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马克思和恩格斯对待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的态度，完全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在历史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由于缺少马克思学说所要求的那些物质前提和主体力量，总是导致苏联模式的“无社会的社会主义”。当今中国只有走出这一模式，才能为社会主义开辟健康的发展道路。我们需要的不是倒退，而是更多的市场经济，更多的民主。
[关键词] 马克思；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
当前，中国的社会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各种利益差别日益显着，社会矛盾清晰凸显。正是在这一背景之上，关于经济增长中的效率与公平问题、关于发展生产力与时下人们到处谈论的“以人为本”的关系问题、关于中国当代改革开放的方向以及中国融入全球化体系对自身社会所带来的影响等等问题，重新受到理论界的极大关注和热烈争论。而争来争去，到了最后，往往又回到了那个自改革开放以来就一直聚讼纷纭、莫衷一是的“什么是社会主义”的老问题上。
最近几年来从“民间”到学术界，有一种颇具影响力的观念，认为中国二十多年来以市场经济为指向的改革开放背离了原来的社会主义方向，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从而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矛盾与冲突。因而现在应该及时“反思”并迅速煞车，否则整个民族就一定会被拖进痛苦深重的泥潭之中。这种思潮以马克思主义为旗帜，以维护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号召，并以此来彰显自己的政治正确性和道德优势。这种思潮还认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决公平问题，而公平被认为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和目的。据说这才是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唯一正确解释。
应当承认，属于这一思潮的许多论者，确实抓住了我们当前经济和社会生活中的一些丑陋事实，他们对现实的批评也的确在一些方面切中时弊，因而有理由受到重视，而不宜简单否定。然而，作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在我看来，他们的政治主张从根本上说是肤浅的，不正确的，他们所据以构成这些政治主张的理论基础，也谈不上是马克思主义。换句话说，他们所宣扬和信奉的马克思主义，与本来的马克思学说并没有多少共同之处，而只不过是对这一学说所作的道德主义、浪漫主义解释以及对在历史上已经破产了的苏联模式“现实社会主义”之自觉不自觉的美化和留恋而已。把这种“马克思主义”运用于我国现实，我深信，既不会有利于人民大众和社会进步，也不会给马克思主义带来任何益处。
一
首先，很有必要来看看马克思恩格斯的观点究竟是怎样的。因为依我之见，正是在这个最基本的、但也关系到最根本问题的领域里，历来存在着大量的误解和混乱。很久以来，从名目繁多的社会主义思潮、派别到各式各样的新老自由主义右派，人们往往随意拿出马克思恩格斯的名字高谈阔论，或满口称颂尊崇有加，或讥诮诅咒不遗余力，但实际上却恰好不是立足于对马克思恩格斯本人学说的正确理解之上，而只不过是立足于他们自己所片面肤浅地理解和解释的马克思主义之上，或者干脆就是立足于他们自己的观念甚至情绪之上。正所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出发点错了，结果必定南辕北辙。在这些人们的善意的或恶意的评论声中，马克思社会主义的基本面貌不是越来越清楚而是越来越模糊了，对社会主义的基本认识水平不是越来越提高而是越来越降低了。可惜的是，本文开头刚刚提到的这些在近年来出版物和网络上异常活跃的论者们，大致就正是处于这样一种理解水平和精神状态中。
众所周知，马克思恩格斯不仅始终是资本主义的坚决批判者和否定者，而且作为社会主义者，对市场经济也是持拒绝态度的。在他们对自己所预测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的粗线条的、大略的勾画中，不但没有给资本、利润、私有制和剥削这些范畴留下地位，而且也没有给一般的商品市场经济留下地位。这早就是一个尽人皆知的事实，对此也不可能回避掩饰。顺便说说，时下一些刻意从“老祖宗”理论中寻章摘句为任何一种当下现实作辩护的“研究”，尽管气势上铺天盖地，却总是陷入“无人喝彩”的尴尬境地，其原因就在于不顾这样一些起码的事实。
