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是国家的缩影，是国家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主要载体，也是现代化进程中人类最重要的生活空间。尤其是在近代工业化进程对人口聚集和人类生活方式带来巨大影响的作用下，城市获得空前迅猛的发展。在工业化较为发达的西方国家，城市化率普遍达到70%以上，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16年我国的城市化率达57.35%。这意味着，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速，半数以上的人口已生活在城市之中，并呈现逐年稳步增长之势。对于正处于转型发展关键历史时期的中国来说，城市民主的建设质量及其发展逻辑自然在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整个民主政治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亦对城市居民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作用。
一、城市生活与民主政治：一个概念史的考察
在作为民主起源的古典民主实践中，“民主”是与“城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也就具有其作为“城邦民主”的固有特色。在古雅典看来，城邦是公民共享有关善的生活方式的观念共同体，是一种体现着美德的道德生活空间和公共秩序，这种秩序是个人基于对公民共同体共有的特性和品质的认同和追求而形成的和谐状态。在雅典城邦政治生活中，城邦中的政治实践之所以被称为民主，是因为政权是在全体公民手中而不是在少数人手中。从本质上看，城邦的特征是主权在民与直接民主，亦即城邦的主权属于拥有公民权的全体城邦公民。雅典的政治生活就建立在公民大会直接表决、有公民权的城邦公民全体参与的基础上，城邦公民的自由与平等亦完全体现于他们对公共生活的直接参与。
从形式上看，城邦最引人瞩目的特征是它的小国寡民的规模特征，一般以一个城市或城堡为中心，由包括附近数公里以内的若干村庄组成。到公元前2世纪，随着古罗马帝国的兴起，在人口和疆域都急剧扩大的情况下，城邦民主制最终不复存在，然而其包含的诸如“参与”、“分权”、“制衡”等民主精神以及部分具体制度被新兴的罗马国家所间接接受，成为后世民主思想和民主政治实践的重要历史渊源。有学者就直接指出，现代民主制就是在吸收古希腊民主思想和罗马政治制度基础上，为了适应现代社会需要而进行的一个全新创造[1]。
自中世纪的文艺复兴以及工业革命的到来，城市对人口的聚集作用前所未有地凸显出来。在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进程中，工业化总是与城市化相伴而生，因此，城市中的民主发展与城市治理问题成为现代国家发展的重要议题。以国外发达城市为参照，因其工业化、城市化进程较早，失业、贫困等各类社会问题显现得也较早，城市民主都是以解决社区问题为切入点，其目标就是为了满足市民需求和提供更好的公共服务。自1601年英国颁布《伊丽莎白济贫法》确认政府对受灾者救助的责任开始，到18世纪末德国汉堡制明确社区是城市实施救助和济贫的单位，再到二战前后发达国家建立福利制度，如著名的“睦邻运动”，主要是协同社区力量和其他社会组织共同实施社会救助等
[2]（P20），强调了公民参与对于城市公共服务提供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低收入阶层的市民与一些社会组织来说，对城市管理和社会生活的全过程参与，即他们不仅参与政策制订，也积极参与到政策的实际操作中去，这能够很好地增进他们对决策的可接受程度，以及提高公共服务质量与效率，保证公共服务更符合居民的自身需求。
现代城市的快速发展，使得城市发展再一次与普通居民的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现代城市治理中，参与者利益的多元化、异质性和利益需求的多样性，与满足其所需资源的稀缺性和有限性，成为各权力主体自身利益与其他主体发生冲突的原因。因此，现代民主政治的发展也必然要求与城市功能的有效发挥统一起来。城市自治制度的实践，一定程度上拓展了城市政府解决城市发展中各种挑战的制度空间，却无法给出城市的民主治理何以可能的具体答案。全世界的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发展历史，特别是随着信息化和后工业化时代特征的不断显现，深刻表明了城市民主没有统一的模式，也难以找到一种成熟的民主制度来一蹴而就地解决现代城市治理的各种挑战，它更像是一种被不断演绎、发展的公共理念和经验原则，催生出全球化时代城市民主发展与治理改革的诸多新的范式。
