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D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1494（2014）04-0009-06
无论当今还是过去，在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无产阶级政党、资产阶级政党之外，还存在着一种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第三种”政治思潮和政治力量，那就是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或民主社会主义、民主社会主义党）。社会民主党，不仅有着自己的国际性组织，而且在以欧洲为主的许多国家或影响政坛变幻，或直接上台执政。因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构成了中国共产党党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一、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历史渊源
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曾经同母同源。“共产党”的名称，最早见于恩格斯1843年写的《大陆上社会改革运动的进展》一文，并在此后被恩格斯多次使用。1848年2月，马克思、恩格斯起草的《共产党宣言》发表，标志着世界性共产党的建立。1848年革命前后，欧洲也曾经出现了社会民主主义及其政党。1849年5月，赖德律-洛兰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派与路易?勃朗为代表的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派联合组建法国社会民主党，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民主党”。1869年8月，在马克思、恩格斯的帮助和支持下，德国社会民主工党在爱森纳赫成立（又称“爱森纳赫派”），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在民族国家范围内建立的无产阶级政党。1875年5月，“爱森纳赫派”与“拉萨尔派”在哥达城合并为德国社会主义工人党，1890年改称德国社会民主党。在此期间和此后，欧美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也大都效仿命名为社会民主党、社会民主工党或社会党等。1890年，恩格斯指出：“当时在法国以社会主义民主党自称的政党……同现今的德国社会民主党是有天壤之别的。”[1]因为，前者是小资产阶级的政党，而后者是无产阶级政党。也正因如此，总体看来，后来建立的社会民主党与共产党一样，大都是在马克思恩格斯关怀之下、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无产阶级政党。
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后来兄弟阋墙。由于当时形势的影响和制约，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仍然存在较大的差别。为了便于斗争和壮大队伍，1869-1904年间全世界共有29个国家建立的社会主义政党均没有采用“共产党”名称，而是称为“社会民主党”等。这些政党在政治上、思想上还不成熟，还受到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正因如此，马克思专门写下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恩格斯也曾经指出，在1871-1875年间，“我处处不把自己称作社会民主主义者，而称作共产主义者。”[2]即使面对新情况，对于“社会民主主义”，1894年恩格斯仍然说：“现在情况不同了，这个词也许可以过得去……然而，对真正的政党来说，名称总是不完全符合的；党在发展，名称却不变。”[3]这实际上点明了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是有原则区别的，也是后来两党分野的根本所在。伯恩斯坦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最终导致了第二国际的分裂和瓦解。随着一战的爆发和第二国际的分裂，列宁在1918年3月正式将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改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此后，各国左派纷纷效仿建立起共产党组织。1919年3月，共产国际成立，被称为“红色国际”。同年2月，右派社会民主党“伯尔尼国际”成立，被称为“黄色国际”。1921年2月，中派社会民主党“维也纳国际”或“第二个半国际”成立，被称为“灰色国际”。1923年5月，后二者在汉堡合并成立“社会主义工人国际”。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两大阵营对立的局面正式形成。
