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江源地区位于我国的西部，平均海拔3500--4800米，是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腹地、青海省南部，为孕育中华民族、中南半岛悠久文明历史的世界著名江河：长江、怒江和澜沧江的源头汇水区。 被誉为“中华水塔”，是我国重要的淡水资源补给区和生态安全屏障。受人类活动和气候变化等影响，从20 世纪70 年代起，三江源地区草原沙化、冰川萎缩、水源涵养功能退化等问题日趋严重，生态安全问题日益突出。为加强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我国政府投入巨资、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作为西部大开发的骨干工程和一项国家战略，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能否顺利推进，不仅对源区人民具有重要意义，更对维护三江流域乃至国家生态安全具有重要作用。本文将立足于公共经济学和区域可持续发展的角度，对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建设的战略意义、工程实施效果及其存在问题进行深入系统的分析，以期为建立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机制提供参考与借鉴。
一、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重要意义
目前，对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认识，往往局限于其生态环境功能，但实际上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一项具有多重意义的国家战略。
首先，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维护国家生态安全的重要举措。三江源地区是我国淡水资源的重要补给区，水资源蕴藏量超过2 000 亿立方米，长江总水量的 25%、黄河总水量的 49%、澜沧江总水量的15%源自于此，有“中华水塔”之称。长江流域、黄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起源，是中国经济社会最发达的地区，三江流域( 长江、黄河、澜沧江) 省市总人口和 GDP 总量均占到了全国的90% 以上。因此，三江源地区承载了极其重要的生命负荷和经济社会发展负荷，保护好三江源的生态环境对于三江流域乃至整个中国的生态安全和可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的落实特别是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提供可资借鉴的经验。根据我国主体功能区规划，国土空间被划分为重点开发、优化开发、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四类。其中，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一般是关系到国家或区域生态安全的生态屏障区和自然保护区。如何平衡好这些限制开发区、禁止开发区的保护与发展，是当前我国面临的重要难题。从公共经济学的角度，三江源等生态屏障地区为流域地区乃至国家提供的是非竞争性、非排他性的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具有典型的公共产品特征，理应由公共财政( 包括中央财政和下游各地区财政) 来购买其生态财富和生态服务，共同维护好流域和国家的生态安全。因此，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建设不仅对当地人民的生存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更对其他类似地区特别是我国西部广大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制开发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先行探索意义。
第三，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将为探索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生态补偿提供参考和借鉴。如何进行广范围、跨区域、不同主体间的生态补偿，是一个极少有成功案例的世界性难题。三江源在生态保护建设过程中，同样面临如何确定其生态服务的受益者、受益范围、受益大小，以及如何通过生态补偿体现其生态价值的难题，其探索和实践将为我国和世界其他地区建立生态保护的长效投入机制提供有益参考。
最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是中国参与全球环境保护、强化国际话语权的重要媒介。三江源及其所在的青藏高原是世界大江大河发育的集中地，是亚洲国家的江河之源。三江源区独特的地形，阻截了西南气流携带的大量水汽，形成了充沛的降水，对大江大河起着源头补给和初始循环的作用。同时，三江源也是最重要的世界高原生物基因库，有 9 个植被型、50 个群系、70多科、390 属、1 700 多种植物，其中包括重点保护植物 34 种; 有各类野生动物396 种，其中国家级重点保护动物69 种; 对维护亚洲生态安全和世界生物多样性具有重要意义。在生态外交日益成为国际外交重要内容的今天，中国可以通过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以水为纽带，加强与澜沧江下游、东南亚 5 国的生态合作与经贸文化交流，进一步巩固地缘政治。同时，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提升在国际生态环境领域的地位和话语权。
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效果评估
为确保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现其预定目标、发挥其重要作用，需要对工程实施情况进行动态评估，发现问题，及时反馈，以期为工程的顺利推进提供参考。截止目前，我国先后启动了两期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其中，一期工程于 2005 年启动，2013 年完成。二期工程于 2014 年启动，保护面积和规划投资均扩大到一期工程的2 倍以上( 具体见表1) ,是一期工程的延续和深化。由于二期工程刚刚启动，本文将主要对一期工程的实施效果进行分析与评估。
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总投资 75 亿元，覆盖范围包括青海省玉树、果洛、黄南、海南 4 个藏族自治州、18 个自然保护区，总面积 15. 23 万平方公里，主要内容包括生态保护、农牧民生产生活基础设施、支撑项目三大工程和退牧还草、鼠害防治、草地保护、退耕还林、水土流失治理等 22 个子项目。2005-2013年一期工程实施期间，三江源地区累计完成封山育林 511 万亩、退牧还草 5 671 万亩、退耕还林近 10 万亩、湿地保护 160 万亩、黑土滩综合治理 523 万亩、地面及地下鼠害防治 11 781 万亩和沙漠化防治 66 万亩[1],同时配套开展了生态移民、基础设施建设、新农村建设和小城镇建设等工作，取得了较为明显的生态保护成效。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 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流域供水能力加强。根据监测，一期工程的实施使得三江源地区的水资源总量增加了约 85 亿立方米，湖泊面积增加了 760 平方公里，湿地面积增加了 104 平方公里，草原生态系统水源涵养量增加了约 29 亿立方米，由 2004 年的 169 亿立方米提高到 2012 年的 198 亿立方米，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年出境水量比工程实施前的 2004 年增加了 20% 以上[2].
