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政党的兴衰成败，固然由多种因素造成，但政党内部结构和组织建设应该是其中重要的原因。对于执政党来说，其自身的建设尤为重要。从理论上讲，一个执政党从上台那一天起，就存在执政风险，越是长期在位的执政党风险越高，如果处置不当产生的后果也就越严重。这种风险来自于国际国内环境的变迁形成的压力、执政承诺与执政绩效的反差、执掌权力后脱离群众、陷入腐败泥潭而不能自拔等等。各国政党的执政模式不同，它们的性质、信仰、纲领、执政理念和社会基础千差万别，但在执政能力建设方面存在一些共同规律。胡锦涛总书记说过，对世界上其他政党的一些做法和措施，我们不能照抄照搬，但对于他们在治国理政方面的经验教训，我们可以研究和借鉴。本文试图从世界各国政党在党内民主化的经验教训中寻求我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和依法执政的一些启示。
一、西欧社会民主党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的革新
创建于1860年代的社会民主党，自1950年代以后，有了较快发展。1999年社会民主党召开21大时，它在全世界已拥有143个成员党和组织，遍布世界各地。而在欧洲很多国家，社会民主党已经取得了执政地位，目前15个欧盟国家中有13个是社会民主党执政，其中德国社会民主党有50多年的执政史，瑞典社会民主党创造了连续执政长达44年的纪录，建立起令世人称羡的“瑞典模式'。
社会民主党奉行选民主义、选民至上，主张根据各国不同时期的政治条件，通过普选这样的和平方式，寻求在资本主义议会制的框架之内获得政权。为此，社会民主党根据时代发展的需要，对自身存在的合理性和合法性进行重新论证，强调社会主义是一种思想价值，而自由、民主、公平、平等、互助等才是最重要的治国理念。12各国社会民主党还根据国内政治条件的变化，不断地进行执政理念的创新，通过充实和调整执政方式争取民心、巩固民心，强化执政能力。为了增强党的吸引力和凝聚力，自19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十分注重自身结构的调整，不断进行组织方式和活动方式的革新，尤其是在加强党内民主方面迈出了很大步伐。
从1950年代开始，在西欧一些发达国家，工人阶级的队伍大面积萎缩，有组织的工人阶级如工会在各国政治议程中的地位下降，从而严重动摇了社会民主党的政治基础和群众基础。为适应社会结构的新变化，社会民主党及时更新价值观念，突出“人民党”的特征，力求使本党成为一个能够为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接受的政党，成为“可选举的党”甚至成为名副其实的“全方位党”。为此，社会民主党开始在组织上进行改革，寻求多种的、有效的方式吸引更多的社会群体参与社会党的活动，包括扩大党的开放性，开拓党的活动内容和形式，如尝试项目党员制、网络党员等。这以后，加强党内民主成为各国社会民主党改革的一个普遍方向。
从1997年起，法国社会民主党的第一书记改为由全体党员直接选举产生，而后，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人全部由党员直接选举产生。除每两年一次的党代表大会外，全党每年至少要举行一次全国性讨论，就重大问题征求党员的意见，以使党的政策反映党内民意。
在英国工党内，党的领袖、党的政策等重大事务均由全体党员直接投票决定，并通过多种改革形成了新的民主决策机制，全国性的政策论坛和地方各级政策论坛，为广大党员进行政策输入提供了广阔的平台。
德国社会民主党通过在党内开展修改党纲的大讨论，来吸引党员对党的事务的参与，并通过讨论和交锋过程达成党内共识，促进党内团结。该党还创造性地建立了项目党员制，即支持社会民主党个别政治主张的人可以在一定时期入党，待相应的政治主张改变以后即可退党。该党还允许党员按照不同兴趣、不同项目和不同的政治工作对象组建“专题”类基层党组织，甚至建立虚拟基层组织，为相互不认识的人通过互联网讨论党内事务提供方便。
被誉为“不老松”的瑞典社会民主党的发展战略就是，首先实现党内民主，在取得政权后实现社会民主，最后实现经济民主。党内民主增强了党的吸引力，有效地提高了党的执政能力。社会民主则保证每个人都有体面的、平等的做人权利。经济民主就是通过最发达的福利计划实现了共同富裕，再分配和社会保险的社会化分担了风险。1990年代以后，瑞典经济出现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从而跻身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行列。
