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主义民主观伴随着自由主义兴衰沉浮，始终不变的是自由主义对于民主的价值关怀。从萨托利的《民主新论》中，我们至少可以读出：第一，自由主义民主观着眼于现实，萨托利批判了过度的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对民主现实的侵害，认为代议制民主和精英的存在是实现民主理想的必经之路;第二，自由主义民主观勇敢地追求理想，萨托利又批判了理想的衰竭导致民主理想的危机，应该从纠正错误的观念入手来拯救民主理想。街头政治运动往往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却只有空洞的形式，更多沦为“弱者”泄私愤甚至是“反自由”“反民主”的表演。萨托利的自由主义民主观就是通过批判各种错误的民主观来恢复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观，正本清源，为自由主义民主观杀出一条生存之道。
自由主义起源于近代，到现今约有四五百年的历史，物人皆非，自由主义理想作为一种人类追求的目标却依然在前方焕发着不朽的光芒。萨托利作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论述自由主义民主理论的代表人物，他继承了自由主义的一贯传统，批驳了众多学派、思潮的“侵害”，澄清了民主的价值与现实之间的客观存在的差距和实现理想民主的途径，将经典的自由主义民主理想置于崇高和终极的位置，使人在追求宪政民主的漫长征途上怀抱着温暖。出于人们追求一种良好的统治方式是为了生活得更加幸福这个简单的愿望，“自由主义民主理想”就如它的名字一样，总是吸引着我们去不断探寻它的真谛以及通向它的道路。“街头政治”作为民主法治国家民众政治诉求的集体表达方式，是社会运动的政治化抗争形式，如果在宪法和法律的框架下合法、理性、和平的组织和行使，本应是一种正常的合法政治行动过程。但在其他国家和地区急切而匆忙全盘引进西方的竞争性民主体制，在迟滞的现代化社会根基之上“嫁接”的“舶来品”，必定会引发一系列的“制度性不适应”。
一、自由主义民主观关注现实
当历史进入20世纪，摒弃价值、忽略理性的行为主义大行其道，几十年间一直占据政治学理论的高地。尤其是在二战以后，西方政治学家发现传统的政治学未能预测、更无法解释战前战后世界政治局势的巨大变化，政治学一般原则、理论对现实政治生活严重脱节，纷纷要求改革。另一方面，其他学科包括电子计算机在内的分析手段的突飞猛进，加速了学科渗透和改革的可能性。在这样的背景下，行为主义政治学应运而生，并成为时代的潮流。
自由主义在这样的时代潮流中，从萨托利书中提到的帕累托、米凯尔斯等人，再到凯恩斯、罗尔斯等许多的知识分子就如此这般地采纳了与传统的自由主义迥异的原则，这在萨托利看来是“反民主”的，而这种“反民主倾向应归咎于他们的‘劣等的现实主义’”[1]59。萨托利接着指出现实与民主、现实主义与民主并非势不两立。
对于萨托利生活的年代的上述民主现实，他认为“我们的民主理想正受着过度的现实主义之害，也就是说，正在受理想主义的贫困之害”[1]271。可贵之处在于，萨托利看到了这种“劣等的现实主义”对民主理想的危害，却并没有慌张地投奔理想主义的怀抱，而是恰当地审视了现实主义的民主观，并无偏废。那么民主能从现实主义中汲取什么营养成分呢?
