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引言
政治与经济是相互作用的过程，政治制度的选择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经济形势的动向。民主需求与民主表迖是民众的集体活动，通常需要有民主的程序才能合法有效，才能起到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重要作用。相反，不符合民主程序的非法集体活动则成为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桎梏。从香港占中事件中可以看出，市民民意表迖途径未能通过正常的民主程序，其表迖形式也过于激进，这不仅对香港正常的社会秩序的运行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回升产生了阻碍作用。因此，为最大程度地发挥民主制度对于促进经济发展和提升社会福利的重要作用，规范化的民主制度是有必要的。
二、民主制度与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的关系
民主制度是社会发展的稳定器，经济制度则是社会进步的指向标，是具有全局性和前瞻性的，它筹划着一个国家综合实力的主体导向。民主制度为经济体制改革提供人力资本和制度范本，经济制度和经济发展则有利于促进民主制度的纵深发展。一般来说，经济体制的制定是为促进经济发展所服务的。经济体制的改革与调整，不仅是经济制度自我完善与发展的手段、工具和形式，更是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动力。因此，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以经济制度的完善为目标，以促进民主制度完善为条件，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原则，以提升全体的社会福利为根本宗旨。
在经济发展过程中，民主制度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相辅相成的。一方面，民主制度始终是对经济发展活动实行自觉控制，从而保证经济发展能够适应生产力的实际情况；另一方面，社会各方面资源和结构的配置是以经济制度为标准和前提，以民主制度为支撑和基础的。因此，经济体制改革是民主制度利益化的表现，经济发展是经济制度运行的表现。也正是如此，民主制度的兼容并蓄和与时倶进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不仅将各项经济活动井然有序地串联起来，而且能够保护人民切身利益不受到侵害。
三、民主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和经济发展中的影响
(-)民主制度升级是经济文明进步的法则
熊培云在《重新发现社会》里讲到：“制度升级是文明进步的法则”。从我国的历史来看，“一五”计划经济时期，政府经过大胆探索，进行了土地改革和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建立了以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此基础上形成并巩固了民主制的根基。同时，国家也保存了一部分公私合营经济和个体经济，从而为民主制的范围延伸和功能扩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平台。此外，我国公社企业的兴起更是成了“中国农村工业”诞生的标志，更是促进了中国城市化的进程和民主制度发展的速度，从而保证了建国初期社会经济的稳定。
20世纪60年代，随着政治民主化过程的波动，中国经济也进入调整时期。政府通过对民主制度的探索，在综合了社会上的各方面民意后，开始改革农村生产关系和管理制度，促进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的多样化。这次探索虽然时间较短，但是也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不仅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活跃了市场贸易，也增强了全国人民的信心和凝聚力，使民主制度逐渐深入人心。民主制度的建立必须以尊重价值规律为前提，制定适时的民主制度，引导经济发展方向显得至关重要。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中国重要民主制度建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改革开放以后，“摸着石头过河”、“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等重要观点的阐述，给中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希望。中央和地方的分权及统一、所有制的主次 关系的确定、市场与计划的并行等重要改革，释放了社会生产力的束缚，不仅增强了国家的综合国力，更提高了人们的生活水平。与此同时，民主制度也实现了恢复与调整，如中央和地方政府进一步权力下放，简化行政审批制度等等，这从侧面促进了经济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
(二）原有民主制度资源是经济发展的重要推动力
潘维在《农民与市场：中国基层政权与乡镇企业?_文中阐述了一个重要的观点--“在市场化时代，不可轻言放弃原有的制度资源。”。一种制度要想适应社会发展而存在，从地区试点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其本身必须要符合中国的国情，要做到与时倶进。具体以安徽小岗村为例：改革开放之前，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村的农业结构单一，主要以粮食为主且产量很低，农民收入水平很低。1978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实施，农民收入水平开始提高。之后的小岗村并没有摆脱原有制度的束缚，浮夸风和私有风使得小岗村又“滑坡”了。“大包干”的过于“偏左”以及基层政权的过于“偏右”，这种经济体制改革明显忽略了民主程序，结果造成了诸多不良影响。之后小岗村吸取经验教训，将民主制度贯穿到经济决策的各个环节，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脱贫致富。