同时，水体质量得到有效改善，长江、黄河、澜沧江源头干流水质连续 8 年达到 II 类以上。上述数据说明，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使该地区水源涵养能力提升、水量增加、水质改善，对于保护地区生态环境和保障长江、黄河、澜沧江流域的水资源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2. 区域生态系统改善，生物多样性逐渐恢复。2005-2012年，三江源地区森林面积增加了 150 平方公里，工程区域内草原植被覆盖度提高了 11. 6 个百分点，植物种群得到有效保护，各种野生动物种群明显增多[3].目前仅玛多县境内的藏羚羊数量就已达到 4 万只以上，比 10 年前增加了 1. 5 万只; 藏野驴达到 3万多头，增加了 0. 2 万头; 岩羊达到 0. 7 万只，增加了近 0. 5 万只。区域生态系统有所改善，生物多样性正在逐渐恢复。
3. 草原退化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提高。自 2005 年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域内的植被明显恢复，中等覆盖度草地面积呈现稳定态势，高覆盖度草地面积以每年 2 378 平方公里的速度增加; 黑土滩治理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 20%提高到 80%以上，大面积沙化地区的植被覆盖度由治理前的不到 15% 提高到 38%.工程区内的草原退化趋势得到初步遏制，水土保持能力有所提高，特别是人工增雨工程对缓解荒漠化的作用尤为显着。
4. 城乡基础设施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提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是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工程实施以来，三江源地区共完成生态移民 5. 6 万人，建立了 86 个生态移民社区，改善了 23 个小城镇的基础设施条件，增加了 5 万亩灌溉饲草料基地，投入了 3 000万元生态移民创业扶持基金，解决了 13 万人的饮水安全问题，农牧民纯收入年均增长 10%左右，吃水难、行路难、用电难、上学难、就医难等民生问题都得到明显改善。
5. 生态环保意识提高，生态文明理念增强。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通过广泛的宣传、教育、培训和各种生态工程的建设实践，当地干部群众对加强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的认识有了明显提高，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建设的自觉性和积极性明显增强，传统过度放牧的“掠夺性”生产方式也发生很大改变。
三、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探析
尽管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已经初见成效，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也得到较为明显的改善，但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
1. 生态环境恶化趋势并未得到根本性遏制。一期工程实施以后，虽然工程区内的生态环境有所改善，但据监测，整个三江源地区的草地仍在以每年近 8 万亩的速度退化和沙化，水土流失情况和荒漠化趋势依然严峻。究其原因，一是生态恢复的艰巨性与资金投入的有限性矛盾使然。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非常脆弱，历史欠账过多，生态恢复、保护与建设的成本高、任务重、难度大，需要长期、持续和稳定的资金投入。目前，尽管国家已经陆续投入大量资金，但总体上依然存在较大缺口，环境治理的速度跟不上生态退化的速度[4].二是生态建设的长期性与工程项目的短期性矛盾使然。生态环境的保护、恢复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复杂的过程，但目前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主要是以阶段性、项目式的工程建设为主，缺乏可持续的长效机制。
如国家从 1998 年开始实施的退耕还林、退牧还草等政策纷纷到期，根据《国务院关于完善退耕还林政策的通知》( 国发[2007]25 号) ,还草补助期限仅为 2 年，而三江源地区的牧草生长周期很长，恢复原生草原植被大约需要 15 年甚至更长的时间。三是生态保护的整体性与具体建设的局部性矛盾使然。区域生态系统的保护建设要求整体性和协同性，但 2005 年启动的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一期工程覆盖面积只占三江源地区的 40%,尚有60% 的地区未能开展协同建设。二期工程虽然涵盖了整个三江源地区，但生态保护建设资金多头管理、分散使用、政出多门现象比较普遍，生态保护建设尚未形成合力，给区域生态系统的整体保护、整体建设带来难度。四是特殊地理环境和全球气候变化的影响使然。如生态保护建设工程实施以来，工程区内的植被覆盖度明显提高，但由于高寒地区特殊的自然环境，那些对于水土保持更具意义的植被根系层却恢复缓慢[5]; 又如全球气候变暖使三江源地区的冰川融水增多、区域水量增加，但随着冰川消融速度加快、雪线持续退缩，从长远看，冰川对河流的补给可能经历先增后减的倒 U 型变化，使三江源地区未来的持续供水能力堪忧。
