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上个世纪70年代中国开始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以来，我国的人口问题受到前所未有的关注。在政府政策的严厉干预下，中国的人口生育率迅速下降。但是，许多学者认为这种下降极不稳定、稍有疏忽即会反弹。承认人口问题的多元性，缩小政府政策与群众意愿的差距，寻找解决人口问题的新途径甚为迫切。笔者认为：城市化是实现人口控制、解决中国人口过剩危机的一个关键性的突破口。
近代以来，大规模的城市化发端于工业革命。工业革命要求大规模使用机器的生产活动，要求生产要素相对集中。工业的天然优势造成在劳动力市场上城市与农村的劳动力价格悬殊，吸引大批农民向中心区域的集中。人群集中造成市场活动、商业经营、服务业的发展。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成为一个相伴相生的过程。在这一进程中，上个世纪末，现代西方国家出现了被后人称之为人口转变的现象：随着孩子对家庭收益贡献的减小、养育孩子成本的提高，人口生育率急剧下降，现代国家相继出现了人口负增长。
我国经济发展极为不平衡，既有西部地区极为落后的农村经济，也有东部像上海这样解放以前就极度繁荣的大都会。因此，生育率的表现也很极端。1993年在中国人口发展史上是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年份，这一年，上海首次出现了内地人
口负增长，且其负增长率逐年递增。我们以1994年的人口数据表"见下表）为例进行重点分析。1993年，人口自然增长率在5!以下的仅有北京（3.19!)(山东（3.71!)、天津（4.71!),当年平均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0.23,为什么上海会领先全国实现人口负增长）为了排除统计方法造成的误差，我们再来考察总和生育率"每个妇女一生所生育子女的个数）最低的三个省市：北京市.1.332/,上海市.1.344),浙江省.1.404),可见，上海的生育水平即使与经济发达国家的平均年人口自然增长率相比，也属于较低水平。
与此同时，笔者也发现，在我国经济体制改革中一直充当龙头的广东省长期以来是人口控制的老大难省份，人口自然增长率长期保持两位数，直到1999年才降到10以下，得市场经济风气之先的广东省为什么在人口问题上表现如此落后，人口自然增长率甚至高出许多中、西部省份）理论上来讲，在人口的变动过程中，市场因素会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生育行为：市场经济下激烈竞争带来的快节奏、高压力以及养育孩子的成本提高、收益下降，市场经济带来的观念更新，都会促使人们会越来越趋于追求自身的生活质量而不生或少生孩子。然而，广东省的人口状况却与此完全相反。宄其原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人口明显东移，根据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全国现住地与户口登记地不一致的有14439万人，跨省流动的有4242万人，其中流入广东的占35.54，大约为1200万人。上海市2000年常住人口1640万，外来流动人口380余万，占全国流动人口的7.44，显然，广东省的吸纳能力显著高于上海，每年要吸收全国三分之一以上的外来人口，这是人口迅速增长的一个决定性外因。
但是，从1993年到目前为止，上海己连续10年实现人口负增长，绝对数量的人口增长完全由于外来人口的流入。国家统计局公报显示，在普查时点前一年，即1999年11月1日至2000年10月31日，全市出生人口9.02万人，人口出生率为5.5!;死亡人口9.49万人，死亡率为5.8!;人口自然增长率为-0.3!。1999年，上海常住人口自然增长率为-1.1,户籍人口自然增长率-2.27,处全国最低水平。考察广东我们发现，不考虑外来人口流入因素，广东人口的增长在全国依然属于高水平。2000年第五次人口普查资料显示：广东省户籍人口7473万人，同1990年第四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十年零四个月共增加了1227万人，增长196.4!!；平均每年增加119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17.5!,自然增长率9.92。以最为发达的广州市为例，2000年广州市总人口达994.30万人，户籍人口出生率下降到9.97，比上海要高出10以上。
如果把这种现象归结为广东独特的生育文化笔者认为至少是不完全的。我们说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生育文化也会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发生变迁，20世纪初期，西方国家的人口变动促成了人口转变理论的产生，是最好的证明。根据这种理论，人口增长存在不同的模式：
原始类型：在原始社会的早期和中期，经济不发达，由于技术基础落后，人口处于高出生率、高死亡率，人口再生产呈现静止状态的“两高一平”状态。
传统类型:原始社会末期到资本主义产业革命前,随着技术进步，长期的一夫一妻制形成，人口寿命延长，死亡率降低。19世纪以前，制约欧洲农业生产率提高的因素是劳动力。由于农业是主要职业，孩子数目多有好处，孩子可以参加劳动以增加家庭收入，并且在父母年老和生病时可以提供保障；父母也可以从孩子身上以及他们的成长过程中得到精神满足。因此，人口生育率处于极高水平，呈现为高出生率，低死亡率，高自然增长率的“两高一低”态势。
现代类型：资本主义中后期以来，工业革命以后，经济飞速发展，19世纪以后，由于大型农业机械的发明使得劳动力不再成为生产的瓶颈，这时孩子对父母物质福利的贡献减少，随着实际收入水平的增长，孩子逐渐变为消费品。生育率会随人均实际收入增长而下降，呈现出低出生率，低死亡率,低自然增长率的“三低”态势％