在统治权力归属这个民主的根本问题上，萨托利清醒地认识到：民主制度是“被统治的”并无损于其民主制度的事实。萨托利并不赞赏古雅典所谓的参与式民主和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手段的公民表决式民主，他所认同的是选举式的代议制民主，即遵循多数原则选举出来的少数统治，因为只有这种选举才是公众舆论的真实体现，而公众舆论又必须基于民众的个人自由。在这里，萨托利的自由主义立场就完全地体现出来：一切的统治形式、程序都必须有“个人自由”这个基本前提;另外，萨托利对于现实政治生活中存在过和存在着的政治煽动、动员很不以为然，他提醒人们，不要把统治者动机不纯地煽动当成培养，这种煽动“只会把人民主权从尚能使其保持判断力的理智的地方赶到使它失去这种能力的地方”[1]137，人民丧失了自我意识等于丧失了自由，更遑论民主了。而“新自由主义”在新时代则丢盔卸甲，选择了放弃古典自由主义对个人自由的坚决立场、向政府权力妥协的态度。
萨托利踏着美国的杰斐逊和麦迪逊、法国的托克维尔等人的足迹走来，在多数与少数问题上，他认为民主制度的根本问题在于如何保持多数(即被统治者)和少数(即统治者)之间的平衡，而民主制度中如何防止多数专制则都是他们的共同。萨托利认为，在选举式民主中，多数是选举中的不断分化组合、多数并非社会中存在的持续的、稳定的，所以不必担心这样的多数专制。而统治集团的内部制衡和公民始终掌握着作为选举条件的公共舆论的外部约束则是防止少数人成为寡头或者个人独裁的途径。
在萨托利看来，对民主来说精英是必需的，而精英的定义就是“一个价值榜样集团”的，是通过在人民自由意志下竞逐出来的少数，从这样的精英论出发，萨托利拟出了民主的定义：“民主应当是有选择的多头政治和基于功绩的多头统治”。既没有将卢梭般将古典直接民主高高举起、又重重摔下的歇斯底里，也没有莫斯卡、米凯尔斯等精英主义者将群众完全置于无知境地的绝望情绪，萨托利的自由民主观让人在功利泛滥、理想贫乏的时代怀抱着现实的民主之果伸手触摸到理想的光辉，感受到脉脉的温情，而更加让人亦步亦趋勇敢追求的则永远只有崇高的理想。
二、自由主义民主观追求理想
自由主义从17世纪英国人洛克提出“天赋人权”的概念开始，就在“个人主义”的核心理念引领下不遗余力地追逐理想。“时至今日，如果有人企图否定他人的自然权利，或是主张政府不必维护基本人权，都势必引起强烈抗议。”[2]57自由主义信仰者有如洛克、密尔，赋予自由的绝对信仰，反对国家在任何方式上对公民生活的干预，与此相应，对“自由优先”原则推崇备至。卢梭在契约论的基石上构建了一个人是生而自由的乌托邦社会，在他纷繁的声音中后人能辨认最清楚地就是“自由”二字的发音。托克维尔则在北美从人民亲自管理公共事务中发现了自由、平等的勃勃生机，甚至将其视为未来民主的潮流。
同样，萨托利在关注现实的同时从没有放松对自由理想的执着追求。他在《民主新论》的压轴篇里提出：“两个世纪以来一直紧随我们不去的衰竭过程是理想的衰竭。”[1]561他洞察到西方世界的政治理想已经远离了价值信仰，而是不断在工业革命过程中堕落成没有道德的没有理想、只为私利和物质的信念。在萨托利看来，功利主义、拉斯韦尔、雷蒙阿隆等对于意识形态的粗劣论证，荒唐地证实了意识形态的终结，而人们并没有反抗和批判地接受他们的结论。萨托利接着分析：“自由主义民主的危机……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我们受着‘物欲’的损害和支配，并且满怀恐惧。”[1]562但是，萨托利坦率地说：“人是一种追求理想的动物，没有理想的人生是暗淡无光的人生”[1]562，所以我们不能放任这样的社会“加速前进”(或者说“加速堕落”更为准确)。
那么，萨托利给这种民主理想的危机开出的药方又是怎样的呢?萨托利认为，理想危机是从错误观念的反映，也是其积累的结果。所以，管理理想必须从管理观念入手，而恰恰观念是更容易管理的，“虽然理想危机难以立即克服，但观念危机可以在短期内得到纠正”[1]563。纠正的途径萨托利认为可以通过一些观念性词语进行澄清，词语是人创造的，观念性词语是人赋予其观念色彩的，必须由人类自己来将一些自己释放出来的错误信息重新收回，“置于我们的控制之下”[1]77。
笔者在阅读《民主新论》的过程中，时时被书中追逐理想的执着信念和虔诚所感染，然而在萨托利看来，理想又能在多大程度上贴近现实呢?萨托利说：“理想永远有点狂妄，它永远有点过分……我认为问题的真谛是，正是在不把理想视为现实时，理想才改进着现实……理想只有在同我们保持一定距离时才会温暖我们的心”[1]45笔者认为，萨托利此处的观点和卢梭的名句：“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是遥相呼应的，尽管后人对于卢梭臧否不一，但卢梭对于理想的民主、自由、平等的热烈讴歌及其功绩是无可否认的。正因为现实与理想之间存在差距，其永远的张力才驱使人们不懈地奋进，也正因此自由主义的民主理想的价值才无法抹杀。