然而问题在于，马克思恩格斯是如何得出这些结论的？是怎样一些逻辑引导他们得出了这些主张？说到事情的这一方面，我们就绝对不应该忘记：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是从对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道德嫌恶中，而完全是从对历史的分析和预测中得出这些结论的。
不论马克思学说自20世纪以来怎样被形形色色的“新马克思主义”者们广泛地解释为人道主义和伦理主义，我还是要像马克思恩格斯本人以及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第一代马克思主义继承人们那样坚持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实际上是把自己的社会主义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之上的。依照他们的历史认识，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自然历史过程的必然方向，是人类文明数千年进步积累的结果，资本主义社会内在经济矛盾高度发展的替代物。它的直接历史前提和依据，一方面在于资本主义所创造的物质条件和客观需要，另一方面在于随着资本主义经济发展而成长壮大起来的工人阶级主体的认识和行动。生产力的巨大扩展必将使得资本主义的固有矛盾趋于激化，以致一度曾推动了生产力迅速发展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最终会变得过于狭小，客观上需要有一个更适合于新的现代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社会来替代它，同时，这一客观现实又不可避免地反映在工人阶级的一般观念中，从文化心理上把他们塑造成社会主义革命的担负者。于是，社会主义最终将取代资本主义而成为适合新的生产力需要的社会——总之，一句话，把社会主义看作客观历史意义上的必然性而不是主观道德层面上的必要性，正是马克思学说区别于其他一切社会主义流派的地方。你尽可以不同意甚至批评这一学说，但你不应该否认，上述思想正是马克思学说的基础和核心之所在。做马克思主义的维护者首先应该做一个尊重本来事实的研究者，问题的出发点是在这里。
从事实而不是从我们自己的理解出发，我们今天应该承认，马克思恩格斯当初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很快会被社会主义社会所替代的理论信念太过乐观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命力的估计太低了，正因此，他们两人所设想的那种由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革命性过渡至今也没有出现，这里面的复杂原因，至今仍需要作深入的探讨。但这暂时还是另外的论题，而对于我们时下的讨论来说格外重要的却是这样一个问题：从历史唯物主义出发，每当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资本主义已经发展成为社会进步的桎梏时，他们固然对其持坚决否定态度，但是，当资本主义在他们看来尚未获得充分发展时，他们对商品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资本主义却是持肯定和欢迎态度的。多少读过一些马克思恩格斯着作的人都不会不知道，这方面的有关论述在马克思恩格斯着作中所在多有，俯拾皆是。例如马克思在揭露自由贸易的资产阶级实质本性的同时，曾明确声明说自己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出发赞成自由贸易，理由是“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1]。再如在评价大卫·李嘉图时，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当作生产的最有利方式，主张“为生产而生产”，这在他那个时代是完全正确的。恩格斯更是直截了当地说，资本主义社会形式是使生产力达到高度发展的水平所必需的，因为只有在生产力的这一高度发展水平上，“社会全体成员的平等的、合乎人的尊严的发展才有可能。要达到这一点，以前的一切社会形式都太薄弱了”。似乎不需要再作更多的引证，仅仅这些引语已足以证明，决定马克思恩格斯的社会主义基本观念的，始终是历史唯物主义的规律性认识而不是抽象的道德伦理“诉求”。
