设那种脱离国情、脱离人民、脱离时代的社会主义，并顽固地坚持它，压制任何的改革。在《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新型社会主义》[11]一文中，他甚至提出对未来新社会的称谓也需要重新进行研究，应该从“传统社会主义”转变到“新型社会主义”。这是沙夫对当代社会主义研究的又一个创造性的重要成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具有启示意义。
二、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征
1.政治实用主义是中国发展模式和政治文化的显着特色
国外不少学者都看到，中国将继续进行卓有成效的探索，以找到国家最有效的发展道路。但在这一进程中所形成的文明社会到底被称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还是冠以其它名称，在他们看来都不那么重要，重要的在于它如何给亿万中国人民带来更加无愧于人的生活。这也就是说，为建成这样的文明社会，可以遵循中国一句格言，即“不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他们认为，实质上这是“目的可以证明手段之正确”这一原则的另一种表述，与欧美流行的实用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
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改革在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因而邓小平在领导这场改革时，不以任何既定的、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或价值系统为指导方针，而是用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和最开放的心态来处理改革的问题，贯穿整个改革运动的其实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种精神。这句表面看似空洞的口号，其实却是一个涵盖面非常广，效用非常大的原则，可以放手采纳古今中外任何发展模式的经验和优点，而完全不受任何既定思想理论或意识形态的束缚。日本学者渡边利夫认为，邓小平改革最显着的特征是实验性的实用主义；矢吹晋对“摸着石头过河”给予了充分肯定，认为与那些有庞大理论体系的领导人犯大错误相比，邓小平“摸着石头过河”的小理论，才真正是减少错误的比较理想的理论。
德国杜伊斯堡-埃森大学政治学研究所、东亚学研究所所长托马斯·海贝勒（Thomas Heberer）在《关于中国模式若干问题的研究》[12]一文中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党领导体制在经历了“转型”、“巩固”两个阶段后，目前已经进入“适应”阶段。这一阶段的特征是意识形态逐渐为实用主义所取代：经济上，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转型，或者说政治的经济化；政治上，共产党已经从一个阶级的政党发展成为一个人民的政党；意识形态上，政府的目标不再是一个遥不可及的“共产主义”，而是一个不太遥远的“和谐社会”。他认为，中共政权的合法性不再基于意识形态之上，而是基于对现代化、增强国力、维护安定、建立社会主义民主等的承诺，甚至可以从中国共产党党章的变化来解读中国的政治实用主义。
托马斯·海贝勒在查阅了1956年至2002年中国共产党指导思想一系列变化后指出，20世纪50年代中国共产党党章规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表明中国当时照搬的是“苏联模式”；从50年代末期开始了中国化的进程，这可以从“毛泽东思想”的提出和确立，进而在1982年改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中得到体现；“邓小平理论”表明了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中国政治和社会的经济化特点以及党的宏观控制能力，因而1997年党章变为“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则表明了中国社会发生了急剧的变化，党不仅代表工人和农民的利益，而且还成为全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利益的代表，致使2002年党章写入“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种变化正体现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实用主义倾向。
法国学者罗兰·列夫在《中国活力的秘密武器》[13]一文中指出，邓小平的改良主义目标——探索“现实社会主义”新的活力——产生了一种不同的、但尚未实现的社会主义榜样。重要的是，“他从胜利的世界资本主义角度寻求兼容性，同时在可能的限度内保持国家的独立性”。罗兰·列夫认为，精英们思想的转变并不总是容易的，这就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邓小平时代的重重风险。然而，生存的本能反应和多数干部的灵活性，使中国共产党已远离意识形态教条，使得这些变化比预期更加容易。在他看来，中国的“现实社会主义”，事实上是混合了来自西方资本主义的一种“现代化”的新颖形式和反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的民族主义的变种，但只要行得通，照样可以为我所用，这就是中国的特色。