20世纪60年代以来，随着西方代议制民主在政治发展与社会治理中遭遇各种困境，以社会合作、社区治理、公民协商等为核心的新的公民参与民主迅速兴起，对现代城市民主发展和治理实践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在工作场所同更广泛的政治领域的参与中，公民的心理因素扮演了重要的中介角色，因为一定的参与经历使个人更好地适应未来进一步的参与。20世纪90年代后期，博克斯等学者提出“公民治理”理论，进一步推动传统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向现代“公民中心”治理模式转变，为城市民主发展做出了积极的探索。公民治理的核心机制是公民参与而非行政控制，具备现代公民意识和健全的公民资格的公民应在公民治理中处于中心和主体地位。这意味着在城市治理中，居民才是社区的拥有者，职业政治家和專业行政人员给予支持和协助，公共部门必须高度关注居民的需求并及时做出适当的回应。
可以看出，人类民主政治的发展，发轫于古代城邦政治生活，而现代城市民主政治的发展，再一次将公民普遍的参与和城市治理与市民生活紧密地结合起来。特别是随着现代城市化的迅速推进，以及现代交通和通讯等科技的迅猛发展，使得城市居民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显得更为密切和熟悉。现代的诸多民主治理实践也表明，城市居民有能力参与地方政府的决策过程，当然，这是与地方性参与机会的制度化相关联的。城市社区治理中的政治参与在培育有能力的公民方面也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乃至这种能力意识可能会逐级扩展到全国层面。无论是参与民主还是公民治理模式，都是建立在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最基层的社区层面上，其基本设计就是通过成立必要的治理机构来协助公民持续、便利地参与社区公共事务的决策与实施，形塑出“积极的公民”，从而最大限度地实现“强势民主”。
二、我国城市化进程中的民主治理及其挑战
改革开放后，我国的社会转型在社会形态上，体现为由传统的农业社会向现代的工业社会的转型，在地域与人口分布上则体现为人口的集聚与城市的膨胀。城市成为人们生活的最重要地域空间，城市管理体制也成为我国政府管理的最重要组成部分。全国逐步明确了政府在城市社会管理中的地位和角色，建立了以“政府—单位”制为主、“政府-街居”制为辅的传统城市管理体制。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我国城市管理体制的进一步调整，全国各个城市都先后确立了以“社区自治”为主的城市基层治理新模式，开启了我国城市治理与民主发展的新的历史阶段。经过三十多年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我国城市化进程和民主政治都得到了极大的增进。城市人口急剧膨胀，人与人之间基于契约而非乡情的关系模式变迁使城市居民日益确立起主体意识，其政治诉求、参与意识和民主观念都获得了很大发展，而现代城市所提供的无缝隙式信息、媒体、通讯以及交通等，也为城市中工作和生活的公民在社会参与、政治参与上提供了更为良好的知情条件、表达渠道和参与平台。因此，我国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广大市民参与城市公共事务既是人民当家做主本质的体现，也对中国城市治理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
就当前我国城市民主发展来说，它是一种既不同于国家也不同于市场的制度安排，主要通过发挥城市居民的自主治理和社会的多元参与来对城市公共资源系统实现开发与调适。因此，在城市治理体系中，居民的民主参与无疑是实现政府治理与民主政治发展的最重要体现形式。然而，在当前的城市治理实践中不同程度地存在着民主失灵的现象，使得居民无法有效发挥主体性作用，公共资源不能得到充分发挥和利用，也使得城市政府和社区组织在决策、执行、监督、检查等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各种失误和偏差，进而对城市治理绩效和我国民主发展进程带来不同程度的消极影响。