然而，这一马克思学说的实质到后来却经常被人们忽视和遗忘了。20世纪以来，对马克思学说作伦理主义、道德主义的解释，无论在西方和东方的社会主义者队伍里都占据了上风。上述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基础逐渐很少再被人提到，或者，即使在回避不开时偶尔提到，也只是当作一种言不由衷的意识形态套话而已；人们愈来愈热心地大讲特讲、竭力“弘扬”的是马克思学说对资本主义的道德嫌恶和对社会主义的正义追求，而对马克思学说的历史唯物主义本来特征避而不谈，这样就完全把马克思恩格斯改造成了伦理社会主义者，描绘成了虽然怀抱对弱者、对劳动者的无限同情但却缺少自己的完整历史理论逻辑的道德家或宗教家。依我看，与其说这是在赞扬马克思，不如说是在侮辱马克思。因为这样做不是把马克思当作一位立志以科学的检查和医疗方案根治资本主义机体弊病的医生去看待，而是一味称颂这位医生治病救人的好心；不是依靠我们今天更加发展了的科学手段去检验这位医生的医疗方案，指出其中至今仍有科学价值的部分，同时，发现其中的不足甚至错误之处，而是尽力要人们相信，他的方案对错一点不重要，重要的是对待病人时他志趣高远，目标高尚！你们能够想象如果某位医生受到这样的赞扬，他会作出怎样的反应吗？我想他一定会说：对不起，我宁愿要对我的医疗方案的尖锐而实际的批评，也不要这种空洞的赞扬。
上述误解虽然背离事实，但却事出有因，它是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与马克思学说的预测出现重大反差的必然结果，是这一必然结果在后来虽然推崇马克思但却并不真正了解马克思的人们头脑中的反应，尽管是完全不正确的反应，然而现在对我们重要的是：从以上论述中，关于我们当前的社会问题能够得出什么样的实际结论呢？
应当是这样的结论：今天，如果我们还愿意尊重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学说，我们就必须承认，对马克思恩格斯来说，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支持市场经济甚至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不与社会主义者的立场相违背，而且恰好是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要求。无视或回避这一点，就只会把马克思学说变成失去历史科学依据的道德理想主义、经济浪漫主义和民粹主义。而我们今天的不少论者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就正是这种与马克思无关的“马克思主义”。
二
现在，让我们从理论转向实践，来看一看社会主义运动在过去的实际发展情况。
迄今为止，马克思恩格斯所设想的那种从高度发展的资本主义结构中自然孕育出来的社会主义革命并没有出现过。我们所看到的社会主义革命都不是在发达的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化中心地区，而是在经济文化大大落后的、刚刚只有资本主义初级发展的国度或干脆就没有资本主义发展的东方国度中发生的。应当承认，这些社会主义革命一般有其特定世界历史意义上的历史必然性和合理性，因为它们是资本主义全球化扩展进程中各种复杂的现实矛盾和精神发展相互作用的结果，是广泛传播了的西方社会主义理论与东方落后国度在被动现代化过程中的现实困境交互作用的结果。但是，从根本上说，此必然性非彼必然性，它们并没有具备经典马克思学说所要求的那些资本主义物质前提（发达的生产力和符合现代文明水平的文化）和主体力量（数量和质量上都足够发达、从而能够在革命后对社会生产资料实行自治管理的工人阶级人民大众）。而由于缺少了这些条件，历史运动的内在逻辑便决定了夺取政权的道路和方式的特殊性，也决定了在革命后不可避免地出现先前人们根本没有预见到的社会主义的畸变。
于是我们看到，在过去将近90年的历史上，落后国家的社会主义实验，直接间接地总是引导向苏联类型的“现实社会主义”，经过或长或短的反复、争论和派别分歧，最终总是趋向于建立少数人集权的模式，使一部分人成为代替包括无产阶级在内的人民大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管理者阶层，人民大众则充当整个社会体系中被管理、被教化的被动对象。在这样的体系中，与马克思学说关于社会主义的原有设想不同，人民大众很少能够发展自己的积极性和首创精神，以致不但缺少向马克思所说的那种“联合起来的自由人”方向接近的可能，甚至连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已经得到了的政治上和契约上的公民自由也无法得到保证。这种社会主义由于能够借助高度集权的巨大力量整合社会资源，可以在一定时期内迅速发展生产力，取得某些重大的经济成就，也可以在一些时期或一些情况下凭借管理者的理想信念、本能的同情心、道德自律为人民大众利益实行有利的措施和政策，但所有这些措施和政策都没有得到制度上的客观保证，因而只能视为一种自上而下的赐予。这一中央集权社会主义的最大弱点在于，由于排斥了民主，在制度安排上并没有保证劳动者大众自己掌握生产资料和实行自我管理，而只是建立了某种高高凌驾于社会之上的政治权力对生产资料公有关系的“代管制”（如罗莎·卢森堡在其名作《论俄国革命》中早就富有预见性地指出的那样）。