2.中国发展的路径建立在特殊的体制与文化上
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判断和解释，关键要解决对“特色”内涵的理解。在西方学者看来，所谓“特色”就是相对于“一般”而言的“特殊”，它是真实的，同时也是奇怪和反常的。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在《中国特殊论：中国发展的困惑和路径》[14]一书中认为，中国开创的这条道路是建立在特殊的中国体制与文化之上的，它“不以现有的经典理论为指标，不以各国的历史与现状为参照，完全是依据中国近30年的各种发展现实为实证分析的基点，价值中立地分析中国的客观现实对世界常识的挑战和对经典理论的证伪”。他举了三个例子，作了论证和说明：
其一，中国现行的经济制度，既不是西方教科书上所讲的社会主义的计划经济，也不是西方典型的市场经济，它是建立在中国特殊的政治制度、文化传统和社会结构之上的政治权力与经济资本杂交的混合经济。这种特殊的经济体制在西方的教科书上几乎空白，它与西方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和苏联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都不同。它是看得见的手（权力）和看不见的手（市场）互相杂交之后所产生的一种新的独立经济形态，并受到中国的孔孟文化、政党文化和商品文化的三重影响，所以它有可能不是过渡的和暂时的，而可能是相对独立和持久的。
其二，特殊的混合经济必然产生特殊的社会阶级。令人瞩目的是，中国新兴的富豪阶层虽然具有独立的财产，但很少追求独立的政治地位，他们不是政治权力的制衡，因为他们当初的财富积累与在政治上得到的支持密切相关。西方学者所期望的类似欧洲新兴资产阶级所领导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不大可能在中国出现。
其三，西方学者对中国所特有的“有效稳定”和“内部制衡”的政治文化机制缺乏一定的认识。中国文化向来存在“稳为先、变为次”的传统，而且“稳得快、变得慢”也是溶化在中国人血液中的重要基因。中国政治文化中尽管缺乏西方所固有的以外部制衡为特征的三权分立和多党制约，但自古并不缺乏内部制衡的传统，如天制衡帝、官制衡士、宦官制衡外戚等。同样，今天的中国政界因为博弈所产生的制衡和监督效应，往往被西方学者所忽视和轻视。其实，正是中国政治治理结构中始终存在着一定程度的分权与制衡，所以中国的核心领导层能够不断地调整，为中国的发展保存和延续了相当的潜力和活力。
面对20世纪美国的迅速崛起，当时许多学者提出了着名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由于美国存在各种特殊的发展条件，使美国走了一条不同于欧洲常态发展的道路，而一旦美国式的道路获得成功，所有不符合美国国情的传统理论和世界潮流都将受到质疑与挑战。洪朝辉认为，如果中国能够持续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命运有可能像当年“美国例外论”一样，得到全世界的认同。
3.理解中国的一个新视角：淡色中国
美国着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Joshua Cooper Ramo）在谈到中国特色时，提出了又一种理解的新视角，那就是将“中国形象”表述为“淡色”。他指出，所谓“淡”，即是融合“水”与“火”的矛盾结合体，在汉语中，“淡”将“水”与“火”两种不相融的东西结合在一起，使对立的东西成为一种和谐，而和谐既是中国传统的价值，也是中国[前追求的目标。他认为，中国需要一种“淡色”的国家形象，将相反的东西和谐地结合在一起。
乔舒亚·库珀·雷默所说的“淡色”类似于“白色”。在他看来，白色品牌是世界上最强有力的品牌，因为在白色品牌上可以画最美的画，而白色的本质就是汉语中所说的像水一样的“淡”。他认为，这样就可以按照自己的要求来界定它的特色，使它成为自己的东西。“淡色中国”意味着中国是一块白板，可以充分展现自己的美好理想，既可以包括“水”，也可以包括“火”，它是“和而不同”这一传统中国文化的精华所在。“淡色中国”也可以解释当前最具挑战性的问题，即为何中国充满着相互对立的东西，却能安然无恙。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最强有力的淡色品牌不是一般的商品，而是知识、文化和政治产品。国家形象直接关系到国家在国际社会的“声誉资本”，而“声誉资本”的缺乏则会增大改革的风险。
国外学者还对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目标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欧洲时报》的社论说，自从中共中央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的思路后，“和谐”成了当今中国最时髦的一个词汇。在国内努力构建和谐社会的同时，在国际上把建设和谐世界作为外交努力的方向，这也是中国的亮点。《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认为，在发展问题上，西欧模式、日本模式、美国模式都没有很好处理经济效率与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中国正在探索的发展模式，矢志要建立“和谐社会”，说到底就是在效益和公平之间寻求平衡。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认为，和谐不能建立在贫穷之上，普遍贫穷之下即使有和谐，也是虚假的或者政治强制力之下的和谐，因此“小康社会”与“和谐社会”有密切的相关性。中共十七大强调通过建设“小康社会”而达致“和谐社会”是一个很好的战略设想。
