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中国环境外交困境的形成有中国自身的因素，但更根本的是由于它正处于难以短期超越的工业化发展阶段，和它在资本全球化中所处的下游位置造成的。要摆脱极有可能发生的生态崩溃的历史命运，就要进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除了在当前阶段努力学习西方经验技术，控制生态环境的继续恶化外，还要充分利用各种优势，打破工业文明全球化的恶性运行链条，描绘自己的世界图景。对于中国而言，解决不了国内的问题就谈不上解决国际的问题。但是同样，如果没有世界眼光，它也无法解决国内的事情，因为中国已经被铆进了世界整体结构中。
关键词：环境外交；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Abstract: Apart from the problems in itself, China‘s environmental diplomatic dilemma results from the insurmountable development stage in industrialization and the lower position in capital globalization. To avoid ecological collapse calls for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t is critical to control the tendency of ecological deterioration through learning advanced technologies from western developed countries. Besides, a variety of advantages should be made full use of to escape from the running vicious chain. For China, it is impossible to resolve international problems before the settlement of domestic problems. Likewise, without world vision, China is not likely to settle domestic problems because it is one part of the world.
Key words: environmental diplomacy;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socialism;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不谋万世者，不可谋一时”，当我们在环境外交领域遭受种种指责时，一方面，我们应当反思、关注并不断以各种形式加强自身的环境资源保护工作，主动承担全球环境保护的责任和义务；但是，另一方面，我们也需要追问，中国乃至整个发展中国家陷入环境外交困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是否有可能超越困境，走出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之路。
一、中国环境外交的基本状况
环境外交，也称生态外交，是观察国际关系发展趋势的一个新视角。环境外交通过国际谈判制定国际环境法规，用以规范人的环境行为；通过调整人的环境行为，来调整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以及调整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它与传统外交相一致的是，目前的环境外交仍然是以维护国家利益为基本目标和第一位原则的。[1]
由于全球生态环境日益恶化，越来越多的民众开始关注环保，环保已经成为具有普适性的道德原则，而且环境问题也成为国际关系中的热点问题。从1972年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召开的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到1991年在斯德哥尔摩召开的国际人口、自然资源和发展会议，到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再到2002年联合国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再度召开的十年一次的世界可持续发展高峰会议，国际环境合作越来越成为国际关系中要求各国共同遵循的道德标尺。1994年马拉喀什部长级会议通过《关于贸易与环境的决议》，世界贸易组织环境委员会成立；1996年，ISO 14000环境管理体系国际标准正式颁布，它规定任何国家对不符合环保的产品都可以拒绝进口，标志着国际间的环境贸易壁垒已经开始构筑，环保成为国际贸易新的制约因素。
早在1972年，中国就参加了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迈出了中国环境外交的第一步。1989年以后，中国环境外交进入了一个迅速发展的时期，逐渐形成了包括双边、区域性及全球性的层次多样、涉及内容广泛、积极主动的环境外交格局。我国同多个国家签订了环境合作协定或备忘录、核安全与辐射环境合作协定。以周边邻国为重点，同时与发达国家保持密切的双边环境合作。另外，中国还参加了亚太经合组织、亚欧会议、东北亚环境合作、东亚酸雨监测网等区域环境合作会议和行动。1992年中国制定《中国环境与发展大对策》；1994年中国通过《中国21世纪议程》。1999年我国颁布了《全国环保国际合作工作(1999-2002)纲要》。这是环保系统在国际合作方面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它明确了全国环保系统今后一段时期国际合作工作的指导思想、工作任务和主要措施，为今后全方位、规范有序地开展国际合作奠定了基础。
