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深层结构中的精髓和核心,是中华民族的民族魂和民族精神，亦即我们常说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这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精神力量，也是中国文化对人类文明最突出的贡献之一。优秀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内容是中国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建设的基本内容，党和国家有关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的文件中都非常重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问题，强调对之进行研究、扬弃、古为今用，为建设社会主义伦理道德规范和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社会服务。在基本界定中国优秀伦理道德范畴和内容的基础上，结合现代社会实际,客观地探析中国传统优秀伦理道德在社会主义伦理道德体系建设中的价值和作用，批判地继承和创造性地发展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对于中华民族乃至人类社会的价值提升都具有时代意义和普遍意义。
一、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思想的主要内容与规范
伦理指人伦道德之理，指人与人相处的各种道德准则。中国伦理思想体系主要由三个方面内容构成:人伦关系原理,道德主体品格要求，人性的认同，概括地说,就是人伦、人道、人性o“礼”的人伦法则1二”的人道原理“善”的修养人性,构成中国伦理体系的基本结构要素。道德是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一种社会意识形态,是以善恶、荣辱、是非等观念为标准,通过社会舆论和教育，以及人们内心信念和传统习惯来评价人们的思想行为，调整人们之间及个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原则和规范的总和。中国传统伦理道德是指在中国社会历史的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的社会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行为规范。即社会成员应当遵循的符合社会规范的做人准则和处理与家庭、邻里、社会、国家关系的行为准则。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范畴是指古今一以贯之的、为大多数人所接受并实际奉行的、对现代仍有积极影响的中国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和内容。
中国传统道德包含内容很广泛，因而人们对中国传统道德主要范畴的概括也不尽相同。传统道德规范不等于传统美德。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是中国古代道德文明的精华，而传统道德规范中包含的‘‘三纲”、“三从四德”及“贞节“忠君”等封建伦理道德,则是应该摒弃的封建糟粕。根据传统的观点和现代中国社会伦理道德规范,将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规范基本归纳为公忠爱国、仁爱孝悌、诚信知报、谦虚好礼、勤俭廉正、中和宽容、修身慎独、明智自强、气节情操、重义轻利等十个方面。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博大精深,笔者的归纳仍有待商榷之处,这是需要说明的。
二、中国优秀传统伦理道德的现代价值刍议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内容丰富，多姿多彩,良莠并存。由于受到历史的、阶级的、社会的局限,难免带有一定的道德旧识,有的甚至是封建糟粕。但反映中华民族道德上的文明进步,体现全人类道德文明的具有长久思想价值的道德智慧是其主流。诸如上述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等内容,对中国社会特别是现代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的积极价值是毋庸置疑的。
(一)“公忠”爱国的道德精神
中国伦理道德思想始终贯穿着一种可以称之为“公忠”的道德精神。从《诗经》提出的“夙夜在公”《书经•周官》提出的“以公灭私民其允怀”，直到王夫之的“以身任天下”、孙中山的‘‘天下为公”，都含有‘‘国而忘家,公而忘私”，为国家、民族而献身的精神。也正是在重视整体精神的影响下，出现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为国家、为民族、为整体的利益不息奋斗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中华民族之所以能历经磨难,长兴不衰，具有强大的民族凝聚力和坚忍不拔的民族伟力，就在于我们民族有着这种爱国、爱民的崇高道德精神。正由于这种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利益放在首要位置的根本道德价值取向，中国传统道德在个人与他人、社会、群体的关系问题上，始终强调“舍己从人’、“先人后己’、“舍己为群”。在‘‘义”与‘‘利”的关系上，把代表整体利益的‘‘义”，放在代表个人利益的“利”之上，强调“义以为上’、“先义后利’、“义然后取”，主张“见利思义”，反对“见利忘义”。主张在个人利益与整体利益发生矛盾冲突时，应以义为重，以国家、民族之大义为先，牺牲个人的私利（“舍生取义”。在全民族中发扬爱国主义精神，倡导重视整体利益，把国家、民族的繁荣进步、社会的发展、人民的幸福放在个人利益、个人享受之上，这对于提高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增强民族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二）处理人际关系的道德智慧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为现代社会的人们妥善处理人际关系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系列道德智慧与原则，这些内容并不因为年代久远而失去光彩,反而因为其在历代社会中实践的积极效果而受到现代社会的普遍关注。下面择其要而举之：