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至今悲欢交汇。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工人的利益，因而与共产党有着共同的终极目标。但由于二者在斗争的具体形式和策略上有着较大的区别，所以也存在难以愈合的裂痕。正因如此，二者在此后的近百年间，一直是离合聚散、悲欢交汇。1923-1933年间，二者基本处于全面对立和对抗状态，甚至有人宣称，无产阶级分为两大阵营，“不是这一边，就是那一边”[4]。1933-1945年间，随着法西斯势力的猖獗和二战的爆发，二者关系有所缓和甚至走向合作，建立起统一战线。期间，1940年5月被法西斯军队占领了布鲁塞尔总部的社会主义工人国际被迫停止活动，1943年6月共产国际自行解散，这对于各国两派的合作都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1945-1989年间，随着二战的结束和冷战的开始，二者再次走向对抗和斗争。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的形成，显示了社会主义的生命力。1947年9月，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被认为是要“摧毁民主社会主义”[5]。1951年6月，社会党国际成立，将二者原来观点和方法的分歧扩大为制度和目标的对立，宣称要建立不同于资本主义，也不同于苏东“共产主义”的“社会主义”，走“第三条道路”。1956年，社会党国际专门通过拒绝与共产党合作的《关于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声明》。随着1960年代苏联“缓和”政策、勃兰特“新东方政策”的推行和1970年代资本主义危机的出现，二者的关系又有所缓和。1989年至今，苏东剧变和冷战的结束，曾经使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社会民主主义得以大行其道，社会民主党在欧洲许多国家一度执政；但1990年代以来，社会民主党又纷纷失政失势，左翼力量逐渐回升。
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悲欢离合的根本原因在于阶级利益的差别，也掺杂有国家利益的因素。因为，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在马克思恩格斯那里，就是真正的、纯粹的“无产阶级性质”的象征和体现，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则包含和代表了小资产阶级的利益。正因如此，列宁主张坚决抛弃被“玷污和败坏了的‘社会民主党人’这个称号而恢复共产党人这个原先的马克思主义称号”[6]。事实也证明，社会民主党的理想目标和“和平”手段，就是小资产阶级的改良主义。社会民主党在实践中，一再附和资产阶级的政策，说明它与资产阶级有着很多的共同利益。1975年5月25日，社会党国际副主席帕尔梅在与主席勃兰特交换意见时说：“在一定程度上我们社会党人确实是与资本主义共同生存的。”[7]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问题，实际上就是无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关系问题。由于阶级、政党与国家是密不可分的，因而阶级利益、政党利益与国家利益往往相互交织。第二国际的分裂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右派支持了本国的帝国主义战争，以所谓的“国家利益”压倒了“阶级利益”。而二战中统一战线的建立，则在于整个无产阶级利益和人类利益的凸显。同样，共产国际和共产党情报局的表现，在彰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同时也反映了苏联的“国家利益”。如何正确处理二者的关系，成为一个历史性的和世界性的重大课题。 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的发展历程
由于近代中国的社会性质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因而没有形成社会民主主义和社会民主党成长的土壤，即使有些思潮和活动也是微乎其微。正因如此，毛泽东指出：“中国也有过‘第二国际’――江亢虎的社会党，影响很小。”[8]“江亢虎的社会党”即1911年11月在上海成立的中国社会党，存在不过两年。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时，马克思主义在各种思潮和“主义”中已经脱颖而出，并显示了无可置疑的生命力和战斗力。又由于，中国共产党一成立就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因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上和组织上都没有受到欧洲社会民主党第二国际的影响”[9]。1946年8月15日，张君劢在上海曾经将“国家社会党”和海外“民主宪政党”合并建立中国民主社会党，但只不过是国民党的“政治花瓶”，1949年随迁台湾。正因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最终走向了“社会主义”的前途。
新中国建立后，基于特殊的国内外环境和两大阵营的对抗，中国“一边倒”向了社会主义阵营。由于社会民主党在“冷战”时期仍然服从于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华政策，所以它们对中国，特别是在朝鲜战争、西藏叛乱、中印冲突等问题上也是进行遏制、攻击和诽谤。中国对社会民主党的态度也是一度顺从和附和了苏联与共产党情报局。不过，由于两大阵营内部并非铁板一块，因而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方面也并不是完全处于敌视和对立状态。1952年社会党国际二大指出：“不能将一个拥有几亿人的群体无限地排斥在国际社会之外”[10]381953年社会党国际理事会表示：“亚洲和平的恢复应允许同共产党中国建立起正常关系并解决它在联合国的代表权问题。”[10]44此后，社会党国际多次表示支持新中国政府进入联合国，并发表了一些影射美国政策的言论。1954年，由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率领的社会党国际代表团第一次访华。毛泽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主席接见了代表团，并指出：“你们到中国来看看是很好的。……你们问我们和你们所代表的社会主义能不能和平共处？我认为可以和平共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认为，不同的制度是可以和平共处的。”[11]338-339毛泽东同时还表示：“中国、苏联、英国和其他各国彼此都靠拢些，观点不要一成不变，情况就可以改善。怎么样？再说一句，这也包括美国在内，希望美国也采取和平共处的政策。”