正如潘维所言：“控制土地本身不是实质，控制土地是组织农民的手段。”所以，民主制度在促进经济体制改革与发展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在费孝通学者的《乡土中国?_书里，也给出了相关的例子。在他看来，乡土社会是一个“熟人社会”，而有些经济往来，并不能适应“熟人社会”的原则，所以陌生人就有了聚集而进行易货活动。但是，即使商业是在血缘之外发展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人情和信用作为“熟人社会”的产物，推动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进步。米尔顿.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也提到过：“假使以前的银行制度被保留下来的话，价格上升根本不会发生。”此外，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指出：“改革计划体制，首先要突破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经济对立起来的传统观念，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自觉依据和运用价值规律，是在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商品经济的充分发展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由此可见，引进自由机制的最终目的是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而这种社会主义民主要与生产资料的所有制形式相匹配，最终实现生产力的大幅度提高。
(三）民主制度法制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活力
熊培云学者的《思想国》中，有一段经典的话。“即使是贫弱的一方也要有自我维权的机会与自我表达的自由，而强者同样要意识到在全球化与信息透明化的新时代里，没有绝对自治的、一劳永逸的繁荣。”当前，中国的经济态势发展良好，但问题也层出不穷。目前突出的如注重效率导致错失公平，两极分化加剧等问题。从贫穷与富有、草根与上层的较量中，可以看出，民主制度的缺失给经济体制改革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要求政治与资本相互渗透，这便使“为了生活，我们立法”成为必然。一个国家如果不能够从法律上界定民主的功能范围和权力力度，就难以确立个人与国家在生产资料上的关系，公民与国家之间的契约就会丧失基础，最终可能会给国家与社会的正常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民主制度保证了经济制度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而经济制度的自由则保证了私有财产的不可侵犯。以中国农民收入为例，改革开放后，随着民主制度的理论及实践不断丰富，市场化进程也开始并逐步加快，工业品价格不断上扬，但是农产品市场价格却起伏跌宕。为实现农村致富，农民充分利用国家政策的支持，开始自谋出路，这逐步实现了农村收入渠道的多元化，从而增加了农民收入。不仅如此，伴随着农民收入的逐年提高，乡镇的基层政权更为稳固，三农问题也得到了极大改善。由此可见，民主制度的法制化使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充满活力。
(四）民主制度促进经济制度改革有序发展
事实上，民主制度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影响往往是自上而下的。无论是市场经济体制还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形成，前提需要国家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下来。没有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就没有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而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则来自于民主制度下精英政治与民众参与的抉择。通过民主制度，实现对经济活动参与人的社会控制。更深层次的讲，民主制度的稳定与发展是经济政策的目标之一，经济制度应当追求的是实现经济的促进增长，对资源的有效配置和降低交易费用，同时实现公平正义的价值观，并进一步提升社会政治的民主程度。费孝通学者在《乡土中国》中也讲到了：“从己到家，由家到国，由国到天下，是一条通路。”当确定了方向，明确了制度规范，那么人文与实践的并重就成为必然，上行下效，经济关系便递次增加，形成一个稳定发展的经济网络。
费孝通学者说：“人类发现社会也可以计划，是一个重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人类已走出了乡土性的社会了。”这句话侧面反映出，社会是不断进步的，民主也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民主制度通过经济制度实现对经济的统筹规划，而经济体制则为这种规划提供了民主的可能。当经济发展受阻时，通过对经济体制的改革，实现经济的发展轨迹的修正，以保证经济发展与经济制度相匹配。简单来说，经济制度是对经济发展状态的欲望界定，其本质是一种手段，旨在组织社会活动自觉自律，以实现经济腾飞。在我国，经济制度是洞察国情与社会的一条主线索，无论是完全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市场经济时期，经济体制改革都是经济制度完善的重要途径。熊培云在《自由在高处》_书中说：“无论是我们的人生，还是我们栖身的制度，最可怕的是停止生长，别无选择，永远一成不变。”他还表示：“中国现在的很多苦难，就在于未能在制度上确立清晰可靠的权界，建立一种好的关系，结果每个人都觉得自己不自由，都是弱势群体，都有挫败感。”总之，民主制的程序要求经济体制的改革也要遵循经济发展的规律，经济发展的有序性必须靠民主制度的约束才能实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