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人口的规模、结构及其发展趋势直接影响到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趋势。新时代中国人口的发展特征主要表现在五个方面：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明显放缓；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人口老龄化程度高；出生性别比高位回落，趋向平衡；流动人口规模大，城市化进程快。适应新的人口发展形势，此前我国以控制人口增长和降低生育率为指标的计划生育政策内容必须进行相应的调整。
关键字：人口发展；人口特征；计划生育政策
根据人口转变理论，我国人口在20世纪末就已经实现了由传统型向现代型的转变。20世纪末我国的TFR下降到1.5左右，人口出生率下降到17‰以下，已经是国际标准中很低的生育率了。1977年我国的死亡率下降到7‰以下，此后一直维持在6.7‰到6.5‰之间，在有类似年龄结构的国家中，我国的人口死亡率是下降最迅速的。从死亡率和出生率的变化指标上看，我国的人口转变是在强有力的行政干预下才得以实现的。这种人口转变的超前性意味着人口转变后面临的问题也将提前出现。因此我国的人口发展具有鲜明的特殊性和复杂性。
一、新时代我国人口的基本状况与特点
1.人口数量多，增长速度明显放缓
人口总量大是当代我国人口的基本状况和特点。2019年我国大陆（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人）人口总数为14.0005亿人，居世界第一。虽然人口总量依然庞大，但人口的增长速度却是十分缓慢的，预测未来甚至可能出现负增长、零增长的情况。2018年我国人口的自然增长率是3.81‰。2019年《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指出：“对于中国的人口而言，21世纪上半叶发生的最大的人口事件莫过于人口负增长时代的到来。……如果总和生育率一直保持在1.6的水平，人口负增长将提前到2027年出现，2065年人口减少到11.72亿，相当于1990年的规模。”
长期持续的人口负增长意味着人口持续萎缩乃至民族国家的前景都会受到影响。在生育率下降的早期，这种影响可能是积极的。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消极影响将越来越明显。比如说人口负增长将会使未来社会成为高风险社会，社会的劳动力供给、养老、失独等问题会更加突出。考虑到日韩等国出现过的“低生育率陷阱”，当前我国的低生育水平应该引起政府和社会高度的重视。
2.人口空间分布不均衡
1935年经济地理学家胡焕庸提出了著名的“黑河——腾冲线”作为中国人口空间格局的分界，这条线直观的反应出了我国人口地理空间分布的东西差异。根据2000年资料统计分析，胡焕庸线东南侧占全国43.18%的国土面积，集聚了全国93.77%的人口和95.70%的GDP。由此可见，胡焕庸线东西两侧的人口和经济差异是十分悬殊的。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人口的空间分布格局基本没有发生大的变化，始终是东南多，西北少，而且胡焕庸线两侧的人口、经济社会水平差异甚至有进一步拉大的趋势。2014年11月李克强总理在国家博物馆参观人居科学研究展时提到：“我国94%的人口居住在东部43%的土地上，但中西部一样也需要城镇化。我们是多民族、广疆域的国家，我们要研究如何打破这个规律，统筹规划、协调发展，让中西部老百姓在家门口也能分享现代化。”在这次参观之后，“总理之问”也成为了社会各界共同关注的话题。
3.人口老龄化程度高
人口老龄化是当前我国社会最突出的问题之一。在人口转变的过程中，生育率水平下降带来少年儿童比重减小，同时死亡率转变带来预期寿命延长，共同推动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结构性变动。
2016年我国老龄化水平为16.7%。按照这个速度发展下去，很快我国就会超过日本成为老龄化程度最高的国家。我国老龄化程度高主要是以下两个原因导致的。第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是以控制出生率和限制人口增长为基本导向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三十多年里我国约少生了4亿人，相当于一个欧洲人口总数。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直接导致我国少儿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短时间内迅速下降，使得老年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上升。第二，经济迅速发展，特别是医疗卫生事业的进步，使得人们抵御自然灾害和疾病的能力不断增强，人均寿命明显延长。1949年我国人口预期寿命是35岁，到2015年延长到76.34岁。人口寿命延长导致老年人口绝对数量的增加。
目前我国是世界上老年人口数量最多、老年人口增速最快的国家，占世界老年人口总数的五分之一，占亚洲老年人口的二分之一。从五普到六普，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重从7.0%增加到8.9%，平均每年增加0.19个百分点。自80年代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率在不断增高，其年增长率均快于世界平均水平。
人口迅速的老化导致老年抚养系数提高，社会负担加重。另外，老龄劳动力接受新知识和科学技术的能力较差，对新兴产业的适应能力相对较弱，不利于企业的新产品开发和技术革新。
4.出生性别比高位回落，趋向平衡