[11]34到1954年底，中国与北欧的瑞典、丹麦、挪威、芬兰以及瑞士建立了外交关系，而其中有四国政府是由社会民主党人领导或参加的。1959年，作为社会党国际的日本社会党派团访华。日本社会党委员长浅沼稻次郎在北京发表演讲，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号召中国共产党与日本社会党合作，共同对付美国。这次演讲在日本和西方影响很大，浅沼稻次郎在1960年被右翼分子刺杀，日本社会党也遭遇到社会党国际的压力。但这并没有阻止两党的友好交往。1961年，日本社会党国会议员黑田寿男来华，与毛泽东再次肯定了“美帝国主义是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敌人”的论断，表达了为了共同利益继续合作的坚决态度。随着中西关系的逐步改善，社会党国际对华态度也在逐步升温。1972年社会党国际十二大高度评价中美建交，认为“美国同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导人之间举行的两次最高级会议对缓和国际紧张局势做出了重要贡献。北京的会谈为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和平发展开辟了道路，并且有助于结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孤立。”并“对联合国通过接纳中华人民共和国而正在走向实现普及全世界的道路表示满意。”[10]72-73社会民主党的这些言论和行动，在打破西方对中国的孤立、推动中西关系缓和与发展、推动中国进入联合国等方面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整体而言，由于社会民主党仍从属与西方阵营，1960年代中后期的社会党国际十大和十一大都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进行激烈批判，坚决拒绝同任何共产主义政党合作，而中国由于“左”倾思想的逐渐蔓延和“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因此，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对抗和对立仍占据主导地位，党际关系也并没有建立。
1976年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进入一个新阶段。1976年10月，中国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包括对外党际交往在内的全面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同年11月，社会党国际十三大则进行了自成立以来最集中、最全面、最深刻的全新改革，德国社会民主党主席勃兰特当选社会党国际新主席，将“新东方政策”作为对外交往的总原则，开始重塑国际舞台新形象。特别是进入1980年代以后，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更是进入快车道。1980年7月21日，中共中央批准了中联部提出的《关于对社会党开展工作的请示》，第一次对发展两党关系做出专门指示。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彻底改变过去不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建立和发展党际关系的传统做法。1982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二大通过的《党章》提出了“独立自主，完全平等，互相尊重，互不干涉内部事务”的党际关系四原则。1984年，又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的具体方针。在此指导下，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迅速发展。应中国共产党的邀请，各国社会民主党访华代表团次数、人数都在上升。1980年英国工党领袖卡拉汉、葡萄牙社会党总书记苏亚雷斯访华，1981年2月密特朗率法国社会党政治代表团访华并率先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正式的党际关系，1982年8月23日至9月5日德国社会民主党高层、“新东方政策”设计者巴尔应邀访华，1984年5月28日至6月4日社会党国际主席、前联邦德国总理勃兰特访华，1986年9月社会党国际总书记韦内宁代表社会党国际第一次组团访华。在发出邀请的同时，中国共产党也接受邀请出访。1981年派代表参加了法国社会党会议，1982年9月中联部副部长朱良等二人应邀参加英国工党年会并与社会党国际秘书长卡尔逊进行了第一次接触，1983年4月社会党国际十六大专门邀请中国派观察员出席，1983年5月中联部部长钱李仁应艾伯特基金会邀请访问德国，1985年中共代表参加社会党国际第二次裁军会议，1986年参加葡萄牙社会党第六次会议，1986年6月中国共产党作为唯一的共产党观察员参加了社会党国际十七大。此间，勃兰特访华后一直到1988年，中国共产党与德国社会民主党还每年轮流在北京或波恩举行高级会晤。可以说，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党际关系正式建立，并呈现出良好的发展态势。 苏东剧变时期和后冷战时代，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一度逆转。尼克松曾经说过，在国际关系中，“无论是出于善良愿望的主张，还是气候的暂时变化，都不会抹去意识形态的对立”[12]。毕竟，中国共产党与与社会民主党代表了不同的阶级，有着不同的根本利益。1989年，社会党国际第十八次代表大会通过《斯德哥尔摩宣言》，提出“改造共产党社会”，支持人权和政治公开性的实现，加强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1989年中国国内发生政治风波后，社会党国际对中国进行指责，并约束其成员党与中共的交往，双方关系一度中断。1993年社会党国际设立专门的亚太委员会，以有效促进中国等国向“后共产主义”社会演变。