二、欧洲绿党的党内民主与强势崛起
绿党是1960-1970年代伴随西方生态运动的发展而出现的左翼政治组织，是在少数西方工业化国家产生并迅速扩展开来的政治现象。冷战结束以来，为了适应内外形势变化，求得更大的生存空间，欧洲绿党对自身体制和内外政策进行了大幅度革新与调整，经过重塑之后，这个年轻的政治组织一跃而成为欧洲政党图谱中颇具竞争力和影响力的政党。1990年代以后，德国、芬兰、瑞典、意大利和比利时等国的绿党组织先后入阁，欧洲十几个国家的政府中一度都有绿党成员，法国绿党在2002年大选中得票甚至超过了共产党。2004年绿党还建立了统一的地区性组织一欧洲绿党，共有29个国家的32个成员党。151欧洲绿党的迅速崛起固然与它所奉行的生态主义政治观密不可分，但一种新型的参与式民主在绿党内部的广泛实施，对它的崛起亦功不可没。
绿党脱胎于1960年代的新社会运动，新社会运动松散的组织传统、群众性的广泛参与、运动型的活动特点自然对绿党有着深远的影响，倡导基层民主是绿党的基本价值观之一，因此，在自身的组织活动中践行基层民主也就成了自然而然的选择。初期的绿党党内民主充满了激进色彩，它以直接民主、分权、非职业化为主要内容，辅以官员的轮换制、任期制及男女比例制。绿党这种新型的开放性运作方式与传统政党组织的组织结构与原则大为不同，既是对传统政党的挑战，也是对传统政党的叛逆，在广大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日渐冷淡的时候，绿党很快就扩大了自己的政治影响力。
绿党成为欧洲政治舞台的一支重要力量之后，初期的激进民主运作方式让绿党遭遇了极大的组织困境，例如，随着绿党在各级议会与政府中任职人数的大量增加，非职业化与轮换制使政党无法找到足够多的合格人才为政党工作。为此，近年来欧洲绿党的党内民主又有了很大的变革，这些变革内容包括：限制直接民主的运用，政策及人事领域的决策逐渐倾向于运用代议制民主，党代会即是代议制民主的主要形式;组织的开放性开始回缩，限制非党员对各项党务的参与；减少执行机构的人员，大量政党官员专职化，以专业技能及全职工作来保证工作的连续性与效率;放宽对某些官员特别是议员的轮换，保证议会党团的稳定。
进入新世纪，欧洲绿党重新审视和调整自身的策略走向，放弃了一些原来的政治特质，在某些方面甚至是背叛了自己的政治宗旨以更加积极的姿态融入各国的政治角逐，这极大地提高了在现实政治中的参与绩效。这样的变化虽然引发了人们对于绿党能否继续保持绿色内容的质疑，但良好的内部运作方式使绿党能很好地处理原则与妥协、现实与理想之间的关系。可以说，绿党的民主特质为国际政治提供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三、越南共产党基层民主制度建设的经验
20世纪末，越南国内不断发生的群体性事件使执政的越南共产党深刻认识到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和基层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越共遂下定决心加大基层党组织和基层民主的建设力度，明确指出:“有组织的地方就必须有党组织，有群众的地方就必须有党员。全党要面向基层。1998年12月18日,越共中央政治局颁布了《关于制定和实行基层民主制度》的30号文件，决定率先在乡坊、行政机关、国有企业三种类型的基层党组织内实行基层民王制度。
越共基层民主制度的内容其实就是其早年提出“民知、民议、民为、民查”方针的具体化，包括：明确各基层组织应向人民公开的事项、应由人民参与讨论和直接决定的事项、应由人民监督检查的事项;要求党的各级组织政务公开、财务公开、检查监察工作结果公开;基层组织内部规章制度的制定要征求群众的意见，接受群众的监督;在职党员需同时在工作单位和居住地社区过组织生活，接受双重监督;党内选举和每年的党员测评要以无记名投票方式进行，并要通过群团组织征求群众意见作为参考;发展党员、评定优秀党员、开除党籍必须得到本人所在支部2/3以上的正式党员同意，等等。
越共基层民主制度的实行，成果显著，各方普遍认为这是“在正确的时间出台的正确主张”。一是拓宽了干群之间的联系渠道，确保了将干群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控制在基层，维护了政治社会的稳定;二是党政机关工作方式得到改进，基层机关的工作质量明显提高，党的领导能力和政府管理能力得以加强;三是调动和发挥了群众的监督作用，对官僚腐败现象起到了一定的遏制作用；四是唤起了全社会的民主意识，对推进社会民主有积极意义。
