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育控制技术的应用，意味着这种技术对人口的自然生殖过程的某种干预
生育控制技术的目的是实现社会或私人的需要或期望:避免人口爆炸或是有遗传疾病婴儿的出生。这种技术干预意味着自然生殖方式的如下变化:其一:人口的自然生育不再是纯粹自然选择的过程,而成为一定程度上的人类自主选择的过程，生多生少、生男生女以及何时生儿育女都会打上人类生育意志的某种烙印。其二,人口的自然生育不再是家庭的“私事”，政府、社会卫生组织和生育技术人员介人人口生育决策和人口生育过程之中并成为影响人口生育的重要因素。其三,由于人口生育成为可控制的过程和政府参与过程,因而既意味着人口自然生育过程的社会伦理关系的复杂化，同时也意味着新的生育价值理念和新的调控机制介人生育过程之中。
二、生育辅助技术的应用，意味着这种技术对人口自然生殖过程更为有力的干预
生育辅助技术干预在满足那些不育夫妇或家庭的生育欲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口自然生育方式的异变:其一，人工授精、体外授精、借腹生子以及借精生子等成为新的生育形式。其二，生育过程对技术的依赖性增强,生育技术和生育技术专家成为决定生育成败的关键元素。其三,生育过程成为生育家庭与卫生组织以及生育技术人员密切合作的人工操作过程。其四，随着“精子库”(spermbank)的建立和“代理母亲”(surrogatemother)的出现,生育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商业行为。其五，由于借腹生子和借精生子成为自然生育的特定补充形式，因而其生育的结果必然导致传统的单一亲子关系的裂变,出现所谓“生物学父母”和“社会$父母”的复杂关系问题。其六,由于生育过程变为人工技术的操作过程，因而出现了生育与婚姻与性的分离。这就是说,人工授精等技术的应用实际上把生儿育女变成了“配种”，把家庭 变成了“生物学实验室”，从而改变了生育的自然途径,切断了生育与婚姻以及性交的自然联系。
三、无性生殖技术的应用，意味着人口生育方式的非自然的技术操作和社会控制成为可能
如果说,生育控制技术和生育辅助技术的应用所引起的生育方式的变化只是部分质变的话，那么无性生殖技术的应用则意味着生育方式的根本质变:人口生殖成为非自然的技术操作和社会控制过程。这种转变在今天尽管远未成为现实，但由于无性生殖技术巳经降临人世，因而实际上已经存在着无性生殖的现实可能性。由于人口的无性生殖部分取代自然生殖意味着生育与婚姻的某种分离以及家庭、亲情等价值的弱化,甚至还意味着以家庭为基础的社会结构系统的重构，因之,我们不能不给予高度重视和关注,也不能不采取相应的对策。
人口生育方式的变化，除上述由艰术因素引起的深刻变化外，还有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所引起的变化。当人类社会实现由传统到现代转型后’社会变得异常开放,个人在生活方式的选择上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自由或自主选择权。加之个性自由主义、自我中心主义和享乐主义思想的消极影响，特别是由于个性解放、性解放运动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使得传统的婚姻家庭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离婚成为家常便饭、婚前性行为和婚外性生活成为不少人习以为常的生活选择，只结婚不生儿育女以及只同居不结婚乃至终身不婚等均成为一些人的自主选择。于是，就出现了似家非家的各种家庭形式,如丁克家庭、同性恋家庭、无婚约家庭、无子女家庭等。由此决定,人口生育的社会方式也就必然发生得力于生育技术支持的值得关注的变化:一些独身主义者、同性恋家庭和想要孩子但不愿承受生育之苦的同居者家庭可以通过“代理母亲”生儿育女;婚外生育成为比较流行的一种自然生殖形式。这两种形式的生育都会对传统的以家庭为单位的自然生殖构成冲击，从而造成生育伦理关系的变异。
由生育技术进步、社会变迁和文化变迁引起的人口生育方式的变化及其变化趋势，是在人类社会进入以民主政治和市场经济为基本架构、以技术进步和工业化为基本动力的现代社会发生的,并且具有“现代性”的文化特征，因之,我们这里将其称之为“现代演变”。但在此必须指出的是:人口生育方式的现代演变的实质内涵是:自然生殖的科学化和社会化以及以自然生殖为主体的生育方式的多样化。至于无性生殖取代自然生殖,显然不是“现代性”意义上的生育方式的变化。但由于如何对待无性生殖技术的研究和应用已经成为摆在人们面前的事关人类福祉和命运的重大问题，因而我们研究现代生育伦理问题就不能不对其予以理性的审视。
作者：刘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