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笔者以《明镜》、《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三家德国媒体对中国人口生育计划政策的报道为研究对象。总结发现其报道相对客观，但大部分呈现着消极态势，使得德国读者对该政策原本的偏见又进一步加深，无形中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进而又从国家、媒体、个人层面三方面分析外媒报道引起无意识误读的原因，希望能对中国规避外媒报道带来的负面影响有一定启示作用。
一、绪论
全面二孩政策于2016年1月1日正式实施，笔者希望通过分析德国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从国际角度丰富对本国计划生育政策及外媒构建的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形象的认识。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日益深入，中国对国家形象的构建也有更高的诉求。而目前外国媒体涉及中国的报道往往是消极的，甚至扭曲事实。因此也希望落实德媒报道是否是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客观呈现及报道是否会引起“误读”，若有，分析报道产生偏差的原因，希望能对规避外媒报道的负面影响带来启示作用。
由于地缘差异，德国民众对于中国政策的认识大多通过本国大众媒体，其作为德国民众认识世界的窗口，其报道对德国民众看待中国具有着重要的影响。笔者选取了《明镜》《南德意志报》《法兰克福汇报》三家有影响力的德媒。从官方网站收集了有关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报道，将其译成中文，作为研究素材。
二、分析德媒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报道
(一)定量分析
1.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频率
经过统计，得出以下图表。从中可以看出，从2006年至2014年8年时间，《明镜》13篇、《南德意志报》12篇、《法兰克福汇报》8篇，共33篇，虽说报道篇数相对与中国其他主题较少，但也足以显示出德媒对中国该政策较高的关注度。
2.计划生育政策报道内容
在内容分析方面，由于一篇报道可能涉及多个方面内容，本项分析中只统计此内容是否在一篇报道中出现，并不统计在此篇报道中此内容的出现频率及涉及篇幅长短。由此，得到德国主流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报道内容分析表：
通过内容分析发现，除了基本政策概况介绍，报道频率较高的是关于该政策消极作用、国内民众(中国)对政策的不满或反抗、高昂罚金及被辞退、强迫流产和绝育以及积极作用。
(二)定性分析
总体来说，德国媒体对中国计划政策的报道基本上客观属实。但存在着不全面、大比例的报道消极问题，呈现出整体批判的态度，内容详略的安排易使德国读者对中国该项政策造成“误读”，从而给中国整体国家形象带来消极影响。以下笔者将介绍德媒如何报道计划生育政策。
从三家德媒报道中可以得知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概念。计划生育政策是中国政府为了缓解19世纪中期中国人口暴增后中国的饥饿现状及经济危机，于八十年代暂时实行的法规。按国家法规，城市夫妇只能生育一个孩子。跟据特殊条例：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者，可生育两个孩子，还包括少数民族及农村夫妇。如果违背，要支付高昂罚金，甚至被解雇。该项政策颁布30年来，中国大约少出生了4亿人口。
关于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积极和消极影响。结合报道发现该政策的积极作用常常寥寥几笔带过，紧接着大篇幅的消极作用。即使提及了政策的积极作用，如减轻了人口压力、保护环境、节约资源，德媒均引用中国政府发言人或官员的话。对消极作用则大篇幅罗列，如政策实施造成社会老龄化严重，劳动力减少，阻碍经济的发展。与此同时，中国青年的赡养负担更加沉重。而因中国重男轻女传统思想，女胎被流产，男女比例失调，进而引发一系列社会问题：妇女拐卖、社会卖淫、强奸事件频发，威胁社会稳定。甚至报道了澳大利亚对中国独生子女的某研究，断言中国独生子女的个性受政策影响改变了。相较于政策实施前出生的人，更加的懦弱、害怕承担风险、逃避问题甚至消极。细看其报道，漏洞百出，其试验方法的科学性值得探究，中国拥有数十亿人口，其参与实验者是否具有普遍性代表性令人怀疑。
