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现阶段我国各族人民的共同理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却是一个充满艰辛的长期过程。毛泽东不仅创造性地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理论，并胜利地领导了这两大革命；而且还领导全党和全国人民积极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创造性的思想理论观点，为中国共产党人开始从理论和实践上突破苏联社会主义传统模式，探索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尝试，开了新的历史时期探索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先河。
关键词：毛泽东；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探索
一、探索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毛泽东认定中国的命运归根结底取决于我们自己，要走自己的路。作为马克思主义者的毛泽东最重视的就是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在各方面作出合乎中国需要的理论性创造”。早在20年代末，他提出马列主义是规定了世界革命的基本原则，但中国革命的具体做法要我们在实际中创造。1938年他倡导“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反对“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强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民主革命时期既有过照搬照抄苏联经验的痛苦教训，也有过从实际出发，开创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的成功实践。“中国革命就没有按照十月革命的模式去进行，而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毛泽东领导全党找到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且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
毛泽东曾把中国共产党的历史，概括为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历史，这无疑是对党的历史及其基本经验的深刻总结。中国共产党面对着特殊的国情，在旧中国这样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东方大国，不仅革命的条件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所分析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很不一样，而且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具体道路同西方资本主义各国社会历史发展的道路也不可能相同；同样，在新中国如何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在中国发挥指导作用，不仅因为它是科学，而且因为它同中国人民的革命实践发生了联系，实现了结合。在民主革命时期需要马列主义普遍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也需要这个结合，以后还需要这个结合。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同民主革命一样，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由中国人民自己来寻找，自己来探索。在领导中国共产党找到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取得全国革命胜利以后，又于1956年开始全面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
1956年毛泽东在修改的中共八大政治报告稿中指出：不可能设想，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具体发展过程和表现形式，只能有一个千篇一律的格式。我国是一个东方国家，又是一个大国。因此，我们不但在民主革命过程中有自己的许多特点，在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过程中也带有自己的许多特点，而且在将来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以后还会继续存在自己的许多特点。这一段话可以说是对毛泽东一贯坚持的中国特点论的总结，不仅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而且也反映了中国近现代历史的必然要求。
二、毛泽东对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是以如何借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为契机
十月革命后，在短短的二、三十年间，一个贫穷落后的俄国就变成了一个强大的苏联，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经受了考验，为拯救人类免遭法西斯蹂躏作出了突出贡献。在历史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曾一度显示了它的优越性，这种事实对于世界各国人民，包括中国人民，不能不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产生强烈的示范效应。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中国富强的渴求，对于国家建设获得成功的期望，便成为学习苏联的动因，因为苏联也是基于落后的基础上实现了快速增长的国家。所以“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学习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也就成为中国人民的自然选择。
斯大林逝世后，苏联开始暴露了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一系列深层次的问题暴露出来，揭示了苏联模式存在的一些弊端，如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管理体制高度集中等等。这些都使毛泽东觉察到苏联经验并非十全十美。通过对斯大林所犯错误的思考，通过对中国社会主义实践经验的总结，促使中国共产党人不能不重新考虑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利弊得失，不能不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重新加以审视。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思想便更加明确了。1955年底，即在苏共20大召开之前，他就在中央领导集体的小范围内，提出了“以苏为鉴”的思想。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通过广泛的调查研究，着手总结自己的经验，寻求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苏共二十大召开以后，破除了对斯大林的迷信，揭开了盖子，是一次思想大解放，为人们独立自主地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创造了一个宽松的国际环境。毛泽东认为苏共二十大对我们最重要的教益是要独立思考。发现苏联的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完全成功，就是苏联的成功经验也不都适合中国国情；苏联的成功经验，也只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才有借鉴的价值和意义。因此，学习苏联，终究不能代替自己的探索。在复杂的国际形势和严峻的挑战面前，毛泽东率先提出了科学对待一切外国的东西，以苏联为借鉴实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走中国自己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历史任务。由此可见，改变照搬照抄的做法，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探索自己的道路，对于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的中国共产党人来说，是理所当然、顺理成章的。
1956年底，中国人民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改造，开始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历史阶段。毛泽东认为，中国可以而且应当找出一条有别于苏联，符合于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这在那时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为了从苏联体制的缺点错误中摆脱出来，走自己的道路，他既批评了苏联体制中的某些弊端，也批评了国内学习苏联的教条主义错误倾向，并初步总结了中国自己的经验，提出了一系列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政策。