一方面，与我国长期的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实践探索相比，城市民主建设的时间相对晚近，在城市民主政治发展的模式选择等方面缺少有效的经验积累，其发展成效往往难以令人满意。与乡村的熟人社会不同的是，城市社区是一个典型的陌生人共同体，缺乏乡村邻里守望相助的共同地域和情感基础，由此导致城市居民的社区认同感和归属感缺乏，影响城市治理的合法性基础。在城市治理中，居民对社区共同体的共识和认同感，一般也与居民参与的目标层次有关。目前，我国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尚属于政府动员下的象征性参与，居民参与主动性不足、结构性失衡，难以真正发挥居民的主体作用，制约了民主治理的功能发挥。在当前大多数的城市治理中，居民主动参与社区事务的程度有限，主要是在居委会或街道的动员下参与；在参与主体上又存在明显的结构性失衡现象，主要表现为以老年人群体参与为主，而作为社区自治最主要力量的中青年居民群体，他们在社区治理中的参与率普遍较低，这对社区治理水平和治理绩效都带来较大的影响。社区居民社区意识的淡漠和社区归属感的沦落，亦使得社区和基层政府难以有效地调节居民与居民之间的各种利益矛盾和冲突，影响了社区治理的合法性基础。
另一方面，在城市治理中政府的民主建设能力面临着各种新的挑战，诸如社区民主建设与居民生活脱节，政府服务与居民需求之间出现错位，社区治理难以形成长效机制等。由于当前社区民主建设主要倚靠政府的主导和推动，难以真正融入社区居民的生活之中。目前，基层政府介入社区治理的主要方式是谋事多，谋人少，街道与社区居委会和社区党组织交往多，与社区居民的直接互动少。居民往往是被服务的，居民的自主治理和社会服务的功能很难得到有效发挥。由于未能深入了解居民的真实需求，一些政府服务过度提供，居民真正需要的一些公共服务却出现供给不足的现象。一些社区仅仅关注民主的建章立制，或者过于关注民主创新的外在形式，却忽视了民主建设所应当具有的社会基础和生活性内涵。其结果是，一些社区民主建设成为基层政府的“民主秀”，脱离了社区发展的实际，无法形成城市基层民主治理的长效运行机制。
三、生活、治理与民主：望江“睦邻驿站”的实践探索
面对当前城市民主建设中居民有参与难自主、有服务难互动的治理困局，自2013年以来，杭州市望江街道通过“睦邻驿站”的建设，着力打造以交往促自治的社区综合治理新平台，为现代城市治理中如何建构起居民生活、民主政治与政府治理三者间良性的逻辑关联进行了有意义的探索。
“睦邻驿站”位于望江街道近江东园小区，总面积约2000平方米，是集参观、体验、服务、交流、娱乐、互助为一体的望江街道居民的“公共会客厅”。在空间布局上，“睦邻驿站”由三个区块构成：邻里交往体验中心、线上民情E点通以及社会组织协同中心。每个区块虽有自己不同的功能定位，但都围绕着以民主自治解决民生实事项目的主线而展开，因此，三个区块之间又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共同发挥着社区综合治理平台的应有效能。
（一）生活化交往：邻里交往体验中心塑造的公共空间
社区治理的发展与居民民主素质与能力紧密相关。在睦邻交往的基础上引导居民由生人社会走向熟人社会的交往实践，既为培育现代公民文化和民主意识提供了广阔的公共空间，也为提高城市社区民主治理质量提供了人文基础。
睦邻交往体验中心是望江街道为积极贯彻党的群众路线、践行邻里价值观和打造都市文化礼堂的要求而形成的，其主要功能是通過多样性的社区共享交流空间以增加居民活动的机会和场所，引导居民的交流与联系，形成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充满人情味的新邻里社区，强化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同时，通过构建多样化的邻里交往方式，居民能够在民主参议、自主参与、自由参观的过程中，使邻里交往成为人们沟通情感、促进理解和互助、强化自我管理能力的方式之一，尽可能地由居民群众自主解决社区共同事务，实现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自我教育的目的。睦邻交往体验中心通过倡导草根文化，实现自我教育。通过睦邻话吧、睦邻沙龙、睦邻民展、棋友会、戏曲队、美术课、托管班、睦邻咖啡吧、图书吧等载体形式打造永不落幕的邻居节，实现学邻家之长，享文化之宴。同时倡导邻里价值，实现自我服务。通过在职党员微心愿认领、草根英雄典型事迹展、睦邻积分兑换服务等方式，倡导社区邻里与邻为伴、与邻为善的价值观，实现居民自我服务、和谐相处。
（二）互助式服务：线上民情E点通构建多元合作治理机制