从传统型向现代型人口再生产的转变，生育率由“两高一低”向“三低”转变的过程被称为人口转变。这一过程发达国家大约经历了一百多年，低生育水平的实现是自然发展的过程。我国的人口发展虽然经历了强烈的政府干预，但人口转变理论给予我们以前瞻性的人口总趋势是不会变的，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人口势必由“两高一低”的传统类型向“三低”的现代类型转变!"]，形成新的生育文化。特定的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特定的生育文化，广东的生育现状从根本上取决于其社会经济状况。之所以出现经济排头兵却是人口问题的落后省份，关键在于广东的城市化水平低，各个地区发展不均衡。观察上表我们发现，广东的城市化比率较上海、北京、天津低了很多个百分点，早在1990年，上海、北京、天津的城市化率分别为66.23%、68.65%&73.08%，广东省直到2000年，城市化率才由1990年的36.77%上升到55%，城市化水平最好的广州市，城市化基础也很差，2000年刚刚达到北京1990年水平，城市化进程慢了十几年。目前，广东大部分市的非农化率'非农劳动力/总劳动力（仍在50"以下，有的市甚至还不到30"，最低的只有23"多一些；在被统计为城镇人口的大量流动劳动力'主要为外省籍人口（无论在工资福利、社区生活、文化教育等方面并未真正融入当地社会，因此，不能视为完全意义上的城镇人口；由于发展过快，许多新兴的城镇无论在行政管理体制、经济发展模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社区管理以及城镇的规划和建设等方面，尚未适应现代化城镇发展的要求，仍然处于“似城似乡”的阶段；即便在统计上城镇化水平较高的一些地方'尤其是东部地区，由于经济发展较慢，结构不合理，人均收入水平远低于全省城镇平均水平，离现代化的要求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正因为广东长期以来城市化水平的相对滞后，虽然其市场化走到全国的前面，经济发展领先，但市场化与小农经济、与不需要掌握多少先进科技进行来料加工的乡镇企业的结合，恰恰强调了人的作用，剌激了农民的生育行为。
研宄表明，中国人口问题的重点在农村。人口控制的难点也在农村。广东城市化水平偏低，农村范围广，由于现阶段我国的农业仍以传统农业为主，以家庭经营为主要形式，从微观上看，子女的家庭价值仍很高。每个农村家庭下一代都承担对上一代的家庭成员生老病死的责任，子女在家庭中的期望值很高）对子女的供养仅限于衣食和少量教育费投入，供养期短，对子女成长期的智力及技术费用投入少。子女长大后，反馈供养上一代的时间很长，大约是子女供养期的三倍）农村家庭生产活动主要依赖强体力型劳动及劳动力数量，家庭联产承包制更加强调了这点。这些因素客观上剌激了农民的生育行为，大范围的农村人口使得广东人口问题异常突出。
随着广东经济腾飞，农民家庭收入发生急剧变化。家庭收入的变动对生育行为有促进和抑制两种相反的作用。在家庭收入从某一贫困低水平开始增加的阶段，收入的增加改善了农民家庭基本生活条件，温饱逐步得到解决。由于营养和健康状况的改善，妇女的生育能力随之提高，育龄期有所延长；人均收入的提高会削弱对维持温饱的限制，既增强了家庭的抚养能力，又剌激了家庭增加劳动力进而提高收入的愿望。因此，农民家庭收入从某一低水平增加的初级阶段往往会剌激农民家庭的生育愿望，强化生育行为，促进生育率上升。家庭收入的进一步提高会引起生活方式的变化，生活方式由生存型转向享受型及发展型，对孩子的质量需求替代数量需求，抚养每个孩子的成本显著增加，人们会自觉调整生育行为，生育率下降。显然，广东农民人均纯收入对生育率的影响属于前一种模式，而上海属于后一种模式。与其他省市相比，上海农民平均收入显著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由上表我们发现，1993年上海的农民人均纯收入、职工平均货币工资均为全国之首，分别是2650元、5600元，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的1000.4元与3233.2元，农民人均纯收入接近全国城市职工平均货币工资的平均水平，有助于农民生育意愿的下降。
市场化只有与城市化、现代化的结合，才可能产生抑制人口增长的奇效。在日益城市化的今天，家庭的各种职能如家务劳动、生育等，都进一步被商品、市场化。随着一夫一妻的小家庭的增多，下一代的养育成了一种负担，养育孩子的成本巨大而收益很小。人们越来越没有时间、精力生育。目前世界范围内妇女正在日益积极地参与经济、社会活动，为了争取更多提高、晋升的机会，许多妇女选择了少生或不生孩子，有许多甚至选择终身不结婚。人们更加重视创立事业和发展个性，生活方式更加趋向与社会融合而不是局限于家庭的小圈子内。如贝克尔论证的那样，对于那些己经大大超越了“温饱阶段”的家庭来说，宏观上的经济环境，让市场去调节他们的生育行为可能会是非常有效的'世界发达国家的人口转变理论，也是建立在城市化、市场化、现代化这个相伴相生过程的基础上，否则很难想象这个理论的成立。上海位居世界第六大城市群，数量、规模、密度、城市人口比例在全国都比较高，城镇化发展水平居于全国前列。随着市场化的推进与良好城市化格局的形成，上海得天独厚的历史与现实条件使其人口首先进入负增长成为必然。全国其它省区城市化水平越高的，人口控制的状况也越好：北京市4个城区连续3年人口负增长，目前北京生育率己连续5~6年大幅度下降。天津市自1990年以来，市区总和生育率下降到2000年的0.9，这意味着10个育龄妇女中就有一个不要孩子。沈阳连续8年城区自然人口负增长。
控制我国人口过快增长的任务依然艰巨，本世纪上半叶将面临人口总量高峰、人口老龄化速度的高峰、劳动力数量供给的高峰和人口城市化速度的高峰'随着大规模城市化进程的推进，推进市场化改革，配合以适当的政策措施，人们的生育意愿会与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越来越合拍，人口规模的进一步下降仍有空间。城市化与市场化是减轻人口压力的重要环节，需要我们给予充分重视与研宄。
张巍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1000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