可以简洁地把这种社会主义叫做无社会的社会主义，因为它恰恰是把社会——组成社会的人民大众——对自己的参与管理排除在了整个社会组织的基本运作之外。这样的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说，与马克思所预言的那种社会主义大异其趣，在现实生活中，从长远看则早已证明既保证不了效率也保证不了公正。这种社会主义的极端典型——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给国家、人民，同时也给它所标榜的马克思主义带来了巨大伤害，它被人们称作“兵营式的社会主义”，是一点也不夸大的。所以，要想真正向马克思所预测的那种劳动者管理自治的社会主义迈进，首先就应当走出这种苏联式“现实社会主义”的藩篱，非如此，不
但不可能实现什么社会主义理想，甚至也不可能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列。
三
然而历史已经表明，要想走出中央集权社会主义这一藩篱是最为困难的。其原因在于这一体制自身所固有的强大封闭性和顽固性，在于其经济、政治和文化高度一体化的社会结构，在于由这一结构所造就的盘根错节的特殊利益，处处阻碍着任何实质性的自我改革。战后几十年中苏联及东欧各国屡经修修补补式的改革，无一例外地不是在内部矛盾面前浅尝辄止，就是在外部干涉之下戛然止步，永远是趔趄不前，一次次错失有利的历史时机，以致最终归于失败，这个周而复始的循环怪圈，正是对上述情况明显的证明。在苏联模式最终瓦解，无可挽回地成为历史陈迹的条件下，我们唯一的、也是最后的出路就只能是求助于市场，以便通过在这条道路上所发展起来的客观社会力量——用马克思爱用的话来说，就是物质力量——来摆脱旧有的体制，并为创造未来的健康的社会主义的物质与文化前提打下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商品经济的发展、市场经济的完善、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和经济增长的高效率，都是当今中国所特别必需的，因为正是在市场这个看起来“丑陋”和不公正的粗糙现实中，隐藏着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未来希望。如果不是这样看问题，而是假借马克思主义的旗号拒绝市场经济，恐怕是一个不小的错误。
当前一些论者之所以反对市场经济，是因为他们觉得市场经济导致剥削和分化，造成劳动者作为“人”的地位的缺失。他们把市场经济与劳动者的解放绝对对立起来，把市场经济当作一团纯粹的谬误予以否定。而当他们这样做时，又自认为或自我标榜是举着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旗帜的。
然而依本文之见，马克思在这里是帮不上这些论者多少忙的。马克思和恩格斯从不把市场经济和劳动者的社会解放抽象地对立起来。在他们看来，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历史上起着革命的作用，它瓦解旧式的人对人的依附关系，用契约的、形式的平等代替公开的等级制度，而这正是进一步实现社会普遍的、实质的平等和劳动者的彻底解放所必需的历史前提。不错，商品经济远不是美好的，它会带来社会的分化和矛盾，但是，商品是天生的普遍主义者和平等主义者，它会以自己的内在经济力量赋予劳动者扞卫和提高自己利益的物质手段。市场发展的内在逻辑要求民主，而只有在实现了民主体制的条件下劳动者才有可能合法地、公开地抵制市场的有害后果，争取自身地位和待遇的改善，并逐步培养和提高自己的政治自治能力。
从这样的观点看，与其说我国现今的市场经济改革太多了，还不如说还大大不够。我们现在与其说是吃市场经济发展之苦，不如说是吃市场经济发展不足之苦。
我国是在原有的高度集权社会政治体制下开始经济和社会改革的。二十多年来，我们的经济固然已经在很大程度上走出了中央集权计划经济而迈上了市场化的道路，但与此同时，政治结构虽有改革，总体看来却仍在既得利益的强大自我维护力量惯性作用下尽力维持着先前的基本形态。由此而来的必然后果是权力介入市场，与资本互相结合和渗透，甚至直接参与经营，利用自己的政治特权在市场化过程中大赚其钱，大发横财，贪污****，从而形成时下人人痛恨的权力寻租现象。正如时下的事实在到处都揭示出的，一些地方的政府权力出于财政需要、领导人的个人政绩乃至其他种种实用目的等等原因，大肆追求经济发展的短期效益，不顾环境问题，大搞过度开发，由此造成严重的生态破坏、环境污染、资源浪费，并经常在发展的口号下扶持资本而压抑劳动者的合理利益，剥夺他们的正当要求。在这种情况下，越来越多的人们意识到，承诺“为了”劳动人民但由于缺少民主化而实际上不受劳动人民监督的政治权力，在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过程中完全可能转化成资本的工具。与其说这是一种危言耸听的人为的夸张，不如说它是未经彻底政治改革触动的“斯大林模式”与市场经济嫁接所造就的顺理成章的结果。无论理论分析还是现实的经验都已证明，指望这一来自于过去而现在仍力图继续在市场经济中谋取其特殊利益的政治权力，去实现经济生活领域中的公平并保护人民大众的权利和利益，实际上不啻缘木求鱼，南辕北辙，完全找错了对象。
