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人类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人类文化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发展，导致全球性生态危机和社会－经济危机，对人类持续生存提出严重挑战。应对挑战，需要"文化范式"转型，从人统治自然的文化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文化发展，开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一种成熟的伦理学也要实现类似的范式转型：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的伦理，转变为一种人与自然互补、和谐共生的伦理，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伦理。
关键词：文化反自然；化范式转型；伦理范式转型
Abstract: The nature of human culture is antinature. Human culture develops in the confrontation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which leads to the global ecocrisis and socialeconomic crisis, and challenges the sustainable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s.To deal with the challenge, we need a transition of “cultural paradigm”, shifting the focus from dominating nature to developing harmonious relationship with nature to start a new era of ecocivilization. Likewise, ethics also calls for a similar transition of paradigm. Human being, in the old paradigm, is looked upon as the conqueror of natural resources, while in the new on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human and nature is characterized by respect,complementation and harmonious coexistence.
Key words:antinature culture; transition of culture paradigm; transition of ethic paradigm
人从自然界走出来。有了人就有了文化。文化是人类的生存方式。为了自己的生存，人类创造文化，并运用文化的力量改造自然发展自己。只有人才有文化，文化以改变自然的方式使自然适应于自己的生存；动物以本能的方式适应环境而生存，当环境发生变化时它以改变自身形式适应于环境。这是人与动物的本质区别。文明是人类文化发展的成果，着名学者摩尔根的着作中，“文明”与“蒙昧”和“野蛮”相对应，是指人类社会发展中的进步状态，它的主要标志是文字的发明。[1]恩格斯认为，人类“从铁矿的冶炼开始，并由于文字的发明及其应用于文献记录而过渡到文明时代。”马克思把农业称为“本来意义的文明” 。“文明”和“文化”两个概念有联系又有区别：第一，人类文化的历史比文明早得多，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第二，文化和文明都是人类的创造，但文明的成果是积极和进步的，文化的成果除了积极和进步的，还有落后和消极的；第三，文化作为人类的生存方式，它是更基本的，是人类取得文明成果，达到文明社会的手段。 人类的创造是从文化到文明，它的发展构筑了人类世界的历史。
一、 人类文化的本性是反自然
人类创造文化，主要是以劳动的方式改变自然以谋求自己的生存。恩格斯着《劳动在从猿到人的转变中的作用》一文，阐述了“劳动创造了人本身”的思想，揭示了人类起源的本质。劳动是人类生活的第一个基本条件，人类以劳动改变自然，这是文化的最基本特征，是人和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人类通过劳动实现对自然界的作用，引起自然界的变化，改变自然界的面貌。它从发明、制造和使用石器工具开始。石器作为人类最早的工具，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第一个“中介物”，它同科学一样是人类用来同自然作斗争的工具。人类用它来实现对自然的作用，为自己的利益服务。它不是“自然”而是“文化”，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它是人类用来改造自然的手段，具有“反自然”的性质。人类技术工具从石器，到青铜和铁器，到现代机器系统，它的每一次重大发明、进步和发展，都表现人类智慧和人类力量的发展，表示人类控制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的提高，使人与自然的关系发展到一个新阶段。这是人类改造自然，在自然价值的基础上创造文化价值的过程，表示人类“反自然”的胜利。