中国为树立良好的生态国际形象付出了巨大的努力，作出了发展中的人口大国所能承受的最大让步。例如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和原则，中国虽然没有具体的温室气体减限排义务，但是，中国政府根据自己的国情，已经和正在采取一系列兼顾发展和环境、双赢的政策措施应对气候变化问题。如努力调整经济结构和能源结构，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约能源，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大力开展植树造林、退耕还林，积极开展清洁发展机制项目（CDM），中国还是为数不多的向国际环境基金进行捐赠的发展中国家之一。而我们饱受国际****组织诟病的计划生育政策，正是对世界环境作出的最大贡献。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中国的整体国际环境形象一直欠佳。最典型的是，中国威胁论始终没有真正平息过。20世纪90年代在《谁能养活中国》中提出中国粮食危机的美国学者莱斯特•布朗，2008年6月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然坚持了自己的观点，并且含蓄地指出如果中国维持目前的发展模式，将会给世界能源和生态带来巨大的灾难。例如，“我想知道的是，如果中国的经济继续以每年8％的速度增长，又会发生什么呢？以这个速度计算，到2030年，中国人均收入会和美国现在的水平持平，如果我们假设那时候中国的消费者像现在美国消费者那样消费的话，那又会出现什么结果呢？以纸张消费为例，中国纸张的消费量将是世界现有产量的2倍”，“此外，现在中国的农业用水主要取自深层地下水，这些水被称为‘化石地下水’，也就是说是不可再生的，用完了就没了。中国地下水的水位近些年在迅速下降，这使得提高谷物产量的效果不可持续。中国生产的一大部分谷物都是以过度使用地下水换来的”①。他并没有直接说出结论，但是谁都能得出结论。
如果说基于所谓学者的客观性的分析尚且如此，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许多国外的新闻报道、影视作品中，中国和中国产品环保国际形象一直不佳。例如关于地球气温升高是由于中国人的饮食结构改变的报道，关于中国产品含毒的各类或真或假的报道，还有各类文艺影视作品中对中国产品随处可见的轻蔑等。②
中国国家环保形象不佳的原因既有历史形成的固有偏见、西方媒体的恶意中伤的因素，也由于我们自己对外宣传方面的不足，但是还有更深层的原因。
二、中国环境外交困境的深层原因
中国环境外交的困境，表面看原因来自两个方面：从国际层面看，它是发达国家利用“合理”方式污染转移的结果。20世纪90年代初，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拉•萨摩斯写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不慎曝光，其中他说：“难道世界银行不该鼓励更多的肮脏工业转移到欠发达国家吗？”③理由概括起来说就是污染南方穷国造成的各类损失的估计会低于北方发达国家。用一句俗语说就是“穷人的命（当然包括他们的家园）不值钱”。这是一个极端的例子。但是，在现实中，很多大型污染企业或者本国国内环保不达标企业，利用招商引资的机会进入中国，利用中国廉价的劳动力，同时污染中国的环境。许多在本国严格遵守环境条例的企业，在中国却登上污染企业百强名单。同时，转移污染还有另一种更隐蔽的形式即依赖中国的工业品满足国内不断提升的消费需求。①
从国内层面看，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间对抗性矛盾并未得到根本性缓解，环境整体恶化的趋势的确存在。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之后，我们确实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经济社会建设成就，但是由于一些决策错误导致环境破坏严重。例如，众所周知的对马寅初人口论的错误批判、“大跃进”、“大炼钢铁”等等。改革开放后，经济增长成为新的国家目标，也成为考核地方政府和干部政绩的主要指标。在对产值和速度的狂热追求中，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使生态环境更加恶化。同时，在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由于法制不健全、政府管理职能薄弱等各种原因，污染从城市走向农村，从沿海走向内地，“先致富后治污”的观念大行其道，甚至出现了“引污致富”的行为，更有甚者，引进洋垃圾也成为一些人致富的手段。应该说，中国国情复杂，出现决策失误是难以避免的，尤其在我们对生态恶化的严重后果尚不是十分清醒的时候。但是，今天的问题在于，我们许多人，尤其是地方官员明明知道自己在饮鸩止渴，却仍然执意为之，置人民健康于不顾，置子孙后代之生存于不顾，为什么呢？官员考核机制、官商勾结等当然都是原因，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是什么让我们一直不能真正改变主要以经济发展来考核官员的机制？是什么让我们的民众也不惜用破坏自己的生存环境来换取并不巨大的经济利益？当然，我们可以用国民素质、国家文化等来解释，但是，如果我们继续追问，创造了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中华文化，用了半个世纪的时间就完成了西方国家上百年发展进程的中国人民、中华文化，难道是低等的、低劣的吗？如果不是固执地采用西方现代化的视角，问题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所以，中国环境外交困境产生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还处在西方主导的工业文明的初期或中期，同时又处在全球化的下游，从而既要忍受工业文明不发达之苦，又要忍受发达的工业文明的挤压。