一是以儒家为代表的“仁爱”思想,是一种对于协调人际关系具有积极意义的重要道德精神。“仁爱”既是一种人际关系的道德准则,又是建立和谐的人际关系的重要道德智慧。孔子主张仁者‘‘爱人”，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要做到‘‘仁”，就应当做到“恭’、“宽，、“信，、“敏”、“惠”。中国传统的“仁爱”思想，即要求人们替别人着想，同情人，敬重人，宽恕人、相信人，关心人，帮助人，待人以诚，施人以惠，与人为善。这是一种十分可贵的道德精神，是一种具有人类普遍意义的人道精神。它要求人们在社会生活中互助、互爱，与人为友，与天地万物为友，和谐共处。尽管在阶级社会中，普遍的‘‘人类之爱”是不存在的,但是,人类的“仁爱”精神作为一种积极的、健康的道德信念,在人类社会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中，起着协调人际关系、缓和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积极作用。在我们的现代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矛盾、经济竞争、贫富差距等等会不可避免地引起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因此,在社会生活中积极发扬中国传统的“仁爱”精神，有益于创造现代生活需要的同情弱者、互助友爱、帮穷济困、“我为人人,人人为我”等和谐友爱的新型人际关系。
二是严以律己，宽以待人。律己重在修身,重在加强个人道德修养,特别重视“慎独”，这既是一种修养方法,更重要的是一种观念,一种思想上的自律“五常”的内容实际是一个人修养应达到的标准，如果剔除其社会历史的痕迹,赋入现代社会新的内容,则其积极性是肯定的。宽以待人主要表现为中和宽容的道德内容,儒家提倡“中和’、“中庸”，实际含有和谐之意，强调凡事要在矛盾对立面之间保持必要的和谐,既不简单混同又不固执一端;所谓宽容,即允许别人自由行动或判断，耐心而毫无偏见地容忍与自己的观点或公认的观点不一致的意见。孔子说：“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儒家提倡“忠恕之德”，基本要求是以诚待人，推己及人，相互尊重、相互同情。具体内容是己立立人，己达达人，特别是‘‘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自己不想要的东西，切勿强加给别人，其已经成为先秦以来人们公认的为人处事最基本的道德标准和基本原则，在现实社会生活中仍然为人们所提倡和遵从。在人际关系中，如果对方有对不住自己的地方，只要不是重大原则问题,就应该尽量谅解别人,以求得人际关系的友好、协调、和睦。中国人以“将心比心”、“以心换心”、设身处地为原胍“躬自厚而薄责于人’（《论语•卫灵公》）。以宽厚的道德人格打动别人，达到人际沟通的目的，在互动中达到人伦的和谐与人格的实现。
三是自知与知人。自知即对自己的社会地位、所处环境、素质能力特别是性格特征等方面要有客观、全面的了解。知人即对与自己构成社会关系的人要有全面地了解，这种了解不是凭印象而来,而是通过调研以及与对方交往中的实际观察而来。只有对自己和与自己打交道的对方有全面地了解，才能比较正确地处理人际关系,免致出现主观臆断、事与愿违等不良后果。传统伦理道德对此方面有比较精辟的论述，其中以老子的“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为代表，人贵有自知之明，但也要有了解、认识别人的智慧,这是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基础；《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既是战争中的原则和取胜之道，也是处理人际关系明智之举。贞观名臣魏徽认为君主‘‘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资治通鉴•唐太宗贞观二年》），得到唐太宗采纳“兼听”即广泛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就能明白事情的真相，作出正确的判断。“偏信”即只听信一方面的意见,就会不了解真相,得出错误的结论。
四是注重诚信。中华美德因为性善论占主导地位，强调发挥自主自律的精神，所以特别重视‘‘诚”与“信”的品德。孔子认为诚信是做人的根本“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论语•为政》）,“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1言”的基本要求是言行一致“言必信,行必果’。1言”可以训练人诚实的品格,也是取信于人的前提。诚与信，前者偏重自我行为，后者偏重与人交往言行。诚实守信是立身处世的基本原则，是交友和从政的基本准则。“一言既出，驷马难追”是人们公认的做人准则。守信用、讲信义是中国人公认的价值标准和基本的美德。完整地实践诚信之德,不但要做到对别人讲求诚信不欺,对自己也要做到言行相符。守信不仅体现在日常生活与人交往中，也体现在国与国之间相交也应以诚相待,恪守信义。信义不仅是做人的立身之本,也是国家的立国之本，国际邦交之本。诚实守信还必须做到不轻易许诺，这也是必须恪守的原则。
五是谦虚好礼。谦虚，即虚心，不夸大自己的能力或价值，不鲁莽或不一意孤行。“满招损，谦受益”，谦虚根源于人的辞让之心，其集中体现即在荣誉、利益面前谦让不争，在人际关系中互相尊重。好礼就是注重礼仪、礼节,讲礼貌。中国是世界闻名的礼仪之邦，“礼”是中国文化的突出精神，好礼、礼让、有礼、注重礼仪是中国人立身处世的重要美德。礼貌、礼让、礼节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体现，是道德修养和文明的象征。谦虚好礼是中国人处理人际关系的基本态度,是传统道德的重要规范,其突出体现在平等待人,注重礼仪,不高傲轻慢。即不论对方地位高低、富贵贫贱都一视同仁，以礼相待。还体现在永不自满和尊师重教方面。
(三）传统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
