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历史背景
18世纪中后期在英国始发的产业革命，使西欧诸国先后步入近代产业社会的门槛.这种经济类型的转变，又将社会和文化引伸到巨大的变革之中。
随着现代产业社会的发展与经济生存空间的扩大，欧洲人口在动态方面空前膨胀.从产业革命至20世纪中期近200年时间内，欧洲的人口由1.45亿剧增到8亿，膨胀率达5.5倍，是亚洲的2倍，掀起了史无前例的巨大波动。
一般认为，英国为近代产业社会之母，它的产业革命是从1760?1830年完成的，而生于1766年死于1834年的马尔萨斯，他的一生恰好处于英国社会“急风骤雨”式的变革时期。产业社初期工业化过程所掀起的人口大膨胀，将西欧各国政府弄得困惑不解，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理论由此而笼罩了欧洲。
19世纪中后期，随着工业的进步，西欧各国在繁华年代里所出现的生育率大幅度下降，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已被人遗忘。但到20世纪30年代，由于资本主义的总危机，马尔萨斯过剩人口的魔鬼又被凯恩斯的失业魔鬼所吞食。然而魔鬼并没有消失，仅是化了装，或者说，马尔萨斯的理论在资本主义经济尚大萧条中栩栩如生。这种经济停滞与人口增减波动相互联系的社会现象，驱使西方的经济学家开始把自己视野从人口的死亡率转向生育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欧美各主要国家经过二十年左右的补偿性“婴儿热”之后，生育率的江河日下业已成为经济学界的核心课题。
回顾历史，在以西欧为典型的工业化过程中，人口在动态方面有如下三大特征：
(一）死亡丰在整个工业化过程中穗步下降。
(二）出生率在工业化初期（1760?1880年）上升，而它的高水平持续到19世纪末期。
(三）出生率在工业化后半期（1880?1950年）急转下降，至今尚有继续衰退之趋势。根据上述三大特征，经济学界在分析总结西欧各国这一人口动态时，一致认为人口的调节作用是生育率由高峰转入低谷的直接动因。因此，学者们就将工业化过程中，伴随着社会经济现代化进程而出现的生育率由高向低，人口发展由传统型的自然生育模式向控制型生育模式转化的历史过程，称之为生育率革命。
二、生育率转变的理论沿革
由于地球表面人口泛滥，过剩人口已使地球超负荷运转。人口的压力已使农业经济走到了“资源扩张”的历史尽头，为解决人增地减而造成的粮食紧缺.经济学界已展开了对人口问题的热切研究与探讨。从马尔萨斯至马寅初一个半世纪左右的时间内.各有关学者对人口问题的研究，从萌芽到成熟.均建立起自己相对独立的理论体系，为生育率革命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在经济学说尚未成熟的前产业社会，政治、历史学家马切维里在其所著的《费连彻的历史》一书中，首次提出了“过剩人口”的概念，模糊地透视出人口增加有超越有限土地扶养能力的倾向。继之而来的保太罗.在他的《城市论》与《国政论》等著作中.从人类无限的“生殖力”与有限的“荣养力”(生产它的土地的地力和从他国采集食料的城市的能力）对比中，呼吁人口增加应在这一点停下来。由此而萌芽的经济的人口思想，后人称保太罗早在16与17世纪的文明时期.就已经作为经济学家而登场了，并且总是把人口问题摆在一切经济问题的首位.为人口研究里的经济观点，打下了一块奠基石。
但是，无论是马切维里还是保太罗，在论述人口与经济的形式时，均是将其作为国家学的一个环节进行经济学研究的，特别在当时的前产业社会，要去开辟限制人口增长的新领域，历史在接受这方面的考验上尚未成熟。所以，马切维里与保太罗在研究人口问题上的经济观点.仅是为尔后的人口经济学研究，播下了一粒种子。
英国古典派经济学者马尔萨斯，承袭马切维里与保太罗的“过剩人口”思想，以人口本身为独立的问题.从各个角度验证它，并将经济学的人口理论集其大成，形成独立的学科体系。影响之深，正如柳梅林所说的：“马尔萨斯死后，人口理论全部文献可以分为马尔萨斯拥护论及反对论的两派。实际上也确实如此。出现多得不可胜数的评论家分成拥护和反对两大阵营，开展无休止的论战。人口思想界自马尔萨斯以后，甚至有人说不提马尔萨斯就不能进步”。
但是，生存在近代产业社会初期阶段的马尔萨斯，并未预料到这个社会的成熟阶段或末期的人口生育能力完全能够置于人类意志的控制之下。这种生育缩减的事实.既体现了马尔萨斯所处时代的局限性，又说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只是在近代产业社会的入口处徘徊，他所看到的人口问题.仅是农业社会的食物生产问题。所以，在20世纪初期的经济危机中，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理论就被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失业理论(从有效需要的破绽中逃跑出来的失业的魔鬼所代替。到20世纪中期，发达国家因生育率的长期下降，人口动态陷入了凯恩斯的有效需求不足的失业困境;发展中国家因生育率持高不下.陷入了马尔萨斯的“过剩人口”的困境，两种困境的渊源，均为生育率。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经济学界在以研究生育率为核心的基础上，诞生了生育率经济学。1957年，列宾斯坦著的《经济落后与经济增长》一书，在生育率经济学中独树一帜,1960年贝克尔著的《生育率的经济分析》，成为芝加哥学派的奠基者，尔后，伴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各种生育率经济理论相互交错，并驾齐驱，形成百花争艳的格局。但是，由于列宾斯坦与贝克尔等人的生育率经济学都恪守传统经济学的箴言，特别注m短期的静态分析.其理论与实践相隔甚远，更难于解释发展中国家的人口问题。