工业文明从根本上说是一种不可持续的文明方式，它生产大量不能被自然降解的工业垃圾——大多数的工业产品的最终形态就是垃圾，可循环的只能是很小一部分的工业产品，而且循环过程常常伴随新的资源损耗；工业文明的基本动力是资本寻求利润的冲动，它要不断把整个世界都编入自己的利润链条中，它的力量是野蛮而巨大的，尽管它常常披着温文尔雅、冠冕堂皇的普世价值的外衣；支撑工业文明的基础是狂热的消费主义，人们被以各种方式告知：消费水平体现一个人的能力、地位、价值，文化的多元化被悄然置换为消费的多样化。
全球化展开的进程中仿佛一直伴随着玫瑰色的梦，但我们不难意识到，全球化中最有力量的还是资源资本化的力量，当世界日益整体化的时候，它却将各类资源化为私有，比如水和石油。当全球化还被禁锢在工业文明的框架中时，它必然要为自己寻求作为生产原料的大量资源和排放垃圾的场所，因此产生生态危机是必然的结果，只是处于全球化下游的发展中国家却要先付出环境的代价。最能说明资本本性的恐怕就是西方国家一面嚷嚷着要全球合作，控制碳排放量，并且不断以此来指责中国，但是却始终不肯向中国提供急需的环保技术。比如说，中国煤的储量十分丰富，如果中国掌握了“碳捕获与储存”技术，那么中国就可能在温室气体排放量将大为降低的同时保证国民经济的平稳发展。但直到今天，西方掌握这一技术的国家仍然不肯对中国开放该技术，连“低价转让”也不同意。 ①
在亡国灭种的危机下，同很多发展中国家一样，中国被迫跟从西方领航的现代化战舰，开始自己建设工业文明的道路。但是，当中国不断创造经济奇迹时，我们也发现自己深深陷在现代化之中。庞大的、贫困的、尚不能完全适应西方现代化的人口，并不丰厚的自然资源，下游的全球化地位，使中国社会各种矛盾被压缩进一个狭小的历史和现实空间内。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们都被各种形式的自由主义理论告知：所有的矛盾的产生都是因为我们的经济还不够富裕，只要继续发展，我们就会在某个拐点发生质的飞跃。但是，当这个拐点即将来临时，我们发现它不过是拐向生态崩溃的道路。曾经是大学物理教师，现在却成为坚定的反科学主义的田松教授，对此有一个形象的比喻：我们卖了肾，然后期待用卖肾的钱为自己买一个肾。
中国被焊在工业化与全球化的十字架上，还要同时忍受对它所谓“罪行”的指责，这就是中国环境外交困境的写照。
三、超越困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
世界生态整体恶化的趋势已经十分明显了。今天，如果说气候环境“环球同此凉热”，大多数人恐怕已无异议，无论是科学家的数据，还是我们亲身的感受都能确证全球气候变暖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且，越来越多的人也已经意识到了全球生态恶化不仅仅体现在气候一个指标上。大气、土壤、河流、食物、生物，随着经济全球化链条的形成，生态恶化的全球链条也已经把所有国家、所有人甚至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都深深地铆进其中，链条转动，前方似乎是绝境。有识之士意识到除了全球合作外，没有别的途径能够遏制生态恶化的蔓延。然而，资本主义的私有制度却从根本上堵死了这条道路，一个自私的文明无法拯救完整的世界。在越来越清晰地感受到全球生态危机的可怕结果之后，在深刻体会中国在经济发展与生态、社会和谐的两难选择中的进退失据后，在一次次目睹在双重标准下中国环境外交形象被恶意扭曲后，除了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生态文明之外，我们还能看到别的通向希望的道路吗？
莱斯特•布朗提出中国要避免危机，必须有一套新的发展模式。这显然是对的，但是问题是我们能走一条怎样的新模式出来，我们的方向是什么？只有跳出“日疯一日”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链条，才有可能为自己乃至人类找到一条解放之路。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生态文明”“特”在哪儿，“社会主义”特征又应该体现在哪些方面？这还是有待展开研究的课题。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一样，这并不是一条要完全排斥西方文明的道路。在中国建设的当下阶段，我们要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环保技术、经验，调整产业结构，遏制生态恶化的趋势。但是，我们要明确的是这样并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中国的生态危机，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变迁，中国没有未来。中国应当坚持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和理想，敢于描绘自己的世界图景，并为此努力。对于中国而言，解决不了国内的问题就谈不上解决国际的问题，因为，它本身就是世界最大的问题之一；但是同样，中国如果没有世界眼光，整体眼界，也不可能解决国内的事情，因为中国已经在世界整体的结构中了。