六普数据显示，我国出生性别比呈现出“稳定的上升态势，且始终在高位上运行”的特点。2010年我国出生性别比高达121.21，比五普数据又提高了4.35个百分点。在“门当户对”与“男高女低”的传统婚嫁模式之下，人类学家迪克曼（MildredDickermann）曾提出过三条定律：顯赫之家难嫁女儿；中产之家易为子女安排婚姻，无须顾虑地位受损；底层之家根本无法为儿子找到妻子。因此男女比例失衡必定会对正常的婚配市场造成极大冲击，那些收入微薄、文化水平低下，家庭条件相对较差的男性，极有可能在未来长期落单，更遑论去结婚生子、组建家庭了。
最新统计显示，2019年我国男性人口71527万人，女性人口68478万人，总人口性别比为104.45，出生人口性别比高位回落，已达到正常值域范围。这说明近年来我国打击“两非”的政策取得了良好的效果。随着生育政策的调整以及人们生育观念的逐渐改善，我国出生人口性别结构有望逐步趋向平衡。但同时也要看到男性比女性多出3049万人的客观现实，以及由此可能会带来的违法犯罪等社会治安问题。
5.流动人口规模大，城市化进程快
2000年初始之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斯蒂格利茨曾经预告：世界将有两大事件会对21世纪人类社会进程带来深刻影响，一是以美国为首的新技术革命，二是中国兴起的城市化运动。
20世纪80年代初我国外出务工的人口数量不超过200万人，但到2010年，我国外出务工人数已达2.4亿，流动人口的增长速度相当之快。
伴随着大量的人口流动，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国人口与劳动问题报告NO.19》指出，“按照2000—2017年的发展速度，2018年的人口城镇化水平可以达到60%。”根据国际社会城市化阶段划分度量标准（S曲线模型），当前我国的人口城镇化进程已经进入中期发展阶段的后半期。根据联合国的预测，我国城市化的中期发展阶段将会在2030年结束，届时人口城镇化水平将达到70%；从2031年开始我国将进入后期发展阶段，并且在2050年将达到80%。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城镇化进程还有30年左右就能结束。
二、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转型
我国自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计生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效。首先有效控制了人口的过快增长。统计显示，我国人口出生率由1970年的33.4‰下降到2012年的12.1‰，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下降到2012年的4.95‰，是世界平均水平的一半；妇女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2012年的1.5至1.6，达到了发达国家的平均水平。30多年来我国约少生了4亿人，相当于一个欧洲的人口数量，使世界70亿人口日推迟了5年，为其他发展中国家解决人口与发展问题作出了表率。其次，有利于国家加速积累资金。出生人口数量的下降使得国家用于新增人口的消费减少，缓解了人地矛盾，提高了全民族人口质量，有利于经济社会的发展。
但在“后人口转变时期”，我国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这意味着我国人口增长已经步入低增长阶段，并且将在未来的几十年走向零增长或负增长。另外伴随着计划生育政策而产生的人口老龄化、性别比失衡等问题日益突出，人口问题呈现出复杂性和多样性的趋势。面对这些新问题，我国传统的计划生育政策必须进行改革才能适应新的人口发展形势。
2018年3月，国务院组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承担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老龄委等相关部门的职能，这标志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机构正式成为历史。从卫计委到卫健委，仅一字之差，体现的是政府职能的转变和国家对人民健康的高度重视。
计划生育政策作为一项基本国策是不可动摇的，但随着人口形势的转变，计划生育工作的内涵和外延必须要拓展。计划生育以降低生育率和控制人口增长为基本指向，但在生育率已经降低到低生育率和很低生育率的水平之后，群众对避孕和生殖健康服务需求的多样性提高，对避免出生缺陷和提高生育质量的需求不断提高。因此，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基本目标应该转向服务人口健康，实现人口的长期均衡健康发展。
未来我国计划生育工作的主要内容应该由控制生育转向促进生育和生殖健康，重视母婴保健和托育养育服务。具体来说有以下四个方面。第一，提供避孕節育服务，防止不安全的流产。第二，提供生育健康服务，提供妇幼保健、科学怀孕、孕前优生健康检查，提高人口素质、减少出生缺陷。在“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高龄孕产妇数量增加，生育风险增大，因此计划生育工作需要增加对高龄孕产妇的生育支持和健康保护。第三，探索对新的生育需求的支持服务，如单亲妈妈的生育、冷冻精子和卵子等生育服务、各种医学和非医学用途的辅助生育等。第四，关注男性的生育健康和生育服务。一直以来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和服务都是以女性为中心的，忽视了男性的生育服务和健康服务。事实上，男性在各年龄组中的死亡率比女性更高。因此计划生育工作很有必要增加对男性健康问题的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