越共在推进党内民主建设方面取得积极成效后，进一步明确把扩大社会民主、发展人民主权作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之一，实行基层民主制度是新时期越南社会民主建设的突破口。
四、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民主政治模式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是世界民主政治大潮中的一个“另类”典型。新加坡实行一种“半竞争性的政党制度”（虽然存在反对党和选举制度，但反对党在选举中获取执政权的概率为零）人民行动党长期一党执政。在党政关系的上，“人民行动党就是政府，而政府就是新加坡”191，党的核心领导干部同时又是政府内具有影响力的内阁部长，各级党组织具有直接处理行政事务的职能，直接介入经济、文化和社会的管理。该党还严格掌控新闻媒体，强调新闻舆论只能享受“有节制的权力和有约束的自由”。
如果把新加坡几十年来在经济社会发展上取得的成功完全归之为上述这种近似于专制的政治模式，则失之偏颇。应该看到，人民行动党自身的民主建设对该党的长期执政产生了极为重要的作 用，否则，就如新加坡前领导人所说，早就被人民踢出去了。
在党的组织建设上，该党把党员分预备群众党员、普通群众党员、预备干部党员、正式干部党员四类，经过严峻考验、真正对党做过贡献的才能被委任为干部党员，只有干部党员才能被提名竞选议员。党的议员必须定期访问选民，定期出面接待选民，直接倾听选民意见，缩短该党高层与民众的距离。该党还实行领导人核心小组会议机制，由党内议员和政府要员参加，每月举行例会，讨论党和政府近期政策，反复听取议员们的意见，确保决策的民主性和科学性。
在保持执政党的廉洁方面，行动党采取多种措施严格约束党员行为。由总理直接领导的贪污调查局，拥有拘捕涉嫌贪污受贿嫌疑犯、没收贪污犯罪的全部贿赃等多项特殊权力。政府公务员每年必须向有关部门申报自己和配偶的财产状况，每天必须填写工作日记，记录本人的各项活动，主管单位的常任秘书定期检查其记录内容，发现问题立即送贪污调查局核实。公务员不能接受礼品馈赠，不许接受宴请，不能向下属借款。
人民行动党还特别强调群众的重要性，“必须把党的志望变成群众的志望，党的政策和行动必须反映各个阶级和各个社会集团的志望。”为加强政府与民众的沟通和联系，党在每个选区中都设有“公民谘询委员会”、“社区中心管理委员会”、“妇女行政委员会”和“居民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实行部长、议员访问选民制度，规定党的议员每周必须安排一个晚上走访选民、一个晚上接待群众上访。
新加坡的政治模式长期以来遭受西方民主和自由人士的质疑，但人民行动党不为所动，在他们看来，执政党、政府和人民的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因而执政党的目标就是建立廉洁、照顾人民、能够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能让人民获得教育与训练的“好政府”，并以此为标准加强执政党自身的建设。从实践的过程和效果来看，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的做法并没有超出民主政治的范围。
五、墨西哥革命制度党和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的教训
墨西哥革命制度党是1920年代创立并取得政权的。初创时期，该党为民执政的理念比较强烈，为推动墨西哥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很大贡献，赢得了全国上下的拥护和支持。1970年代，墨西哥放宽政党的登记限制，允许反对党在议会中占有一定比例的席位。加上积极的社会经济政策、强有力的总统权力、一党制、革命制度党的坚强领导等，墨西哥成为“北大西洋的民主典型”。
在革命制度党一枝独秀的政治生态中，决策权高度集中而少有监督，总统、议会和司法系统没有形成相互制约的关系，行政权凌驾于立法权和司法权之上。这些缺陷从一开始潜藏着致命的危机。1980年代，石油价格上涨、大地震等多种因素导致墨西哥经济衰退，危机终于爆发，政局开始动荡不安，革命制度党的执政地位遭遇严峻的挑战。