三、中国的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
近年来，“市场社会主义”的思想甚为流行，成为西方理论界的主要关注点。有的尝试设计了多种可把社会主义价值与市场机制结合起来的模型，有的则对这些模型是否可取甚至可行，都表示出很大的怀疑。他们大多对于“市场”怀有负面的看法，甚至那些相对同情“市场改革”的人，也把市场视为必要之恶，认为只有严加管制才得以容忍。至少在有些左翼人士看来，市场和商品关系与社会主义根本不兼容，社会主义改革一旦接受了市场，终将跌入资本主义的深渊。
从美国左翼学者的情况看，他们对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有两种评论，一种持赞成态度，其中又可以分为两种意见。以詹姆斯·劳勒(J.Lawler)为代表的一派认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通向社会主义高级阶段的过渡形式，它是列宁新经济政策的中国版本。中国在社会主义建设条件尚不成熟的条件下，市场经济可以为奠定整个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基础服务。但是此间的问题是如何组织市场经济的运转，又如何保证社会主义的基本方向；以大卫·施韦卡特(D.Schweickart)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的特征，是完全成熟的社会主义形态，同时，他们提出了多种市场社会主义经济的组织模式。当然，他们认为中国目前并不是成熟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只是处于市场社会主义早期阶段。
大约有60%的美国左翼学者，将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同于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社会主义更多地应与计划经济相联系，而不是与市场相联系。这种倾向中又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向资本主义的过渡，因为市场的逻辑将是****国家规则的力量，市场愈成熟国家愈难计划，最后市场把国家变成自己的工具，把任何事物都变成商品，把任何人都分成买者和卖者、所有者和工人、剩余价值的创造者和获取者。从市场获益的人会传播个人主义、利己主义的价值观，从而动摇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经是资本主义的一种形态，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阶段或国家资本主义阶段。持这类观点的主要是托洛茨基主义者和毛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现今的社会经济控制在党国官僚手中，特权阶层正在进行资本积累，将工人创造的财产当作私有财产，将国家的财产变成私人财产。英国《每月评论》杂志是代表这一批判性传统的重要论坛，该刊登载的多篇文章指出，“市场改革”已从根本上颠覆了中国的社会主义。在这些作者看来，经济自由化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正表现了资本主义体系内在固有的对抗性矛盾。“市场社会主义”充其量只是一个自相矛盾的概念，一种势必要逐步蜕化的、极不稳定的社会形态：中国政府的“市场改革”规划，本意是要恢复社会主义的生机和活力，结果却造成了国家越来越走向资本主义道路，日益深陷外国的支配。
法国学者托尼·安德烈阿尼(Tony Andréani)则提出了完全不同的看法。他在《中国还是社会主义国家吗？》[15]一文中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仍属社会主义性质。其理由是：1、中国目前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阶段至少要经历50年。当前最主要的问题是要发展生产力，因为不仅中国必须摆脱“贫穷的社会主义”，而且只有发展生产力，中国社会的生产关系才能进入更高级的阶段；2、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的特点是，国家和集体所有制在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公有经济发挥着领导作用。中国的土地仍然实行国家所有制，这就避免了土地所有权大规模集中于私人手中。私营经济的发展受到鼓励，一方面它能更好地适应当前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因为农业、商业和手工业这些部门社会化程度较低；另一方面私营经济的发展对公有经济的发展也能起到了促进作用。中国的市场社会主义经过了20多年的奋斗，才逐步建立起相应的机制，例如商业银行制度取代直接提取企业利润的税收制度，还有独立于企业的社会保障制度等；3、中国仍然保留了国家计划和政府的宏观调控，只不过通过间接手段进行，其作用十分强大；4、中国社会主义需具有中国的特点，因此它必须考虑本国的特殊国情。它在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同时，还促进了“精神文明”的发展，而这种文明又完全不同于西方的文明。
