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性态是指民主政治发展过程中所表现出的基本性质和状态，包括发展理念、发展程度、发展形式、发展的基本路径等方面。认识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性态，对把握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规律，确定民主政治的发展走势以及制定民主政治的发展蓝图具有重要意义。在此对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性态作以下分析。
一、发展理念:价值冲突中蕴构新思路
思想认识往往是行动的先导，不同的民主价值理念催生不同的民主实践。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不论经济活动还是政治行为，都是在集体利益的理念下以国家、人民或社会的名义展开的。那时候，褒扬国家权威，轻视个人权利，是民主政治生活的主要现象，人民群众虽然在政治上当家作主了，实际上享有民主的体验并不那么深刻。不少人对民主政治的理解走向了形而上学，试图抛开经济关系，进行精神领域的革命，用理想的观念来代替现实的东西。这种价值理念给人们带来的是畸形的民主、社会的停滞和政治上的慵懒疲塌状态。真正的民主政治及其发展理念不应当是这样。
改革开放之后，在市场经济的推动下，我国民主政治发展表现出另一种景象，它不再将那种表面上公允的东西奉为至宝，也不陶醉于那种虚假的满足，而是立足现实，追求科学的民主价值体系和构建全新的民主政治发展理念。这种理念的基本要求是坚持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原则，包括人民主权原则、社会主义宪政原则、党的领导和民主集中制原则等。在此基础上，确立与民主政治发展相关的理念，如依法治国理念、以人为本理念等。市场经济的政治逻辑是宪政治国和法制政府，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当然是不容置疑的，但是在理念上还必须摒弃‘打江山坐江山”的观念，把当代民主政治的合法性基础建立在代表人民意志的法理型统治之上，这也标志着依靠领袖权威进行统治的“人治”时代让于“法治”时代。
理念问题说到底是一个价值观问题，上述两种不同体制下的民主政治理念，必然存在着价值冲突。新理念的确立过程，伴随着激烈的思想斗争。这个过程包含着对旧有封建传统观念的否定，对我国民主政治建设中曾经出现的极端民主观念的反思，以及对西方民主观念的批判和借鉴。就国内情况而言，民主观念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经济体制转型在政治上的必然表现，新理念的出现注定要使部分人的既得权益丧失，也牵动方方面面利益，拥护的固然很多，反对者也不在少数。新理念之所以能确立起来并成为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主流观念，是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其中最关键的因素还要归结为市场经济的深化和发展。市场经济注重公平，崇尚民主，它以承认经济主体的独立性和平等性为前提。二十几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开启了中国社会由单一性走向多样性的历史进程，带来的是民主意识的不断加强。新理念的确立也是我国民主实践不断向前发展的结果，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深入，提升了人们政治民主观念，也吸引广大群众投身其中，提高了自觉参与民主政治的愿望。还有，思想领域的解放运动也带来了民主意识的增长;依法治国和法律文化的张扬，带来的是政治文明的显映。在上述过程中，人们明显地感应到了政治民主的脉动。对民主政治的追求不仅寄寓了中国人民对历史的反思，同时也表达了中国共产党带领全国各族人们走向政治文明的决心和信心。就国际而言，中西方民主观念的碰撞、交融和相互激荡，难免带来“文明的冲突”。可以说，“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主旋律是由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共同奏响的，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两大阵营出于“冷战”的需要，刻意强调政治纲领，极为看重意识形态而淡化了人的价值目标。因此，在民主政治实践中，不管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各自主张些什么，不管政治家们心里想着什么实际上干着什么，也不管他们作为决策者是否从根本上认识到民主政治的基本价值，实际上他们都在各执一端地竭力推行自己的价值观念。然而，在由战争转向和平、由冲突转向对话、由斗争转向竞争、由封闭走向开放的过程中，彼此都从对方的民主实践中汲取和借鉴了不少有益的内容，这不能不是一个价值冲突的过程。中西方人权斗争对我国民主政治的促进作用很能说明这个问题。
民主政治新理念的确立和实践，还为我国民主政治发展提供了判断标准。第一，是否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人民当家作主;第二，是否有利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共同富裕;第三，是否有利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和社会的稳定;第四，是否有利于增强党的团结和国家的活力，调动一切积极因素;第五，是否有利于贯彻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可见，中国民主政治新理念的蕴构，把价值取向建立在提高全体人民的福祉之上，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对人民利益的终极关怀。民主政治新理念对于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起到了巨大作用，还将在今后的民主政治建设中发挥导向作用。
二、发展形式:政府的自觉调整与重大事件的推动相结合