中国传统道德历来十分重视人伦关系的道德价值,强调每个人在人伦关系中应有的道德义务。《尚书》提出“五教”，即“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孟子提出“五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礼记•礼运》，主张“十义”，即“父慈、子孝、兄良、弟悌、夫义、妇贞、长惠、幼顺、君仁、臣忠”。中国传统的人伦思想强调个人在不同的关系中应当遵守相应的道德义务。儒家特别重视家庭伦理关系的和谐有序，“孝悌”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对长辈的“孝”即尊敬、善待,对下辈的“悌”即关心、爱护，被认为是一切道德的根本。不仅如此，儒家将孝悌之德扩展到社会，这就是孟子所说：“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这是十分崇高的人伦精神。在现代家庭与社会、人伦关系中，我们应当大力倡导敬老爱幼、孝敬父母、夫妇有情、朋友有信等美德,使中国传统道德中一切有价值的人伦道德精神在新时代得以发扬。
(四）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
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占主流的是性善的信念和性善论的传统，深信人性中已具有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只要反躬内求便可完成道德修养，因此形成以向内探求、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强调自主自律、自我超越以实现道德自我o《礼记•大学》提出：“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于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这句话包含两层含义。一是说,格物、致知、诚意、正心都是修身的功夫,修身是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二是说自天子以至于庶人,任何人都要以修身为本,没有例外。强调在道德面前人人平等,人人可圣。加强修身养性,在个人利益与社会秩序、道德理想发生矛盾时，要努力克制自己的欲望，不放弃对理想道德的追求。相信人性中已具有道德的一切要素与可能,只要反躬内求便可完成道德修养,这种说法当然不符合唯物史观,但是在个人伦理道德修养领域，强调道德范畴的律己修身,这显然是有积极作用的。这种主张对中国古代社会的稳定与发展,对个人的道德约束与理想激励，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在今天,律己修身为特征的道德修养学说仍具有现实意义。
(五）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和理想道德人格
主张人们在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情况下,追求崇高的精神境界是中国传统道德中一种非常可贵的道德精神，把“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和爱国爱民、无私奉献、自强不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君子”作为一切有道德进取心的人们心目中的理想道德人格。不论是‘‘天下有道，以道殉身;天下无道，以身殉道’（《孟子.尽心上》）的执著道德精神，还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张载《张子语录》）的高尚道德理想，其核心思想,都是要求人们超越个人的私利、私欲，以国家、民族和人民的正义事业作为个人行为的最高准绳o《易传》提出的“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孟子提出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孟子•膝文公下》），历来为仁人志士所推崇。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中这种鼓励人们追求高尚的精神境界，向往理想道德人格的思想，激励着人们去精忠报国、匡护正义、抵御外侮、坚守节操、立德建功，对中华民族所形成的凝聚力和鼓舞力是无法估量的。理想道德人格是国民道德精神的一面镜子。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和精神文明建设，正呼唤我们在继承中国传统道德宝贵遗产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提高民众的社会主义道德精神境界,确立新型的具有现代思想特征的理想道德人格。
三、要正视中国传统伦理道德的负面影响
由于受自然地理环境和宗法制的长期影响，中国传统伦理道德难免存在相当数量的、影响中国社会发展的消极因素和糟粕。主要是它将伦理关系专制化、凝固化、绝对化，窒息了人性,扼杀了民主与自由，以至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人身压迫、精神虐杀的理论之源。如：“三纲”、三从四德，提倡“贞节”，设立“贞节牌坊”，残害了无数妇女。
即使对基本公认的中华民族传统美德的伦理道德内容，在学习与继承中也要从历史角度进行具体分析，对之扬弃。例如对于‘‘公忠”和“孝悌”伦理道德中的“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愚忠,不近情理、不讲是非、没有人格平等的“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的“愚孝”，以及男尊女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三纲”的糟粕，当然是要批判的。同时,对于传统伦理道德中‘‘仁爱”、气节情操、修养等规范中存在的负面因素,应进行具体分析,批判地继承其中优秀的文化遗产，剔除其糟粕,创造性地建设中国特色的新的伦理道德规范。
历史经验证明，能否继承本民族的优良传统,是一个民族是否趋向成熟的重要标志。一个具有精神脊梁的民族,才是充满希望的民族。中华民族只有不断地赋予中国传统伦理道德以时代的新内涵，让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代代相传，中华民族精神不断发扬光大，中华民族也将会更加走向成熟,更加充满希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