本世纪中后期，汹涌而来的人口浪潮，促使着广大的亚非拉欠发达地区各国苦觅控制人口的良策，而发达的欧美诸国却步入了“人口的冬天”，这两类截然不同的人口问题，使列宾斯坦与贝·克尔等人的生育率经济学在实践中遇到了严重的挑战，从而促成了伊斯特林生育率经济学的异军突起，他突破了传统经济学中万古不变的箴言，将生育率经济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解释为“生育率革命”，形成生育率经济学发展史上的一块“界碑”。
1985年，伊斯特林所著的《生育率革命》一书，集中阐述了从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演变的整个现代化过程中生育率的变动趋势。与前人的理论相比，从列宾斯坦、贝克尔等人以经济学理论为基础分析生育率的变动，发展成为伊斯特林生育率经济学与社会学的综合研究;从只注重从需求方面对生育率进行短期的静态分析，发展成为从供给、需求两方面对生育率进行长期的动态研究;从发达国家生育行为的研究到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生育率分析齐头并举，这无疑是理论研究的突破性进展，堪称生育率经济学的通论(1989年《南开经济研究》第2期第61页）。但是，由于伊斯特林未对社会制度的作用给予足够的重视，又缺乏强劲的“政策效应”，其研究成果仅为理论工作者提供了清晰的思路。
三、生育率革命的形成
20世纪中后期，欧美各发达国家，随着现代产业社会的成熟与发展，社会经济日趋现代化，社会承受的人口压力加重，人们节育的要求增强。社会各界逐步认识到巨大的人口压力所造成的种种困难，并采取各种节育的措施来限制孩子过多的供给。由于科学技术的发展，特别是医疗科技的进步，大大降低了节育的物质成本和精神成本，使新的避孕药具普及于各个家庭，有力地推动着育龄妇女自觉采用节育技术，并开始有意识地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孩子的潜在供给日趋减少，生育率逐渐降低。人口发展由传统的自然生育模式转变成人为控制的生育模式，生育率已置于人类的任意控制之下。故国内外有人将这种欧美式生育率由高向低的转变，称之为“自发性”的人口转变或生育率革命。
研究“自发性”人口生育率革命的动态问题，应特别注意工业化过程给人们造成的错觉，认为它马上会带来生育率的下降。西方国家在工业化的初期，高出生率持续了大约半个多世纪，并沿着欧洲自由经济的发展方以，经过近200年的漫长历程，才使人口再生产的类型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一由自然生育模式转变成人为控制的生育模式J旦是，由于资本主义制度本身无法实现自然资源与劳动力的合理配置，虽然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早已实现使总人口达到不增不减的临界值，甚至有些国家如德国、丹麦、芬兰等，育妇总和生育率均在更替水平以下，总人口呈现出负增长，然而却摆脱不了工人失业的高比率，依旧陷于过剩人口的困境之中。诚然，世界发展中国家，在经济与社会未实现现代化之前，在人均收入尚未切实提高的前提下，由于划时代的引进医疗卫生设施，使人口的死亡率急剧下降，出升率日趋上升，人口的自然增长呈现出历史上罕见的高比率。亚非拉等低开发地区人口的迅速膨胀，缩小了人类的经济生活空间，人口过多的压力制约着现代化的进程。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人口现状并不能轻易容纳欧美式生育率革命理论的简单推理，而是要在最短时间内去完成欧美各国曾在100多年甚至近200年所完成的人口生育率革命。因此，众多的发展中国家，均未静揆由经济的腾达来推动生育率革命，而是通过强而有力的“人口政策”干预下的生育率革命来推动经济的起飞，提前实现生育率革命。所以，国内外学者们将发展中国家的生育率革命，称之为“诱导性”的人口转变或生育率革命。这种“诱导性”生育率革命，不仅能够促进发展中国家现代化的进程，而且还会将国际社?会推向极为深刻的大变革之中，这既需要经济理论的转变，更需要经济政策的转变，甚至还需要科技发展方向的转变。
欧美发达国家，在“自发性”生育率革命的驱动下，人口的动态变化已趋于零增长或负增长；亚非拉等发展中国家，在“诱导性”生育率革命的驱动下，人口的动态变化也由剧增转向缓增。无论哪种形式的生育率革命，均使全球人口的生育模式由自然型转化为控制型。
王小山
（河北师范大学人口学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