日本福祉大学经济学系教授大木一训在《如何评价当前中国经济的发展》[16]一文中认为，从中国引入市场经济的实际情况看，承认生产手段的私有化、国营企业的民营化都仅限于一定的范围以内，公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仍居主导地位。中国在一定范围内将资本主义经济的部分要素引入国民经济中，建立了混合经济体系，这是为了实现经济的高速增长，建立富有活力的社会主义社会。他指出，十四大以后，中国决策当局认为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都只是经济活动的形态，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可以有市场经济，这就突破了以往市场经济仅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特有这一观念的限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在国家的领导下，实现市场对资源配置的基础作用，是吸收了市场经济和计划经济两者优点的新体制，定将为中国当前及今后的经济发展奠定理论基础。
美国密西根大学教授吴一庆（Yiqing Wu）在《每月评论》刊文指出，葛兰西对“消极革命”（passive revolution）重要概念的明确表述，为我们理解当今中国的改革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分析视角。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曾提出，任何社会形态“总是会有一些边缘性(marginal)或擦边球式的发展重组的可能性，尤其是当社会中进步的反对力量由于自身的原因比较弱小的情况下，处于主导支配地位的社会力量更有必要维持其对手的弱势地位”。[17]也就是说，在根本性的社会改造因受阶级政治力量对比的限制而难以实现的情形下，社会变革往往会通过曲折渐进的方式，走局部改良的道路。在吴一庆看来，以市场为主导的“改革”路径的确依赖于商品规律、物质和利润诱因和私人消费等资本主义因素，但它却有着显而易见的内在政治逻辑。首先，经济领域的放开固然会在某种程度上弱化社会控制，但它对统治阶级地位的威胁相对较小；其次，它通过对社会经济活动的有限松绑，吸收和消融普通民众对于变革的部分诉求；再次，它用先发制人的办法（preemption），预先缓解下层社会动员对统治阶层的政治压力和威胁。因此，他指出，“在缺乏来自下层的强大社会运动压力的情形之下，统治阶级应对社会政治困境的典型策略，首先是牢牢掌握住其手中的垄断权力。在此前提下，引入市场机制可在社会经济生活中放开一些可控制的缺口，通过商品化和物质消费导向而转移大众对统治阶级日益增长的不满，同时亦可在国际资本竞争中赢得一些时间”[18]。他认为，这是一条阻力最小的路径，借用葛兰西的话来说，这亦是一场“不是革命的革命”。
四、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
在某些西方人[中，中国几乎从不被当作民主国家来看待。如果按西方国家的民主指数来评定的话，支撑中国民主制度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就会变得一无是处。然而，早在2001年，在美国民主理论家拉里·戴尔蒙德(Larry Diamond)主编的《中国的选举与民主》[19]一书中，大部分作者对中国的民主化前景却表现出乐观的态度。有的作者认为，支持改革的精英将会同普通公民一道，最终形成一种民主的政治体制；有的相信，中国的文化能够支持民主政治的建设，并为民主政治的巩固做出贡献。这不仅是西方学者的结论，一些发展中国家亦对中国特色的民主做出了公允的评判。2007年《印度信息网》认为，世界上并不是只有西方民主一种模式，只要坚持民主本质，即人民当家作主，就是一种有效的民主。与西方民主中强调竞争、参与不同，中国民主强调人民当家作主，这种民主制度适合中国的国情，所以“中国式民主制度正在成为世界民主制度的一种新模式”。
关于这种新模式的特点，美国卫斯理大学哲学系教授史蒂芬·C.安格尔（Stephen C.Angle）在一篇题为《我们必须选择自己的领导人吗？——中国的****与政治参与》[20]的文章中认为，中国最明显的政治体制是“民主集中制”。他指出，当今最乐观的观察家预测中国多党民主制将在10年内产生，而比较悲观的分析家认为转型国家可能会持续更长时间，几乎全都把多党的代议制民主看作是最终的目标。然而在他看来，当今中国一种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形式而不是竞争性的多党民主制能够扩大公民的政治参与权利，而简单地引入一种竞争性民主反而会导致极其不公正的结果，因此“至少在目前，一种改革了的民主集中制可能是中国人民应该为之奋斗的目标”。当然，他认为，民主集中制必须面对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即它在哪些方面能够以一种稳定和可以预见的方式被制度化？另一个问题是民主集中制的范围。