2. 生态移民“留不住、难致富”的难题亟待解决。三江源生态保护工程实施以来，先后有 5 万多牧民实施了退牧搬迁，但其中相当一部分人面临着“留不住、难致富”的困境。其原因主要在于： 一是生活补助低。围栏禁牧、退牧还草等措施的实施，使众多迁移牧民失去了放牧、养殖等基本生活来源，且很多日常生活必需品，如牛羊肉、牛奶、酥油等，由自给自足变为对外购买，生活成本大幅提高。而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一期工程对每户牧民仅给予每亩 5. 5 斤饲料粮、折合现金约 2. 5 元的补助，整体搬迁牧民每户每年补贴 8 000 元、连续发放 10 年，补贴标准明显偏低，不足以弥补其发展成本和生活成本的损失。二是就业能力弱。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移民大部分以畜牧业为生，文化素质低，劳动技能差，很多藏民讲不好汉语，很难找到正规稳定的工作和持续的经济收入来源[6 -7].三是接续产业发展难。三江源地区海拔高、气候恶劣、地处偏远、交通不便，生产建设和产业发展的成本高，受生态保护的限制大，当地市场消费能力不足且又远离主要市场，接续产业和替代产业发展困难，移民就业渠道十分狭窄。很多牧民特别是老一代牧民在搬迁后找不到工作，只好靠国家发放的退牧还草补助勉强维持生计，部分生态移民的生活水平出现较为明显的下降。而且一旦退牧还草政策结束后，这些移民的长远生计将会面临更大困难。如果不能很好解决这个问题，未来这些移民可能存在回流的危险。
3. 生态补偿机制尚需进一步完善。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所需资金巨大，必需建立完善的、多元化的生态补偿机制，才能从根本上形成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长效投入机制，对三江源的生态环境进行可持续的保护和建设，真正维护好其生态安全。
从目前来看，三江源地区的生态补偿机制仍然存在许多问题。
一是补偿主体单一。作为中国最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和水源涵养区之一，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效益惠及范围广、涉及主体多，但目前其生态补偿资金主要来自于国家，体现其巨大生态价值的流域间、区域间、上下游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尚未建立。二是补偿标准相对较低。2005-2013 年，国家为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工程累计投资 75 亿多元。但实际上，为保证长江、黄河的水质和流量，三江源地区每年仅禁伐和休牧就要损失数十亿元，生态补偿与三江源地区放弃发展的成本相差很大[8].三是缺乏持续稳定的利益补偿机制。退牧还草、退耕还林补偿等政策都是为了通过对生态移民进行经济补偿而进一步促进生态环境保护，但目前这些政策大多以工程、项目的方式组织实施，具有明确的时限，缺乏延续性，存在较大变数和风险。
4. 专业化管理体系建设相对滞后。面对大规模的生态建设，三江源地区生态保护的专业化能力和管理体系建设明显滞后。一是组织机构不匹配。实施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工程以来，当地政府的主要职能由经济建设转为生态环境保护，但政府的机构设置和承担职能并没有进行相应的改变。三江源办公室等管理部门大多属于负责项目实施的临时性机构，生态环境保护缺乏有效的组织机构保障。二是专业化人才匮乏。生态环境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专业化人才，如生态监控、草场管护、水土涵养、沙化治理、动植物保护等，同时地区建设如社区管理、产业发展等也需要一支具有现代理念和专业素养的人才队伍。而三江源地区地处偏远、气候恶劣、条件艰苦，很难吸引和留住人才，各类专业化人才都严重匮乏。三是管理措施不到位。特别是对退牧、禁牧出来的草场管理出现真空，既无相应的管理机构和管护人员，又缺乏必要的管理措施，禁牧区草场管护问题日见凸显。
四、推进三江源生态保护建设的对策建议
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二期工程的规划目标是： 林草植被得到有效保护，生态恶化趋势得到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显着恢复，农牧民生产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态系统步入良性循环[9].