随之而来的问题是，我们有超越的可能性吗？笔者认为就目前而言，我们至少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看到超越的条件：
第一，中国得天独厚的生态思想资源。中国文化博大精深，而且生命力异常顽强。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生态思想俯拾皆是，直到今天仍以某些可见的形式影响中国人的思想和行动。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不仅汉民族文化中饱含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和价值观念，而且在中国少数民族中，生态思想也异常丰富，更为可贵的是，他们中很多至今还以各种形式活生生地存在着。
第二，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尽管我们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想社会主义制度的形态特征表现得并不完全，但是，它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仍然为世人所承认。在多重矛盾交织、多重危机逐渐凸显的当代中国，它首先是我们应予肯定、充分利用的优势。
第三，中国共产党自身拥有丰富的历史经验，并且正在不断成熟。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的确还需要在很多方面改善自己的领导，但是它的执政能力不断增强，视野胸襟不断扩展也是不能否认的事实。而且需要特别指出的是，中国共产党曾经领导了一场超越式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主体是农民，但进行的却是一场无产阶级革命。不可否认，我们在建国后的历史中看到许多小农意识的集体性爆发，但是整体上，这段历史仍然充满了超越的、动人的理想主义篇章。对于这段历史的经验梳理，也许还可以有新的视角，而这中间也许有大量的经验可以帮助我们超越今日的发展困境。
第四，从国际上看，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意识到全球性生态危机同资本主义制度间的必然联系，从政治制度变革层面寻求解决生态危机也在一定范围内形成了共识。
第五，环境外交中，南北利益对峙，广大发展中国家饱受生态之困的局面是形成国际生态统一战线的重要因素。这将构成超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改变世界单向进程的重要力量。
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舞池炫目诱人，所有国家都不可避免地被卷入，所有被卷入者都不可避免地接受洗礼。然而，当这种文明方式不断把整个世界都铆进自己飞速运转的流水线时，它再也无法为它生产的大量垃圾找到堆放地，也无法找到调和它内在矛盾的空间和方式，它只能以自己的灭亡为另一种文明的诞生吹响号角。中国的未来命运实际上蕴含在资本主义的历史命运中，没有社会主义的全球实现，就没有中国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乃至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虽然，就当下而言，我们仿佛看不到一个生态的社会主义在全球实现的未来，社会主义似乎还是乌托邦，但那又如何，资本主义在封建主义的母体中孕育时，又有多少人看得到它的未来呢？！
①详见2008年6月23日的《环球时报》。
②如在近来热播的美国侦探剧《犯罪心理》中，不时能看到对中国产品的轻蔑，第一季第八集FBI警探在历数嫌疑犯车上的物品时嘟囔着：……令人恶心的中国食品……这并非编剧刻意为之而是某种潜在认识的自然流露，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国外“草根”对中国的形象偏见。
③转引自郑易生、钱薏红着《深度忧患：当代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出版，第194页。
①英国“新经济基金会”的最新报告说，西方国家依赖中国产品，从而变相地把废气排放量转嫁到中国。该机构还提出，气候变化的讨论焦点应从商品生产国转移到商品消费国。日本《呼声》月刊11月号也发表日本京都造型艺术大学教授竹村真一题《是全世界在污染中国》的文章，认为中国环境污染的原因之一是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独自承担了世界范围内相当比例的制造业生产，相应的环境负担也就集中到中国。目前，这种观点已经得到广泛认同。具体论述见2007年12月23日《经济观察报》刊登的侯东民《解读西方在污染中国》。
①详见卞卓丹、苏蕾着《人类离危险境界还有多远？》，载于《环球》2007年第18期第17页。
参考文献：
［1］刘乃京.环境外交——国际力量互动与较量的新界面［J］.国际论坛，2003（11）：21-27.
［2］陈竹华,寿小丽.中国环境外交的历史演变与现实挑战［J］.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001（4）：51-54.
［3］解振华.在2007年“G8+5”环境部长会议关于气候变化问题的发言［EB/OL］.（2007-03-17）
［2008-07-10］.http://www.ccchina.gov.cn/cn/NewsInfo.asp?NewsId=7345.
［4］张淑珍.生态文明与中国现代化道路［D］.济南：山东大学,2004.
［5］田松.有限地球时代的怀疑论：未来的世界是垃圾做的吗？［M］.北京：科学出版社，2007:3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