美国布鲁金斯学会董事会主席约翰·桑顿（John Thornton）指出，中国目前所想的民主与西方民主的定义有所不同，尽管他们认识到选举的作用，但还是坚称实行“审议”形式的政治比多党公开竞争权力更合适。他对上述看法表示理解[21]。在他看来，“审议式” 民主，即允许公民个人和团体在决策过程中发表自己的观点，精英政治包括利用考评的方法检验候选人的工作能力，都反映了中国古老的观念：政府应当由最有才能的人组成。中国不喜欢像西方那样给人们太多的言论、新闻或集会自由，而赞成有条不紊地扩大人们的这些权利，更注意社会和谐。他认为，中国在地方选举、司法系统改革和加强监督机制方面进行的尝试都是在向一种更加基于规则的政治体制转变；中国社会也继续向开放和多元化的方向转变；中国领导人也在努力加强党内的民主选举。这一切都表明，“中国可能会选择自己的民主道路”。
当然，中国的民主体制确实还不完善，还在成长之中，但目前中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迅速变化、社会矛盾多发的转型期，因此，国外不少学者认为，中国民主建设目前不宜采取扩大竞争性的路子，以免加剧社会矛盾，引起社会动荡。德国《新德意志报》2008年2月7日的文章说：“目前中国正在进行当代最伟大的社会实践……中国定将实现一种特殊的民主，这种民主将考虑到这个大国的社会、文化和经济特点。这种亚洲‘社会主义民主’所涉及的是史无前例地继续思考‘孔子的公共伦理’，而不是抽象地复制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此论也许并不完全准确，但至少说明西方也有人开始客观地观察中国的民主建设了。
另外，以村民直接选举与自治为核心内容的中国农村政治改革与发展,也成了近10年来国外学者关注的焦点。他们的论文主要发表在《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中国》(The China Journal),《近现代中国》(Modern China)，《当代中国》(The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等刊物上，主要涉及三方面的问题：一是选举与农村社会经济发展的关系；二是村民选举的政治效应；三是村民选举与公民权利意识或民主文化的关系。在他们的印象中，比城市落后的中国乡村,仿佛成了民主的发祥地,被边缘化的农民似乎成了民主的“先锋队”。综观这些研究,始终隐含着这样一个主题,即中国的民主化有没有可能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而有所突破?或者说,20世纪80年代初,农民以包产到户揭开了中国经济改革的序幕,然后促使中国逐渐走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那么20世纪90年以来的农民直接选举,会不会导致中国特色政治的根本转型？
英国诺丁汉大学教授郑永年从国家制度建设的宏观视野来分析村民选举这个微观层面时,强调中国民主道路要走自己的路，也就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这种民主的价值取向当然不能照搬西方的民主理论预设。他认为，历史是开放的，民主政治更是一个开放体。民主政治具有多种形式，发展民主政治的途径也是多样化的。这就是为什么中国一而再、再而三地拒绝西方式民主，但同时又积极努力根据实际情况来发展中国民主。他的结论是，“中国不拒绝民主，但也不简单输入民主。这是中国有序民主的希望。”[22]
五、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正在颠覆西方经典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外国学者把[光投向了中国，他们对中国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问题发表了各种看法。但是当他们用西方的学术规范、概念去看待中国现实问题时，突然发现西方经典难以解释中国的现实。美国普渡大学教授洪朝辉列举了7个事例来证明，近30年来中国超常的发展，导致流行的一些西方理论正在不断地被证伪：[23]
1.根据达尔等政治学家的理论，经济的发展和教育水准的提高是民主选举的必要条件。但历时近20年的中国村民选举，却在经济贫困、教育落后的100多万个乡村有序地进行，不少选民文化程度和生活水平都不算高，如云南禄丰县高峰乡海联村村民，2002年人均年收入仅302元，且半数以上是文盲，但他们的选举程序之专业、选举秩序之稳定、选举行为之理性，为许多海外专家所称道。
2.西方流行的理论一般认为，政治强人的存在有助于社会稳定，而强人的消失则会导致社会的动荡，甚至内战。对此，众多西方学者曾预测毛泽东和邓小平之后，中国必定发生大乱。但事实是，1970年代末，中国不仅没有出现内战，而且启动了改革开放；1997年以后，中国经济更是呈现史无前例的发展势头。
3.许多现代化理论家认为，中产阶级和私有财产集团是自由、民主的重要动力，并能对现政权产生巨大的威胁和反叛。事实上，中国的中产阶级已成型且逐渐壮大，各个阶层的私有财产也呈飞速增长的态势，但是他们大都不是西方学者所说的民主政治的积极鼓吹者和实践者，更不是现有政权的麻烦制造者。相反，他们积极要求入党，参加政协、人大，甚至担任政府官员，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天然盟友。
4.发展经济学的一大理论认为，贫富分化必然导致社会动荡，如果一个社会的基尼系数超过0.4，社会的动荡就进入临界点，并预示着政治革命即将来临。但是，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已超过0.45，却没有出现“陈胜、吴广”，更不见“改朝换代”。相反，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社会的基尼系数不到0.2，但全中国却陷入10年动乱。