“睦邻驿站”线上民情E点通由手机APP、电脑终端和网上指挥中心组成，通过在党员干部、社工和居民群众手机中安装APP，街道各科室、社区安装电脑终端，由网上指挥中心网络互连，形成了以居民参与为主体、政府与居民有效互动的网络协商与共治平台，重点解决居民群众最迫切、最需要解决的突出问题。“我来爆料”功能板块以居民群众自主反映和表达问题为主，涵盖拍照视频、卫星定位、即时呼叫等多种服务功能，还专门面向老年人群体推出了实时电话、语音录入功能，开辟居民群众直接向民情E点通指挥中心反映问题的绿色通道。居民只要通过随手拍、随手录，就可以将民情民意和问题诉求上传至APP，由“民情E点通”网上指挥中心对各类民情民意和诉求进行智能化流转处理。在“爱心接力”版块中，居民群众既是问题的发布者，也是问题的解决者，可以随时随地自助发布问题、互助解决问题。此外，APP还引入了“以服务换服务”理念，居民通过在APP中提供服务赢取积分，凭借积分可以享受家政、医疗、油卡等各类政府购买服务，购买服务所需资金将通过民生实事项目认领的形式面向社会力量筹集，最终形成“社会资金扶持爱心人士、爱心人士解决社会问题”的良性循环。
这种以APP为载体的网络协商与共治平台，着眼于构建居民之间的良好互助平台，并畅通了居民与政府的沟通渠道，较好地解决了社区居民特别是中青年群体有效参与社区治理不足的问题，也是信息社会条件下政府与社区居民直接互动的有益探索。
（三）民主促民生：基于民生实事项目的社会组织协同治理
社会生活中的民主直接关系老百姓的生活品质，特别是伴随城市的飞速发展，在实施住房拆迁、道路改造、环境保护等一系列重大工程中，层出不穷的民生难题长期困扰着城市管理者。解决这些民生难题，政府的作用很重要，但民生改善最终还需要发挥民众自己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改善民生，最根本的是要为老百姓提供有利于生存和生活的制度环境，最好的制度环境就是民主。“以民主促民生”，就是以民主的方式、民主的程序、民主的力量来解决民生的难题，真正为老百姓谋福利、办好事。在望江“睦邻驿站”建设中，通过具体的民生项目的实施，将社区民主建设与居民交往和日常生活紧密结合，很好地激发居民的参与热情和提高居民参与的有效性，这样能够夯实社区民主治理的微观基础，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基层公共安全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因此，无论是政府服务还是社会组织参与，都需要与居民需求很好地对接起来，在增强社区治理的实效性和居民认同感的基础上，推进社区民主建设和民生事业的同步发展。
在“睦邻驿站”的建设中，社会组织是民生实事项目的重要参与者和承担者，以通过社会力量解决诸多的民生实事问题，构建基于多元化社会交往的社区事务合作治理模式。一是募集社会服务资源、培育社会组织成长，入驻社会组织协同中心的社会组织具备切实解决社区居民民生问题的能力和发展趋势，要能为和谐社会的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促进保障作用。通过政府房屋、水电政策支持和公益创投项目扶持，指导社会组织积极承接公共服务，协助政府解决居民的民生问题。二是优化社会服务能力，使社会组织更好地与社区居民建立紧密联系，促进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和为社区居民服务。相关社会组织每月需要在睦邻交往体验中心组织公益活动不少于一次，服务街道辖区居民每季度不少于一百人次。三是发挥社会服务优势，强化居民在社会组织发展中的参与、评估和监督作用，使睦邻交往的功能向社会组织化方向拓展，着力解决社区实际问题。
四、构建城市民主的微观逻辑：望江实践的价值
人类发展历史一再证明，任何伟大的变革总是以改变那些最日常的生存条件为开端和最终结果的，看起来最细微的日常生活方式的改变，往往开拓出超越细微的宏观格局。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明确提出，实现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必须加快社会事业改革，解决好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更好地满足人民需求，必须着眼于维护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增强社会发展活力，提高社会治理水平，维护国家安全，确保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望江街道“睦邻驿站”生活化治理的实践模式，切中了当前社区治理所面临的诸多时弊，夯实了社区民主治理的微观基础，有效地激发了社会多元参与和合作治理的活力，在预防和化解社会矛盾，实现基层公共安全，推进社区民生事业发展等方面起到重要作用。望江“睦邻驿站”的实践探索为如何构建我国城市民主发展的微观逻辑提供了诸多有价值的启示。
（一）生活化治理与城市治理的民主效能