1994年社会党国际东京理事会竟然说要照搬过去对苏联的办法对付中国，并重提“西藏的人权问题”，赞赏支持台湾的“民主变革”和香港总督彭定康的“民主改革”。1996年社会党国际二十大决定，要用“帮助”东欧的办法来“帮助中国继续推行改革开放政策”，并指责中国共产党的“专制统治”，支持印度代表关于西藏问题的建议。当然，这一时期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并未完全断绝。1989年9月4日，邓小平提出应对内外挑战的“三句话”，即“冷静观察”、“稳住阵脚”、“沉着应付”，从而为中国共产党走出困境指明了方向。1992年中国共产党十四大重申党际关系四原则，使双方关系日益恢复和活跃。1989年秋，法国社会党全国副书记加尔访华，率先打破僵局。1990年5月，日本社会党书记山口鹤南率团访华，受到江泽民总书记的接见，两党恢复正常关系。同年7月，中共中联部部长朱良访日。11月，中联部副部长李淑铮受邀率团参加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代表大会，会后在巴黎与法国社会党领导人进行了接触。1991年5月，葡萄牙社会党二号人物古特雷斯率团访华，两党恢复关系。1994年江泽民总书记应邀访法，与密特朗总统会晤。1995年2月，西班牙首相、西班牙社会党总书记、社会党国际副书记冈萨雷斯，波兰社会民主党总书记米莱尔分别率团应邀访华。同年10月，比利时法语社会党主席布斯坎率团应邀访华。1998年4月，意大利左翼民主党全国书记达莱马访华。同年7月，加拿大改良党领袖曼宁来访。9月，社会党国际主席、法国前总理莫鲁瓦率社会党国际代表团访华，并回归到勃兰特访华时强调的“超越意识形态差异”与共产党合作的立场。11月，中联部副部长张志军应邀参加新西兰工党年会，并赴南非参加了社会党国际理事会会议。1999年中共受邀参加了社会党国际二十一大，实际上正式恢复了双方关系。其他各国社会民主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也逐渐恢复和重建。
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的关系重新进入一个新阶段。2001年3月，欧洲社会党主席、德国国防部部长沙尔平访华。同年11月，中共作为唯一受邀代表团参加了德国社会民主党代表大会。2002年5月，埃斯卡洛纳率智利社会党代表团访华。2002年11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大召开，继续重申党际关系四原则。2003年社会党国际二十二大提出了一系列新原则、新观点和新思想，进行了新的战略调整，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张志军受邀参加，且会后成立对华关系工作小组，具体负责研究、落实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事宜。这两次会议，对于促进双方关系的新进展具有重大意义。2004年2月，由社会党国际主席、葡萄牙前总理古特雷斯，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主席、总理讷斯塔塞，意大利左翼民主党主席、前总理达莱马，丹麦社会民主党前主席、前首相波尔?尼鲁普?拉斯穆森，澳大利亚参议员、工党国际书记彼得?库克等组成的高级代表团应邀访华，受到胡锦涛总书记的会见。这次成功的访问标志着社会党国际与我党的关系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同年3月，西班牙工人社会党代表团访华。5月，中共中联部部长王家瑞应邀访问葡萄牙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国际。9月，社会党国际代表作为观察员参加了由中国共产党主办的第三届亚洲政党国际会议，法国饶勒斯基金会副主席、社会党国际前书记纳莱率团来华参加了“市场经济与社会发展”学术会议。10月，欧洲社会党前主席、欧洲议员福特率西方社会民主党政治家代表团访华。同年，社会党青年国际联盟主席穆巴鲁拉还率团访问了中共中央党校。2005年和2006年，双方互访和交往的密度逐渐加大，不但有高层互访，也有地方来往。2008年社会党国际二十三大召开，呼吁中国支持其关于成立“联合国可持续发展委员会”的倡议。2009年5月15日，中国共产党与社会党国际在北京共同举办“可持续发展问题”研讨会，社会党国际主席、希腊泛希社运主席帕潘德里欧，社会党国际可持续世界社会委员会共同主席、联合国秘书长气候变化问题特使、智利前总统拉戈斯，社会党国际可持续世界社会委员会共同主席、瑞典前首相佩尔松参加会议。帕潘德里欧表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中国是沟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的“桥梁”。可以说，新世纪以来，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社会民主党的关系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特别是在新安全观、可持续发展、全球治理等方面双方获得了更多共识，社会民主党对中国的发展成就和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表示赞赏，因而双方的交流、合作值得期待。
三、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关系发展的经验教训与未来启示
纵观中国共产党与世界社会民主党关系的发展历程，可以看出既有曲折也有坦途，既有经验也有教训。对此进行总结，或许我们会得到一些未来的启示。