三、自由主义民主观——让理想之光照进现实
《民主新论》中萨托利对民主的理想和现实地分析抽丝剥茧，先是对时代混乱的民主观进行澄清，为民主正本清源，目的在于恢复主流的自由主义民主观。他既批判政治现实主义更对民主理想的至善论、乌托邦大加鞭笞，既理性地看待人类追逐民主理想旅程上的挫折更冷静地审视各种美好设想的可行性，让理想之光照进现实。
首先，在对待政治现实主义(或者“纯政治”“劣等的现实主义”)问题上，萨托利的态度很明确：“纯政治同其对立面即完全理想化的政治一样，都是不切实际的”[1]52，因为仅靠其中任何一个都“建立不起任何政体”[1]43。“纯政治或权利政治一般是指那种不管理想，只以权势、欺诈和无情地运用权利为基础的政治。”[1]66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莫斯卡、帕累托等人，从政治现实主义角度审视民主最后他们得出的结论都是反民主的。现实中，近几年从“阿拉伯之春”到乌克兰政治动乱再到中国香港的“占中”行动，参与者的人员构成多元化、松散化，而非组织化、长期化，他们追求的政治改革是尽可能是公开化、戏剧化、立竿见影，这一特点注定了他们不能缔造持久的政治未来。在此问题上，列宁主义的根本观点仍然成立：没有组织，什么也干不成。改革需要的是体制自身的力量，它将是一个长期、艰难的过程，基本上无影无形，缺乏戏剧场面;它是街头抗议的对立面。所以，从总结历史经验得出的结论是纯政治不仅是不可能的，而且对于民主是有害的。
其次，对于完全理想化的民主政治，萨托利更是旗帜鲜明地加以否定。他认为这种对民主的理解在现实中较为盛行，并且危害较大。因为他看到，历史上的大虐杀都是“理想”的旗号下进行的，统治者以“民主”之名进行统治、行的则是专制独裁之实。萨托利的批判从古代的柏拉图到近代的马克思(包括列宁)再到现代的曼海姆、拉斯韦尔、卡普兰等，尤其是现代人在科学技术进步的快感中编织着伦理进步的幻影，憧憬着民主如科学技术般的“可完美性”。在他看来，依据这些“民主制度之外的民主理想”建立起来的政体都是独裁和反民主的，而他赞赏的无非就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谈到民主理想的核心论题：人民主权、平等和自治时，他从描述性角度的理解是：“人民主权充其量是个合法性原则，平等可以被缩小为平等投票权，自治大概可以限制在微观民主的范围内”[1]66。以香港“占中”为例，参与者总是想与“民主政治”拉关系套近乎，可是他们唯独忘了“民主政治”的两大要素。一个是民意的代表性，另一个是协商对话。一是他们说要代表港人争权益，却忘了他们既代表不了中环的上班族和周边住户，更不谈那些对他们声讨劝离的大多数港人。二是其先是拒绝香港特区政府的对话倡议，发起新一轮运动;后是提高调门要全国人大改变种种决定。“占中”者一系列的举动说明，其根本不想也不需要对话协商解决问题。他们想要的只是无休止的街头政治火锅宴和无底线的西方媒体聚光灯。完全理想化的民主素质还停留在初级阶段。
最后，从民主的哲学立场来看，萨托利批判了现实主义，也批判理性主义，赞成的是经验主义民主，从历史上看经验主义民主的代表就是英美式的民主。从民主的实质性形式来看，萨托利赞成的是选举式的民主。他这样认识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意味着法治与宪政国家”[1]423。对于西方资本主义的、代议制的民主和宪政国家的绝对信仰以及其罢黜百家的立场，也使其思想和学说为人所诟病。
“街头政治”如果作为合法、和平的集体性政治抗争，是民众政治诉求和政治意见的表达方式，也是自由主义民主追求的政治权利之一。但吊诡的是，街头抗争运动往往植下民主之种却收获专制混乱的恶果，使历史回到原点，根本无法使民主发展进入良性的轨道。
萨托利的自由主义民主观试图在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之间不偏不倚地寻找平衡点，使得民主理想既合时宜又不断前进，诚如他书中所言：“民主既需要现实主义，也需要理想主义。”[1]184“脚踏实地，仰望星空”，这恐怕才是当前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应该采取的态度。
作者：许润生 来源：学理论·下 2016年11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