但此时的革命制度党已经积重难返，对自身的变革也患得患失。1980年代后期，党内开始有了要求改革的呼声，不同意见的团体公开宣布成立“民主革新运动”，要求对国家的政治生活方式进行深刻改革，提出党的总统候选人不应由现总统一人指定，应由党内民主选举产生等主张。遗憾的是，“民主革新运动”的这些主张没有得到革命制度党中央及其主要领导人的积极支持，该运动的成员反而被开除出党，党内民主的发展遭遇到极大的阻碍。在失去了改革的大好时机以后，革命制度党大势已去。1994年，墨西哥爆发了震惊世界的金融危机，当年的GDP的增长为负7%,国民财富大大缩水，人民生活水平大幅度下降，革命制度党的威信再遭重创。在三年后参众两院的中期选举中，革命制度党第一次没有取得多数席位，2000年的大选中，终于丢掉了执掌了71年的政权。
意大利天主教民主党是“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新党，虽然渊源于1918年成立的天主教徒党，但经过1940年代的重建，不再是天主教徒的党，而是“信奉基督神灵启示”、成员不得参加任何同天主教义相对立的组织、有着广泛群众基础的政党。天民党利用战后群众既怕极右派法西斯、又怕极左政党的心理，在意识形态上采取多元化的立场，把从大地主大资本家阶层到中小企业主、自耕农在内的各种阶层的人都吸引到自己身边，因而在冷战期间一直保持着意大利第一大政党的地位，长期独占意大利政坛。
然而，长期执政的地位使该党严重忽略了自身的建设，在党内民主化方面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以及本国的政党。长期置身于议会权力体系之中的现实，为该党建立了广泛的利益关系和权势基础，在这种情况下，党内民主化的滞后更使该党危机四伏。首先是结党营私，其次是为政党的利益而损害公众的利益进而严重脱离群众，三是贪污腐败，最后葬送了该党的执政地位。执政期间，该党将国民 生产总值的60%用于各级行政管理机构，让自己党内的大小干部择肥而食，坐地分赃。该党的许多政客还与黑社会勾结，不仅为黑手党的活动提供保护，有的甚至直接参与其中，并依靠黑手党的支持类把持政权。该党与金钱政治长期保持密切的关系，接受贿赂、徇私舞弊成为家常便饭，其腐败的广度和深度，在欧洲政党中屈指可数。1993年，天主教民主党在大选中被选民抛弃，被迫交出了政权。
六、结论
从上列各国政党的党内民主化过程中，我们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一）1980-1990年代，世界历史上的政党政治进入一个新的时期，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的发展，社会阶级结构的变化，使各国政党面临诸多严峻的挑战。在挑战面前，各国政党只有加快改革调整的步伐，积极探索新的治党治国模式，否则，就会走向衰败，就会失去政权。
(二)各国政党的改革调整均着力于自身的组织建设，着力于推进党内民主化建设。成功的做法包括:第一，加强理论创新，扩大执政理念的包容性，更新全党思想观念，制定符合时代要求的理论纲领;第二，发展党内民主，加强组织动员能力，如放宽入党条件，组织生活完全采用开放形式，扩大基层组织的权利，加大党内直接选举力度，开放建党，让优秀的社会成员有更多、更快捷的渠道参与党内工作等等；第三，注重建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决策机制扩大普通党员在决策过程中的民主参与，增强决策的权威性和党员对决策的认同感，并合理利用“外脑”增强社会科学家在政党的政策研究中的作用。而不能及时推进自身建设或民主化进程过慢的政党，党的建设和执政中的各种问题就会积累起来，最后形成一种“欲改不能”的局面，只能眼睁睁地丢掉政权。
(三)政党的民主化改革必须选择适当的路径。改变执政体制，重新审视党群关系，变革自身的组织结构等重大举措，都直接关乎党的生死存亡，是各个政党变革中非常重要的课题。根据制度经济学的理论，制度变迁要充分考虑改革的预期成本和预期效益，遵循制度变迁的边际效用最大化原则，选择那种成本最小、收益最大的路径。
(四）民众的支持是一切政党生存和发展的前提条件，因而政党民主化的外在表现就是加强党与民众的联系，重视与选民的互动和沟通，建立与民众经常化、制度化的联系。否则，政党宣传群众、组织群众、反映群众呼声的传统职能就会下降，民众的认同感就会降低。
王茂芝1，王筱宇2
(1.漳州师范学院政治法律系，福建漳州363000;吉利大学基础部，北京100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