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3）06-0058-03
公元前355年，柏拉图在《对话录》中提到失踪的大陆―亚特兰蒂斯（Atlantis），那里人们拥有很高的智商和素养，精通科技和文化，人与自然和谐相处[1]。西方人从此以后不遗余力地寻找这片失落的乐土。美国人显然是继承了欧洲人乌托邦式的理想，在北美大陆的开疆拓野是对欧洲社会工业化所造成的混乱不堪的最有力的回击。他们希望通过“技术力量与民主地方主义建构起理想的生活方式”[2]，一个崭新的与道德溃败的欧洲社会迥然不同的新世界。
赛博空间（cyberspace）显然是技术建构社会的典范。实际上，赛博空间不是一个物理意义上的空间，而是一个“无空间的空间”（noplace）。人们在其中通过文本或视觉的交换与重构而进行着广泛的资料互动。互联网的普及给予了赛博空间更为磅礴的生命力，它成为了人类通过新技术而创生了“新世界”。正如许多研究者指出的那样，人类进入了一个“后地理”时代。这个时代有着自己的运行规律，这些规律与人们熟悉的现实世界既不完全相同也不完全异同。人们或坚定或蹒跚地涌入这个神奇的世界，在这里任何奇思妙想都有可能转变成现实。莱茵戈德却理智地看到信息裹挟的赛博空间下的空旷：“虚拟社区的人们做着一切人们在真实社会中所做的事情，但我们将身体留在其后”[3]。我们在互动的社会空间传递着文本与意义，而除此之外，这里再无他物。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赛博空间不可能是一个独立的空间，而是原始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技术塑造的神话并不是对现实生活的替代，而是一种深层次的拓展，诚如麦克卢汉强调的那样：“媒介是人类的延伸”。
上述的探讨有助于更好地对其定性，总的来看，赛博空间包含这两个内涵：其一，在这个空间里充满了无止境信息自由流动与存储；其二，赛博空间是基于人类交往互动的需求所形成了空间。人类对赛博空间的热情从未减退，目前有数百万人穿梭于现实生活与赛博空间之中。凭借互联网这一强有力的工具，各式各样的人们通过自身的话语传递建构着虚拟社会，又对现实生活产生或多或少的影响。“虽然它不是确实的‘真实’，但是‘赛博空间’是一个真实的地方。发生在那里的事情有非常真实的结果”[4]。
微博（microblog）是赛博空间人类自主权力延伸的产物。根据国内学者陈永年的定义：“微博是一种通过关注机制分享简短实时信息的广播式的社交网络平台。其中有五方面的理解：单向的关注机制、140字上限的简短内容、最新的实时信息、广播式的公开信息、双向互动的社交网络平台[5]。用户只需在指定的微博门户网站上注册一个账号即可发送信息、分享图片，参与微博世界的互动。这一点与传统的SNS（Social Network Sites）社交型网站类似，而与之不同的是，微博的互动不是传统的“脸对脸”的互动而是强调粉丝与关注的“脸对背”的机制。参与者可以通过“关注”自己感兴趣的用户来获得他发送的一切信息，而被“关注”者却无需对此做出必要回应，无需与自己背后的用户做出必要的交流。微博上讨论的话题多种多样，而关于社会民生的话题也因其广泛的普适性而受到参与者的热捧。纵观中国微博发展的历程，每每社会上出现不公平的事件之时，只要事件本身被传递到微博上面，就会引发受众激烈的讨论或者谴责。这无疑是民众公民性提高的表现，大家在这样一个虚拟社区各抒己见，畅所欲言，对社会现实和世界本身又产生直接或间接的影响。参与者似乎满意于自身对于社会事务能动性的养成，欢呼微博自然而然地成为新时代的“公共领域”（publicsphere）。
公共领域理论出自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旗手哈贝马斯。对于资本主义变化的现状，哈贝马斯提出通过建构“没有支配和强制的传播关系”来改革社会。在他的核心著作《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哈贝马斯详细讨论了公共领域的产生发展。对于传播媒介在公共领域的角色问题，他也给出了正面的评述。所谓的“公共领域”是一种概念上存在于社会中的空间，这个空间是独立于国家和社会的第三方力量。公共领域的建立必须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尽可能地对多人开放，在其间表达多种多样的社会经验。二是各种论点和观念以理性的方式展开讨论和交锋，对于一个人能做出的各种选择方案可以明察的情况下，“理性的”则选择才有可能。哈贝马斯强调了18世纪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形成过程中媒介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新闻审查制度的废除“使得理性批判精神有可能进入报刊，并使报刊变成一种工具，从而把政治决策提交给新的公众论坛”[6]。