第一，发展两党关系，必须既要坚持原则立场，又要注意策略方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事实上，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都代表了不同的阶级群体，这是二者的根本区别，对此必须立场鲜明，不能混淆。正因如此，马克思写作了著名的《哥达纲领批判》。为此，列宁曾经严厉地指出：“我们应该像马克思和恩格斯那样称自己为共产党。我们应该重复说，我们是马克思主义者，我们是以《共产党宣言》为依据的。”[13]尽管中国共产党最初也曾经叫做“社会党”[14]，后来也几度出现改名的争论，至今也还存在一些声音[15]，但中国共产党始终坚持了自己的名称。毛泽东早在1945年3月31日《对“论联合政府”的说明》中就指出：“关于党名，党外许多人主张我们改，但改了一定不好，把自己的形象搞坏了”[16]。因为，名称就是旗帜，就是方向，就是目标。事实也证明，苏东各国共产党改名为社会民主党，主张“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成为苏东剧变的重要原因和具体表现。“共产党改名、改性质，改旗易帜，必然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是20世纪留给后人的基本政治常识。”[17]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也必须抓住主要矛盾，超越意识形态，争取有利形势。正是出于这一考虑，《哥达纲领批判》没有即时发表，列宁也一度容忍了两个政权并存和立宪会议选举。但是，后来斯大林时期、中国“左”倾思潮泛滥时期，都对社会民主党和社会民主主义采取了一种水火不容的极端做法，同时社会民主党在许多时段也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采取了极端做法，而这些都使自身处于被动孤立境地。改革开放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了正确的方针和灵活的策略，使两党关系获得良性发展。坚持原则坚定性与策略灵活性的有机结合，是处理好两党关系的一个基本准则。 第二，发展两党关系，必须既要超越意识形态，又要维护国家利益。随着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的发展，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和人类的共同利益日益增多。这种状况和趋势，要求政党在关注阶级利益的同时必须关注全人类的利益。正是在此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提出了“科学发展观”，对内构建“和谐社会”，对外建设“和谐世界”。而社会党国际近些年的快速发展，也得益于其一直放眼全球，注意把事关全人类和平与发展的重大问题纳入自己的视野，并不断根据时代和形势的变化及时提出自己的政策主张。正是在此基础上，双方都提出了“超越意识形态”的原则，进行了多方面的交流与合作。1984年，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对来访的社会党国际主席勃兰特说：“意识形态、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归根到底，应当由各国人民自己来选择，分歧和差异不应当成为谋求这种合作的障碍……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为了共同维护世界和平，我们之间超越意识形态的差异，谋求相互了解与合作，应当成为开拓新的关系的唯一现实的抉择。”[18]勃兰特对此表示欢迎和赞赏。但是，毕竟政党是从属于一定国家的，因而政党在代表一定阶级利益的同时也必定代表一定的国家利益，尤其是执政党。在此问题上，中国共产党已经摸索出一定的经验，但社会民主党则相对欠缺。如近些年的事实证明，当国内外形势发展使双方共同利益居多时，社会民主党能够“超越意识形态”与中国共产党进行务实的合作，而一旦形势变化，社会民主党的态度和政策也会迅速发生逆转。在当前形势下，“超越意识形态”是为了合作发展，而合作发展是为了更好地维护和谋求国家利益，对此我们必须保持清醒认识。
第三，发展两党关系，必须既要正视历史事实，又要放眼未来发展。历史表明，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本是同母同源、同宗同根。一战爆发以前的各国工人阶级政党基本都称作“社会民主党”，都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而在事实上它们都是“共产党”。19世纪后半期，欧洲资本主义发生了新的变化，资产阶级采取了新的统治手段，议会斗争有了可能，小资产阶级逐渐加入到革命队伍，“工人贵族”出现，这样就产生了“修正主义”。而以俄国为代表的东方国家，则仍然矛盾重重且不断激化，革命形势继续发展，这样就产生了“列宁主义”。随着“主义”的分裂，第二国际和各国无产阶级政党也发生分裂，左派改称“共产党”，右派和中派继续沿用“社会民主党”。此后，两党或相互攻讦，或握手言和，或社会民主党“共产党化”，或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化”，经历了百年的恩怨悲欢。而这种分野、分歧、分裂和悲欢离合的根本原因，在于时代和环境的变化。东方共产党批判西方社会民主党的“修正性”、“叛卖性”，西方社会民主党攻击东方共产党的“粗暴性”、“专制性”，都有没具体分析对方形势和环境的偏颇。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的选择，都有其深刻的时代背景和社会根源。要发展和开拓新的关系，必须正视历史，反思历史，总结其经验教训。同时，要多方交流，搁置争议，增强互信。2004年12月，温家宝总理访问欧洲，在中欧工商峰会上发表演讲，将互尊共信、平等互利、求同存异、合作共赢四原则作为发展中欧关系的基本准则。同时，在回答记者提问“中欧是同在一条船上还是同在一座桥上？”时，温家宝指出：“中欧没有根本的利害冲突，我们共同利益广泛，双方又有合作的需要，在这一点上，我们是同在一条船上。”不过，中欧毕竟历史、社会、文化、传统不同，有些问题有分歧，但我们可以“和而不同，求同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又同在一座桥上，一座沟通友谊，加强磋商，解决分歧的桥上。”[19]“既同在船上又同在桥上”，应该成为中国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走向未来的正确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