政府的自觉调整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动力，是由社会主义本质决定的。政治民主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的体现，当今世界上，无论是资本主义国家还是社会主义国家，政治文明的发展都表现为该国家或该民族的民主政治进程，其发展的原动力都来自社会的内在需求。在我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都是党领导全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和实践中逐步确立的，并在政府的推动下有了新的发展。拿近几年的民主实践来说，公务员制度的推广和完善、基层民主自治制度的深入实践、新宪法的修订等，都包含着政府的自觉调整和创新。自觉调整的动力也得益于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的深刻认识，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具体体现。不可否认，“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的提出，极大地促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
重大事件的推动是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外部力量。现实生活中，许多事件成为抹之不去思之不尽的理论源泉和知识场景，是民主政治发展的重要动力。这里所说的重大事件大致可以归结为以下几类:一是突发事件。比较典型的事例是2003年春季出现的“非典”，在这场突如袭来的疾病面前，一些官员有意隐瞒事实真相，报告不及时，导致疫情控制不力，造成社会的不满和疑问。“非典”考验政治文明，也拷问中国社会一些通行的制度和做法，它促使政府治理方式从封闭转向公开，使危机处理由单纯的依靠行政命令向依靠法律转变。从法制层面看，伴随着‘非典”而至的，是紧急状态立法权、新闻舆论监督权、公民知情权和健康保障权、公民人身自由权、官员问责制度等一系列问题的提出。二是具有重大影响的事件。这样事件很多，有积极方面也有消极方面的。如:把“保护私有财产”、“保护人权”、“政治文明”等写入宪法，表明它的内容越来越贴近百姓，这是民主政治在权利保障方面的进步。村民自治中的“海选”、对领导干部的公开选拔和评议、民主监督、政务公开、政治透明等都有力地促进了民主政治的发展。轰动全国的孙志刚案件给民主政治发展带来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它刺激了法律意识、公权意识、公民意识、宪政意识的增长。此后不久，国务院废除了《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改收容遣送制度为救助制度。这个事件的意义不仅在于促成了一项旧制度的废除，还在于有助民主法制意识的增强，表明民众的意见已经不再象过去那样可以完全被漠视。从上述事件中，我们可以看到人们对依法行政、依法治国的呼唤，也可以看到党和政府在 民主政治发展中的基本意向。三是长期困扰人们的事件。腐败现象是一个明显的事例。人们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政府也决心治理腐败。然而，为何前“腐”后继呢？原因可能很多，民主政治建设不到位应该是一个重要方面，缺乏有效、有力的监督机制使得一些官员把职权变成了特权。严惩犯罪不再是治疗腐败的主要方法，解决的办法只有一条:实行民主，求助于政治文明。“三农”问题也是党和政府要解决的大事，中央一号文件的出台不仅关注农民的经济问题，也真实地反映了以人为本、尊重和保障农民基本权益的决心。我们生活中还有许多推动民主政治发展的重大事实，如家庭联产承包对宪政的影响;党政分开对权力过分集中现象的否定;拆迁问题带来的法律问诘;农民工工资问题带来的弱势群体的权利保障问题；户籍改革、取消票证、择业自由等是对自由权利的认同;新闻自由使舆论界改变了党和政府单方面传声筒和喉舌的形象等等。这些都推动公民有秩序地参与民主政治。
三、发展路径:以稳定为基础的渐进增量民主
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在整体上表现为渐变中的飞跃，它包含两个方面，一是速度上的渐进发展，二是数量上的增长和质的跃迁。一方面，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不是大起大落、纵横捭阖的发展形式，而是有步骤、有秩序地向前发展的。中国选择的是一条自下而上、平稳有序的民主政治发展道路，这是一种渐进谨慎的理性实践，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江泽民在“七一”讲话中反复强调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逐步”的过程:“社会生产力和经济文化发展水平是一个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过程，人的全面发展程度也是逐步提高、永无止境的过程。”①民主政治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内容，也要受到这个规律的影响和支配，呈现出渐进的发展形态。另一方面，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又是在一定‘存量”基础上的“增量”，它是在较为充分的政治和经济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增量民主不仅仅关注“量”的增长，更注重在原有基础上的突破，是一种新的积累，既包括原有存量的绝对数量增加，也包含着质的飞跃。增量民主的过程渐进而有序，是突破而非突变，实质上是在不损害人民与原有政治利益的条件下增加政治利益。我国民主政治的许多方面都表现出这种发展特点。众所周知，宪法的修订是渐进进行的，修订的基本思路是成熟一条修改补充一条;“政治文明”一词的提出以及民主政治实践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发扬民主”到“民主制度化、法律化”，再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都体现出渐进的增量过程。
渐进增量民主表明一种意向，它强调民主的程序性，崇尚法治，尊重公民社会，充分发挥政府在民主政治中的作用。之所以选择渐进的增量发展方式，主要基于以下认识：
其一，经济体制改革的渐进性决定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性。渐进模式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当我们告别计划经济转入市场经济的时候，并没有像苏联那样采用“休克疗法”，也没有对东欧所谓的“标准疗法”抱有幻想，而是将每一步都踏在实然的土地上。从理论上看，先是‘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结合”，然后“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再到“公有制基础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最后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从实践上，是先农村后城市、先特区后内地、先试点再推广到整个社会的改革图景，这种先易后难的改革层序和脉络，便是渐进模式的典型写照。政治民主的发展当然不能与经济体制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一一对应，也不能归结为“先经济后政治”“经济先行，政治跟上”的“两步走”战略，然而，政治转型往往是在经济转型的支持下前进并为经济改革的深入和拓展开辟道路的。