5.着名的“绝对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警句，已被众多政治学家证明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经典理论。但是，如果将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与目前的中国相比，前者的权力绝对化远远大于后者，但后者的****程度又远远大于前者，由此难道可以推出：权力越集中，****越少；权力越多元，****越严重吗？
6.美国不少学者提出“中国崩溃论”，认为中国内部的种种危机既是内生的，也是难以避免的，这些危机不断累积，必然压垮中国。但这20多年来，中国却没有按照这些西方预言家们的设想，出现大规模的金融危机、工农暴动、国家分裂和政权垮台，相反，经济超常发展、社会相对稳定、政权依然巩固。
7.“中国威胁论”的一大依据是，自近代以来，任何一个大国的兴起都伴随着战争与扩张，如19世纪的普鲁士、20世纪的日本帝国等，所以中国想崛起就不可能是和平的。但是，至少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发展仍是和平的，一些人只是在心理和臆想层面上产生“威胁”，而并不是现实。
以上这些不断证伪西方理论的事实，说明中国用以指导实践的是另一套理论，这一点已为大多数西方学者所认同。有的学者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称之为“后社会主义”，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中，社会主义提供了一条可以取代资本主义的发展道路，但不再有统一的理论，而带有各国的特色。这种社会主义，既须跻身于资本主义世界，又不能放弃社会主义的基本结构；既要同资本主义的世界秩序相结合，又要确保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复辟；既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经验，又要克服资本主义的种种弊端。有的学者认为，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等是“一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不仅系统地回答了像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在世界历史的大背景下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体现了其宏大的全球化视野，而且正是这种新版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颠覆着西方经久不衰的传统理论。
六、中国模式已上升为“北京共识”
进入新世纪以来，全球经济发展并不景气，原来被两极格局掩盖的一些矛盾进一步尖锐化，地区冲突、民族矛盾、宗教纷争、国际恐怖活动此起彼伏，而中国却向世人展示了一种经济持续发展、社会安定祥和的景象。西方不少学者在反思：中国成功的奥秘和经验是什么？究竟怎样来看待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这些经验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是否具有借鉴意义？如果说苏联东欧发生剧变可以被称为20世纪的历史之谜，那么中国的快速发展却成为近年来西方学者探索的另一个历史之谜。
2004年4月，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指出，经过20多年的改革，中国迅速崛起，为第三世界国家提供了一个有别于西方的发展模式。同年5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中心发表了美国着名中国问题研究专家乔舒亚·库珀·雷默一篇题为《北京共识：论中国实力的新物理学》[24]的论文，对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就作了理性的思考与分析，指出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已摸索出一个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他把这一模式称之为“北京共识”。该词也由此而传播开来，并引发了不少学者从不同学科领域和视角对“中国模式”作出各种定义。进入6月，时任联合国秘书长的科菲·安南在圣保罗接受新华社记者提问时说，中国依靠独特模式实现发展的有益经验，的确值得其他国家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借鉴。其实，所谓“中国模式”只是国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解读，它不仅体现了国际社会对中国发展态势的高度关注，也表明中国探索的道路已取得了举世的公认，进而到了升华为“北京共识”的时候。