公共领域是介于私人领域与权力领域之间的，对社会生活一般问题进行平等交流并形成合理舆论的领域。哈贝马斯强调公共领域的价值体现在其公共性的彰显和批判性的高扬，以民主自由为基石的公共领域是公民能动参与社会事务的有力保证。
不难看出，微博在建构当代公共领域之中发挥着不可忽视的作用。信息的广泛性为普遍的社会参与者打下基础，而社会事务的讨论不依赖于受众主体的经济政治地位为平等的交流给予保障。精英阶层的权力仿佛被彻底地排斥在公共领域之外，讨论所形成舆论被视为理性的合意。很多草根阶层开始欢呼于微博是“民主的胜利”，而微博背后的浮华所带来的究竟是什么则是需要理性思考的问题。
布尔迪厄的场域（field）理论很有启迪意义。他将场域定义为“在各种位置之间存在的客观关系的一个网络或一个构型”，“在这个空间里，场域的效果得以发挥，并且，由于这种效果的存在，对任何与这个空间有所关联的对象，都不能仅凭所研究对象的内在特质给予解释”[7]。所以，进入各个场域的主体是在一种共识的基础上去争夺场域中的符号资本（syoboliccapital）。互动关系是场域中最重要的因素。在他看来，社会文化可以区分为不同的区域，而不同区域是由内部和外部的相互作用力构成的。布尔迪厄强调场域的冲突色彩，认为场域是一个不断变动的争夺的空间，各种力量关系进行着旨在维护或改变场域的斗争。 依托于不同的区域关系形成的场域是流动的，这一点与微博的特性是类似的。微博的维持依赖于不同阶层的参与者的互动，而互动的交融是没有边界的，没有谁会被束缚在特定的微博主题上面。参与者也没有明显的区别感，往往一个参与者可以对各种不同类型的主题产生兴趣，而他们的相互交融又维持了微博的发展，将微博视为一个各种权力交织的场域，也更有利于探讨微博自身的结构关系。
首先，要考察的便是微博博主自身的权力地位。在社会分析中，权力的核心指的是一方以某一种方式对另一方产生重要的影响。从微博层面上来说，一个微博所发布的信息收到的关注越多，博主施加影响力的机会就越大。所以一个微博的社会影响力取决于其信息所传递的广度与深度，这便依赖于其有效“粉丝”数的多少。学者们普遍认同当前互联网世界中存在着一种“权力法则”（power-law principle）：少数精英言论因其特殊的地位吸引大部分链接，从而具有压倒性的影响[8]。纵观当前微博用户，普遍存在着多寡悬殊的链接格局。少数实名认证的明星用户有着大量的粉丝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精英用户所要营造的舆论声势。精英用户充当了微博群体中“意见领袖”的角色，即他们活跃在信息传播网络之中，利用自身的权力优势地位对个体施加影响，他们的意见表达组成了整个微博世界的意见总和。巴拉巴西也曾强调过，万维网的链接具有有向性或适航性的分隔结构，并不是每个页面都能平等地被链接和阅读到，即使是搜索引擎能覆盖的页面，也只是网络中很有限的一部分。
公共领域理论强调一个人对各种选择方案都拥有明察的过程，而微博的庞大用户数量掩盖了方案的可选择性。大量的同质用户对少数精英用户的言论做出甄别，表面上看是经过“民主的”“理性的”讨论与选择，而实质上在信息的生产阶段已经不免出现一条难以逾越的鸿沟：即微博赋予的大众话语的表达权不等于具有话语的传播权，话语的传播也不等于被接受的权利。这显然是对于民主的抹杀，微博的新型传播模式击溃了旧有的信息统治阶层，但又不可避免地塑造了新的权力精英。
微博的互动性强调每一个用户既是信息的发送者又是信息的接受者。作为发送者的不平等地位造就了微博领域的舆论偏差，而作为接受者来说，用户的特性也对微博的民主讨论产生影响。美国学者吉特林认为媒介事件中所聚合的公众为“短暂群体”（fugitive communities）[9]。当事情发生时，许许多多的人投入关注，但又随着事件的平息而烟消云散。短暂群体天然地游离于主流媒体之外，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公共舆论作用。但是短暂群体并不具有社会交往的理性与稳定性，他们往往会对事件的舆论造成影响但是他们所营造出的舆论氛围并不是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单纯的群集性行为。他们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遵循“速度”的规则，追求其参与的过程而不再注重结果。吉特林概括了“短暂群体”的三个特征，即同时、快速和饱和。“同时”指的是当事件发生时，成千上万的人投入关注，因此参与其间。“快速”指的是事情的发生和消失都不可预测，来去快速无常，由此形成的公众也是一样。“饱和”指的是事件发生时，极度占据传媒视听空间，受众极度扩大，与其说是人人关心，还不如说是没法躲避[10]。