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指出：“文化是为反抗自然而被创造出来的；文化和自然有冲突的一面。每一个有机体都不得不反抗其环境，而文化又强化了这种对抗。生活于文化中的人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我们重新改变了地球，使之变成城市。但这个过程包含着某种辩证的真理：正题是自然，反题是文化，合题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这两者构成了一个家园，一个住所（‘生态学’的希腊语词根oikos的含义就是住所）。从斗争走向适应——这就是当生物学从早期的达尔文主义，发展为成熟的进化生态科学时所实现的重要的范式转型。一种成熟的伦理学也要实现类似的范式转型。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必须转变成一种互补的伦理：人应以满意和感激的心情栖息于大自然中。” [6］451
我们赞同罗尔斯顿的看法，文化是为反抗自然而被创造出来的。人类思想和行动的发展不断加强这种性质。在思想上，人们认为人是自然界的主人，处于主宰、征服和统治自然的地位；在行动上，通过发展生产力征服和改造自然。《辞海》对生产力的定义是：“生产力，亦称‘社会生产力’。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特别是随着科学技术发展，发明越来越强有力的技术工具，提高人们征服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也就是说，人类文化从思想到行动都具有“反自然”的性质。
文化“反自然”的具体表现是：第一，人们只承认自己的生存，忽视自然界的生存，常常以损害自然界生存的方式谋求自己的生存。第二，只承认人类对策，不承认自然对策。美国着名生态学家奥德姆认为，人类的对策是“从自然界取得最大量的物质”，自然的对策是“力求最大的保护”。这两者是有矛盾的。在实施人对自然的对策的过程中，人们常常以破坏自然的对策为代价。第三，只承认社会物质生产，不承认自然物质生产；常常以损害自然物质生产的方式进行社会物质生产。第四，只承认文化价值，不承认自然价值；常常以损害自然价值的方式创造文化价值。人类实施自己的对策，不断加强对自然的索取、掠夺和滥用，造成破坏自然的严重后果。
因此，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人从自然界产生出来，人与自然形成对立统一关系。为了生活和生存人类创造、发明的使用工具，它不断增强人的力量。工具是帮助人类对抗自然的。人类文化发展过程中，随着技术工具的不断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不断增强，在工业文化的发展中乃至成为巨大的地质作用力，改变了整个地球的面貌，创造了人类学的地球，使地球进入新的地质时代——“人类纪”时代。
二、 人类文明是对抗自然的过程
人类文明在对抗自然的过程中发展。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历史过程。
远古的史前时期，人类以采集和狩猎为生，面对强大的自然力，人类的生活非常艰难。这是自然力占统治地位、人类臣服自然的时代，产生崇拜和敬畏自然的观念。人们崇拜自然界的自发力量，奉行图腾崇拜和自然崇拜的信仰。但同时，人们以神话的形式借助想象去征服自然力，并在许多神话传说中创造了一系列征服自然的英雄，如我国的盘古开天辟地、女娲炼石补天、燧人氏钻木取火、神农氏尝百草、王亥驯百兽、大禹治水等。他们一直受到人们的崇敬。
古代社会，一万年前农业和畜牧业产生，人类进入农业文明时代。青铜器和铁器取代石器成为主要工具，开发土地资源发展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它比采集和狩猎有更高的效率，为人类提供更丰富、更经常和可靠的食物。这是人类对抗自然的第一个伟大胜利，创造了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但是，那时社会物质生产主要依靠自然力，自然条件（土地、气候和水源等）对农业和畜牧业有重大影响。这种力量又异常强大，产生了“天命论”和最早的环境决定论思想。
现代科学技术推动工业革命和世界工业化的发展，机械化自动化的机器系统、煤炭、石油和天然气的开发，为人类征服自然提供巨大力量，人类对自然的斗争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胜利，创造了人类现代化的生活，并在人的思想观念中形成人类中心主义和人统治自然的思想。
人类文明在对抗自然中发展，在人类不断取得胜利的同时带来严重的不良后果。例如，史前文明时期的过度狩猎和采集，造成物种资源丧失；农业文明的发展造成土地和森林破坏；工业文明发展造成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的全球性问题。