在城市化进程中，传统的和睦邻里关系遇到了挑战，出现了邻里关系僵化、自治功能弱化等问题，对社区民主治理带来极大影响。要积极重构和谐的社区邻里关系，一个有效的方法就是将民主治理嵌入居民的生活交往之中，吸引更多的居民从家里走出来，让社区邻里中心成為居民交流、民主自治的大平台。基于邻里交往的社区生活化治理模式，有两个方面的因素能够克服民众的无效能感：一是它的社区归属感和邻里互助情感的培养；二是它能够带来立竿见影的、实实在在的民生实事项目的解决。居民对社区民主治理看法的改变，意味着当居民看到使事情得以顺利解决，以及有相关后续措施时，对社区治理的参与兴趣和参与欲望就会急剧膨胀。因此，在社区治理机制创新过程中，要把社区居民创业和就业有机结合起来，实现社区民生改善与社区民主治理的有机统一，逐步拓展民众参与的广度和深度。在此过程中，逐步对一些结构性的体制问题进行调整，并逐步实现由邻里交往到民主自治的自然而有序的系统化转变。
（二）以邻里共治夯实城市治理的社会基础
社区意识是衡量社区发育程度的最重要指标，也是构建和谐社区的重要精神支撑。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社区意识就是居民对自己所在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现代公民以关心公共事务、参与公益事业、承担社会责任为基本标志，没有现代公民就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居民自组织参与，社区也不可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共同体”。当前在一个日益强调个体利益、个体权利和私人空间的社会中，社区意识的培育变得越来越困难，这同时也是城市社区治理中面临的一个共同难题。弘扬邻里价值、促进睦邻和谐，为和谐社区建设提供新的动力和基础保障。不同于以往的“熟人社会”，对一个传统地缘关系、邻里关系逐渐弱化的社区而言，利益和价值的多元化是客观必然。因此，社区的民主自治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如何找到稳定的居民共同交往价值基础。实际上，“睦邻驿站”在居民交往中弘扬邻里价值，将培育现代公民意识及和谐共处意识贯穿城市居民邻里交往全程，这种内群体偏好将不断强化居民对社区的归属感和认同感，使居民更加积极地投身到社区治理，为和谐社区的建设注入新的活力。
（三）精准把握需求导向实现政府与居民的有机互动
望江街道“睦邻驿站”建设的实践表明，邻里中心和网络协商是畅通信息渠道的有效形式，它能够有效地实现基层政府与社区居民的直接互动。从规范性的角度来看，“睦邻驿站”推动社区居民参与的动力，首要在于它将居民的生活事务放在重要位置，并在这个过程中建立稳固的互信和合作基础。实践表明，如何来建构一个地方秩序而实现国家与社会的互强，是当前我国基层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对于城市民主的有效性来说，最重要的是要让居民相信他们的参与能够对公共政治生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作用。要使公民参与有意义，就必须完善相应的参与空间，特别是强化居民生活化交往、事务性参与和民生实事项目的解决这三者之间的联系纽带。政府通过全面精准把握居民的需求导向，将公民的需要与居民的参与和社区民主建设紧密地结合起来，使居民意识到他们的参与对于公共生活具有实质的影响作用。民众了解自己参与的实践效果，这将影响他们在今后的公共生活中的民主态度。为此，政府既要畅通居民的利益表达渠道，让政府能够获取充分的信息，也要让公民意识到政府的开放诚意。要以社区公共需求为基本导向，创新社区公共服务，基本形成群众诉求表达——群众利益保障——群众权利实现——群众需要满足的良性循环，推进社区认同走向社会认同。
（四）以民主自治解决民生实事强化城市民主实效性
生活问题导向的民主治理，具有深厚的实践基础和群众基础，是民主政治具有生命力的根本所在。社区民主自治体制的首要价值就在于它与社区居民生活紧密相关。以民主自治来解决社区生活中的各种民生实事项目，从而不断强化社区自主治理的实效性和针对性，是我国社区民主发展的必然选择。社区综合民主治理平台的建设，目的就是要整合服务资源，拓展服务内容，提升服务质量，解决那些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国内外的民主理论与实践也早已表明，公民参与空间的存在能够提高公民的参与度，使政府（特别是基层政府）更具回应性和责任性，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政府行为的绩效更为明显，公民也更容易获取更高效和更便利的公共服务。