乔舒亚·库珀·雷默指出，“中国正在指引世界上其他一些国家在有一个强大重心的世界上保护自己的生活方式和政治选择。这些国家不仅在设法弄清如何发展自己的国家，而且还想知道如何与国际秩序接轨，同时使他们真正实现独立。我把这种新的动力和发展物理学称为‘北京共识’”[25]。根据他的说法，这种新的“动力物理学”可以概括为三个“定理”：其一，重新定位“创新”的价值，而不是“旧物理学”所认为的发展中国家必须从后沿技术(铜线)入手开始发展，这个定理坚持认为尖端创新(光纤)必不可少，以求引起变革，而这种变革比变革引起的问题发展更快，因而能减少改革中的摩擦损耗；其二，既然混乱不可能自上加以控制，这就需要一整套新的工具，它超越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这样的衡量尺度，而把重点放在生活质量上，即“建立一种将可持续性和平等性成为首要考虑而非奢谈的发展模式”，这是处理中国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大量矛盾的唯一途径；其三，坚持自主理论，并“使用影响力把想要踩踏自己脚趾的霸权大国挪开”，因为任何一个没有真正独立自主的国家都谈不上发展。在他看来，中国寻求自主的努力不仅表现在国内经济发展方面，而且还表现在在全球关系上的多边主义倾向，这和最近20年来美国奉行日趋严重的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形成了强烈的对比。所以，“北京共识”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就是通过多边主义建立全球新秩序，这一秩序建立在经济往来和承认经济和文化差异的基础之上，也就是在全球的框架内承认地区和民族间的差异。
乔舒亚·库珀·雷默认为，“北京共识”是一种适合中国国情和社会需要、寻求公正与高质增长的发展途径。这种发展途径可以定义为：艰苦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验；坚决扞卫国家主权和利益；循序渐进，积聚能量。其中，创新和实验是其灵魂，既务实又理想、解决问题灵活应对、因事而异不强求划一是其准则。它不仅关注经济发展，也同样注重社会变化，还涉及政治、生活质量和全球力量平衡等问题。他指出，“北京共识”正在取代人们业已不信任的“华盛顿共识”，平等、和平与高质量的发展愿望取代了指手画脚和盛气凌人。尽管各国学者对“北京共识”议论纷纷，但基本上还是达成了如下一些共识：第一，一个国家的发展模式应该由一个主权国家独立自主地进行探索，任何由外部强加的发展模式都注定是要失败的；第二，强调发展的包容性、兼容性，努力把社会主义制度与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把经济高速增长与社会全面发展协调起来，把政府宏观调控与市场微观运行结合起来，把效率与公正协调起来；第三，强调发展的人民性而不是特权阶层性，“华盛顿共识”的目的是帮助银行家、金融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们，强调以人为本；第四，强调本民族的文化和文明传统，并努力使传统优秀文化与现代发展相结合；第五，强调发展的积累性、渐进性，通过累积效应发展自己。可见，所谓的“北京共识”，实际上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在西方学者那里的另一种表述，它是世界历史上有别于西方的一条大国崛起之路，同时也是世界社会主义史上一条全新的发展之路，对广大的发展中国家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但是，中国现代化的性质被当今众多的西方学者所忽略。由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最早完成现代化，并从经济、政治、文化各方面形成了制度、体制甚至路径上的既定模式，对后发国家具有强烈的指向作用，再加上发达国家的大力推行，如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政策宣言”的“华盛顿共识”在拉美、俄罗斯及东南亚等国的强制实施，促成了现代化与资本主义一体化的误导。因此，“中国模式”是社会主义性质的这一点很少有人提及，但美国学者阿里夫·德里克(Alif Dirlik)却看得很清楚。他指出，“中国模式”中被大力称道的“民族经济的一体化、自主发展、政治和经济的主权以及社会平等等这些主题的历史和中国革命的历史一样悠久，是社会主义革命时期提出的”，而这些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遗产，则是“中国模式”中最重要的内容。[26]乔舒亚·库珀·雷默在回答“北京共识”与“华盛顿共识”的区别时，也指出“华盛顿共识”的目标是帮助银行家，而“北京共识”的目标是帮助普通人民。这其实就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
值得关注的是，美国思想家F.福山（Francis Fukuyama）最近主编了一本新书《出乎意料》，书中收录了各学科未来学家和政策分析家的作品。F.福山在序言中指出：“预测并处理我们曾经认为的低概率事件，显然已成了全球公共和私人部门的决策者所面临的重大挑战。”书中预测未来世界可能发生的七大“战略意外”中，有一项是：“人们将许多不平等现象归咎于美国式的资本主义，全世界对这些不平等现象的不满，可能会将人们的注意力更多地转向像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模式，从而结束美国的霸权地位。”[27]“软实力”概念的提出者、美国学者约瑟夫·奈(Joseph Nye)2008年初对记者说：“中国的经济增长不仅让发展中国家获益巨大，中国特殊的发展模式和道路也被一些国家视为可效仿的榜样……更重要的是将来，中国倡导的政治价值观、社会发展模式和对外政策做法，会进一步在世界公众中产生共鸣和影响力。”[28]
注释：
[1][日]大木一训.中国経济の発展と现段阶をどうみるか[J].経济，2004-11.