恩格斯指出：“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这个过程以其至今为止的形式使土地贫瘠，使森林荒芜，使土壤不能产生其最初的产品，并使气候恶化。土地荒芜和温度升高以及气候的干旱，似乎是耕种的结果。”
工业文明的发展使这一对抗过程达到一个新阶段。人类把自然界作为获取物质和能量的仓库，开发地下矿产资源，这是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物质基础。社会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所需的原材料80%来自矿产资源，例如95%的能源、75%的工业原料、70%农业生产资料、30%的饮用水，都靠通过挖掘地下矿产提供；同时，开发地球四大生命系统：森林生态系统、海洋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和农田生态系统，提供巨大的生命物质资源。它为人类创造了巨大的利益，创造了人类现代化的生活，被认为是人统治自然取得伟大的胜利。
但是正如恩格斯说的，文明是一个对抗的过程，在人与自然的对抗中，自然界对于人类的每一个胜利都进行了报复。20世纪中叶暴发全面生态危机，人类社会处于不可持续发展的局面，工业文明的副产品——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和资源短缺成为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问题，一个“生存还是死亡”的根本性问题。这是自然界以其对人类利益的盲目破坏作用为自己开辟道路。它逼使人类提出环境保护战略，自然界在为自己争得地位。
人们曾经以为，世界上只有人有价值，生命和自然界没有价值而只是人类的对象；因而人是自然界的主人，从而实行人主宰、统治和掠夺自然的战略。实施这种战略的后果表明，生命和自然界是有价值的，虽然这是在这种价值严重透支，损害人的根本利益的时候才得到确认。我们需要承认生命和自然界的地位，尊重生命和自然界。
三、 人类文明转型，从反自然到尊重自然
2007年4月，中国科协举行“高科技的未来：正面与负面影响”学术讨论会，会上中国科学院董光璧教授发表关于“文化的本质是反自然”的观点。他认为，有了人以后，人的一切活动都是反自然的。一切文化都反自然，没有一种文化不是反自然的。我表示赞同董教授的观点。绝大多数人的反对这种看法，引起一场激烈的争论。我说，迄今为止文化的本质是反自然的。人类从制造第一把石斧开始，就梦想做大自然的主人。人类为了在自然界取得自己的生存，必须改变自然。这就是“反自然”。但是，不能够这样反下去；如果这样反下去，自然会跟人类一块儿毁灭。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应用，核武器的发展已经达到可以毁灭地球的地步，核武器爆炸引起地球核冬天，不光毁灭人类，还可能毁灭整个自然界。人作为具有最高智慧的生物，是不是要造成这样的结果？我们讨论科学技术的未来，是为了追求和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发展。这是我们的目标。
董教授说：“怎么和谐？和谐本身就是反自然……余谋昌先生觉得文化可以不反自然，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文化本质上就是反自然。”
我认为，人类文化反自然，迄今为止文化发展是这样的。这的确是有风险。但是，是不是必然会这样反下去？我们上面援引了美国哲学家罗尔斯顿的看法，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正题——自然；反题——文化，合题——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他认为，从反自然的文化到一种新文化，这是“文化范式”转型。在这里，伦理学范式转型有助于文化范式转型：“一种成熟的伦理学也要实现类似的范式转型。一种冲突的伦理——人作为掠夺自然资源的征服者——必须转变成一种互补的伦理：人应以满意和感激的心情栖息于大自然中。” [6］451
四、 文明转型的哲学论证
我们认为，这种范式转型可以得到哲学理论的支持。它认为，现实世界的进程不是“二”而是“三”。这就是“和”。它是客观事物的发展进程，应该是我们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道家哲学老子说：“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老子又说：“故道大，天大，地大，王亦大，域中有四大，而王居其一焉。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老子》第25章）这里“大”也就是道，指规律的意思；“王”是“君王”或“人”，指“统治”的意思。道有道的规律，天有天的规律，地有地的规律，“统治”有统治的规律。天地间，道、天、地、人各有其规律，但都要“效法自然”。 这就是“和”。
儒家哲学“三才者，天地人”的世界结构模式。 “三才”的天、地、人，是世界最重要的三大要素。虽然这三者不是并列的，“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 序卦传》）。人是天地万物的一部分，天、地、人既相互独立，又紧密联系；它们相互作用、相互依赖，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按照现在的说法，世界的存在是“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