三、毛泽东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的初步成果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到来，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毛泽东清醒地意识到另辟蹊径，探索一条有别于苏联、适合中国国情的自己建设道路的必要性。他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一文，标志着在这方面探索所取得的初步成果，贯穿其中的基本思想就是以苏为鉴，独立思考，按中国自己的情况办事，走中国自己的路。这个思想，也就是指导八大召开的基本思想。《论十大关系》，既是毛泽东“以苏联为鉴戒”，总结自己的经验，积极探索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所取得的伟大成果，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在目睹了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并不完全成功之后，试图从仿效苏联模式，“走苏联所走过的道路”，转变到积极探索“走自己的道路”，具有重大意义的良好开端。毛泽东在当时对苏联和斯大林的许多批评，在党的领导层中无疑起了破除迷信、解放思想的作用。在毛泽东的示范和推动下，党内掀起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调查研究，积极探索的新风。在筹备八大的过程中，毛泽东在会见音乐工作者（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人）时发表了一次有重大政治意义的谈话，集中反映了毛泽东关于中国要走自己独特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决心和思路，对八大政治基调的确立，起了关键作用。这个基调就是：中国今后搞社会主义建设，不能再照抄照搬苏联的那一套，要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基础上，走中国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我们当然还要学苏联，但目的是把它改变，变成中国自己的。毛泽东的这个指导思想，后来就成为八大的指导思想。
毛泽东在1957年发表的《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则进一步对如何认识已经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它存不存在矛盾？它的发展动力和主要任务是什么？在理论上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毛泽东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的社会运动的本质和特点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和研究。他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发现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这两组矛盾概括为社会基本矛盾，并认定这种社会基本矛盾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进而，他又具体分析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特殊矛盾及其相互关系。这个分析涉及中国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及社会生活各个领域里的矛盾，包括敌我矛盾和人民内部矛盾，指明这些矛盾同以往社会一样，都是社会基本矛盾所规定和制约的。他由此作出了一个重要论断：“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基本的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之间的矛盾，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毛泽东正是从社会主义社会特殊矛盾的分析中，得出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社会基本矛盾，并同样是推动社会向前发展的根本动力的结论。这是他对唯物史观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理论，成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和创新的理论依据。邓小平在新时期谈及毛泽东关于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时，他说：“从二十多年的实践看来，这个提法比其他的一些提法妥当。”“当然，指出这些基本矛盾并不就完全解决了问题，还需要就此作深入的具体的研究。”正确认识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和主要矛盾，是推进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一个理论起点，也是回答他自己提出的“问题是要把什么叫社会主义搞清楚，把怎么样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搞清楚”的一个理论起点。在一定意义上说，上述两篇文章代表了我们党对“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历史性课题最早的、又是非常重要的理论上的思考。
四、采取积极、理性的态度对待毛泽东晚年在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发生的失误也是我们的宝贵财富
由于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大国建设社会主义是一项崭新的实践，在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中发生曲折是在所难免的。知道要避免苏联的缺点和错误，企图走另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并不等于已经找到了这条道路。在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经历了相当长的曲折道路，经历了多次的挫折和失败，由于总结了自己的经验，特别是挫折和失败的经验，才能够终于找到适合中国情况的自己的道路，走向胜利。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也不可能不是这样。在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毛泽东进行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试验，这些都是基于摆脱总是跟在别人后面亦步亦趋、想望后来居上的探索性的创新。在1960年7月的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说，现在人家对我们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有怀疑，这不能说没有道理。这些是新鲜事物，我们正在进行试验，我们进行各种各样的试验，无非是想把我们中国搞得好一点，发展得快一点。我们想试试是不是只有苏联那个办法是唯一的办法？我们想，除了苏联的办法，是不是根据中国的情况还有更好一些的办法、更快一些的办法？无非是这么一个想法。这种探索因为是为了追求理想的社会主义形态而没有正确地认识我国的社会实际，也没有找到正确的实现方法而发生的。毛泽东晚年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确犯有严重错误，毛泽东晚年探索社会主义的理论失误，归纳起来，最主要的是两条：一是提出“以阶级斗争为纲”到认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二是急于求成和求“纯”，有超越革命发展阶段的“空想论”倾向。但是我们不能只从消极的方面以形而上学的思维定势来轻蔑地、浅薄地看待他的错误，不能只看到其直接破坏性的一面，而也要看到其间接的受益性的一面，通过对历史的反思，总结出深刻的经验教训，使错误成为“正确的先导”。毛泽东本人就说过：不要把错误单纯看做一种耻辱，要同时看做是一种财产。对毛泽东晚年的错误采取积极的、理性的态度，我们党、国家和民族都将受益匪浅。毛泽东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所犯的错误。”他的想望就是中国能够避免苏联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缺点和错误，而以符合中国情况的方式，把社会主义建设进行得更快更好些。他还相信社会主义建设不应该像苏联那样只有国家的一个积极性，而应该把全社会的一切积极力量动员起来。在国际上，也要调动一切直接和间接的力量。
由于社会主义运动历史不长，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更短，而提出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的“第二次结合”的时候，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因此，我们对于社会主义社会的发展规律，有些比较清楚，更多的还有待于继续探索。我们党过去又长期处于战争和激烈的阶级斗争的环境中，对于迅速到来的新生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全国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缺乏充分的思想准备和科学研究，面对当时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党只能在实践中摸索前进，所以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初步探索既有成功的经验，也有遭受挫折的教训，这是不奇怪的。当然，最好不发生失误，特别是不发生重大的失误。但既然已经发生了，就要科学地总结历史教训。不论是正面的经验，还是负面的教训，只要科学地加以总结，都是宝贵的财富。事实上正是这些经验教训，为后来邓小平理论的形成创造了前提和条件；正是在科学地总结这些经验教训的基础上，才为实现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第二次历史性飞跃，为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基础。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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