其二，民主政治发展的渐进性是由我国经济发展水平决定的。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权利永远不能超出社会的经济结构以及由经济结构所制约的社会的文化的发展”。②民主政治的发展不能超越该时期生产力发展所决定的水平，不论资本主义民主还是社会主义民主，都同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紧密联系。现阶段，中国虽然基本上消除了贫困现象，经济发展问题依然严重，而且各地区经济发展很不平衡，这种状况必然制约着民主政治的发展。既然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改变是一个长期渐进的过程，民主政治发展也不能一步到位。政治民主所必备的社会条件是以一个民族的觉醒和主动参与为前提的。
其三，这种渐进性也是由民主政治发展的内在规律决定的。民主政治的发展有一个过程，古今中外莫不如此。从历史上看，英国的普选制从1688年光荣革命到1832年和1867年两度议会改革，经过200多年的嬗变才得以确立。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经历了5个共和国，两个帝国，制定了12部宪法，用了200年时间才臻于成熟。而且，与英国的民主政治稳步发展相比，法国的民主政治发展过程表现得波澜起伏、干戈扰攘。时至今日尽管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备的议会制度、选举制度、政党制度，但运作起来依然漏洞百出、捉襟见肘。从实践上看，民主政治的发展受到许多主客观条件的制约，发展民主政治要创造有利条件，消除不利条件，这两个方面都是渐进变化的过程。尤为需要正视的是，我国社会主义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民主政治的发展过程中，既要清除封建主义意识，又要抵御资本主义思想，还要消除“大民主”年代的不良影响，确立社会主义民主思想，无论是新观念的确立还是旧传统的克服，都是一个渐进过程。
其四，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实践的历史反思。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承袭了革命年代的政治观念，用“大破大立”的方式来规划民主政治发展的战略和策略。而且，家长制政治结构，高度集中的经济运作方式以及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从形式到本质都误读了民主政治的真谛。它的影响非常广泛，并且造成一种定势和惯性，在人们心目中形成对传统民主政治发展模式的“路径依赖”。不少人对旧体制感到轻车熟路，沿用原有的思维方式来裁定民主政治发展的现实状况。当政治理念发生变化和政治利益重新整合时，便在思想上产生了诸多牵挂，这也使民主政治发展表现为一个艰难曲折的过程。
四、发展程度:层次上的落差和事实上的不平衡性共存
中国民主政治发展层次上的落差和事实上的不平衡性，是针对我国利益阶层分化造成公民实际享有的民主权利出现差别的情况而言的。主要表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是不同利益群体对民主政治认识上的差别;其二是不同地区的民主政治实践上的不平衡性。这和孔德所说的两个方面是对应的:文明一方面是指人类理性的发展;另一方面是指由此而来的人们对客观世界的影响。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民主政治发展状况是经济利益多样化的一种反映，也和我国不同群体的不同利益紧密联系在一起。毫无疑问，我国的宪法和法律都规定公民享有同等的民主权利。但是，实际上，公民个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和社会各阶层之间的民主实现程度，还有不少差别，而且，由于每个人所处的经济地位、文化水平、所从事的职业以及其他种种限制，他们的民主素质、权力意识和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在事实上也是有差别的。这种事实上的差别，使得民主政治发展中，呈现梯度变化，表现出丰富多彩的层次性。
民主政治发展的不平衡性是利益阶层多样性在政治上的又一表现。从地域上看，由于沿海和内地、城市和乡村、平原和山区、汉族和少数民族地区之间经济文化发展水平不同，这些地区的民主意识和参政能力也不相同。从农村民主选举中可以略见一斑。在我国东部发达地区，农村经济和社会结构有较大变化，事实上已经成为一个开放的社会，乡村居民对权利要求强烈，对民主选举广泛关注。而在大部分落后农村地区，由于社会经济的封闭性，不少农民对民主政治表现出一定程度上的冷漠，家族势力、地方势力、金钱政治大量存在，一些地方民主选举行同虚设。从行业上看，不同的权力主体由于所处的环境、地位以及文化水平不同，对民主政治的认同程度和要求也存在着差异，造成实际享有民主的程度不平衡。
正是由于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群体、不同个体之间民主实施的内容和民主的实现程度都存在着差别，构成民主政治发展的层次性和不平衡性。这种客观上的差异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格外明显。这是民主政治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不应忽视，也不应夸大渲染。正是基于这种现实，在不违背社会主义基本政治制度的情况下，从实际出发，因地制宜，因时制宜，允许不同地区、不同行业采取不同形式推动民主政治的发展，使社会主义民主一浪高过一浪地向前推进。如果无视上述状况，不加区分地要求各地整齐划一，让每个地区都具备了经济条件，让每一个人都具备了民主素质再进行民主政治建设，那无异于把政治文明建设推向遥远的未来。
结论通过上述分析，对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性态可以作如下总结：中国民主政治发展是在不同的层面、不同程度上曲折演进的，在新理念的导向下，它正从统治走向治理，从善政走向善治。转型时期中国民主政治的演绎和走向，同现代化发展表现出极大的契合性，也和人的全面发展的要义完全一致。一定意义上说，这又是现阶段我国民主政治发展的基本特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