当微博上出现社会事件之时，许许多多的人投入关注，但又随着事件的平息而烟消云散。短暂群体天然地游离于主流媒体之外，发挥着一种特殊的公共舆论作用。但是短暂群体并不具有社会交往的理性与稳定性，他们往往会对事件的舆论造成影响但是他们所营造出的舆论氛围并不是理性讨论的结果，而是单纯的群集性行为。他们对于社会事务的参与遵循“速度”的规则，追求其参与的过程而不再注重结果。
纵观微博发展几年大大小小的事件，民众参与的热情从未有过消减，而随着参与对社会现实产生影响的却微乎其微。网络上一个很著名的段子也描述了这样一种无奈：“贪污案被强拆迁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强拆迁被高房价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高房价被地沟油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地沟油被假疫苗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假疫苗被旱灾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旱灾被矿难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矿难被地震转移了视线，不了了之。”追求参与性的受众成为了微博在建构公共领域中致命的软肋。受众对于事件的关心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速度体验”的效果，对浩瀚如海的微博信息做出肤浅的表面判断。这是与公共领域中所强调的“理性的合意”大相径庭，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公民在微博上参与民主讨论的质量。
微博世界的参与者显然有着诸多自身的局限性，微博所传递的信息也存在着许多非理性的问题。随着商业资本不断地涌入微博世界，微博上传递的信息也更多地呈现出娱乐化倾向。很多时候，面对满屏幕的转发信息，真正有价值的信息却寥寥无几。大量的广告娱乐商业信息不断地充斥在每个参与者的身边。美国文化研究者波兹曼就强调电子媒介的娱乐化对于受众的影响，很多时候微博“提供给观众的是娱乐而不是信息，这种情况的严重性不仅仅在于我们被剥夺了真实的信息，而且在于我们正在逐渐失去判断什么是信息的能力”[11]。很显然，微博的娱乐化混淆了其作为公共领域建构者主要的批判功能，削弱了参与者的理性思考能力，摧毁了民主的价值，造成了整个受众群体的智力普遍低下。
不得不提的是，微博自身的互动机制也影响了意见的自由表达。区别于传统的“脸对脸”交流的新媒体，微博强调“脸对背”的交流方式。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每一位受众对于舆论声势的塑造。由于每一位受众所关注的用户并不相同，所以得到的言论也会相差甚远。你所关注的世界只是你的世界，而你的世界是否会对现实世界产生影响却依然未知。
由此看来，微博通过其独特的运作机制吸引了庞大的受众群体。受众满足于自身能动的参与社会事务的讨论与批判，享受于微博所建构的宏大热闹的场面，并在其中产生强烈的互动。这种技术的安排本质上迎合了受众狂欢的需求，“因为在狂欢中，所有人都不是作为观众观看，而是积极的参加者，要参加到狂欢之中”[12]。微博更趋近于民主“狂欢”（carnivalization）的过程。诚如巴赫金所言，狂欢节作为“文化转型期离心与向心力冲突的宣泄口和语言杂多现象的特殊表征，起了一个联结、沟通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鸿沟的枢纽作用”[13]。微博中的民主多半代表着大众情感宣泄的一个渠道，是对精英阶层权威的一种颠覆与反叛。 民主的狂欢塑造的是一个虚拟的生态环境，环境之内强调的是对异端压抑的现实规范的冲突和宣泄。正是有了微博这样一个工具，大众对于民主的追求有了一种精神上的释放。但是这种释放也只是暂时的，是狂欢之内的释放，狂欢之外的现实道路仍然漫长。莫斯可敏锐地意识到了新技术带来的神话，他将电脑传播称为迷思，认为迷思“是那些能够激活个体与社会的叙事，能够为人们提供途径，使他们得以超越平凡的日常生活。它们能够提供通向另一现实的入口，这种现实以崇高的许诺为特征”[14]。技术的功效仿佛被转化为一种集体信仰，成为社会追捧的神话，而对于神话的欢呼却将我们引向无法到达的乌托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