有鉴于此，政府应当有意识地汇总和梳理居民的民生诉求，在对各类焦点议题分析的基础上，将涉及社区治理难题转化为社区治理公共议题，通过召开评议会、协调会等组织力量开展协调工作，在有效化解难题的同时提升居民自治水平。在这一过程中，居委会、基层政府在引导居民自我管理、自我服务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而居民也能以更加合作的方式参与到社区共治中来。当居民交往的信息和话题以及民主自治的主题大多与居民的生活相关，就可以有效推动社区从“熟人共同体”向“情感共同体”和“自治共同体”依次递进发展，实现从陌生人到熟人、从熟人到家人、从家人到主人的转变。
五、小结
现代民主政治滥觞于近代自治城市，也正是在城市中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市民社会和现代民主政治起源的政治空间，因此，城市以及城市中的市民在整个国家政治生活中所具有的影响力，决定了城市民主发展对中国整个民主政治建设和发展的方向性和全局性意义[3]。但我国城市治理的民主化路径探寻，“一方面要结合本土的实情从学理上加以研究，另一方面要在实务上进行模拟、试验，以期成熟推广之，在学理与经验的互动中为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推进国家的制度建设”[4]。对望江街道“睦邻驿站”实践的研究可以看出，当代城市民主逐步形成了独特的发展路径，即一条通向生活化治理的现实路径。这种民主实践采用参与式民主、协商民主以及合作治理等方式，通过对现有制度框架的充实或改善，首要目的是解决与居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各种问题，通过把那些在政策制定和决策中受到影响的人纳入决策考量之中，使体制对社会利益矛盾与冲突更加敏感、更加以规则为导向、更加尊重公民的权利救济和利益实现。所有这些改变，都可以被看成是不断完善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系过程中的也许微小却有意义的进步。围绕更好的城市生活的核心价值理念，生活化治理以多种具体民主理论诉求和实践形式得以体现，使民主在当代社会现实的基础上真正运行起来，为城市民主化路径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起始于20世纪70年代末的中国改革开放之所以取得成功，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它深深植根于民众的生活之中，改变着社会成员日常生活的基本逻辑。同样，望江街道“睦邻驿站”民主治理实践表明，民主政治虽然具有多面向的特征，它不仅是抽象的理论，宏大的政治蓝图，更应是具体的生活方式，把那些日常生活领域，甚至私人领域的一些微观问题纳入其中，寻求个体的、内在的、心灵的“微观解放”。从社会和经济发展的角度来看，城市居民作为城市治理最直接的受益者，城市治理的目的之一也是不断满足城市居民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产品需求。对于城市政府来说，把城市建设好、管理好，其根本目的也是改善人们工作、学习、生活环境，提高人們的生活质量。因此，是否能够将城市的民主发展与城市居民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将民主治理作为城市居民生活和参与公共事务的基本方式，夯实城市民主发展的微观基础，是决定城市民主发展是否具有生命力的最重要影响因素。
生活化治理的实践，在某种程度上指明了我国城市民主问题的关注焦点如何从宏观政治制度框架开始转向微观政治运作机制，以使民主作为一种公共生活方式的价值凸显出来。更进一步说，通过生活政治的微观民主经验实践与体验，一种基于民主和法治的现代国家认同才会具备本土的经验根基，“民主合法性”的规范取向才能真正扎根于中国自身的政治社会基础之上[5]。这意味着我国城市民主政治的发展，应当在着眼于充分发挥民主的治理功能的同时，更要将民主治理及其相关的民主制度安排转化为民众日常化的、生活化的经验感受，并成为他们处理与切身利益相关的各种私人或公共事务的基本原则和方式。这种生活化的民主生活将真正具有持续发展的生命力，并为我国城市民主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奠定坚实的社会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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