除此之外，还高频率的出现了易使德国民众对该政策产生更深偏见的报道。比如：违背该法律法面临着“高昂罚金”、“辞退”;在政策实施过程中经常会批判计划政策执行手段的不合理，提及该政策违背个人意愿，备受国内多方的批判，文章还多次列举个人事例反映中国国内民众对该政策的不满反抗;还借此提出了涉及该政策引发的种问题与弊端：富人、名流人士违背该政策，政策实施的不公平现象;甚有报道中国各省政府就罚款方面财政不透明、中国基础设施建设薄弱，专门为老人、孩子和妇女的床位紧张。
三、影响德国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形象的建构因素
纵观以上德媒报道内容的罗列，其报道总体相对客观，但整体呈批判态度。似乎此政策百害而无一利。不难看出这其中有德媒不负责任、故意为之的嫌疑。笔者排除为我国一方不可控制的主观性原因分析，只分析媒体因客观的文化差异导致报道引起误读的原因。
“根据德国跨文化交际研究学者波尔腾，一个人的文化按影响大小分为三个层次，最核心、也是影响最大的层次为集体的文化记忆，中间是社会亚文化，最外层，影响最小的层次为个体因素。”对应媒体报道则是国家层面、媒体及个体因素的产物。
笔者将从国家、媒体以及媒体工作者来分析德媒如此报道该政策的原因：
国家文化层面。荷兰心理学家霍夫斯泰坦提出的衡量价值观的文化纬度标准：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所谓个人主义及集体主义是根据人们对个体、集体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关系而区分的。“个人主义”强调个人的自由与独立，个人权利及利益神圣不可侵犯，包括国家在内任何组织都无权干涉。众所周知，包括德国在内的西方国家崇尚“个人主义”，而德国媒体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显然属于他观形象范畴，自然会从自我文化核心来解读我国政策，德国媒体常提及中国国内对该政策的反对：孩子数量应由个人决定，政府不应干涉。其认为这是干涉个人自由，损害个人权利，违背了个人主义，故导致德媒的报道呈现着批判态度。
亚文化层面，媒体层面。之所以德媒报道的消极信息居多，也是因德媒媒体文化使然。在西方传播学界看来，“新闻界对政府的一个制约，是政府的一个批评者，……它滋养了一种观念—即政府必然是邪恶的，政府的邪恶是其本质所固有的，因而必须被监控”。德国媒体更多是作为政府的监督者。正如《明镜》总是用审视、批评的眼光来观察和分析现今人们、尤其是权力阶层和政府高官的思想理念及其方针政策，试图从中找出其与历史的某种联系和渊源，一旦抓住把柄，便毫不留情地将之公诸于众，使其成为众矢之的而无处藏身。因此德媒更多关注政策的消极影响及矛盾和问题。
个体层。确认偏误(或称肯证偏误)是个人无论合乎事实与否，偏好支持自己的成见、猜想的倾向。人们在脑中选择性地回忆、搜集有利细节，忽略矛盾的信息，并加以片面诠释。对该政策的报道出于德国媒体，德媒工作者对报道内容有着较大的能动性。其长期接受着与中国不同的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价值观教育，其很大程度上会在报道前就已选择了一方场，据该原则，一旦事先选取了立场，在报道中会寻找一切符合自己立场、价值观的内容来证明。也就不难理解报道多消极，对积极作用，常常是缄口不言。
四、综述
综上所诉，德媒对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报道相对客观，但仍有部分存在片面化并整体呈现出对该政策的批判态度。报道就计划生育政策提出了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去思考，但并不能否定其对中国乃至世界的贡献。同时，因客观文化差异使得外媒报道易使其所在国读者对中国产生“误读”，进而损害国家形象。尽管这种文化上的差异短时间内难以改变或难以消除，但至少可以向包括德媒在内的西方媒体传达一种讯息：因文化差异其报道“描黑”了中国政策。
作者：王怡 来源：北方文学·下旬 2016年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