根据上述目标，针对三江源地区生态环境保护当前存在的问题，本文提出以下对策建议：
1. 创新生态保护模式，推动自然修复与人工修复相结合。从三江源地区以往的生态保护实践来看，退耕还林、退牧还草、封禁管护、围栏封育等措施对短期内减轻草场负荷、增加地面植被、遏制土壤沙化发挥了很大作用。但从长期来看，一味强调“退、封、禁、围”,单纯使用人工修复手段，既缺乏科学性，阻隔了动物迁徙途径、割裂了食物链条; 又不尊重自然规律，忽视了牛羊群、野生动物适度啃食、排便对草地牧场所起到的非常重要的强化与养育作用，其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因而，在三江源生态保护和建设过程中，必须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采用人工手段与自然修复相结合，逐步减少人为干扰，促进并最终实现自然生态系统的自我修复和动态平衡。
2. 建立生态移民的多元途径，让移民“稳得住、能致富”.在三江源地区，当地牧民通过千百年的游牧活动，已经成为草原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三江源地区的生态恶化虽然是由于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掠夺所引发，但如果因此而因噎废食，通过大规模生态移民和简单禁牧、制造无人区，就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事实上，野生动物的采食量远大于家畜，如一头藏野驴的采食量大约相当于 6 只羊，如果缺少人类制约，野生动物无序增长，会对草原生态造成新一轮的破坏。因此，在生态移民的实践过程中，要根据不同地区的不同情况采取灵活多元的移民模式。在空间上，要根据保护区、核心区、缓冲区、实验区以及外围区域自然生态的不同情况，科学制定移民规划，引导牧民有序迁移，优化人口空间布局，合理确定畜牧数量，促进草畜平衡、人与自然平衡; 在结构上，对于很难实现职业转换的老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定畜定量、减牧补贴、聘用为生态保护监督员等措施，让他们在合理放牧的过程中主动参与到草原生态的保护中来。
对于知识结构较新、职业转换相对容易的新一代牧民，可以通过加强职业培训和定向劳务输出等，引导他们走出去，向周边城镇乃至外省转移和集聚，实现非农化和异地城镇化; 在措施上，可以一方面加强对迁移牧民的基础教育、职业教育、生产技能培训和就业指导等，提高他们自身的人力资本和就业创业能力; 另一方面综合运用财政补贴、税费减免、创业扶持基金、产业引导基金、低息和贴息贷款等多种优惠手段，促进生态旅游、乡村旅游、特色文化产业、民族手工业、农牧产品加工、藏药藏香等产业的发展，积极拓宽生态移民的就业创业渠道，让牧民“移得出、稳得住、能致富”.
3. 建立健全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形成生态补偿的长效机制。首先，要正确认识和充分体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环境价值，进一步加大中央财政转移支付的力度，提高一般性转移支付中的生态补偿比例[10 -11],从实际出发，对因保护生态环境而造成的财政减收，应作为财政转移支付的重要因素加以考虑，并尽可能减少或取消地方财政配套，使生态补偿资金发挥最大效益。其次，应借鉴国际类似地区的先进经验，探索建立流域上、中、下游地区之间的生态补偿机制，根据中、下游地区的用水分布、用水规模以及生态受益范围，征收不同标准的生态补偿基金，直接或通过第三方转移支付给三江源地区，用于加强生态涵养、保护和建设。第三，可探索建立多元化的转移支付方式，如人才支持、技术转移、设备转移、资产转移、教育培训转移等，促进三江源地区的生态建设和经济发展。最后，应根据三江源不同地区的生态贡献和生态保护建设需要，确定不同的资金分配和补偿标准，立足整体层面，形成具有针对性和可操作性的多层次生态补偿体系。
4. 加强专业化人才和管理队伍建设，更多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根据三江源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需要，加快转变政府职能，建立与主体功能相适应的新型管理机构和管理模式，围绕履行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职能，建立区域独特的绩效考核指标和考核体系，积极引进和大力培养地区发展所需的各类专业化人才，形成与三江源生态恢复、生态保护、生态建设、绿色发展等任务相匹配的专业化、高效化的新型管理体系和人才队伍。同时，改变以往政府大包大揽的生态建设模式，尝试采用市场化手段，将市场机制引入到三江源地区的生态保护与建设中来，更多由经济实体负责生态项目的实施，同时完善配套政策，使生态项目效益与经济法人利益直接挂钩，而政府则主要担负引导、监督与管理的职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