所以，尽管你抓住了丑陋现象的某些方面，但如果你对现象的本性不作深入分析，而只是一味反对市场经济，美化甚至主张回到过去那种中央计划经济加政治集权的旧有社会结构中去，依我看，这就是把我们现在远不完全的市场经济混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市场经济，把摆脱矛盾的出路寄托于重新回到旧有的体制中去。这无异于用原因反对结果，用过去反对未来。其结果，不但不能够克服矛盾，恐怕还很有可能使自己陷入《共产党宣言》中早就批判过的“真正的社会主义”陷阱之中。
那么，现在的任务是继续发展市场经济。但是应该怎样保证市场经济条件下劳动者的基本权利，怎样保证他们不受资本的专横剥削和压榨，从而实现相对的公平呢？
简单说来，应当是切实推行政治体制改革，建立充分的民主政治，从而使政治权力处于社会的监督和控制之下，从制度上铲除政治特权的基础。只有政治民主化才能保证广大人民群众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并使他们为维护自身权益而进行的经济和政治斗争合法化。时下我国社会从上到下，到处都在热烈地谈论建设“和谐社会”。这当然不错，它无论如何是针对当前社会中所存在的普遍问题所作出的一种积极反应。但是应该如何实行这一“和谐社会”？这才是核心问题之所在。市场经济是一个充满矛盾的动态的经济运动过程。在这一社会中，“和谐”不可能靠消灭、压抑或干脆否认矛盾去达到，而只能靠实行民主制度，保证各种利益群体在政治上合法平等的条件下展开博弈（如劳资谈判、集体协商）——或者，用时下人们普遍回避、但实际上十分准确的马克思主义术语说，斗争——从而为社会矛盾提供随机解决的正常渠道去实现。换句话说，民主机制承认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但不是用压抑矛盾的办法塞壅止流，以致矛盾积累到最后便汇聚成为汹涌奔突的大洪水，而是发展公开合法的机制去输导它们，使之成为不致危害社会正常发展并反过来充当矛盾机制的涓涓细流。西方资本主义中心地区之所以成功走出19世纪矛盾重重的早期阶段并发展到今天，重要诀窍之一即在于此。
从而，解决问题的核心是：我们再不要指望过去时代那种不受监督的政治权力替老百姓谋福利并实行公平，而只能寄希望于建立民主制度以保证实现劳动人民自己的自主权力。对劳动者来说，拥有由他们自己真正行使自治权力的团体如工会、农会、合作社等等，以便争取自己的工作待遇、条件的改善，争取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提高，也就是说，发展人民群众的自我意识而不是永远等待“政策”来庇护他们，才是真正保证他们作为“人”的地位的有力手段。
然而，政治制度的改革是一个远为复杂困难的问题。这里涉及到的不仅仅是观念形态的问题，甚至主要不是这方面的问题，而是与种种个人、集团和阶层最实际的私利考虑紧密缠绕在一起的利益问题。因此，不能孤立地谈论政治体制改革，而必须与经济的进步结合起来考察，否则，它终究只能是一种停留在呼吁和恳求层面上的良好愿望而已。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前面所说过的话：政治民主化不能凭空出现，而只能依赖于市场经济发展所造就的物质力量的推动，因为市场经济虽然并不自然产生民主，但它为民主提供客观需要和在自身利益推动下去为之努力奋斗的主体力量。这就是在我看来，没有市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政治改革就不可能单独成功的原因。
本文最后的结论是，从科学社会主义的观点看，中国需要的是进一步前进，更充分地利用市场经济的发展，同时利用这一发展所造成的客观趋势争取实现更广泛的民主制度，从而为人民群众未来的自治的社会主义创造条件。总之一句话，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市场，更多的民主，而不是像左派论者那样抽象地喊叫保护人民的平等和公正。
参考文献：
[1]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1）：229.
马克思.剩余价值学说史[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8（2）：121.
恩格斯.卡·马克思.〈资本论〉第一卷书评——为民主周报作[A].马克思恩格斯选集[C].（2）：59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