以威廉·阿瑟·刘易斯（W. Arthur Lewis）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发现，只要充分利用欠发达国家大量过剩的劳动力，就足以解决他们的资本积累问题和工业化问题。这种主张不仅在理论上独树一帜，而且影响了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政策，以至战后许多国家都走上了刘易斯绘制的工业化道路。
Peter Nolan，China at the Crossroads[J]. 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UK，Jan.2005.
[日]不破哲三.マルクスの"科学の目"――二十一世纪の资本主义と社会主义[J].発行ジャパンプレスサービス、2003（1）.
[俄]M.Л.季塔连柯.对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理论的比较研究[J].中共党史研究，2001（6）.
Samir Amin，What Maoism Has Contributed?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06.9.12.
Peter Nolan，China at the Crossroads，Journal of Chinese Economic and Business Studies UK，Jan.2005.
安东尼·吉登斯.国家最重要的投资是对人的投资[N].南方周末，2007.12.20。
Leong Liew，China‘s Engagement with Neo-liberalism: Path Dependency, Geography and Party Self-Reinvention[J].Th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UK，Feb.2005.
[10]A.沙夫.我的中国观[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4）. [11]A.沙夫.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新型社会主义[J].当代世界社会主义问题，2001（1）.
[12]Thomas Heberer，Reviewing of Several Problems of China‘s Development Model[J]. 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5).
[13]Le Monde diplomatique No.10 2004.
[14]Chaohui Hong，The China Uniqueness-Dilemmas and Directions of China‘s Developmen,New York: Cozy House Publisher. 2004.
[15] Tony Andréani,La Chine est-elle encore socialiste?La Pensée No.1 2005
[16]同[1].
[17] Antonio Gramsci, Selections from the Prison Notebooks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71, p.222.
[18]YiqingWu，Monthly Review[J]. 2005(11).
[19]Larry Diamond，Elections and Democracy in Greater Chin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USA July 2001.
[20]Stephen C.Angle，Must We Choose Our Leaders? Human Rights and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in China，Journal of Global Ethics UK，No.2 Vol.1 2005.
[21]John Thornton，The Prospects for Democracy in China，Foreign Affairs，no.1 2008
[22]郑永年.先有制度基础，后有民主政治[N].环球时报,2008-1-15.
[23] Chaohui Hong,The China Uniqueness-Dilemmas and Directions of China‘s Developmen,New York: Cozy House Publisher. 2004.
[24]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First published 2004 by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5]Joshua Cooper Ramo，The Beijing Consensus: Notes on the New Physics of Chinese Power, First published 2004 by the Foreign Policy Centre
[26]Alif Dirlik, Rethinking China‘s Development Path: Should not Abandon the Historical Legacy of Socialist Revolution[J].当代世界与社会主义, 2005(5).
[27]rancis Fukuyama, Blindside: How to Anticipate Forcing Events and Wild Cards in Global Politics ,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 Nov. 2007
[28]参考消息.2008-3-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