《系辞下传》说：“易之为书也，广大悉备，有天道焉，有地道焉，有人道焉。兼三才而两之，故六，六者非他也，三才之道也。”
《 说卦传》：“昔者圣人之作易也，将以顺性命之理。是以，立天之道，曰阴与阳；立地之道，曰柔与刚；立人之道，曰仁与义。兼三才而两之，故易六画而成卦。分阴分阳，迭用柔刚，故易六位而成章。”
“三才之道”，是研究天的法则，地的法则，人的法则，人类行为要效法大自然界的规律，“天地变化，圣人效之”。“夫大人者，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周易•乾卦》）
也就是说，行“三才之道”，是遵循自然法则，以实现人类的目标。如《周易•系辞上传》所说：“易以天地准，故能弥纶天地之道。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是故知幽明之故。…… 以天地相似，故不违。周知乎万物，而道济天下，故不过。旁行而不流，乐知天命，故不忧。安土敦乎仁，故能爱。”天道，地道，人道，三者相结合，这就是“人与天地相参”。荀子说：“上得天时，下得地利，中得人和，则财货浑浑如泉涌，汸汸如河海，暴暴如山丘。”（《荀子•富国》）这就是“和”。
佛学哲学的“三世间”，指人、社会和自然界。它们之间的交往密切，并从而产生多种多样的、复杂的关系：人对自然的关系中产生的多样性叫“五阴世间”；人对他人和社会的关系中产生的复杂性叫“众生世间”；人对自然的关系中产生复杂性叫“国土世间”。这里所谓“世间”，是指事物之间的差别与多样性。这种差别与多样性对于生命的生存是不可缺少的。在这里，任何一个“世间”与另外两个“世间”都是相互联系的，要做到“三世间”相互关系的协调，就要实施“依正不二”的原则，实现“净土佛国”人间净土的最高理想，也就是实现人、社会和自然的和谐发展。这种“三世间”的观念，反映在佛学经典《华严经》因陀罗网的比喻中，因陀罗网是佛教天国的帝释天宫殿中悬挂的一张由宝石结成的悬珠网，网上的一颗宝石可以映现所有其他宝石，这是第一重映现；每一颗宝石所映现的一切宝石，又各自映现其他宝石，这是第二重映现。一物不仅是一物自身，而且包含其他事物，如此重重映现而无穷无尽，比喻所有事物相互依赖、相互渗透的密切关系，表明世界是有机统一整体。
“和”是中国古代哲学的基本思想。这种思想是与现代生态学思想完全吻合的。按照现代生态学的观点，世界是“自然-经济-社会”复合生态系统。自然，经济，社会，现代世界是这三大要素相互作用构成的完整的生态系统。现在的问题是，这三者业已失去平衡，从而出现不可持续发展的态势。为了扭转这种形势，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谋求自然、经济、社会这三个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三大要素的持续发展，即生态可持续性、经济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这是“人与天地相参”， 这就是“和”。
马克思主义辩证法“肯定－否定－否定之否定”原理中，在这里，肯定——正题，自然；否定——反题，文化；否定之否定——合题，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人来自自然是自然的一部分，必须依赖自然而生存，永远是地球的居民。诗云：“我是地球上的土着居民，这种身份永不会变。”人类属于地球，而不是地球属于人类。
自然客观规律是“斗争”还是“和谐”？这是历来有争论的问题。
“天人合一”是中国哲学的主干；“和而不同”是中国文化的精髓；整体性思维是中国主要的思维方式。与西方一分为二的“斗争哲学”不同，中国哲学主张“天人合一”，“和为贵”。正如张载所说：“有像斯有对，对必反其为；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正蒙》)冯友兰先生说，如果按照“斗争”哲学，“仇必仇到底”，这样，两个对立面只好同归于尽，导致统一体被破坏。张载的“和”字不是随便用的，他的《正蒙》以“太和”开篇，开头就说：“太和所谓道，中涵浮沉、升降、动静、相感之性，是生絪緼、相荡、胜负、屈伸之始。”又说：“两不立则一不可见，一不可见则两之用息。” 这里的“两”是一个统一体的两个对立面，它的本质是“和”。如果没有“两”，统一体就会解体。宇宙的正常状态是“和”，一个社会的正常状态是“和”，人类目标和行为的正常状态也是“和”。这个“和”称为“太和”。“和”是中国哲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人类在自然的基础上创造文化。自然，在很多情况下并不适应人类生存，人类需要通过劳动改变自然以适应自己生存，但这不一定破坏自然而是促进自然更好的发展。自然生态系统不一定是最好的，人类通过劳动把它变为人工生态系统，如城市、乡村、农田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草地生态系统、海洋养殖生态系统等，它们比原来的生态系统有更高的生产力。这是有大量事实可说明的。
人类文化超越“反自然”的性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这是可能的。因为这是人类在地球上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与自然和谐发展是人与自然关系的客观规律。远古时代自然界统治人，这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正常状态。后来人统治自然也不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正常状态。未来人与自然和谐才是世界的正常状态。
人与人和解，人与自然和解，实现“天下大同”，这是我们的目标。为此，首先要改变人在自然中的地位，从人是自然的主人，主宰、征服和统治自然的角色，变为自然共同体的一个成员和好公民的角色，需要尊重地球上的生物同伴，尊重生命和自然界。其次在行动上，第一，在谋求自己生存时承认和尊重生命和自然界的生存；第二，在实施自己对自然的对策时承认和尊重自然的对策；第三，在社会物质生产中承认、尊重的保护自然物质生产；第四，在创造文化价值时承认、尊重的保护自然价值。
这是人类文明的新时代，生态文明的时代。
五、 尊重自然——环境伦理学的主要原则
人类文化可能仍然沿着反自然的方向发展。但这是冒险。规避这种风险，需要人类价值观转变，人类社会发展模式转变。伦理学范式转型是一个重要步骤。这是从人统治自然的伦理，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伦理转变，建设新的伦理学——环境伦理学，施韦兹把它定义为“尊重生命”的伦理。它是人类文明从反自然到尊重自然价值观的转变，从工业文明和生态文明转变的时代产生的，并为建设新文明服务。
尊重生命是环境伦理学的主要原则。按王国聘教授的表述：人类和其他千百万物种都生活和生存在同一个地球上，正是由于这些生命的存在，才使地球充满了勃勃生机和活力。因此，环境道德规范必须面对和解决好人与生物的关系，尊重生命就是环境伦理对处理人与生物关系提出的道德要求。它的主要原则是：敬畏生命，反对无故伤害生命；保护地球的生命力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拯救濒危野生动植物；取利除害要适度；支持生物多样性保护公益事业。[10]
罗尔斯顿提出：“大自然启示给人类的最重要的教训就是：只有适应地球，才能分享地球上的一切。只有最适应地球的人，才能其乐融融地生存于其环境中。但这不是以不自然或不近人情的方式屈服于自然；它实际上是为了获得爱和自由——对自己的栖息环境的爱以及存在于这个环境中的自由——所作的冒险。从终极的意义上说，这就是生命的进化史诗所包含的、现在又被环境伦理学高度概括了的主题：生存就是一种冒险——为实现对生命的爱并获得更多的自由；这种爱和自由都与生物共同体密不可分。这样一个世界，或许就是所有各种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6］484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曾经有过光辉灿烂的美好篇章，她的农业文明成就不仅使中国占据世界中心的地位达一千多年，而且没有像世界其他古代文明那样毁灭，一直保持至今仍在发扬光大，只是200多年来在工业文明的浪潮中落伍了。今天，伟大的中国人民将点燃人类新文明——生态文明之光，超越工业文明“反自然”的思想和实践，走向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道路，建设人类与地球上所有生物共享地球资源之共生共存共繁共荣的世界。
参考文献：
［1］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册［M］.北京：商务印书馆，1977：30.
［2］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1.
［3］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119.
［4 ］司马云杰.文化社会学［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159.
［5 ］余谋昌.文化新世纪——生态文化的理论阐释［M］.哈尔滨：东北林业大学出版社，1996：5-6.
［6］罗尔斯顿.环境伦理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7］恩格斯.自然辩证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371.
［8］中国科协学术部.高科技的未来：正面与负面影响［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2007.
［9］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M］.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9：251-253.
［10］余谋昌，王耀先.环境伦理学［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268-27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